当我晚饭后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走完第一圈之后，雨云消失了。在一排排砖房之间，天已经开始变暗。只有灯塔的玻璃小房间里闪烁的灯光还在照着一点点变暗的地球。从洛斯托夫特起我走了很远的路，两腿已发酸，便坐在一片叫枪山的宽阔大草地上，看向远处风平浪静的大海，从海的深处升起了阴影。最后一批傍晚散步的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我感觉自己就像身处一个空荡的剧院，如果幕布在我面前突然升起，舞台上再次上演一六七二年五月二十八日那天的情形，我并不会感到惊讶。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在远处外海的海面上，晨曦从背后照耀着荷兰海军的舰队，它们从漂浮在海面上的雾气中现身，向着集结在绍斯沃尔德海湾的英国舰船开火。很有可能那时的绍斯沃尔德居民在第一批炮弹落下时就急忙跑到了城外，站在海滩上观看了这出罕见的戏剧。市民们用手挡在眼前遮住刺眼的阳光，他们将会看到这些舰船如何盲目地开来开去，船帆如何在轻微的东北风中涨满，又如何在慢腾腾的指挥调度中沉没。他们在远处体会不到那些人的感受，包括指挥舱里的荷兰和英国海军上将。稍后，随着战斗的进展，当弹药仓爆炸后，一些涂了油的船身直到吃水线之上都被焚烧殆尽，一切都被包裹在一种具有刺激性的、在整个海湾上空翻滚的黄黑色浓烟之中，使得所有观战的人都看不到战斗的过程了。如果说当时有关在所谓荣誉之地进行的决战的报道不可信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有关这次声势浩大的海上遭遇的画作无一例外都是纯粹虚构的。当燃烧着的桅杆和船帆掉了下来，或者当炮弹炸穿挤满了多得不可思议的人的甲板，甚至像斯托克、凡·德·维尔德或者德·卢泰尔堡这样的著名海战画家，都没有能力传递真实的印象，表现出一艘装满了设备和人员的、全面过载的船会发生什么，尽管他们的画有着一种完全可以辨认的现实意图，因为我曾经在格林尼治的海事博物馆较为仔细地研究过他们描绘索尔湾海战的一些作品。【推荐好书vxbooker113】
仅仅在被一艘纵火船引燃的“皇家詹姆斯号”战舰上，全体一千号人中就有将近一半丧了命。有关这艘三桅船更加确切的信息并没有流传下来。许多目击者声称，他们看见将近三百公担重的英国舰队指挥官桑威奇伯爵最后在后甲板上被火焰缠身，绝望地打着手势示意。可以确定的只是，他浮肿的尸身几个星期之后被冲到了哈里奇旁边的海滩上。制服的接缝都已经崩开了，纽扣眼也撕破了，但嘉德勋章依然熠熠生辉。在那个时候，世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在这样一场战役中灭绝了这么多的灵魂。忍受的痛苦、遭到毁灭的一切超过我们想象力的许多倍，正如我们不能去设想，为了建造和装备这些大部分从一开始就注定会遭到毁灭的运输工具，工作方面的巨大浪费——树木的砍伐和加工、矿石的开采和冶炼、铁的锻造、船帆的纺织和缝制——是否有必要。命名为“斯塔福伦号”“决心号”“胜利号”“荷兰地亚格鲁特号”和“欧力帆号”的这些稀有船只在万众瞩目中下水，仅仅在水面上航行了很短的时间，就又消失了。另外，从来也说不清楚英国和荷兰在这场为了勒索经济利益而发动于绍斯沃尔德城下的海战中哪一方是最后的赢家，然而为大家公认的是，荷兰方面因为按战役总耗费来计算几乎不能评估的力量转移而开始衰落，而另一方面，几乎破产的、外交上遭到孤立的、因为荷兰袭击查塔姆船坞而蒙羞的英国政府，尽管看似完全缺乏策略，尽管海军管理部门身处瓦解的边缘，也许只是多亏了当时风和浪的状况，才得以维持长时间没有被打破的海上优势。——那天晚上在绍斯沃尔德，我就这样坐着俯瞰北海，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清楚地感觉到世界正在慢慢地转入黑夜之中。在美洲，托马斯·布朗在他有关瓮葬的文章中写道，猎人们在波斯人刚刚陷入沉睡的时候就起身了。夜幕像长裙的裙摆扫过大地，而且因为日落后，从一根经线到下一根经线，万物几乎都睡下了，他如此继续写道，所以，如果人们一直追随着正在落山的太阳，就可以看到我们所居住的球体总是充满了趴在地上的，就像被萨图恩的镰刀砍倒、收割的躯体——一座为癫狂的人类设置的绵长得没有尽头的墓地。我看向远处的海面，看得越来越远，直到视线再也穿不透昏暗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几乎辨认不出来的、形状十分古怪的云带正在延伸，也许是下午晚些时候从绍斯沃尔德上空下降的气流的背面。这片云像一条墨色的山脉，山峰部位的最高山尖处还继续闪耀了一会儿光芒，就像高加索山的冰原一样；当我看见它们慢慢消散，我又想起几年前有一次我曾经在梦里穿越了整整一条这样遥远而陌生的山脉。那应该是一段数千英里或者更长的路程，穿越山沟、山涧、山谷，走过山隘，爬过山坡，越过山溪，沿着茂密森林的边缘，踏过石原、碎石和白雪。我想起来，我在梦里、在到达我所走的路的尽头时回头望了一眼，正好是傍晚六点钟。我所走过的这些山的锯齿形山峰，在飘着两三朵玫瑰红色云朵的青绿色天空的映衬下，显露令人害怕的尖锐锋利。这是一幅让我难以捉摸的熟悉图景，它在我脑海中存在了数周时间，最终我意识到，它在一切细节方面都与瓦绿拉山脉一致，在我入学的前几天，当时我们在傍晚时分结束了蒙塔丰河谷的郊游，乘着公共汽车返回，我在一种因为乘车而极度疲惫的状态中看到了这条山脉。很可能它只是被淹没的记忆，它制造出了人们于梦中所见之物的独特超现实性。不过它也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一些雾气氤氲、捉摸不透的东西，透过这种东西，梦里的一切就会自相矛盾地看起来更加清晰。一小滴水变成了一片大海，一丝微风变成了一场风暴，一把尘土变成了一片沙漠，血液中的一颗硫磺变成了火山爆发时的火焰。我们在其中身兼作者、演员、舞台机械师、舞美布景师和观众于一体的一出戏剧，是怎样一出戏呢？梦中逃离时的穿越行动所包含的理智，比人们上床睡觉时所携带的，更多还是更少？
这些东西一直以来对我而言有多么费解，那天傍晚在绍斯沃尔德的枪山上我就多么不可能相信自己就在一年前从荷兰的海滩眺望着英格兰。当时，我在瑞士巴登度过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晚上之后，途经巴塞尔和阿姆斯特丹前往海牙，入住车站大街诸多不靠谱的宾馆中的一家。我现在已经不知道它的名字叫阿斯奎思勋爵还是阿里斯托或者是法比欧拉。总之，即便是再不挑剔的旅客都会立马从这家宾馆感受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抑郁感，接待处坐着两位不再年轻、一看就知道已经结婚很久的男士，两人中间坐着的，不是孩子，而是一只杏黄色的长卷毛犬。我在安排给我的房间里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打算去哪里吃点什么东西，于是沿着车站大街向上走去市中心，路上经过布里斯托尔酒吧、尤克塞尔咖啡馆、一家音像碟片店、阿兰土耳其披萨店、一家欧洲性用品店、一家伊斯兰清真肉铺和一家地毯商行——这家商行的橱窗陈列品上展现了一幅由四部分组成的原始湿壁画，描绘了正在穿越沙漠的商队。在这座破落建筑的立面用红色写着perzenpaleis（波斯宫殿）这几个字母，楼房上面几层的所有窗户玻璃都被涂成了石灰色。我还在抬头看着外立面的时候，一个长着深色胡子、在长衫外面罩着一件旧西装外套的男人紧挨着我迅速跑进了一扇门，我们的胳膊肘相互碰了一下。穿过那扇门开着的缝，我的目光在令人难忘的、时间凝滞了的那一刻落到了一座木头支架上，架子上整齐地并排累叠着穿坏了的休闲步鞋，也许有一百双那么多。过了一会儿，我才从房子的后院看到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耸立在荷兰傍晚时分的蔚蓝色天空中。我在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享有治外法权的地区逛了一小时或者更久的时间。
背街小巷里的窗户大多数用木板钉死，在沾着煤炱的砖墙上写着一些标语，比如“帮助拯救热带雨林”和“欢迎来到荷兰皇家墓地”。我现在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哪儿都没去，来到了麦当劳，在被花里胡哨的灯光照着的柜台前，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被所有国家通缉的犯罪分子，我买了一包炸薯条，在回宾馆的路上慢慢吃着。在车站大街的娱乐场所和饭馆大门前，来自东方的男人们正一小群一小群地聚集在一起，他们中大多数都在安静地抽烟，其中有一两个人好像正在和一个客人谈着生意。当我走到与车站大街交叉的小运河边，一辆装饰着灯、镀铬金属闪闪发光的美国敞篷大轿车突然从我身边穿过马路，好像凭空变出来似的，车里坐着一个拉皮条的男人，穿着白西装，戴着一副镶金边的太阳镜，头上戴着一顶搞笑的蒂罗尔礼帽。我正惊奇地盯着这近乎超自然的一幕，这时，一位深肤色的男人转过街角向我冲了过来，他一脸惊恐，同时突然绕过我，使我挡住了跟着他的人的路，从外貌来看那人肯定是他的同乡。跟踪者眼里闪烁着杀戮和愤怒的光，他可能是一位厨师或者伙夫，因为他身前系着一条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闪闪发光的长刀，刀子挥舞着从我身边擦过，我觉得我似乎都已经能感受到它是怎样穿过我的肋骨的。经历了这些遭遇之后，我惊慌失措地躺在宾馆的床上。那是一个不舒服的、难挨的夜晚，潮湿得很，以至于我不得不把窗户打开。但打开窗户之后，我又会听到从路口传上来的交通噪音，每几分钟就有一辆有轨电车在终点站的环形车道上费力地前行，发出刺耳的吱嘎声。所以，当我第二天上午站在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将近四平方米大的群像画《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前，我的状态相当糟糕。尽管我本来就是为了这幅画才来到海牙的，当然我在接下来若干年当中还对它作了很多研究，但是当时我在熬夜的状态中怎么着都无法对在一群外科医生注视下躺着的病理解剖室标本进行任何思考。其实不如说——我不清楚为什么——我感觉受到了这幅画的刺激，以至于我之后在雅各布·凡·雷斯达尔的《带有漂白场的哈勒姆风景画》前站了一个小时，才再次恢复了一点平静。人们普遍认为，朝着哈勒姆绵延的平原是从高处俯瞰的，是从沙丘上往下看的，然而从鸟瞰的角度获得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海边的沙丘群肯定会变成一片丘陵，或者甚至是一条小山脉。事实上，凡·雷斯达尔在画画的时候当然没有站在沙丘上，而是站在设想中略高于大地的地方。只有这样他才能同时看见一切：布满云朵的巨大天空，占据了画面三分之二；城市里，除了高耸于所有房屋之上的圣巴沃大教堂，其他都好像地平线上的一道镶边；深色的灌木丛和树丛；前景中的庄园和浅色的田地，若干条白色亚麻布被铺在地上脱色漂白，如果我没有数错，还有七八个不足半厘米高的人物在劳作。离开画廊之后，我在洒满阳光的宫殿入口台阶上坐了一会儿，在我买的导游手册上写着，这座宫殿是由总督约翰·毛里茨在他待巴西的七年时间里请人在家乡建造并装修的，它十分契合总督的格言“我心如世界”，展现了来自世界上最遥远地区的珍奇，堪称一座具有宇宙志色彩的宅邸。一六四四年五月，刚巧是我出生前三百年的时候，在宅邸的落成庆典上，据说由总督从巴西带来的十一位印第安人在新房子前面用石块铺就的广场上表演了一段舞蹈，意在让聚集在这的市民知道他们国家的威力现在已经扩展到了怎样遥远的国度。舞者们早就消失了，他们什么都没有流传下来，消失得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像霍夫菲法湖上的那只白鹭一样安静，当我再次动身上路的时候，我看到它不为湖边慢慢向前爬行的车流所动，均匀地挥动着翅膀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飞翔。谁又知道，从前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狄德罗在他的游记里把荷兰写成欧洲的埃及，人们可以坐着船穿过田野前往，在那里，目光所及之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突出于被淹没的平原。最微不足道的突出之物，他写道，都可以帮助人们在这个奇妙的国度获得一种崇高的感觉。干净的荷兰城市在所有方面都堪称典范，城里笔直的运河两旁种植着行道树，对于狄德罗而言，没有什么能比这些城市更加能够使人类的精神获得满足。一处处居民点相互紧挨着，好像它们是由艺术家在一夜之间根据事无巨细都被周全考虑在内的规划用魔术变出来的，即便站在它们中最大居民点的中央，狄德罗写道，人们总是还有身在乡村的错觉。海牙，在当时有四万居民，狄德罗称它为地球上最美丽的村庄，称从市里通往斯海弗宁恩海岸的路为林荫步道，除此找不出第二条这样的路。对于这样的景观，当我自己沿着公园大道往斯海弗宁恩方向漫步的时候，并不容易有同感。这里或那里有一座里面伫立着一栋漂亮别墅的花园，但是此外几乎没有能够让我深吸一口气的东西。也许是我走错路了，我在陌生的城市里经常走错路。在斯海弗宁恩，我原本希望站在远处就能够看到海，但事实上我必须在一栋栋四层楼住宅的阴影里走好久，就像身处谷底之中。当我终于到达海边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我躺了下来，一直睡到下午。我听到了海浪的声音，在半梦半醒之间听懂了所有荷兰话，感觉有生以来第一次回到了家里。即便在醒着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瞬间觉得周围的人们好像在穿越沙漠的一列火车上休息。疗养酒店的外立面在我面前就像荒漠中的商旅客栈一样耸立着，与此非常匹配的是，世纪之交建在沙滩中间的豪华宾馆被数量众多的零碎建筑包围了，它们明显是在近些年才建起来的，顶像帐篷一样，里面开着报摊、纪念品店和快餐店。在其中一间叫作马萨达烤肉的店里，柜台上方的图片灯箱招牌上没有常见的汉堡包搭配套餐，而是符合犹太教规的洁净食物，于是我在回城之前还在这里喝了一杯咖啡，对一对享受着天伦之乐的祖父母表示赞叹，他们被一群五颜六色的孙儿孙女包围着，在这家其他时候空空如也的饭馆里庆祝某个家庭纪念日或者某个节假日。
傍晚在阿姆斯特丹，我来到一家位于冯德尔公园边上的私人旅馆，这家旅馆我以前就知道，里面有用旧家具、图画和镜子装饰的沙龙，在沙龙里，我记下了各种各样的笔记，比如现在将近尾声的旅行途中去过的地方，在巴特基辛根的白天进行的各种调查，在巴登突发的恐慌，在苏黎世湖上乘船游览，在林道的赌场碰到的一连串幸运事，参观老绘画陈列馆，去纽伦堡拜访我的主保圣人的墓地。传说他是达西亚或者丹麦的王子，在巴黎和一位法国公主结了婚。据说，在新婚之夜，一种深深的无意义感突然侵袭了他。看呐，人们这么说，他对他的新娘说道，今天我们的躯干锦衣华服，明天它们就是虫子的食物。天亮之前他还是逃跑了，南下意大利朝圣，在那里隐居了很久，直到他感觉到创造奇迹的力量在增强。他在维琴察用一块由灰烬烤成的、由天使送来的面包以及一段无上荣光的讲经布道拯救了快要饿死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子温尼巴尔特和乌尼巴尔特，之后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德国。在雷根斯堡附近他坐在他的法衣上横渡了多瑙河，在城里他使一只碎了的玻璃杯重新完整无缺，在一个舍不得木材的造车匠的炉灶里他用冰柱点燃了一团火。冰冻的生活材料燃烧的故事对我来说总是有着特别的意义，我经常思考，内在的冷淡和荒芜最终是否是借助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虚饰卖弄让世界相信可怜的心还处在火焰之中的前提。不管怎样，我的主保圣人据说日后在位于雷格尼茨河和佩格尼茨河之间的帝国森林的隐居住所中还创造了许多奇迹，治愈了许多病人，直到他自己的尸身，如他事先决定的，由两头顺从的公牛拉着一辆平板车带到今天他的墓地所在地。几百年后的一五〇七年的五月，纽伦堡的贵族决定请铜匠彼得·菲舍尔为圣洁的天国君王圣塞巴都制作一具黄铜棺材。一五一九年六月，经过十二年的制作之后，在献给这位城市圣人的教堂的圣坛里竖立起了一座重达数吨、将近五米高、由十二只蜗牛和四条跃起的海豚抬着、代表全部救世历史的纪念碑。在墓碑基座的立面上，代表四主德——智慧、节制、正义和勇敢的女性周围挤满了森林之神、美人鱼、神话动物和想得到的所有小动物。除了展现冰之奇迹、给挨饿的人供饭、使异教徒皈依，还能看到神话中的人物形象——猎人宁录、拿着棒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长着驴头的参孙和两只天鹅之间的阿波罗神。然后是带着其刑具和标志的耶稣使徒们，最上面是有三座山峰和无数房子的天空之城耶路撒冷，那位热切期待的新娘，上神在人类世界的小屋，一幅不一样的新生活的景象。那座由八十位飞翔的天使围绕着的、用生铁浇铸的罩子最里面是用银片打造的神龛，里面安息着堪称典范的死者的骸骨，他是那个时代的先驱，在那个时代里，我们眼中的泪水被擦干，既没有哀伤，也没有痛苦和喧嚷。
阿姆斯特丹已经是夜里了。在位于冯德尔公园边上的旅馆阁楼，我在房间的昏暗中坐着，听狂风这时使劲晃动着树梢。雷声从远处传来。天边划过一道苍白的闪电。一点钟左右，当我听到最初落下来的雨点打在阁楼窗户前的铁皮屋顶上，我走到护栏边，弯腰伸向窗外，外面温度适宜，雨点淋漓。不一会儿，大雨就像浇灌下来一样，落到了影影绰绰的公园深处，那里正闪烁着信号烟火的蓝光。在屋檐下的排水沟里发出了汩汩的水流声，就像山中的小溪一样。当闪电再次划过天空，我向下望去，看到远在我下面的旅馆花园，在分隔公园与花园的宽阔沟渠中，在垂柳垂下来的树枝的保护下，一对鸭子在被草绿色的糊状物完完全全覆盖着的水面上一动不动。这幅景象如此异常清晰，在刹那之间就从昏暗中浮现出来，以至于我现在还似乎看到了每一片柳叶，看到这两只鸟儿羽毛上最纤细的影子，甚至看到它们垂下来遮住眼睛的眼皮上的毛孔。
第二天早上，史基浦机场大楼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和缓气氛，以至于让人会觉得身处尘世之外的某个地方。这些旅客，好像处在镇静剂的作用下或者是在一个延展的时间里行动似的，慢慢悠悠地走过大厅，或者安静地站在扶梯上，向着他们各自在楼上和楼下的目的地漂浮而去。我在坐火车从阿姆斯特丹来的路上，翻看了《忧郁的热带》这本书，读到书中对坎波斯艾里西欧斯街的描写，它是圣保罗的一条街道；列维-斯特劳斯在回忆他的巴西岁月时这样写道，在这条街上，之前由富人根据一种瑞士幻想风格建造的、涂画得色彩斑斓的木制别墅和木板堡垒在桉树和芒果树疯长的花园中渐渐倾塌了。也许因此我才感觉，在那个早晨被一种低声细语充斥的机场就好像这个陌生国家的前院，没有一个旅客会再次从那里返回。时不时传来女广播员显然无形的、像天使般播送着通知的声音，呼叫着某位旅客。前往哥本哈根的乘客桑特贝格和施特罗姆贝格。前往拉各斯的弗里曼先生。有请罗德里戈女士。聚集在这儿的人中的每一位身边都可能会排起或长或短的队伍。沙发长椅上零散地躺着一些旅客，一动不动，或四肢伸展或蜷缩着，其中有些人还在睡着，因为他们晚上是在这个中转站度过的，我在一条长椅上找位置坐了下来。离我不远处坐着一群非洲人，裹着宽阔的白袍，在我正对面是一位仪表考究得引人注意的先生，马甲上挂着一块怀表，正在看报纸，报纸的头版被一幅照片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版面，上面是源源不断喷涌而出的，好像珊瑚环礁上空一片由原子弹爆炸而产生的蘑菇云一样的大量烟雾。标题叫作“皮纳图博火山上空的火山烟尘”。外面的水泥地面上颤动着夏日的热浪，一些小车不停地开来开去，沉重的、搭载着数百人的机器一架接着一架不可思议地从起飞跑道升起，飞上蔚蓝的天空。但我肯定在看着这样的场景时打了好一会儿瞌睡，因为突然之间我的名字从很远的地方传到耳朵里，紧接着就是提醒：“请立刻前往c4登机口登机。”
这架在阿姆斯特丹和诺里奇之间飞行的小型螺旋桨式飞机，在向西改变航向之前先朝着太阳上升。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在我们下方伸展开来，没有尽头的联排住宅，巨大的卫星城，商务区和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大楼，它们看起来像巨大的四边形冰块一样，在这片直到每个角落都被充分利用的土地上漂浮。前后延续几个世纪的整治、开发和建设活动将整个地区变成了一个几何图形。道路和河流以及铁路线在牧场和森林、小水池和大水库之间以笔直的线条和微弯的弧线穿越行进。汽车顺着它们自己狭窄的轨道滑行，就像在为了无尽的计算而发明的算盘上行驶一样，顺流而下或逆流而上的轮船则给人留下了似乎永远静止不动的印象。作为从前时代遗留物的领地被树丛绿岛包围着，镶嵌在这个均匀的网格中。我看到我们飞机的影子在下面迅速地掠过树篱和栅栏，掠过一行行白杨和一条条运河。一辆拖拉机在一块已经收割过的农田里缓缓开行，就像按照划定的线条，把它划分成一块浅色的部分和一块深色的部分。但是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哪怕一个人。无论飞过纽芬兰，还是在夜幕降临时飞过从波士顿一直延伸到费城的光带，飞过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的阿拉伯荒漠，还是飞过鲁尔区或者法兰克福地区，总是似乎没有人，而只有人类所创造的东西和把他们自己隐藏起来的东西。看得到他们的居所和连接它们的道路，看得到烟雾从他们的住处和生产车间升起，看得到载着他们的汽车，却看不到人类自身。然而人类确实在地球表面上到处都有，每时每刻都在扩散，在高耸塔楼的蜂巢中活动，以日益增长的规模被固定到大大超越每个个体想象能力的复杂网络中，无论是以前在南非钻石矿中身处滑车和卷扬机之间，还是今天在证券交易所和代理机构的办公大厅里，面对永不停歇地绕着地球奔腾的信息流。当我们把海岸抛在身后向前飞到绿色而又略微透明的海洋上空时，我想，如果我们从这样的高度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惊讶于我们对自身、对我们的目的和我们的终点了解得如此之少。
这些大概就是那个傍晚我独自坐在绍斯沃尔德的枪山上，对一年前在荷兰逗留期间的回忆。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在绍斯沃尔德林荫步道上面有一处小房子，里面设置着所谓的“水手阅览室”，这是一个公益性机构，自从水手面临消失的境地以来，它主要被当作某种海事博物馆，用来收集、保存所有可能与海洋和海上生活有关的东西。墙上挂着气压计和导航仪器，玻璃盒子和瓶子里放着船头木雕和轮船模型。桌子上放着旧的港务长名单、航海日志、有关帆船航海的论文、不同的航海学杂志和印有彩色图片的书籍，图片上画着传奇的远洋快速帆船和海洋汽轮，比如“萨伏伊伯爵号”和“毛里塔尼亚号”，它们是用钢和铁制成的庞然大物，超过三百米长，烟囱经常消失于低沉的云层中，整座位于华盛顿的国会大厦都可以装得下。绍斯沃尔德的阅览室每天（仅圣诞节除外）早晨七点钟开门，一直开放到将近午夜。访客最多在节假日的时候有一些，少数的游客来了，通常在带着节假日游客所特有的不理解简短环顾了一圈后，又走了出去。因此阅览室几乎总是空空如也，除了一两个还在维持生计的渔夫和海员，他们无言地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消磨时光。傍晚，他们有时会在里间一起玩一局台球。那时就会听到球的碰撞声，中间夹杂着从外面传进来的轻轻的海浪声，偶尔特别安静的时候，还会听到比如玩台球的人中的一位给台球杆杆尖涂粉，然后把粉尘从杆尖吹掉的声音。如果我去绍斯沃尔德，这个阅览室毫无疑问就是我喜欢的地方。在这里，可以比在其他地方更好地阅读、写信、天马行空地思考，或者在漫长的冬季，就那么向外眺望风浪猛烈、把海浪掀上林荫步道的大海。因而这次也和往常的习惯一样，我在回到绍斯沃尔德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就来到了阅览室，目的是为了把讲座上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东西记下来。和以前有几次一样，我首先顺便翻看了一下“绍斯沃尔德号”护卫舰的航海日志，从一九一四年秋天起它就停靠在码头边。在大幅的横向页面上，每一张上面都有一个不同的日期，有被大片空白围着的零散记载，比如莫里斯·法曼双翼飞机进入内陆或者白色汽艇飘扬皇家海军旗在地平线上巡航到s。每次解读出这些记录中的一条，我都会惊讶于在这里的纸上还能一如既往看得见早就消散于空中或者水里的痕迹。当我在那个早晨一边思考这些手稿怎样令人费解地得以存留下来，一边小心翼翼地合上航海日志的大理石纹封面，在桌上不远处，一本大开本旧书进入了我的眼帘，我以前来阅览室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过它。事实上，这是一本用照片展示一战历史的书，一九三三年由《每日快报》编辑部收集并出版，可能是为了纪念往日的不幸，也可能是为了警示现在正在酝酿的灾难。所有的战争现场都在这本内容丰富的册子里记录下来了，从奥地利和意大利边境阿尔卑斯山前线的地狱山谷到佛兰德斯战场，人能想得到的暴力死亡的所有形式都被展现了出来，从一架空中先锋机在索姆河入海口坠落到大量士兵在加利西亚沼泽集体阵亡。可以看到一片废墟和尘土之中的法国城市，在两军前线壕沟之间的无人区腐烂的尸体，被炮火夷平的森林，在黑色煤油烟云下沉没的战舰，行进中的陆军纵队，无尽的难民潮，爆炸了的齐柏林飞船，来自普热梅希尔和圣康坦的图片，来自蒙福孔和加利波利的图片，破坏、残缺、亵渎、饥饿、大火、苦寒的图片。
标题无一例外地带有尖锐的讽刺——当城市为战争装点它们的街道时！这是一片森林！这是一个男人！异国战场上有一个角落是永远的英格兰！这册书中有一个特别的部分是专门用于展现巴尔干半岛上的混乱情形的，这个地区当时距离英国比离拉合尔和恩图曼还要远。书里一页一页展示着拍摄于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图片，还有溃散民众的群像和个人的独照，他们试图逃避所谓的战事，乘着牛车在夏天的热浪中走过尘土飞扬的乡间小路或者徒步穿行在纷飞的雪花中，牵着一匹快要累死的马。被放在这段不幸历史前面的当然是那张举世闻名的萨拉热窝快照。图片上方是“普林西普点燃导火索！”这个标题。那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十点四十五分，拉丁桥畔。可以看到一些波斯尼亚人、几个奥地利军事人员和那位刚刚被逮捕的行刺者。旁边一页展示了布满弹孔、染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鲜血的制服。很显然，这件衣服在当时是特意为了新闻报道拍摄的，我猜，人们把它从死去的皇位继承人身上脱下来之后放在一个特制的容器里用火车运到了帝国首都，在那里与双角帽和裤子一起放在一个黑色边框的圣物匣内，陈列在奥地利陆军历史博物馆，人们今天还可以参观。行刺时刚满十九岁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格拉霍沃山谷一位农民的儿子，直到事件发生前不久还在贝尔格莱德的文理高中上学，在接受审判之后被囚禁在特雷津的防弹掩体内，一九一八年四月他在那里死于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侵噬他身体的骨结核病。一九九三年，塞尔维亚人庆祝了他的七十五周年忌辰。
下午，我独自一人在皇冠大酒店的酒吧餐厅一直坐到下午茶时刻。厨房里杯盘碰撞的声音早就减弱了，在一台根据升起、落下的太阳和傍晚出现的月亮校准的落地大座钟内，齿轮相互啮合，钟摆均匀地来回摆动，大指针一下一下地转着圈，我感觉有一刻好像身处永恒的安静之中，然后，我在漫不经心地翻着《独立报》周末版的时候看到一篇长文，它与那些我早晨在阅览室看到的巴尔干半岛照片有着直接的关联。文章讲的是五十年前由克罗地亚人与德国人、奥地利人达成一致意见后在波斯尼亚实施的所谓清洗运动，开头是由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组织中的一位男民兵明显出于纪念目的而拍摄的照片，照片上，情绪饱满的、有一些还表现出一副英雄姿势的同志正在用一把锯子割一位名叫布兰克·容吉科的人的头颅。第二张为了取乐而拍摄的照片展现的是已经从躯干上割下来的头颅，在因为疼痛发出最后叫喊而半张开的嘴唇之间还有一根香烟。这次行动的地点是位于萨瓦河畔的亚塞诺瓦茨集中营，仅仅在这座集中营里，就有七十万男性、女性和儿童被杀害，那些杀人的方法，即便是来自伟大的德意志帝国的专业人士，据说他们有时会在小圈子里说到，也感到毛骨悚然。有一种简陋的横向绞刑架，被驱赶到一起的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波斯尼亚人像乌鸦和喜鹊一样被一排排地挂到上面绞死。此外，还有锯子和军刀，斧头和锤子，在索林根特为了割脖子而制造的、绑在手腕上的、配有固定小刀的皮制硬袖口，这些都是他们偏爱的处决工具。离亚塞诺瓦茨集中营不远，在方圆不到十五公里内，还有普里耶多尔、格拉迪什卡和巴尼亚卢卡这几个集中营，在这些集中营里，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民兵组织在纳粹德国国防军的暗中支持下，在天主教教会的精神支持下，日复一日地执行着他们的工作。
持续了几年的大屠杀历史在一九四五年德国人和克罗地亚人遗留下来的五万份档案中都有记录，直到今天，这篇由作者写于一九九二年的文章中如是说，它们都被保存在巴尼亚卢卡的波斯尼亚克拉伊纳档案馆，该档案馆前身是奥匈帝国兵营，一九四二年曾是e军团的情报中心总部。毫无疑问，当时人们对乌斯塔沙的几个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是有一定了解的，当然也知道另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比如在清剿铁托游击队的科扎拉山战役期间，因所谓的战争行动、处决以及驱逐而丧生的人数在六万到九万之间。科扎拉山的女性居民被带到了德国，在那里，她们中的大部分在扩展到整个帝国范围的强制劳动体系内丧命。留下来的儿童数量大概有两万三千名，他们中的一半被乌斯塔沙民兵组织在当地杀害了，另一半为了送到克罗地亚而被赶到不同的聚集点，这些儿童中间，又有不少人在拉家畜的车皮到达克罗地亚首都之前死于伤寒、筋疲力尽和恐惧。在还幸存于世的儿童中，许多人因为忍不住饥饿嚼碎了他们挂在脖子上写有个人信息的厚纸板，因此在极度的绝望中把他们自己的名字也抹灭了。后来他们在克罗地亚家庭中接受了天主教教育，被送去忏悔，被送去参加第一次圣餐仪式。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社会主义基本知识，学习职业技能，日后成了铁路工人、售货员、钳工或者会计。但是没人知道时至今日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有哪些阴影在作祟。此外，在这里还要说明的是，e军团的通讯官中有一名维也纳男青年战后成了一名律师，他当时主要从事的是起草有关出于人道主义考量而必须紧急实施的移民活动的备忘录，因为出色的文书工作，他获得了由克罗地亚国家领袖安特·帕韦利奇颁发的刻有国王兹沃诺米尔王冠的银质橡叶奖章。在战后的年代里，据说这位在职业生涯起步时期就前景光明、在管理技能方面非常精通的军官历任各种高级职位，甚至联合国秘书长。担任该职位时，据说他在录音带上为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地外居民录了一段问候语，现在，它与其他的人类纪念物一起随着“旅行者ii号”空间探测器驶向我们太阳系的外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