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八月，一个浓云低锁的日子，我乘着柴油内燃机火车去往下面的海边，这辆车子已经上了年纪，连玻璃上都沾满了油烟，当时在诺里奇和洛斯托夫特之间来回往返。车上，我们寥寥几个乘客在昏暗中坐在磨损严重的淡紫色座垫上，大家都朝着行驶的方向，尽可能相互离得远一点，且如此缄默，似乎有生之年还没有说过一句话。大多数时间里，这辆轮子在轨道上不稳定地晃动的火车都在滑行着，因为去往海边几乎总是缓缓的下坡路。只是中途有时候会猛地一震，整个车厢都在震动，那是传动装置开始运转，这时候有一阵可以听到齿轮在磨擦的声音，之后在有规律的跳动下，我们像原先一样继续向前行驶，路过一片片民居后花园、市郊小菜园、瓦砾堆和货物堆场，来到了在城市东郊延展的沼泽地区。经过布兰德尔、布兰德尔花园、布肯汉姆和坎特利（那里有一家甜菜炼糖厂坐落在绿色田野中一条死路的尽头，厂里竖立着一座冒着浓烟的烟囱，就像一艘蒸汽船紧靠着防波堤），之后铁路线就顺着耶尔河伸展，直到在里德汉姆那里跨河，拐了一个大弯，来到朝着东南方向一直延伸到海边的平原。这里没什么可看的，除了时不时有一座孤单的田园哨所，除了草和起伏波动的芦苇、一些倒下的柳树，以及倾颓的砖石堆，它们就像灭亡文明的纪念碑，还有无数残存的风车泵站和风车磨坊，白色的翼板倾倒下来，悬挂在哈弗盖特岛上沼泽的水草上方，这样的风车原本在海岸线后面到处都是，直到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一座接着一座地被关停。
我们再也不能想象，其中有个人对我说，他的童年可以追溯到风车磨坊依然在转动的年代，他说，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每一架风车都好比图画上的眼睛里闪烁的光芒。当这些光芒黯淡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地区也随之黯淡下来。有时候我想，当我看过去的时候，一切都已经逝去。——继里德汉姆之后我们还在哈迪斯科和赫林弗利特停靠过，它们是两个散落的村庄，几乎没什么可看的了。在下一站，即乡村城堡萨默莱顿，我下了车。这台内燃机车又猛地向前开动，身后留下一片浓烟，在前面老远的地方拐了一个弧度平缓的弯，消失了。这里并没有车站，只是一个开放的风雨棚。我沿着空空的站台走着，左边是看上去一望无际的沼泽地，右边在一堵低矮的砖墙后面，是庄园的灌木丛和大树。哪里都没一个可以问路的人。从前，我想，当我背上背包从木头小径穿过轨道的时候，这里可能是另外一番样子，因为以前在萨默莱顿庄园这样一座宅子里，人们为了完善配置所需的东西，为了对外维持从未获得完全保障的地位所需的东西，几乎都是装在涂成橄榄绿色的蒸汽机车的货运车皮中运到这个车站来的——各种各样的装备，新的钢琴，窗帘和门帘，浴室用的意大利釉面砖和龙头，温室用的蒸汽锅炉和水管，园艺公司送来的货品，一箱一箱的莱茵河红葡萄酒和波尔多红葡萄酒，割草机，一大盒一大盒伦敦产的用鲸须撑起来的塑身胸衣和克莉诺林衬裙。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也没有，没有戴着闪亮制服帽的车站站长，没有一个职员，没有马车夫，没有拎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没有狩猎协会会员，既没有穿着结实的粗花呢套装的男士，也没有穿着优雅的旅行服的女士。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经常这么想，一整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今天，萨默莱顿庄园就像大多数有名的乡绅宅邸一样在夏季对付费游客开放。但这些游客并不是乘坐柴油内燃机火车来的，他们是开着自己的汽车从大门进来的。整个旅游业，自然而然地，都随旅客进行了调整。不过如果谁像我一样从火车站进来，那么他——如果他不想绕着一半的区域先走一大段路——就必须像一个藏在路边的树丛中准备行窃的小偷一样爬过围墙，艰难地穿过灌木丛，才能够到达庄园。正当我从大树丛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一辆小火车穿过田野冒着蒸汽向前开去，里面闲坐着许多人，他们让我想起了马戏团里穿着衣服的狗或者海豹；这就像一堂古怪的进化史课一样触动了我，进化史有时会用某种自嘲来概括其过往的阶段。坐在这辆小火车的最前面背着售票包的，集列车售票员、驾驶员和驯兽老板这些身份于一体的，是如今的萨默莱顿勋爵，女王陛下的驯马师。
萨默莱顿庄园在中世纪盛期属于菲茨奥斯伯特家族和杰尼根家族所有，在之后的几个世纪内，庄园的所属权在一系列或通过婚姻或因为血缘而联系在一起的家族之间辗转。它从杰尼根家族手里转到温特沃思家族，从温特沃思家族手里转到加尼家族，从加尼家族手里转到艾伦家族，从艾伦家族手里转到安古伊什家族，而安古伊什家族在一八四三年绝代消亡了。同年，悉尼·戈多尔芬·奥斯本勋爵——这个绝代家族的一位远亲，并不愿意继承其遗产，于是把整个不动产转让给了一位叫莫顿·佩托的爵士。佩托出身于最最底层的阶级，必须从零工和泥瓦匠小工一步一步走上来，他买下萨默莱顿庄园时刚好三十岁，却已经是他那个时代最为出名的企业家和投机商之一了。在对伦敦城的重大工程，比如说亨格福德市场、改革俱乐部、纳尔逊纪念柱和西区若干剧院的规划和实施中，他在各个方面都树立了新的标杆。此外，他还通过资金参股的方式，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非洲、阿根廷、俄罗斯和挪威拓展铁路事业的过程中于最短的时间之内获得了巨额财富，因此他现在正处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即他必须设置一处在舒适和奢华方面超越一切现有庄园的乡村宅邸，从而圆满升入最上流的社会阶层。事实上，莫顿·佩托在数年之内就拆毁了旧的地主庄园，并在同一地块上完成了他的梦想作品：一座盎格鲁-意大利式的亲王宫殿。一八五二年，《伦敦新闻画报》及其他主流杂志对新建的萨默莱顿庄园进行了极其热情洋溢的报道，庄园的特殊名声似乎在于其内部装饰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过渡几乎不为人所察觉这一点。参观者几乎说不出来自然在哪里结束，艺术在哪里开始。客厅和温室连通，通风走廊和阳台交替。有走廊，它们相汇于一个总是井水汩汩的长满蕨类植物的人造山洞；有铺满落叶的花园走道，它们在一座奇幻的清真寺的圆顶下相交。可下降的窗户使得空间向外开放，于是美丽的风景就映现在房里的镜墙上。棕榈树屋和橙园，看上去像一块绿色天鹅绒料子的草坪，台球桌的罩子，晨房和休息室以及阳台上马略卡花瓶中的花束，丝质墙布上的极乐鸟和金鸡，鸟舍中的金翅雀，花园里的夜莺，饰有阿拉伯式藤蔓花纹的地毯，还有被黄杨木树篱围起来的大花圃，所有的一切都在闪耀着一种光芒，能够唤起一种对自然生长和人工制造之间完美和谐的幻想。最最奇妙的，当时的一篇报道这么写道，是夏夜里的萨默莱顿庄园，当无与伦比的、由铸铁柱子和支架支撑着的、在金丝银线镶嵌的外形中显得无比轻盈的玻璃花房由内而外散发着光芒，闪耀着光辉。无数盏圆筒芯的灯里嘶嘶地燃烧着瓦斯，跳跃着白色的火焰，这些灯借助它们的镀银反射器散发着跟随我们地球的生命之流一起搏动的、明亮无比的光芒。
就连柯勒律治在他抽着鸦片打盹时替他的蒙古王公忽必烈汗勾勒出来的景象也没有这样奇幻。现在请您想象一下，这位记者继续写道，您在社交晚宴中于某一时刻和一位身边的人一起登上了萨默莱顿庄园的塔楼并站在上面，一只夜鸟恰巧在此时的画廊上空飞过，无声无息的翅膀擦着你们而过！宽阔的林荫道边立着一棵棵椴树，微风把它们的迷人花香吹向站在高处的你们。你们看到在你们下方是非常陡峭的、被深蓝色的石板瓦覆盖着的一片片屋顶，还有在玻璃房雪白色光芒的反光中显得同样黑暗的一块块草坪。在庄园外边稍远一些的地方，黎巴嫩松的影子在左右晃动；樱桃园里，胆小的动物们在睡觉时都会睁着一只眼睛；在最最外面的篱笆那边，沼泽地一直延伸到目力可及之处，磨坊的风车在风中转动。
萨默莱顿庄园已经不会给今天的游客留下什么东方童话宫殿的印象了。玻璃游廊和棕榈树屋——它高耸的圆顶曾经照亮了夜空，都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次瓦斯爆炸后焚毁殆尽，之后便被拆除了。将一切安排得妥妥贴贴的一众仆从，男管家、马车夫、司机、园丁、厨女、针线女工和近身侍女，都早已被遣散。现在，一排排房间看上去略显荒废，落满埃尘。天鹅绒窗帘和酒红色的灯罩已经褪色，软垫家具已经被坐坏，供人穿行的楼梯间和走廊堆满了没有用处的马戏团零碎杂物。有一个樟脑木旅行箱，从前的一位房主也许带着它去过尼日利亚，或者去过新加坡，箱子里有旧的槌球槌和木制的球，还有高尔夫球棒、台球杆和网球拍，它们大多数都很小，似乎是小孩专用的，或者在流逝的岁月中缩小了。墙上挂着铜质的锅、便盆、匈牙利军刀、非洲面具、矛、游猎战利品、布尔战争中的一次战役的上彩凹版画——名为《彼得山战役和莱迪史密斯赈济：观测气球上的鸟瞰》，还有一些很有可能是由一位和现代主义有关系的艺术画家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六〇年间创作的家庭肖像画，在这些画上，被画者的石膏色脸上呈现出可怕的猩红色和淡紫色污斑。门厅里站着一个高达三米多的北极熊标本。它披着泛黄的、被蛾子蚕食的皮毛，就像一个因忧伤而衰老的鬼魅。事实上，当人们走过萨默莱顿庄园向游客开放的房间时，他们不太确定自己到底身处萨福克的一座乡村宅邸，还是一个非常偏僻、似乎远在天边的地方，是在北海的岸边，还是在这片黑色陆地的心脏地带。也无法一下子就说出现在是哪个年代、哪个世纪，因为许多时代在这里重叠、共存。当我在八月的那个下午和一群时不时各处停留的游客一起走过萨默莱顿庄园大厅时，我不得不好几次想到当铺或者旧货店。但正是数不清的、一定程度上等待着进行拍卖的、一代代收藏累积起来的物件，使我对这座最终由各种各样的荒诞古怪组成的宅邸产生了好感。我不禁想，在为大企业家和议员莫顿·佩托所有的时代，在从地下室到屋顶、从贵重餐具到厕所的一切都是崭新的时候，在最微小的细节都完美和谐、品味好到严苛的时候，萨默莱顿庄园是何等地不入俗流。现在，这座地主庄园让我觉得何等之美，因为它在不知不觉地走向瓦解的边缘，接近宁静的废墟。另一方面使我感到压抑沮丧的是，当我周游了一圈之后重新来到室外，我在一个几乎已经废弃的鸟舍中看见了一只孤独的中国鹌鹑，它很显然处于一种痴呆的状态，在笼子右侧的网格上爬上爬下，每当转身的时候都要抖动脑袋，仿佛不明白自己是怎样陷落到这样一个没有未来的境地。
与渐渐衰败的房子不同，围绕在它周边的绿植，在当下，在萨默莱顿庄园辉煌时代的一百年之后，正处于它们生长的高峰期。虽然从前大大小小的花坛也许色彩花哨、保养得更好，但是现在，由莫顿·佩托种植的树木填满了花园上方的空间，还有已经为当时的游客所赞叹的香柏，它们当中的一些伸展出来的枝杈覆盖了超过四分之一摩尔干的面积，此刻真可谓一树一世界。还有红杉，它们以六十多米的高度木秀于林；有稀有的西克莫树，它们最外面的枝条垂到了草坪上，垂到了它们触碰土壤的地方，在那里扎根，为的是重新向上生长，完成一个圆满的回环。很容易就可以想象这些悬铃木像水面上的同心圆一样在大地上方扩展，很容易想象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占领它们的周边环境，从而逐渐衰弱，自身杂乱生长而枝叶拥塞，然后从内部开始枯萎。姿态轻盈的树中，有一些就像云朵一样在庄园上方飘荡，另一些则呈现出一种深邃、浓密的绿色。树冠像台阶一样层层叠加，如果稍微改变一下眼睛焦距，望见的就仿佛是一条被浓密森林覆盖的山脉。不过我觉得最最浓密、最最绿意盎然的要数萨默莱顿庄园的紫杉迷宫，它位于这片神秘地块的中央，我在里面彻头彻尾地迷了路，以至于我只有在每一个被证实是歧路的灌木丛通道前用靴子的鞋跟在沙地上划一道线，才能找到出口。后来，在挨着砖砌围墙建起来的一长列菜园暖房中的一间，我和园丁威廉·黑兹尔聊了会儿天，他目前和一些并不娴熟的助手一起养护着萨默莱顿庄园。当他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之后，他开始向我讲述在学校的最后几年和随之而来的学徒阶段，没有什么能比盟军大轰炸让他更加记忆犹新，这些轰炸行动是从一九四〇年后设置在东英吉利的六十七座飞机场向着德国进发执行的。黑兹尔说，几乎找不出一个合适的概念来描述这种行动的规模。在行动期间的一千零九天里，仅仅八支航空舰队就使用了十亿加仑汽油，扔下了七十三万二千吨炸弹，损失了将近九千架飞机和五万名人员。多少个傍晚，我都会看见轰炸机编队从萨默莱顿庄园上空掠过；夜复一夜，我在入睡前都会想象一座座德国城市如何陷入火海之中，火光如何直冲天空，幸存者如何在废墟中左寻右找。黑兹尔说，萨默莱顿勋爵有一天，当我在这间温室修剪葡萄藤的时候，为了消磨时光在这给我打下手，他向我解释了由盟军执行的地毯式轰炸策略，紧接着给我拿来了一张大的德国地形图，图上标示着所有我从新闻报道中得知的地名，它们以一种奇怪的字体写在这些城市的标志性图片旁边，图上根据城市居民人口规模画着或多或少的山墙、城垛、钟塔，此外如果涉及著名一点的地方的话，还有各自的标志性建筑，比如科隆大教堂、法兰克福罗马广场、不来梅的罗兰雕像。这些差不多邮票大小的城市图片看起来就像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骑士城堡，事实上，那时候我就是把德国想象成一个具有中世纪风采、迷幻重重的国家。我一再地在我的地形图上研究不同的地区，从波兰边境到莱茵河畔，从北部的绿色低地平原到深棕色的、有些地方常年被冰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拼写着当时被摧毁的那些城市的名字：不伦瑞克、维尔茨堡、威廉港、施韦因富特、斯图加特、普福尔茨海姆、迪伦和一些其他地方。我用这种方式把整个国家背了下来，或者可以说，它们被刻进了我的脑子。无论如何，从那时起我就努力地去了解与大轰炸有关的一切。甚至在五十年代，我和占领国军队同在吕讷堡的时候还学过一点德语，是为了——我那时设想——能够阅读由德国人自己写的有关大轰炸和被毁灭的城市中德国人的生活的报道。不过令我吃惊的是，不久之后我就发现寻找这样的报道总是毫无结果。那时似乎没有人记录，没有人去回忆。即便是亲自去问这些人，也好像这段历史被从他们脑袋中擦去了一般。但是到了今天，如果看不到兰卡斯特轰炸机、哈利法克斯轰炸机、“解放者”战机和所谓的“飞行堡垒”编队从灰色的北海上空飞向德国，在拂晓时分又疏疏拉拉地飞回来的话，我仍然不能闭上眼睛睡觉。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战争结束前不久，黑兹尔边说边把修剪下来的葡萄藤扫成一堆，我成了目击者，见证了美国空军的两架“雷电”攻击机是怎样在萨默莱顿庄园上空坠毁的。那是一个天气晴和的星期天早晨。我当时正在庄园的塔楼上——其实它是水塔，给我的父亲帮忙做紧急的修理工作。当我们完成工作后，我们来到外面的观景平台，从那里可俯瞰整个海岸线后面的地带。我们还没来得及四下环顾，归队的侦察机群中就有两架出于纯粹的狂妄自大在萨默莱顿庄园领地上空做了一次缠斗。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玻璃驾驶舱里飞行员的脸。两架飞机的发动机发出尖啸，它们前后追赶、并排竞逐，穿过春天的明媚天空，直到机翼尖端在上升的时候相互碰到了。就像是一场友好的游戏，黑兹尔说，然而现在它们坠落了，几乎在瞬间。当它们消失在白杨树和草地后面时，对坠机场面的预期使我体内的一切都绷紧了。但是既没有喷射而出的火焰，也没有腾起的烟雾。大海静无声息地吞噬了它们。直到数年后，我们才把它们拉了出来。一架叫“大家伙”，另一架叫“罗累莱夫人”。两名飞行员，来自肯塔基州凡尔赛市的罗素·p.贾德和来自佐治亚州雅典市的路易斯·s.戴维斯，不管他们还剩下什么尸骨遗骸，都被葬在了这里。
在和威廉·黑兹尔告别后，我花了足足一小时沿着乡村街道从萨默莱顿庄园步行到洛斯托夫特，路上经过了一座巨大的、如要塞城扎牢在平地上的布兰迪斯顿监狱，里面最多可以容纳一千两百名囚犯服刑。当我到达洛斯托夫特外围区域的时候，已经过了晚上六点钟。在我必须走过的长长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我越接近中心地带，我所见到的景象就越使我压抑。我上一次来洛斯托夫特大约是十五年前，那是六月里的一天，和两个小孩去了海边，我想象着我回忆的这个地方虽然已经变得有点落后，此外却非常友好。现在，当我走进洛斯托夫特城里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它怎么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衰败成这样。
我当然知道洛斯托夫特的衰落从三十年代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萧条开始之时就不可阻挡，但是在一九七五年前后，当钻井平台开始从北海里冒出来时，这个地方也曾怀有过好转的希望，这样的希望在被视为具有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一再活跃，直到它在狂热的投机中最终消沉、破灭，一无所成。破坏性像一团地下之火，继而像漫天大火那样蔓延开来，造船厂和工厂被关闭，一家接着一家，直到对于洛斯托夫特而言仅仅剩下唯一的事实：它在地图上标记着不列颠群岛的最东端。如今在城市的一些街道边，每两栋房子中就有一栋要出售，企业主、商人和个人在债务中陷得越来越深，一周又一周地有失业者或者破产者上吊自杀，文盲已经占到了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来不断陷入贫困的步伐何时能够停止。尽管我已经知道了这一切，但我对在洛斯托夫特立即攫住我的绝望并无准备，因为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大面积失业的报道是一回事，在暗淡无光的夜晚走过一行行联排住宅，看到尽是残破的外立面和荒芜的屋前小花园，当最终到达市中心的时候，除了赌场、宾果游戏室、彩票销售点、影碟店、从昏暗的门中散发出酸啤酒味道的酒吧、廉价超市以及有着“海洋黎明”“海滨流浪者”“巴尔莫勒尔”“阿尔比恩”和“蕾拉·洛林”之类名字的可疑的住宿加早餐店之外，什么都看不到，是另一回事。很难想象那些孤独的度假客人和商务旅人会愿意回到这里来；维多利亚酒店，就像我那本在世纪之交后不久印制的旅行手册上所写的，是一家超级棒的花园酒店，对于这一点，当我顺着用海军蓝油漆上色的台阶向上走到它的大门时，也并不容易认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站在空旷的前厅，穿过在度假旺季——如果说洛斯托夫特有度假季节的话——被人遗忘的厅室，直到我偶然遇到一位吃了一惊的年轻女士，她在前台的名单上徒劳地寻找了一会儿之后，递给我一把拴在木制梨形挂坠上的房门钥匙。我想起来，她的穿着是三十年代的风尚，而且她避免注视我。她的目光总是垂向地面，要么就是看向人身后，好像没人存在一样。之后，吃了一惊的这同一个人在大餐厅里为我点了菜，我是当晚坐在那里的唯一客人，稍后一份鱼就被端上来了，这鱼一定是在冰柜里面埋藏了几年，沾着面包屑的鱼皮有些地方因为烧烤而焦煳了，叉子的齿尖碰到上面竟然弯曲变形。事实上，我费力地在这份东西的内部搜寻之后发现，就像最后所展现的那样，除了它那坚硬的外壳之外就没有别的组成物了，结果我的盘子在经过这样的操作之后呈现出了一种可怕的景象。我从塑料包里费力挤出来的塔塔酱被沾上煤炱的面包屑染成了带一点灰的颜色，而这份鱼本身，或者说要表现出鱼的样子的这份东西，有一半都破碎地躺在草绿色的英国豌豆和发出油腻光泽的炸薯条下面。我不知道我当时在这个贴了酒红色墙纸的餐厅里坐了多久，直到那个吃了一惊的女士，从背景中越来越昏暗的阴影里急匆匆地走过来收拾桌子，显然这座房子里的所有工作全是她一个人处理的。也许我吃完饭把餐具放在一旁的时候她就来了，也许是一个小时之后才来的。我只记得一些猩红色的污斑，在她弯下腰来收我的盘子时，我看到这些污斑从她衬衫的领口顺着她的脖子向上爬去。当她收拾好了又匆忙离去后，我站起来，走向半圆形的观景窗台。外面，海滩在或明或暗之中的某个地方伸展，无物移动，无论空中、地面，还是水上。就连在海湾中拍打的雪白色波浪都让我觉得像是静止了一般。
当我第二天肩上背着旅行包离开维多利亚酒店时，洛斯托夫特，在一片无云的晴空下，又苏醒了。我路过港口区域（里面停泊着几十艘缆绳系住的报废的和无业的渔船），向南走去，穿过在白天始终被车流拥塞的、被蓝色汽油蒸汽填充的城市街道。就在自从上世纪新建之后就没有整修过一次的中央火车站前，在其他汽车之间，一辆漆成黑色的、用花环覆盖着的灵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里面坐着两位面容肃穆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即司机和他的副驾驶。在他们后面，也就是说在装货区域，棺材里面，不妨这样想象，安睡着某一位不久前去世的人，他身着礼服，头枕在一个小枕头上，眼睑闭着，双手交叉，鞋尖朝上。我目送着这辆灵车，不禁想起了来自图特林根的学徒小伙，许多年前他在阿姆斯特丹加入了一位似乎闻名遐迩的商人的送葬队伍，在葬礼上，他怀着虔诚和同情之心仔细听了荷兰语悼词，但一个字都没有听懂。如果说他曾经心怀嫉妒地惊叹于窗户里面郁金香、紫罗兰、星状花的美丽，羡慕码头上从东印度运来的成箱、成捆、成桶的茶叶、糖、各种香料和大米，那么从现在开始，当他不时问自己为什么在漫游世界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绩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这个自己曾经陪伴过他最后一程的阿姆斯特丹商人，想到他的大宅，想到他豪华的轮船，想到他那狭小的墓穴。我脑子中一边想着这个故事，一边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这座城市充满了悄然而至的萧条的痕迹，但它在鼎盛时期不仅是联合王国最重要的渔港之一，而且曾经被国内外赞誉为最有益健康的海滨浴场。那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在莫顿·佩托的管理下，韦弗尼河的另一边形成了所谓的南城，那儿有一系列能够符合伦敦上流圈层要求的酒店，此外在酒店旁边还设置了可供散步的回廊和亭子，为每个教派设立了大大小小的教堂，建造了一座图书馆、一间台球室、一座庙宇一样的茶馆和一条有着豪华终点站的电车线路，还建造了一座宽阔的广场、一些林荫道、数片滚木球草坪、几座植物园以及若干海滨浴场和淡水浴场，成立了几家美容俱乐部和投资促进会。洛斯托夫特，当时的一篇报道写道，在人能够想象的最短时间内获得了公众的最高赞许，现在，它拥有了对于一家声名远扬的浴疗胜地而言所有必要的设施。如果谁在南海滩的建筑群下面环视四周的话，这篇文章继续说道，谁就一定会注意到将从总体规划直到最末细节的一切管控得当的理性具有何等的出色效果，因为这里的建设成果展现出了无比的优雅和完美。在各方面都堪称样板的建设活动的点睛之笔，是那座新的码头栈桥，它朝北海延伸有四百米，人们都说它是整个东海岸最美的栈桥。在用非洲贵重硬木拼装起来的步道面板上方，耸立着一排在黄昏日落后用燃气灯照亮的白色建筑，里面除了其他场所，还有一间用高大墙镜装潢的阅览室和音乐厅。在这里，每年的九月末，我的邻居、数月前刚去世的弗雷德里克·法勒曾有一次告诉我，划船比赛结束之后会举办一场由某位王室成员赞助的慈善舞会。弗雷德里克·法勒在超过预产期很久之后，于一九〇六年出生在洛斯托夫特，如他有次在我面前说的，并且在这儿长大，在三位美丽的姐姐维奥莉特、艾丽斯和罗丝照料看护下，直到一九一四年初被送到北安普敦郡弗洛尔附近的一家所谓的预科学校。沉痛的分离之苦在学校里长期侵扰着我的心灵，主要是在入睡之前和收拾东西的时候，这种痛苦，弗雷德里克·法勒回忆道，在我胸中变成了一种反常的骄傲之情，那是在我二年级开学初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们必须在西广场集合，听我们校长有关在假期爆发的战争的背景及其重要意义的爱国演讲，演讲结束之后，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布朗的儿童军校生用喇叭吹奏了一段我直到今天也忘不了的归营号。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八年之间，弗雷德里克·法勒应父亲的愿望在剑桥和伦敦攻读法学，他父亲曾在洛斯托夫特担任公证员一职，也曾长时间为丹麦和奥斯曼帝国担任领事。之后，偶尔他也会带着某种惊讶说道，他在律师事务所和法院捱过了半个多世纪。因为在英国，从理论上来说法官要在岗位上工作到很大的年纪，所以弗雷德里克·法勒直到一九八二年才退休，他那时买下了我们隔壁的屋子，为的是全身心地培育珍稀的玫瑰花和紫罗兰。鸢尾花也是他特别喜爱的，其实我用不着对这一点进行补充说明。弗雷德里克·法勒在十年的工夫中都围绕着这些由他关爱培育成的数十个品种的花儿忙活，和一位每天给他帮忙的助手一起营造了一座花园，它是这片地区最美的花园之一，而我则是在最后的时刻，在他遭受了一场中风并变得极度虚弱之后，和他坐在花园里，让他和我讲述洛斯托夫特和过去的往事。也是在这座花园，弗雷德里克·法勒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那是五月里天气晴好的一天，他在早晨走了一圈之后，就那样结束了生命，用他总是放在口袋里的打火机点燃了他的睡衣。园艺助手发现他时已经是一个小时之后，在一处凉爽的、半阴的地方，在那里，微小的黑叶拉布拉多紫罗兰正当繁茂绽放，而他没有了知觉，全身烧伤严重。弗雷德里克·法勒在同一天死于他的烧伤。在弗莱明汉姆伯爵村的一块小墓园举行的葬礼上，我不禁想起儿童号手弗朗西斯·布朗，一九一四年，他在北安普敦郡一所校园里的吹奏声响彻夜空，不禁想起洛斯托夫特的白色栈桥，那时它朝海里延伸得多么远。弗雷德里克·法勒告诉我说，在举办慈善舞会的夜晚，普通民众当然是不能参加这样的活动的，于是他们便划着上百条小船和舢板前往栈桥的尽头，为的是在那里，在外面，从他们悠悠晃动的、有时微微偏移的瞭望台上，观察上层社会是如何随着管弦乐队演奏的乐曲旋转，如何在初秋时分通常被团雾笼罩的黑暗水面上的光浪中飘舞。当我今天回首那些时光，弗雷德里克·法勒有一次对我说，我像是在飘动的白纱后面看到的这一切：海这边的城市，被绿色乔木和灌木围绕着的、一直向下延伸到岸边的一栋栋别墅，夏日阳光和沙滩——我们刚郊游完经过沙滩往回走，爸爸和一两位裤腿卷起的先生，走在前面，妈妈一个人撑着小阳伞，姐姐们穿着她们的百褶裙，后面是佣人牵着小毛驴，我就坐在驮篮之间。若干年前，有一次弗雷德里克·法勒说，我甚至梦到了这幅场景，我感觉我们的家庭就好像从前詹姆斯二世被流放在海牙海滨时的小宫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