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八月，当热得像狗一样的盛夏时节渐近尾声，我开始了徒步穿越英格兰东部萨福克郡的旅程，希望在一项较大的工作完成后，能够摆脱正在我体内蔓延的空虚。这一希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实现，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如此无拘无束，那时我连续几小时、连续几天在海岸后面局部地区人烟稀少的狭长地带散步。另一方面，现在我感觉古老的迷信似乎有它的道理，即精神和身体的某些疾病偏爱在天狼星出现的时候在我们身体中扎根。无论如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忙着回忆美好的自由自在，也忙着回忆令人麻痹的恐惧，它们以各种方式向我袭来，因为我看到即便在这一偏僻的地区，也有着可以向过去追溯很远的破坏痕迹。也许正好是我开始旅行一年后的那天，我在一种几乎完全不能动弹的状态中被送进郡治诺里奇的医院，在那里我开始写下后面的篇章，至少已经打下了腹稿。现在我还能准确想起就在刚被送进医院的时候，在医院八楼我所住的房间，我想象着之前的夏天我所走过的萨福克那广阔的天地最终萎缩成唯一一个又瞎又聋的点，我还能想起我是如何被这种想象击溃的。事实上，从我的窗台望出去，我看不到外面世界的任何东西，除了窗框中那片苍白的天空。
随着白天时间的推移，我心中时常升起这样一种愿望：我要向奇怪地蒙上了一张黑网的医院窗户外瞥上一眼，来确保我能够拥有现实，虽然正如我所担心的，现实永远流逝了。这样的愿望在黄昏时分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在以某种半趴半侧的方式成功地从床沿滑到地上后，四肢着地爬到墙边，尽管伴随着不可避免的疼痛，最终直起身，扒拉着窗台费力地站起来。就像第一次从平地上站起来的生物，我在痉挛的姿势中顶着窗户玻璃站着，情不自禁想起了这样的场景：可怜的格里高尔双腿颤抖，双手抓牢单人沙发的扶手，从他的小房间向外面张望，带着模糊的记忆，回忆令人身心释然的东西，对他来说，从前令人身心释然的事情就是从窗户向外望去。格里高尔用他变得浑浊的眼睛看向宁静的夏洛滕街，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条街上住了好些年，他不认识它了，以为它是一片灰色的荒野；我就像格里高尔一样，也觉得这座从医院前花园一直伸展到遥远的视野可及之处的城市从熟悉变得完全陌生。我想象不到在那下面交叉纵横的建筑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在活动，我觉得我正从一座危岩上朝下望去，看到一片石头的海洋或者一片碎石地，一栋栋阴郁的停车楼就像巨大的石块从地上耸立起来。在这苍白的傍晚时分，附近的地方一个行人也看不到，只有一个护士，正穿过入口前的一片荒凉绿地，走在去上夜班的路上。一辆闪着蓝灯的救护车移动着，慢慢转过几个街角，从市中心向急救处驶来。警铃并没有传到我这里。我，在高处，在我所在的地方，被一个几乎完全的、可以说是人为的无声环境包围着。只有刮过这片地带的风，可以听到它在外面撞到了窗户上，并且即便有时候这种声响平息了，耳朵里也还有不绝如缕的呼啸声。
今天，从医院出院一年多之后，在我开始仔细誊写我的笔记时，我脑海里又不可避免浮现出这样的想法：那时，我从八楼向下望，看到沉浸在暮色中的城市，迈克尔·帕金森还活在他波特斯菲尔德街上的局促房子里，他很可能像大多数时候一样在忙着准备讨论课，或者忙着研究许多年来一直在研究的拉穆兹。迈克尔四十好几了，单身未婚，我认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为单纯的人之一。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私自利更让他厌恶，没有什么能像因为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状况而变得越来越难履行的责任让他更加操心。但与所有其他东西比起来，无欲无求——有些人说无欲无求接近于一种古怪——更能显示他的特点。在一个大多数人为了维持自身存在而必须连续不停地购物的时代，实际上迈克尔根本从未去买过东西。年复一年，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总是换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和一件铁锈红色的外套，要是袖子破了或者肘部磨损了，他就自己拿起针线缝上一块皮制补丁。还有，据说他衬衫的领子甚至都是反过来继续用的。在暑假里，迈克尔总是定期带着他的拉穆兹研究工作长时间步行穿越瓦莱州和沃州，有时还翻过汝拉山脉或塞文山脉。当他结束这样的旅行回来时，或者我被他对待工作一以贯之的严肃态度折服时，我常常会觉得他似乎以他的方式，以一种现如今几乎不可想象的简朴形式找到了幸福。然而就在去年五月，在人们有段时日没有看到他之后，迈克尔被发现死在了自家的床上，侧身躺着，已经完全僵硬，脸上晕着特殊的红斑。法医鉴定结果显示他死亡原因未知，我替我自己给这份结论加上了几个字：在黑暗而深邃的夜晚。没人预料到迈克尔·帕金森的离世，它使我们震惊之极，在所有人中最受震动的也许是同样单身的罗曼语语言文学讲师珍妮·罗萨琳德·达金斯，人们确实可以说，因为他们两个有着青梅竹马的友谊，她几乎不能承受失去迈克尔的痛苦，以至于她在他死后几个星期无力抵抗在最短时间内击垮她身体的疾病。珍妮·达金斯住在紧挨着医院的一条小巷子里，她和迈克尔一样都是在牛津上的学，在她的人生旅途中，她创立了一门法国十九世纪小说文艺学，这门学问丝毫没有沾染知识分子的虚荣，总是基于朦胧模糊、令人存疑的细节而从来不是基于清楚明了的东西，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具有私人属性的，特别是对于她最为欣赏的古斯塔夫·福楼拜，她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从他浩瀚信件往来的几千页文字中引用了长篇累牍、每次都让我一再感到惊讶的段落。此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报告中，她总是陷入一种几乎引发人们担心的激动状态。她还以最大的个人兴趣努力对福楼拜的作家顾忌追根究底，所谓作家顾忌就是指对虚假的害怕，如她所言，这种害怕有时会把他禁锢在沙发上几个星期、几个月之久，以至于他如果不以最为尴尬的方式让步妥协的话，就再也写不出哪怕半行字来。在这样的时候，珍妮说，他似乎不仅在将来无法进行写作，而且他还相信，他迄今为止写出来的作品仅仅是由极不可原谅的、看起来数不尽的谬误和谎言罗列出来的。珍妮声称，福楼拜的顾忌可以归因于由他观察到的、不断进展的，以及像他认为的，已经蔓延到自己脑袋的愚蠢。珍妮说，他有次说这种感觉就像人陷入了沙子。珍妮认为，很可能出于这个原因，沙子在他的作品中才会获得如此丰富的含义。她说，沙子侵占着一切。一而再再而三地，珍妮说，一团团的尘土席卷而来，在福楼拜白天的、夜里的梦中穿行，它们飞扬盘旋，经过非洲大陆贫瘠的平原，刮向北方，经过地中海，经过伊比利亚半岛，直到最终不知什么时候下落，就像烟灰一样，落到杜伊勒里公园，落到鲁昂的一处郊区或者诺曼底地区的一个小城，侵入最最微小的空隙里面。在爱玛·包法利一件冬衣的镶边里的一颗沙砾中，珍妮说，福楼拜看到了整片撒哈拉沙漠，每一颗沙子的分量对他来说都与阿特拉斯山脉一样。在白昼将尽的时分，我经常会和珍妮在她的办公室里闲聊福楼拜的世界观，这里到处是各种讲座笔记、信件和文稿，以至于让人觉得似乎站在一片纸的海洋中。在书桌上，也就是这些奇妙的纸片的出发点以及汇合点，日复一日形成了纸的世界，有山头，有峡谷，它们在边缘突然中断，就像一条冰川到达海洋时那样，它们落在地上，又形成了新的堆积物，并且在它们所处的地方不知不觉朝着房间中央运动。若干年前，珍妮就已经被她书桌上持续生长的纸堆逼得逃到了其他书桌前工作。这些桌子接下来也发生了类似的堆积过程，它们可谓表现了珍妮的纸张宇宙的后期发展历程。地毯也早就消失在了一层又一层的资料下，是的，资料总是不断地在堆到半高不高的程度就向地面滑落，然后又开始从地板顺着墙向上攀爬，墙壁一直到门的上沿位置都被一件件材料和文档遮住，它们其中一部分只在角落里用一颗图钉固定，一部分则被叠加装订在了一起。摆放在一排排书架里的书上，只要有地方，也都塞着一堆堆资料，在黄昏日落时分，所有这些资料把正在消逝的反光汇集到自己身上，我想象着，仿佛从前墨色夜空下覆盖在田野上的白雪。珍妮最后的办公地是一张差不多被挪到了房间中央的单人扶手沙发，当人们从她总是敞开的门前经过时，都会看到她坐在沙发上，要么向前俯着身子在放在膝头的写字垫片上涂涂写写，要么身体向后靠在沙发上陷入深思。有次我偶然告诉她，她坐在她的资料中间，就好像一动不动地僵在散落的工具中的、具有丢勒式忧郁风格的天使。当时她回答我说，她周围表面的无序实际上代表着一种完美的秩序，或者至少是正在趋向于完美的秩序。而且事实上，她一般而言能够立马找到她想要在她的资料、她的书籍或者她的脑海中寻找的东西。我出院之后就开始从事有关托马斯·布朗的调研活动，不久，珍妮就把她在牛津大学校友会上认识的外科医生安东尼·巴蒂·肖介绍给我认识。托马斯·布朗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曾在诺里奇当实习医生且留下了不少遗作，几乎没有类似的东西能够与之相提并论。那时我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看到一条记录，说布朗的头骨被保存在诺福克与诺里奇医院博物馆。这条记录让我有多深信不疑，我想在自己不久前还躺着的那个地方看一眼这颗头颅的努力就有多白费，因为在如今医院管理层的男男女女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样一个博物馆的存在。人们不仅满怀不解地打量我，而且我甚至有这样的印象：我似乎被我询问的人看作一个令人讨厌的怪人。但是众所周知，在现如今这样一个时代里，伴随着社会全民卫生事业的发展，人们成立了这些所谓的市民医院，它们中有许多都设立了博物馆，或者准确地说，是令人头皮发麻的小房间，里面存放着早产儿、畸形儿、水肿的大脑、肥大的器官以及类似的东西，这些东西被放置在福尔马林玻璃器皿中，为了医学展示目的之用，偶尔会向公众开放以供参观。我想问的只有：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涉及诺里奇医院以及布朗头颅存放的问题，在一场大火中毁于一旦的中心图书馆的地方史料部也给不了我任何解答。在经由珍妮介绍认识、与安东尼·巴蒂·肖联系上之后，我才获得了想要的解释。巴蒂·肖在一篇他转发给我的、刚发表在《医学传记杂志》的文章中写道，托马斯·布朗一六八二年过完他的七十七周岁生日之后就去世了，被安葬在圣彼得·曼克罗夫特的城市堂区教堂，他的遗体在那里一直安眠到一八四〇年，当人们在圣坛的几乎同一个地方为葬礼做准备工作时，布朗的棺材被损坏了，部分遗骸散落了出来。这次意外事件使得布朗的头颅以及他的一束头发为医生和堂区俗人执事卢伯克获得，后者在遗嘱中把这些遗骸赠给医院博物馆。在那里，直到一九二一年，这颗头颅都被放置于一座特为制作的玻璃罩下，放在各种怪奇的解剖学陈列品中。由于圣彼得·曼克罗夫特教区放弃了一再提请归还布朗头颅的要求，人们又仪式隆重地确定了第二次下葬的日期，这离第一次下葬已过去将近四分之一千年的时间。布朗生前写过一篇半具考古学、半具形而上学性质的著名论文，文章里论述了火化和以骨灰盒方式安葬的实践，他在其中写道，被从坟墓中揪出来是一个悲剧，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为他的头颅在日后的长途漂泊提供了最好的评注。但是，他补充道，谁会了解他尸骨的命运，谁又知道它们会被下葬几次。
一六〇五年，托马斯·布朗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丝绸商家庭。人们对他的童年知之甚少，在对他生平的描述中也几乎没有他牛津大学硕士毕业后紧接着如何学医的内容。可以确定的只有，他在二十五岁到二十八岁期间游学于蒙彼利埃、帕多瓦和维也纳，这些地方当时在希波克拉底医学科学领域有几所非常杰出的研究院，最后，在返回英国前不久，他在莱顿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一六三二年一月，在逗留荷兰期间，布朗对人体的秘密有了比以前更加深刻的认识，此时正好在阿姆斯特丹的磅秤房进行了一场公开的解剖活动，所用尸体是数小时前刚因盗窃而被绞死的阿德里安·阿德里安斯佐恩·阿里亚斯·阿里斯·肯特。以下说法尽管无处求证，但仍极有可能是真实的：布朗获知了这次解剖活动的公告，且旁观了这次引起轰动的、被伦勃朗固定在他为外科医生行会创作的肖像画中的事件，因为一年一度在严冬举行的尼古拉斯·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讲授课不仅可以引起一名正在成长的医学生的极大兴趣，而且如他所言，它在当时正从黑暗走向光明的社会的日历上也是一个重要的日期。
毫无疑问，这次在一群来自上流阶层并付费参与活动的公众面前举行的演示，一方面展示了这门新兴学科不畏恐吓的研究渴望，但是另一方面，尽管人们肯定会拒绝这么说，这种肢解人体的事情也是颇有古风的仪式，这种在罪犯死后仍然折磨其肉体的做法与从前一样，属于可以施加的惩罚的目录。阿姆斯特丹的这场解剖讲授课不单单涉及人体内部器官的基础知识，这从伦勃朗所描绘的解剖死者的画面中可以看出，它具有一种仪式感的特征（这些外科医生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杜尔博士甚至头上戴着一顶礼帽），也可以从以下事实看出，即在解剖活动结束之后，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象征性的宴会。如果我们今天去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站在伦勃朗这幅足足有两米长、一点五米宽的解剖油画前，那么我们就好像和当时的人们一样现场目睹了解剖过程，感觉似乎看到了他们看到的东西：阿里斯·肯特的尸体躺在画面前景中，稍带绿色，颈部断了，胸部因为尸僵而拱起得很厉害。然而是否有人真的看过这具尸体，这是存在疑问的，因为解剖艺术在当时的兴起，尤其是为了不让人们看到有罪之身。值得一提的是，杜尔博士的同事们的目光并没有落到这具有罪之人的身体上，而是非常近距离地与它擦身而过，落到翻开的解剖学图册上，在图册里，可怕的躯体被缩略成一张示意图，一份人体简图，就像在那个一月的早晨，据说同样出现在磅秤房里的、充满激情的业余解剖员勒内·笛卡尔看到的那样。众所周知，笛卡尔在征服历史的主要篇章之一中教导说，人类必须忽略不可捉摸的肉身，看向已经被装备在我们身体里的机器，看向能够完全理解的、能够毫无保留用于工作的、如果遇到干扰能够要么重新修复要么扔掉的东西。如果稍微仔细观察一下伦勃朗这幅以接近真实而著称的画，那么会发现它展现的只是一种表面的真实，这与把公开展出的身体奇怪地排除在外也是相符的。与往常惯例不同的是，这里所展现的解剖活动并不是以打开下腹、去除最容易腐烂的内脏器官开始，而是（这或许也暗示了一种报复行动）从解剖犯罪之手开始的。这只手有着它的独特情况。与靠近观察者的那只手相比，这只手不仅比例非常失调，而且从解剖学角度来看完全是反的。这些展开的肌腱，根据大拇指的位置来看，本应是左手的手心，却是右手的手背。这样的描摹是纯粹学院式的，明显是照搬自解剖学图册，由于这种描摹行为，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这幅照着生活现实画出来的画恰好在其意义核心点上、在切入的地方搞反了，变成了明显的结构错误。要说伦勃朗在这里犯了错，或许不大可能。我感觉这更多是故意安排的打破常规的构图方式。这只畸形的手是对阿里斯·肯特施行的暴力的标志。画家把自己和他这位牺牲者相提并论，而不是和委托这项任务给他的行会。只有他一人没有带着那种僵硬的笛卡尔式目光，只有他一人去感知它，感知这具被杀死的、微微泛绿的尸体，看到半张着的嘴里的和死者眼睛上方的阴影。
如果托马斯·布朗，如我所想的，确实在目睹阿姆斯特丹这场解剖戏剧的观众中，那么，他会从何种视角一起观察这场解剖过程，他看到了什么，这些都没有线索可循。也许他看到的是雾气：在一条日后的笔记中，他记录了一六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覆盖了英格兰和荷兰广大范围的大雾，他说雾气从刚刚打开的身体的口子里升起来，而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布朗在同一段中说，当我们睡觉和做梦的时候，它也萦绕着我们的脑袋。我清楚地记得，我自己的意识是如何被这样的雾气笼罩着的，那是我在傍晚稍晚的时候做完手术，重新躺在医院八楼的时候。止痛药在我身体里环绕，在它的奇妙作用下，我躺在带栏杆的铁制小床上，感觉就像一个乘热气球旅行的人，轻飘飘地朝天而去，穿过在他四周升腾的云山雾海。有时波动的布幔会分开，我望出去，看到靛蓝色的远方，向下望到底部，我觉得那里是大地，一片无解的漆黑。但是在上面，星星，一些微小的金点，洒落在寥落的苍穹上。两位护士发出的声音穿过空旷到带有回响的房间侵入我的耳朵，她们正在替我量脉搏，时不时地用固定在一根小木棒上的玫红色小海绵湿润我的嘴唇，这海绵让我想起了用土耳其蜂蜜做成的立方形棒棒糖，以前在年货市场上能够买到这种糖果。这两位护士叫卡蒂和丽茜，她们飘浮在我身边，我想，我很少像那晚在她们的看护下感觉那么幸福。对于她们俩谈论的所有日常点滴，我一句都不明白。我只听到上下飞扬的语调，自然的声音，它们就像从鸟儿的喉咙发出来的，一种清脆悦耳、悠扬婉转的美妙声音，有点像天籁，又有点像塞壬的歌声。卡蒂对丽茜说了些什么，丽茜对卡蒂说了些什么，在所有的对话里面只有非常特别的碎片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想，它们是有关在马耳他岛度假的谈话，卡蒂还有丽茜说，马耳他人真是不怕死，开车既不靠左边也不靠右边，就一直在街道的背阳面开。当晨曦微露，两位值夜班的护士被换岗之后，我才反应过来我在哪里。我开始感觉到我身体的存在，感觉到麻木的脚、我背上疼痛的地方，注意到盘子碰撞的声音，有了这些声音，在外面的走道上，医院的一天才算开始。我还看到，当早晨第一缕光线升起的时候，一条航迹云是如何——看似凭一己之力一般——穿过被我的窗户框起来的那块天空。我那时认为这白色痕迹是一种好的征兆，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我担心它是一条裂隙的开端，从那时起这条裂隙就贯穿着我的人生。飞行轨迹顶部的那台机器和它里面的乘客一样都是看不清的。触动我们内心的事物，其不可见性和不可捉摸性对于托马斯·布朗而言，也是一个到最后都无法探测的谜团，他把我们的世界看作仅仅是另一个世界的投影。他不停地思考，不停地书写，试图从一个局外人的立场，或者也可以说，用造物主的眼睛去观察尘世的存在，观察他身边的事物，观察宇宙的领域。为了达到实现这一点所必需的崇高，对他来说唯一的方法就只有艰险地放飞语言。就像十七世纪英国的其他作家，布朗不断地展现着他的博学多识，他旁征博引，用诸多先贤权威的名字来支撑自己，文中隐喻和类比泛滥，构造了迷宫般的、有时长达一两页的句子，就排场的铺张来看，这些句子倒是和游行队伍或送葬队伍相似。虽然，主要因为这些巨大的负担，他并不经常成功地飞离大地，但是，当他携带着它们在他散文的圈子里像一只雨燕在热气流中那样被托得越来越高，一种悬浮似的感觉仍能向今天的读者侵袭而来。随着距离的增加，视野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一个人以最大的清晰观察着最微小的细节，就像同时透过倒过来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观看。然而，布朗说，每一点知识都被不可琢磨的模糊包围着。我们所感知的，只是无知深渊中的、被深深阴影笼罩着的世界大厦里的数缕光芒。我们研究事物的规则，但是它们内部的本质，我们并没有掌握。因此，我们只能用小字来书写我们的哲学，用对倏忽短暂的自然的缩写和速记来书写哲学，而自然本身是永恒的反光。按照自己的意图，布朗描绘了由看似无穷无尽、多次重复出现的形状构成的纹样，比如说在他有关居鲁士花园的论文中提及的所谓五点梅花形纹样，它是由一个规则四边形四个角上的点及其对角线交叉的点构成的。在活着的和死了的事物上，布朗到处都找到了这种结构，在某些结晶形状中，在海星和海胆身上，在哺乳动物的脊椎骨上，在鸟类和鱼类的脊柱上，在不少种蛇的皮肤上，在以十字交叉方式前行的四足动物的足迹中，在毛毛虫、蝴蝶、蜘蛛和飞蛾身体的造型中，在水蕨的根、向日葵和伞松的果荚或者橡树的嫩枝和木贼的茎秆里，还有在人类的艺术作品中，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奥古斯都的陵墓以及根据规则用石榴树和白百合装点的所罗门国王的花园。
可以在这里列举出无数例子，布朗说，无数的例子显示了自然用何等高贵的手塑造着几何造型，但是——他用一句美妙的话结束了他的文章——毕星团，天空中的梅花造型，已经退出了地平线，“是时候去休息了。我们不愿意制造蛛网的绳索和秀木的荒蛮，从而将我们的思想织纺成睡眠的幻象”。此外，他还深思熟虑地说，希波克拉底在他有关失眠的论述中几乎没有谈到植物的神奇之处，以至于人们几乎不敢梦到天堂，尤其因为我们在实际中首先会关心自然不断产生的异常，不管是以病态的过剩这一形式，还是自然凭借几乎同样病态的创造性，填充到其图谱的每一个空缺中的怪诞。事实上，我们今天的自然研究一方面也会去描述完全根据法则运行的系统，然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注意力还是偏爱聚焦在那些因为其玄妙造型或者古怪行为而与众不同的生物上。因此，在布雷姆的《动物生命》里面已经用相当的篇幅对鳄鱼、袋鼠、食蚁兽、犰狳、海马和鹈鹕予以关注；今天，在银幕上也会出现一群企鹅，它们在整个阴暗的冬季一动不动地站在南极洲的暴风雪中，脚上放着温暖季节生出来的蛋。类似的叫作“自然观察”或者“生存”的节目被视为尤其有教育意义，毫无疑问，人们在其中更有可能会看到贝加尔湖湖底正在交配的怪物，而不是一只普通的乌鸫。同样，托马斯·布朗好奇地追踪独特现象，从事广泛的病理学研究，因而一再分心去研究梅花形符号的同构线条。另外，据说他在书房长期养着一只大麻鳽，因为他想弄明白，从外表来看非常稀有的有羽动物是如何发出在整个大自然中独一无二的、与大管的深沉音色相同的叫声的。他还在他的纲要《常见谬误》中试图消除流传广泛的偏见和传说，写到了各种各样半真实半幻想的生物，比如变色龙、蝾螈、鸵鸟、狮鹫、凤凰、长尾蜥蜴、独角兽和双头蛇。虽然布朗驳斥了大多数传说怪物的存在，但是那些人们知道确实存在着的令人诧异的怪物，又让人觉得似乎由我们发明出来的怪兽并不只是杜撰出来的。无论如何，布朗的描述表明，对大自然发生的不计其数的、超越所有认知边界的突变的想象以及从我们思想中产生的怪物吸引着布朗，如同吸引着三百年后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一九六七年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一次全本出版《想象的动物》。在书里以字母顺序排列的幻想怪物中，我不久前才注意到那位巴尔丹德斯也在其中，他是痴儿西木在其生平故事的第六部里遇见的。这位巴尔丹德斯是森林深处的一尊石像，有着一副古代日耳曼英雄的外貌，穿着一件带有施瓦本前襟的罗马军装。他——巴尔丹德斯——说，自己是从天堂来的，每时每刻、日日夜夜都待在西木身边，只是西木没有察觉到，只有当西木重新回到他来的地方，他才能离开他。
然后巴尔丹德斯就在西木眼前依次先是变成了一位写下了下列文字的作家，然后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橡树、一头母猪、一根烤肠、一堆农肥、一片三叶草草地、一棵桑树、一朵白花和一块丝毯。与在这样持续不断的吃与被吃的进程中类似的是，对于托马斯·布朗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持久的。每一种新形式的上方就已经笼罩着毁灭的阴影。因为单一个体的历史、集体的历史和整个世界的历史并不是在一条不断上升、变得越来越宽、变得越来越好的抛物线上运行的，而是在这样一条轨道上，当到达子午线的时候，它就会坠入黑暗之中。对布朗而言，消失于昏暗中的独特认知是与他对复活日的信仰密不可分地关联在一起的，他相信在那天，当——就像在剧院里那样——最后的巨变结束之后，所有演员都再次登上舞台，为的是完成并补全这部伟大作品的悲惨结局。这位医生，他看到疾病在身体里生长、肆虐，对死亡的理解比对生命绽放的理解更加深刻。我们哪怕只坚持一天，都会让他觉得是个奇迹。消逝的时间鸦片四周，他写道，寸草不生。冬日的太阳显示出光芒在灰烬中如何快速熄灭，显示出夜晚如何迅速将我们包围。人们数着时间慢慢挨着。甚至时间自己都变老了。金字塔、凯旋门和方尖碑是正在融化的冰柱。那些在天堂图景下拥有一席之地的人，也不能够永远保持着名望。宁录消失于猎户座，欧西里斯消失于天狼星。再伟大的家族也不会延续超过三代的辉煌。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任意一部书里，不能保证任何人要求被记住的权力，因为谁知道，是否最优秀的人已经无踪无迹地消失了。罂粟的种子到处生根发芽，当某个夏日，比如雪这样的不幸突如其来地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只希望被人遗忘。布朗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圈子中绕圈的，最持续不断的也许出现在他一六五八年以《瓮葬》之名发表的论文里，文章讨论了当时正好在朝圣地诺福克的沃尔辛厄姆附近一块地里被人无意发现的一些骨灰盒。他援引了各种各样的历史学和博物学文献资料，讨论了当来自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准备开始他最后的旅行时可能会遇到的各种仪式。他一开始评论了灰鹤与大象的墓地、蚂蚁的安葬小室和蜜蜂从蜂巢中出发为它们的死者送葬的风俗，接着描写了一些民族的丧葬仪礼，最后谈到了基督教，它将有罪之身全尸下葬，它让焚尸之火最终熄灭。人们经常认为在公元前的时代中几乎普遍存在的火葬实践可以推断为异教徒对即将到来的彼岸生活的迷茫无知，然而布朗不以为然，为此他以冷杉、红豆杉、柏树、雪松和其他常绿树作为无言的证明，因为人们多数情况下用它们象征着永恒希望的树枝来点燃焚烧尸体的火焰。此外，和普遍的推论不一样，布朗说焚烧人体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于焚烧庞培而言，一艘老旧的小船就够了；卡斯蒂利亚国王几乎不用柴火，而是用一大群撒拉森人就成功点燃了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的火焰。嗯，布朗还补充说道，如果加载在以撒身上的柴堆真的引起了一场燔祭，那么我们每个人肩上都可能扛着一捆给自己火葬的柴。作者的观察又回到了在沃尔辛厄姆附近农田的挖掘现场所出土的东西。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薄壁的陶罐竟然毫发无损地存放了那么长时间，在地下两英尺的地方，而犁头在它们上面掠过，战争在它们上面打过，恢弘的房屋和宫殿以及高耸入云的塔楼都倒塌、倾颓了。人们对骨灰瓮里保存的燃烧残留物进行了细致研究：骨灰、散落的牙齿、被鸭茅草惨白的根像花环一样缠绕着的遗骨碎片、给天堂摆渡人准备的硬币。布朗也缜密地记录着他所知道的为死者陪葬的装备物和装饰物。由他列出的清单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稀奇之物：约书亚的割礼小刀，普罗佩提乌斯情人的戒指，用玛瑙打磨制成的蟋蟀和蜥蜴，一群金蜜蜂，蓝色蛋白石，银质的皮带搭扣和环扣，铁和牛角制成的梳子、钳子和针，还有一个黄铜做成的口簧琴，它会在最后横渡黑水河的时候响起。不过最奇特的一件东西，来自红衣主教法尔内塞收藏的一个罗马式骨灰罐，是一只完好无损的玻璃杯，它如此透亮，仿佛刚刚被吹制出来一样。类似这样被流逝的时光保护起来的东西，在布朗的观念中是教义中预言的人类灵魂不可毁灭的象征，这位私人医生虽然明确坚定着他的基督教信仰，私下里也许是怀疑灵魂的不可毁灭性的。因为他最沉重的忧郁石块就是害怕我们的自然毫无希望地终结，于是布朗在可以逃脱毁灭的东西中苦苦寻找着神秘的轮回能力的踪迹，他经常在毛虫和飞蛾身上研究这种能力。他写到的帕特洛克罗斯骨灰瓮中的那一小片紫色丝绸，会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