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赫曼：

我们来自一个与修道院那么遥远的世界，适应阶段又漫长又艰难。我们服从，我们听话，然而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很难理解。这种不适应和不理解阻碍了我们和其他同伴交流，面对她们我们更多是害怕而不是有好感。我们什么都得学，而她们利用我们的无知，残忍地对待我们。没有人叫我们的名字，所有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都用“新来的”称呼。“让新来的刷盘子，是新来的打碎的，是新来的偷的”这还不算，有些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会踩我们的脚，掐我们，揪我们的头发，对我们吐舌头。我们安顿下来已经有好多天了，有一天休息的时候，修女特雷莎叫艾莱娜去清扫面包房，帮忙收拾一袋撒出来的面粉。我落单了，就留在近处，靠在墙上等她。旁边有一群女孩正手拉着手玩转圈。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我就在圆圈中央了，圆圈开始合拢，向我包围过来，同时所有的女孩都在喊：“笨猪，贱货，屎蛋，杂种！”

圆圈完全封闭起来，她们把我推倒在地，把我唯一一条衬裤扒了下来。那衬裤自然很脏，那还是我们离开弗萨加苏加的时候玛利亚太太给我穿上的。有一个非常胖、跟我一样斜眼的女孩，把我的衬裤挑在扫帚上，高举着前进。她们排成一长队，绕着所有的院子来了一次大游行，还一边高喊：“新来的在裤衩上拉屎，新来的在裤衩上拉屎啦。”艾莱娜刚好听到了最后一句，疯了一样跑出来，边跑边喊我的名字，我藏在一个马桶后面吓得发抖。幸亏钟声响了起来，休息时间结束了。修女特雷莎问扫帚上那块布是怎么回事，她们齐声回答：“新来的在裤衩上拉屎了。”修女特雷莎怒了，扒掉一个女孩衬裤这种行为也太不正派了。当天修女玛利亚就接到命令，给我们每人做了两条衬裤。

修道院的规章非常严格，一天中每个小时都有固定的活动，雷打不动。清晨五点半钟声响起，我们起床，坐在床上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们即将开始的一天中所有的行为献给主和圣母玛利亚，祈求他们以无限的慈悲，宽恕我们的罪孽，使我们免于被致命的罪恶吞噬，赐予我们光明和力量，在从善的路上孤独前行，以体面之身追随他们升入天堂。天哪！那么那么多对我们来说不知所云的词。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缩着脖子笑了起来。

接下来是穿衣服、铺床、洗漱，最困难的任务是尿尿，因为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尿尿简直像是打仗一样。宿舍门一开，我们便像一群小马驹一涌而出，争先恐后地全速奔向仅有的五个蹲位。全无互相尊重可言，上楼梯的时候，一群人扑到另一群身上，试图占得先机。最后到达的几个自然就没有时间上厕所了，因为半个小时全都用来排队了。看着她们缩起一只脚，像公鸡一样跳来跳去，憋着尿等着轮到自己，可真好笑。而在那种情况下，再加上对她们的害怕，我自然是等不到轮上，就在大家面前把尿撒在地上了。她们骂我脏，骂我是猪，是野蛮的印第安人，那时候“印第安人”这个词还是骂人的话。

六点钟只敲一下，通知我们该排队进礼拜堂了。我们两人一组走进去，从堂中心的祭坛前面走过的时候，要行屈膝礼，右膝盖触到地面，同时要画十字。修女特蕾莎总是像士兵一样站在我们身后，她是所有修女中脾气最火爆、最残忍、最不讲人道的一位。她掌管洗衣房和存衣室，还充当护士并监管排队情况，同时负责我们的个人形象。她监督我们有没有梳头，脚干不干净（这里除了几个上了年纪的，所有人都不穿鞋），去望弥撒时穿的罩衣有没有污渍、破损或者熨没熨好。屈膝礼是否正确也归她管，如果有人没把膝盖触到地上，她就会拽着辫子把她揪起来，罚她重做三四遍。礼拜堂里的座位跟食堂里一样都是固定的。年纪小的离祭坛最近。修女们每人有一张祷告用的跪椅和一把座椅，巧妙地安置在各个通道的入口处，这样她们就可以监视我们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我们所念的祷词都是死记硬背下来的拉丁文，从来没人给我们解释那些话是什么意思。重要的只是将祷词虔诚地朗诵出来，声音有时洪亮有力，有时轻柔可怜，有时充满激情，按照她们教我们的来。

每天都有一位神父过来做弥撒，毫无例外，而且通常是同一个人。我们俩来这儿的时候，主持弥撒的是神父巴高斯，巴高斯是我们的读音，但他是德国人。他又高又瘦像一根钉子，总是脏兮兮的，头发也从不好好梳理，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碘酒、曼秀雷敦软膏，混合着熏香和燃烧过的蜡的气味。他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唯一的男人，也是唯一从外面世界来的人。巴高斯神父用龙卷风般的语速主持弥撒，从祭坛一端到另一端跑来跑去，每当他转身念“上帝与你同在”或者送出祝福，我们这些坐得离祭坛近的小个子都能感受到他在空中飞舞的袍子卷起的风。他不单做弥撒时语速过快，而且粗手粗脚，每天都要打翻个花瓶或是烛台，弥撒书从讲稿台上掉下来，香料瓶倒在了祭坛上。他一只鞋的鞋底总是松脱，每次进门时都在地毯上绊一下，双手捧着圣餐杯向前倒下去，几乎要摔在地上了，却在最后一秒直起身来，恢复了平衡，我们自然是笑得前仰后合。他行屈膝礼时膝盖确实着地，只是动作太猛，祭坛和圣像头上的光环都被他震得抖上好几秒。修女们多次申请将他换掉，可得到的答复总是神父短缺。

每个礼拜天他都用西班牙语和德语的混杂语给我们讲福音书，语速和动作飞快。

弥撒之后他以圣体送出神恩；每次使用香炉的时候，他都几乎把它抛到屋顶上，我们闭上眼睛，低下头，等着香炉砰的一声着地。

在祈祷的过程中，唱诗班的女孩起身站到弹风琴的院长嬷嬷多洛蕾丝身边。唱诗用的也是拉丁语，这是我最喜欢的仪式，总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看她们唱，而我的胳膊自然总是被修女特蕾莎掐得满是瘀青。由于我是最小的，我的位置就在她旁边，方便她教给我所有该做的事情。

每当管风琴响起，我都会情不自禁泪流满面，眼泪掉在我本应交叉着放于祷告台的手上。这架风琴总让我想起弗萨加苏加剧场里的自动钢琴，我觉得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我是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修道院却是个十分悲伤的地方，我对同伴们一点也不感兴趣。

七点钟我们走出礼拜堂，脱下弥撒的罩衣，穿上做工的罩衣，排好队走进食堂。早餐是一杯糖塔泡的水，通常是凉的，再就是每人一块黑面包。吃完早餐的人陆续走出食堂开始干活儿，也就是打扫修道院。

每个月的第一天要宣读一张当月劳动任务表。最轻松的活计分派给上个月表现好的女孩作为奖励，比如扫走廊、扫楼梯、擦楼梯栏杆、擦玻璃、扫刺绣工房、扫宿舍。刺绣工房的那些主力也会分到轻松的活儿，以保证她们不会弄伤手。最高奖就是打扫圣器室和礼拜堂，能得到这个任务的只有那些年龄最大的女孩，而且必须表现完美。惩罚性质的工作包括在厨房帮工、清洗巨型炊锅、清洗垃圾桶、跪着擦院子和走廊的地面，然而最糟糕的活儿，通常派给最不守纪律的女孩们，就是洗厕所。我跟你讲过的，只有五个蹲位供将近两百个女孩使用，而且只能在同一时间段内使用，那场面，言语实在是难以描述。厕所的隔间非常狭小，没有自来水，其实就是在地上挖了个坑，坑上面是水泥地面，那些坑像方形水泥抽屉，中间有个圆洞。大多数女孩来自乡下，行为举止也跟在乡下时一样。可能是出于羞耻，在这方面修女们从来没教过我们什么，于是，厕所里除了大便，还有成堆的各种颜色的布条。我敢保证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恶心的场景。每天自然都得收拾那些布条和破烂，然后用大量的水和扫帚清洗，把脏物冲到旁边院子里的下水道，再准备一罐一罐的热水，加入除味剂，给厕所隔间和院子消毒。所有家务劳动，除了打扫厕所，在八点钟声响起的时候必须完成，因为进工房的时间到了。工房共有四个，最重要也最能为修道院赚钱的，是手工刺绣工房。排在第二的是剪裁、打版和机器缝纫工房，跟刺绣工房一样位于二楼。位于一楼的工房分布在不同的院子，有存衣室、织补和编织工房，以及位于第四进院子、靠近后院的洗衣房和熨烫工房。

我们的生活同时朝着两个单调的目标行进：最大限度地做工以便偿付自己的食宿费用，还有就是修女们挂在嘴边的，拯救我们的灵魂，保护自己不受罪孽的侵蚀，然而为拯救灵魂所付出的代价是每天十小时的做工。不管年龄大小，能力如何，每个人都得做工。我们从来见不到把我们的劳动成果带走的顾客，都是修女在和那些人打交道。我们只知道几位女主顾的名字，因为修女们会说起她们，告诉我们她们很挑剔，会检查货品的细节。有一位西耶拉太太会订购床单和桌布，不过最好的主顾是几位土耳其女士，她们会送来很多精美的亚麻布料让我们制成桌布和床单。土耳其女士的订货是最重要的，她们总是自己提供繁复至极的图样，桌布上的每一厘米都绣着花。她们也会订购丝绸内衣和从头到脚绣满花的睡裙。波哥大、卡利和麦德林的有格调的新婚夫妇们会向我们订购整套的嫁妆，一些大张旗鼓的洗礼仪式订的货也是成套成套的。教堂和别的修道院则会委托我们做一些十字服、罩袍、白袍、短袖法衣、祭坛罩。修道院的特色产品之一是金线绣。做金线绣时，不单是绣花线和金银丝线操作起来很难，容易破损，而且很少有人有“一双好手”&&也就是说，金线在很多人的手里会变黑，修女们管这叫体液。有体液的女孩，不管绣工多好都不能碰金线，否则金线会失去光泽。军队会派给我们很多制作节庆或阅兵时用的军旗或军徽的活计，每个军团都要有自己的旗子，上面用金线绣上各自的名字和旗号。一些天主教教团：圣文森特、圣安东尼、加尔默罗、耶稣之心、圣母之心，等等等等，都会向我们订购旗帜。甚至总统府也会派活给我们。

亲爱的赫曼，你或许觉得所有这些都很清晰，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一团乱麻，要知道我们连订货人的鼻子尖都没见过，对他们一无所知。这一切混在一起：做工，土耳其人，部队里的军官，圣母之心教会的女教徒们，共和国总统的绶带，主教的法冠，外交官先生们的刺绣睡衣，所有跟拉丁祷文有关的空话连篇，还有在谈话中总是被提起、简直成了背景音乐的那几句“在外面的”“给外面的”“从外面来的”，因为所有发生在修道院里的事都在“外面”的世界发生,是的，整个世界都在外面，除了我们，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任何解释，只要知道外面的世界是罪恶的就够了，所以每次我们祷告时，不管是开始做工之前还是晚祷，都要为我们那些有罪的主顾念几句“万福玛利亚”，是他们的订货带来的利润让我们可以吃饱肚子并拯救自己的灵魂。

自然而然地，对拯救灵魂这个问题的追问被自我说服所终结，说服自己相信我们是最幸运最幸福的人。于是我们从不抗议，也不要求公道。我们的生活没有未来，我们唯一的奢望就是从修道院直接升入天堂而不经过外面的世界。圣徒们、天使们、大天使和小天使，在天堂里敞开怀抱、唱着赞美诗等着我们，他们将引领我们穿过云彩，到达主和圣母玛利亚的永恒国度。

我们唯一的敌人就是魔鬼。我们知道关于魔鬼的所有事，比上帝的事还了解。我们清楚他用来引诱人们坠入罪恶的所有诡计和手段。地狱的每个角落我们也都熟记于心，甚至可以闭上眼睛在里面转一圈。我们知道沸腾的油锅在哪里，魔鬼把罪人们脱光了放进去，再拿出来，然后把他们的皮一小块一小块地揭掉。他还有一把大铁叉，用来搅动火坑里的心脏，就好像那些心脏是锅里煮着的肉块。成千上万条锁链都归魔鬼所有，他把罪人们拴起来，拖拽着他们走过插满了玻璃碎片和尖刺的道路和山峰。魔鬼身材高大，却很灵活，一跳好几米高，他总是穿着红色或荧光绿的衣服，头发永远从发根向上竖起，还有一对斗牛一样的角，他的眼珠是黄色的，口吐火焰，长长的指甲泛着绿色，牙齿大得像驴的，嘴一张就喷出一股难闻的硫黄味。地狱中布满幽暗的洞穴，里面关着可怖的动物，我们不认识那些动物，只知道它们叫狮子、蛇、鳄鱼，还有好多其他的，大大小小，但是都非常可怕。如果一个人的眼睛犯了罪，魔鬼就用灼热的针挖出他的眼睛，嘴犯了罪，舌头就会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关于魔鬼，没有一件事是我们不知道的，而且她们会确保我们始终牢记&&如果我们弄掉了绣线，她们就说魔鬼会把线捡起来，用它在地狱里折磨我们，要是我们把吃的东西吐了出来，结果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忏悔，如果我们带着罪行领圣餐，那我们的身上就会长满肮脏的烂疮，魔鬼在疮里放下红、绿、黄色的蠕虫，它们会把我们吞掉。

多洛蕾丝·卡斯塔涅达嬷嬷是院长，她瘦高个儿，皮肤白得几乎透明，一双极美的手总是交叉在胸前，攥着用链子挂在脖子上的耶稣像，在礼拜堂里演奏风琴的就是她。她从来不打我们，从来不冲我们喊，从来不羞辱我们，嘴边总是挂着一抹充满善意的天使般的微笑。我们非常敬爱她。这位天使般的人儿每天晚上（在进入礼拜堂做最后一次晚祷之前）给我们做一次演讲或者开一场小会，那被我们叫作“院长的晚安”。

她身体挺得笔直，步履优雅，带着永远不变的微笑，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上，我们每天晚上排成六人一排的队伍在那里等她。“院长嬷嬷晚上好”，我们齐声喊道，她举起洁白无瑕的手，给予我们祝福。等我们完全安静下来她便开始她的讲话。如果当天有人犯了严重的错误，她会点名批评，同时劝诫我们，怀着极大的善意指引我们。如果第二天是一个重要的圣徒日，圣约翰、圣安东尼、圣伊格纳西奥、圣若望·博斯克，她便会给我们讲这些圣徒的生平事迹。如果是圣母月，她就讲圣母，圣诞节临近就讲耶稣诞生，圣周讲耶稣受难。但是没有重要事件的时候，也就是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她最喜爱的主题便是魔鬼。

真是奇迹般的想象力！每次短短的二十分钟，她从不重样地给我们讲魔鬼，总能举出新的事例，用新的形状和色彩词汇描述地狱。她每次都能给我们讲出新的折磨人的方法，越来越多，越来越恐怖。毫无疑问，魔鬼是她最偏爱的人物和角色。她极高的戏剧演员的天赋随着魔鬼这一角色登峰造极，她将嘴巴扭曲成成百上千种形状来模仿骇人的咆哮和吼叫，平日里温柔的眼睛也跳出眼眶，朝着各个方向疯狂转动，她的声音捕捉所有细小的差异，时而插入长长的停顿，那双美丽的手也变成了凶残的刑具。我们眼皮不敢眨、大气不敢出地听着，吓得心狂跳不已。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她正在进行关于魔鬼和地狱的演讲（那后来成了她最著名的演讲之一），正讲到最吓人的部分，那两只总是被关在面包房里的猫逃了出来，速度飞快，一只追着另外一只，疯了一样从人群的腿中间穿了过去。当然我们谁也没看见猫，也没想到会是猫，所有人想的都是魔鬼，全都惊恐万分，成群地扑向了院长。院长倒在地上，头巾掉了，耶稣像也丢了，袖子被扯成一片一片的，因为每个人都从她身上拿走点东西，好在魔鬼面前保护自己。对于我们来说她就是圣洁本身，从她身上拿点什么是拯救自己的唯一办法。这整个过程还伴随着尖叫、哭喊和各种断断续续的祷告。当其他修女赶来，把她从我们的脚下救出，可怜的院长已经半死不活了。后来我们一连三个月没有见到她。

还有，我得指出，要是你认为一个人只要有想法就够了，那我要说如果不知道怎样把这些想法写出来，写得让别人能理解，那跟没有想法没什么区别。我的脑袋就像满是旧物的杂物间，不知道都有些什么，也不知道保存状况如何。要不是有同游俄罗斯作为奖励，我肯定不会再写下去了。但是不要悲伤，因为悲伤的人也会被魔鬼利用的。

亲吻小加布莉艾拉们，一个大拥抱。

艾玛

巴黎，1970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