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赫曼：

贝萨薇的离去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剧场游戏，我的自动钢琴演奏会，艾莱娜的学校教育，全都荒废了。玛利亚太太决定让我们俩代替贝萨薇干活，因为她得看店。

她们教我扫地，我敢保证那扫帚比我都高（我那时刚满五岁，艾莱娜六岁半），还教我削土豆皮、打水、倒垃圾、倒炉灰、刷锅、洗碗、帮忙卸完成箱的巧克力、擦地板。艾莱娜要铺床，有集市的日子还要在店里帮忙。晚上玛利亚太太要洗衣服，还要把第二天的饭做出来，这样我们俩只要点上火热一热饭就可以吃了。我记得艾莱娜得垫着一只箱子爬上去点火，那炉灶比她还高呢。

一天晚上，我被单独派去后院拿水桶，我吓得直哭，踮起脚尖靠在墙上往前走，连气都不敢出，耳朵警惕着最细微的动静，当我穿过剧场，正要经过那几间存放戏服的木屋时，一双巨大的手抓紧了我的腰，把我举到空中。我一下子哑了，就像遗弃“小孩”的那一刻。我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像有块石头压在喉头，让我窒息。一开始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那双手正把我放下来，就在这时我脸对脸和疯子打了个照面，他双眼鼓出，一大蓬黑胡子，嘴巴张着，一颗牙也没有。他温柔地把我继续往下放，我看到他身上一丝不挂。他把我轻轻放倒在地上，在我身旁跪下来，开始亲我的脸。我感到他的胡子钻进我的嘴里、鼻孔里、眼睛里、耳朵里。我试图对他又踢又打，可他那双大手比我的小胳膊小腿儿有劲多了。这时我看到一束光打到后院的门上，老姐妹俩提着一盏灯，正在找人。他一见两人就像弹簧一样蹿了起来，我还在地上躺着。她们俩慢慢靠近，轻声唤他的名字，他仍然站在我面前，直勾勾地盯着我。当他看到她们走近了，就双手抓起尿尿的东西，把尿撒在了我身上，从头到脚浇了个透，像在浇花一样。撒完尿，他一句话也没说，向她们走过去，脸上带着兴高采烈的笑。

其中一个老太太把我抱起来，送到了玛利亚太太那里，告诉她不该让我们单独在这么大的宅子里走动，尤其是晚上，要是她们俩没出来，还不知道会出什么事呢。艾莱娜给我脱衣服，她们把我从头到脚洗了个遍，那老太太一边帮忙，一边跟玛利亚太太谈着。

玛利亚太太在弗萨加苏加过得很无聊。跟在其他地方一样，她在这儿也没有朋友，也不去拜访什么人，而且还缺了瓜特克那群来店里找她聊天的男人们。只有那位多米尼加神父时不时来访，就是和我们一起去散步的那位神父。没有了贝萨薇，对我们所有人而言，生活都变得很艰难。有一天艾莱娜正在加热煤炭熨斗确切地说，熨斗已经加热好了，她把它放在地上，没在上面盖东西，然后爬到箱子上去拿吹风器，也不知怎的，她从箱子上跌了下来，坐到了加了炭火的熨斗上。小可怜，真叫我心疼！一侧屁股上熨斗的烙印占了一半，都露出嫩肉来了。我记得她在整个剧场里一边疯跑一边高声尖叫。后来她病得非常严重，吐了很多次，不管是家里还是店里的活儿，玛利亚太太都不让她干了。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发现玛利亚太太对艾莱娜十分偏心。她一直重复着一句话：偏偏是好看的这个，我喜欢的这个，怎么就没发生在艾玛身上，我可怜的小宝贝啊。我从没见过她那么柔情，看起来她是真真切切地为艾莱娜那片溃烂的伤口着急上火。艾莱娜整日整夜地脸朝下趴着，不能平躺也不能坐起来。我自然无法胜任两个人的工作。有天晚上艾莱娜发高烧，玛利亚太太哭了，说她受不了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说要写信给波哥大辞了店里的工作，还说她是个不幸的女人，没有男人在身边帮衬着过日子。她又指责我们是她所有苦难的根源，没有我们她能活得像女王一样。

几天后公司从波哥大派来一位先生，负责核对店里的账目，找人接替玛利亚太太的工作。他跟她相处得很好。那是个年轻男人，高个子，黑皮肤，有双漂亮的绿眼睛。他跟我们俩很亲热，总带糖果给我们。我们人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洋娃娃就是他送的。那是两个布娃娃，黑色头发打着小卷，艾莱娜那个穿着红衣服，我的穿着粉衣服，我们爱极了这两个洋娃娃。苏斯昆先生，这是他的名字，他帮着玛利亚太太把箱子搬出来，随后一通喧闹的打包工作就开始了。我们俩凭经验就知道玛利亚太太在收拾行李的时候脾气非常差。苏斯昆先生帮了很大忙，是他为回波哥大的旅程找来印第安人和马匹，他还说要陪我们一起走。玛利亚太太高兴得容光焕发。

你可能会奇怪我竟能如此精确、详细地讲述那些那么久远的事。跟你一样，我也觉得一个过着正常生活的五岁孩子是无法如此忠实地复述童年往事的。然而不论是我还是艾莱娜，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那些事就发生在今天，而我也没法向你解释原因。没有任何细节被漏掉，动作、话语、声响、色彩，一切历历在目。

上路的日子到了，天一亮我们就起床了。也不知什么原因，他们决定不用马驮，而是让人背着我们俩。他们买了两把柳条编的椅子，在上面支了篷子，把椅子分别拴在两个印第安人身上，然后把我们抱到上面坐好。

玛利亚太太和苏斯昆先生走在最前面，随后是两个印第安人牵着几匹运行李的母骡，最后是背着我们的两个人。他们给了印第安人一只篮子，里面装着我们俩的口粮。那两个人都喝醉了，一人带着一个装满玉米酒的大葫芦，背着艾莱娜的那个满脸麻子，在闹肚子，每隔一会儿就脱裤子，蹲下来方便，动静惊人。背着我的那个也一起停下，笑得简直要断气了，还说：“多喝点玉米酒吧哥们儿，只有玉米酒能治拉稀。”

玛利亚太太和苏斯昆先生不停前行，等到了荒野地带，我们已经看不见他们了。印第安人却很镇定，讲着我们俩听不懂的笑话。拉肚子那个越来越糟糕，突然坐到一块石头上，说不走了。背着我的那个跟他说要是不抓紧就赶不上火车了，玛利亚太太说在火车站等着我们。他们给了我们俩一人一个面包和一根香蕉，接着喝玉米酒，还在一间茅屋停下，把喝空了的葫芦又装满。

在这间茅屋他们耽搁了好长时间，跟另外一些印第安人聊天。从屋里出来，他们已经不会走直线了，烂醉如泥，左摇右晃，接着还打起架来，一个掏出了刀子，闹肚子那个说：“我现在不能宰了你，因为我要拉屎。”

说着就脱了裤子，缩成一团，另一个收了刀，开始唱歌。天色渐暗，艾莱娜哭了起来，开始喊着叫玛利亚太太，我也跟着她一起喊，一直喊到累得睡着了。印第安人在火车站把我们卸下来的时候我们醒了。奇怪的是，我们俩都不记得乘火车的那个镇子的名字。我们记得火车站、旅店、教堂，却记不起任何一条街道。我们到达时火车已经开走好久了，玛利亚太太和苏斯昆先生也走了，没等我们。印第安人问车站管理员和其他人有没有见过一位年轻的女士，灰裙灰帽，身边有一位波哥大来的内陆绅士相伴。所有人都看见他们上了火车，人群渐渐向我们周围聚拢。我和艾莱娜互相看着，明白了同一件事，一起流下了眼泪，口中同时喊出一句话：“他们不要我们了，他们不要我们了。”

我们手拉着手，头抵着头，哭喊变成了无声的落泪。四周的人越聚越多，每个人都问我们同样的问题：

“你叫什么？”

“你妈妈叫什么？”

“你爸爸叫什么？”

“你们从哪儿来？”

“你们要到哪儿去？”

我们俩心不在焉，不回答任何人，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有我们两个知道那一刻我们的人生出了什么状况。有人去叫来了教堂的神父。神父很胖，挺着大肚腩，鼻子像个红色圆球，一来就在我们身边蹲下，拍拍我们的脸蛋，问道：

“你叫什么？”

“你妈妈叫什么？”

“你爸爸叫什么？”

“你们从哪儿来？”

“你们要到哪儿去？”

我们继续不作声。送我们来的印第安人已经消失了，谁也没有再见到他们，人群渐渐散了，只剩下我们俩跟神父，还有一位士兵，或者是警察，他们牵起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到一家旅店。女店主很严肃，一身棕褐色衣服，白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髻。士兵跟我们留在院子里，神父到一边去和女店主说话，艾莱娜听见神父说：“把她们留在这儿吧，妈妈肯定会坐明天的火车回来接她们的，我明天做完弥撒就过来。”

旅店餐厅的门是玻璃的，全都朝向大街。我们俩被安置在桌边坐下，人群又挤到了门上，有些人为了靠近点儿看，脸都在玻璃上挤扁了。所有人都在交头接耳，对着我们指指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