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

一

岁月无情，首先改变了他们的身体。当等待的人们艰难分开，让出一个谢顶、始终微笑的大胡子唐诺，后面是朱天心，已是中年妇人的微胖身形，齐耳短发，穿着大红有垫肩的上衣，只有圆圆的眼睛，在褪色的时间中仍然照亮满室光华。

时间在她身上，显出奇怪的错乱。衰老在到来，提醒人们，这不是《击壤歌》时期，那个意气风发、只想要时间永远永远留住的少女，也不是1970年代、青春的台湾，这是52岁的作家，在2010年的北京，春天迟迟不来、两岸不再敌对关系却更为繁复的今天。

因为常年简朴的生活，朱天心的衣着庄重而并不入时。2009年香港书展时，作为演讲者的她看到现场摆放的《印刻》杂志，直说，糟了糟了。旁边的朋友问怎么了，她说，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果然，两年前的《印刻》封面上，她正穿着这身黑色西装套裙，凝神与唐诺交谈。

姐姐朱天文，梳着两条辫子，穿着碎花裙子出现在台湾的街头，像一个女中学生。姐妹两个，在最易变的时装领域，表达对过去年代的忠贞，和简朴生活的本质。

面对她们，你又会觉得，时间停止了。曾经在少作中、在年轻的面容上熠熠生辉的纯真，穿越时空，依然留存。

三年前的秋天，我在台北一个咖啡馆，等着朱天心的到来。我问印刻出版社社长、朱家的好友初安民，天文和天心是什么样的人？初安民诡异一笑：你见到就知道了。然后正色说，她们很好，善良、低调、纯粹、坚定，无论外界发生什么事情，她们都能保持自己。他看了看门口，她们一定非常准时，不会早也不会晚，她们会早到，在附近晃来晃去，到时间再进来。

天心进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表，两点整。我一眼认出她认真、不防备的表情。她专注地看着我，像个小学生一样，听完每一个问题，都重重点头“嗯！”，表示自己明白了，然后开始回答，毫不回避，更不世故。

有一年，哈金去台湾访问，一些学者和评论家组织了一个茶叙，朱天文也被请去。座中极尽赞美之词，朱天文越听越不对，当主持人点到她，她勉力克制，仍说出，哈金的英文翻译成中文之后，只剩题材，没有风格。她期期艾艾，百般转圜，仍说出这些不中听的话，一边讲，一边觉得自己大煞风景。

茶叙之后，原本已经深居简出的朱天文更闭门谢绝参加活动，自言为“巫”。

拒绝，是为了保持自身的完整性。更何况，演讲、采访、交谈，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都是枝叶，多数时候，是赘枝。真正重要的，是回到书桌前，背对读者，背对评论，在艰苦孤绝的书写中，把那些未知的句子、形象，从身体里、从自己都已遗忘的经验中呼唤出来。这是写作者的使命。

苏珊·桑塔格说，写作，是因为内心有痛苦，非要表达不可。伟大的文学，是一个不老的梦，也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它逼一个写作者经过长年的寂寞岁月，啃食自身细密的经验，啃食爱、痛苦、绝望，啃食一切，然后以想象，以艰苦的努力，凝成独特的声音。

而这一切，以创造、永存为诱饵，要求着写作者的意志力，拒绝热闹，拒绝虚荣。

在台湾，朱天心不和读者在任何场合见面。她说：“写作是很个人的事情，出来和大家说什么，也帮不了任何的忙，你回去还要面对纸笔。”而每次来北京，她和唐诺都谢绝活动、采访，只是去前门买烧饼、吃羊肉串。

这一次，面对着海峡这边殷殷期待的人们，朱天心满月之脸，红扑扑的，说：“大家好，其实还是蛮紧张的，唐诺也打个招呼吧——我们是夫妻。”在大家的笑声中，唐诺站起来，礼貌而谦和地说：“不晓得要跟大家讲什么，感觉上还是打扰了。”

二

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往往交叠在一起。屠杀和创作力的爆发，有可能同时发生。压迫与战斗、苦痛与荣光，一一相伴而生。社会与人性相同，常常在犯贱，必要有敌人，有压力，才会克服天性中的懒散。

1970年代的台湾，恐怕当时的人们不会自觉那是一个黄金年代。1971年，台湾及海外掀起“保钓”运动，同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中日建交。1978年，中美建交。这些大陆民众熟知的历史事实，在台湾激起了绝然相反的震荡。“中华民国”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性动摇，一个关于大陆山河的梦想破灭；而在岛内，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仍在持续，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反弹。

与此同时，1975年蒋介石去世之后，蒋经国上台，在他治下，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社会在一点点松动，几代人的激情、焦虑、痛苦在寻找出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还没有过多的街头抗争，办刊物、写文章、进行思想讨论，是那个年代进步人士重要的抗争方式。

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爆发。一方面有论者发言批评白先勇、余光中等现代派作家“逃避现实”，他们认为，作家必须负有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应该克服西方的影响，扎根本土。这场辩论看似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美学之别，事实上混杂了台湾社会的种种政治矛盾：“党外人士”与当政者、统一与独立、民族主义与西化、外省与本土等等。

国民党在台湾禁止了“五四”、左翼文学传统，文艺是“自由”“现代”，而远离政治的。“乡土文学”在讨论文学的同时，也启动了政治能量，这种危险迅速被国民党政府发觉。“乡土文学”还未来得及深入讨论，就被镇压了，但是它内在的思想，却在台湾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台湾，也是文学的台湾。年轻一代，无论将来从政、从法，还是从医，都勤于读文学。小说大量出版，拿起笔来写东西，是很常见的事。身处其中，朱天心自觉不算一个特例，“区别只在于，因为父辈的影响，我们觉得写完文章去投稿，是很自然的事，所以常常会发表，也会继续写下去。”

也是1977年，朱天心的长篇散文《击壤歌》出版。这本书记录她的高中生活，写于她等待进入大学的暑假。在时代的风起云涌中，一群小儿女并无知觉，她们想办法逃学，四处游荡，“遂行自己的小小叛逆”，朱天心回忆说，“是这样‘大观园’的日子，让我毕业离开时仍恋恋不舍，想用笔，记下当时的风日，当时的亲爱友人，当时的每一丝情牵，见证曾有那么一群人是这样活过的。”

《击壤歌》出版第一年便再版十余次，五年内畅销30万册，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读本。但是在正当浓烈的“乡土文学论战”中，这本书，包括当时朱家姐妹的其他作品，被批评为“闺阁文学”，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朱天心原本看乡土文学论战，像是看大人吵架，突然自己被卷入其中。“左翼”文艺理念很容易把现实和文艺的关系简单化，沦为教条，有人认为，这样在城市长大，生活衣食无忧的女孩子，只会写写自己所处的环境，写写爱情，正如她们的祖师奶奶张爱玲，是“姨太太文学”，无法登入文学的庙堂。

“当时只要去写农村、写矿工，写得差差的，就可以获奖，身边好多人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台北，也去写农人……这样你就会有压力。”这是朱天心第一次面对文学的诱惑和压力，该迎合当时的文学时尚，选择宏大而“正确”的题材吗？

今天，历史已经一再证明，到底什么是经得起考验的选择。强力的意识形态会令文学荒芜。无论理念如何，文学终究有关个人的心灵，如果不能为人类的精神添加独特的声音，那些纸上产物终究不过是浮尘，一抖即逝。

身在时代的现场，这样的选择并不易做出，“可是如果十七八岁的时候，你不能诚实面对自己的十七八岁——尽管那很贫乏、很小资，你怎么可能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的五十岁、六十岁？我们只能选择诚实去写作，哪怕这个题材是很小的。”朱天心说。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