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真的太可怕了，你们年纪太轻都不知道啊！

一

这年冬天，我和朋友在淡水一家咖啡馆聊天。朋友是第一次来台湾旅行，她个子虽小，话音却快而脆亮，噼里啪啦，在咖啡馆的空气里作响。在台湾待了几年，习惯了人们低语克制、务实不打扰别人的作风，跟她说话，我感到久违的痛快过瘾，又心惊肉跳，生怕被人侧目。

正当这时，有人扬声说：“你们是大陆人吧？”

我转过头，看到旁边一张四人桌，一个卷曲短发、有些富态的中年妇人正扬起下巴看着我们，神情和善，旁边坐着一个头发似雪的老太太。

我们说：“对啊。”

中年妇人说：“我一听口音就知道，来来来，一起坐……你们是哪一省的？”

我有点惊讶，大陆游客在台湾越来越不受欢迎，常常被讥诮为太吵、不礼貌，很少有陌生人在公共场合如此热情。朋友说：“我是四川的。”我说：“我是甘肃人。”

“甘肃人？”中年妇人声音提高了，喊着：“爸爸！这里有一个甘肃人耶！同乡耶！”

一位老人刚走出洗手间，他快速点着拐杖，在座位前站定了，问道：“哪里？甘肃人在哪里？”他把拐杖靠在桌边，伸出右手：“没想到碰到老乡啊！”他脸颊浮出密密的黑斑，鼻梁边生了一个黄色的脓痂，眉毛像两丛悬崖边的枯草，皮肤松松兜住一块块往下坠落的内部组织：眼袋、脸颊、下颌。

尽管口齿含糊、身体惊人地衰老，但老人的思维和动作都很敏捷，他抓住脖子上的蓝色带子一扯，扯出一张卡片，指指上面的数字“13”：“民国十三年，我已经九十岁啦！”过了一阵，他又拉起衣领，把左胸前的徽章往外拽了一拽，徽章中间是圆形的青天白日，两边是展开的鹰翼：“我是空军！”

老人叫曹润霖，是1949年跟随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的空军，也是我在台湾见到的第一个甘肃人。当年来台的外省人，多数来自东部：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台湾的外省菜，指的是上海菜、江浙菜、山东馒头。到台湾的一百多万外省人之中，甘肃人只有3900多名，老人就是其中之一。

曹润霖生在兰州，他印象里，20世纪初的兰州全是泥地，没有公路，也没有通电。抗战中，他考入位于四川西部的空军学校。那时候，空军是中国的希望，是民族英雄。但是他一路驻守、一路撤退：成都、南京、沈阳、北京、昆明、金门、台北。

九十岁的曹润霖，急于炫耀自己的青年时光：“我们年轻的时候啊，空军很帅的。一到假期，就开着jeep，到学校找学生，一起去看电影。拉风得很。”他特意用英文说jeep，假牙让很多音节含混不清。

他听说朋友是四川人，立刻改用四川话：“四川人？格老子你寺四川人？四川哪哈底？”他又恢复国语：“我在四川驻军过两年啊，那时候川大、金陵女子大学，我都认识里面的学生。”

朋友挤挤眼睛：“女生吧？”

他大方地点头：“是女生。”

老太太漠然坐着，好像什么都没听到。

中年妇人说：“这是我妈妈。老了，无所谓了。”

虽然已经12月，亚热带没有冬天。六十多岁的女儿，带着九十岁的父母来淡水散心。但是曹润霖对淡水的夕阳没有兴趣，他急着在两个大陆游客面前，一样样摆出自己的过去。他拿出一把小刀，执意要切橙给我们吃。他掂着手里的小刀说：“这个小刀可不简单，是苏联炮弹做的。”

二

唯有回望历史，才会理解这个一心惦念青春风流的衰朽老人，经历了怎样的战乱流离。这是20世纪的中国人共同承担的命运。而他又是如此幸运，从20世纪存活了下来。

1924年，曹润霖出生的那一年，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了军事飞机学校，在他提出的众多口号中，其中有一条是“航空救国”。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各个国家都认识到现代战争全新提速，骑兵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有坦克、铁路，飞机占领了天空。有野心的军阀纷纷创设航空机构，无论是逐鹿中原，还是救亡图存，在战争年代，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优先。在孙中山的号召下，许多华侨自费学习航空技术，学成之后，再募款购买飞机，回国革命。

然而中国现代空军的建立十分艰难。“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轰炸锦州。1932年，中国空军在上海第一次迎战日军，一败涂地。当年，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航空班扩建为中央航空学校，从南京迁到杭州笕桥，蒋介石亲任校长。

那时的中国没有工业基础，所有的飞机都靠进口。但日本已经建立起强大的空军，日军相继轰炸上海、武汉、广州……中国空军尽管英勇，实力却悬殊。到1937年，中国在战前买的飞机大半折损。这时，苏联支援的歼击机、轰炸机，经中亚、乌鲁木齐运往兰州，再分赴东部前线。兰州，这座群山包围、黄河边的安静小城，成为了后方的飞行训练中心。

日本人很快意识到兰州的重要性，连年空袭兰州。1939年，中苏空军联手，将日军赶出了兰州上空。飞机的轰鸣，被击落在皋兰山的日本飞机，影响了兰州少年曹润霖的一生。

抗日救亡、保卫家园的时代氛围中，飞行员是拯救国家的希望。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写到恋人张大飞。日军占领东北之后，大飞的父亲被日本人浇油漆烧死。为报国仇家恨，大飞于1937年底投军，选入空军学校，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1942年夏天，他回国成为中美混合大队的一员，报纸称他们“飞虎队”。

齐邦媛写道：“新晋阶中尉的制服领上飞鹰、袖上两条线，走路真是有精神！此次告别，他即往昆明报到。由报纸上知道，中美混合大队几乎每战必赢，那时地面上的国军陷入苦战，湖南、广西几全沦陷，空军是唯一令我们鼓舞的英雄。”

那时，空军的待遇也比陆海军高出许多。一名陆军士兵每月伙食费2元，外加3毛钱草鞋钱，而空军学校的毕业生，每月工资75元，半年后加到150元。工资多到无处可花，每个人都买最好的衣服，照相机、马靴，每人都有一辆三枪牌自行车。开着jeep四处兜风、约会、看电影，空军过着风光时髦的生活，也冒着极大的风险，每次飞行前，都必须签下遗嘱。

曹润霖考入空军军士学校时，已是抗战后期。当他毕业时，抗战已经结束了，迎接他的，是国共内战。1948年，他作为国军空军的一员，参加了辽沈战役。这场战役的伤亡人数仍有争议，按照官方数字，歼灭国军47.2万人，俘虏32.43万人。曹润霖活了下来。

“指挥官临阵脱逃，”曹润霖举起双手，“投降了，做了俘虏。林彪对我们说，两个选择：留下做解放军，或者返乡。我拿着路条，回家了。我要回家。”他回到兰州，又从兰州撤退到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