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的作家和评论家们最终与反抗国民党统治、争取民主政治的“党外运动”汇流。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隐藏在“乡土文学”内部的本省籍、外省籍矛盾爆发，内部分裂，本土意识兴起，对于中国的认同日渐衰落。
台湾的民主运动浩浩荡荡，腥风血雨，终于建立了民主体制，但也埋下了深刻的矛盾。这一进程形成也借助了一个历史叙述：台湾，这个亚细亚的孤儿的四百年悲情，就是“被殖民”的历史。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想象与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纠结在一起，这一次，本省人、原住民站在了道义的高度。
1987年，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开放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1994年，蒋经国指定的接班人李登辉宣布进行正副“总统”直选。2000年，陈水扁当选，民进党执政。陈是第一个本省人“总统”，被称为“台湾之子”。
在这一系列多半被正面描述的历史进程中，身为外省第二代的朱天心，被挤压到了边缘。“外省人滚出台湾”“外省人欺负本省人”……树敌永远是有效的，省籍矛盾在选举中、政治斗争中，一再被简单操作，甚至超越了政党体系，“在那个时候（李登辉时代），民进党常常都会帮助李登辉对抗国民党内的外省人，把党的界限打破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台湾的民主很假象。”朱天心说。
胡兰成以李白形容朱天心，“李白是天之骄子，他对于世上的事物什么都高兴，又什么都不平。”朱天文说，天心有一个爆炭脾气，见不得世上不公，“本来南鱼座的人，血液里就是流有更多楚民族的赤胆忠心，浓愁耿耿啊。”
她不是没有委屈的，在写台北的小说《古都》一开头，她说：“难道，你的记忆都不算数……”生于此，长于此，何以就成了侵略者，成了客人，一两代人的生命经验，到底如何相看？
15岁之前，朱天心随父亲居住在眷村，那是国民党中下级军人的独立封闭社区。那一代外省人，尤其是老兵，随着国民党来到台湾，一辈子漂泊，到了七八十岁，已经没有任何能力回到大陆，去东南亚，但是在台湾的政治斗争里，却被描述成了国民党的帮凶。这么多年，台湾的发展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支撑他们一辈子的信念——回到大陆——反而被羞辱、嘲笑、糟蹋、践踏。
“也有一些外省人，在高位的人，风向是转得很快的，他们会倒过来怪，都是你们在扯我们的后腿，因为我们看起来是旗帜鲜明嘛。我为外省人的不平之气不是为宋楚瑜，不是为马英九，因为他们始终都享有权力和资源。”
如果说本省人的悲情是正统的本土意识，那么这些外省老兵的生命经验，就该在边缘化的过程中被改写和遗忘吗？朱天心有一个朋友，她妈妈是台湾本省人，爸爸是1949年来台的大陆人，妈妈常常会说外省人怎么欺压我们，到后来她忍不住了，说，妈，几十年，都是你在欺负爸爸，我没看到他欺负你啊。“台湾每个人都把个人的生命的小历史全部拱手交给这么庸俗、这么粗糙的一个大历史。”
于是她写《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写《古都》，她着急，她想要告诉读者，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个体生命经验，不可以化约为政治教条。
2007年，当我到达台湾时，被温和、友善的社会氛围感染。但是深谈之下，又感觉到一种明确的焦虑。由于两岸关系的恶化，台湾经济停滞许久，民进党政府的贪腐弊案日渐爆发，民众对于本省人主宰的执政党越来越失望。媒体盛行一句话：“国民党偷吃完还知道擦嘴，民进党吃完连嘴都不擦。”2006年，民进党前任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行动”，声势浩大，却无疾而终。省籍矛盾仍然是碰不得的话题——朱天心说，如果朋友之间不想伤害感情，最好不要谈这个——但是只要交谈超过半小时，无人不提及。对台湾来说，这还涉及另一个根本的问题：和中国大陆该如何相处？
2008年，台湾大选。马英九当选。很难说这是一次外省人的胜利，更恰当的说法是，台湾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对简单粗暴的政治方式的厌倦。只是十多年过去，伤痕已经刻下。
如今回想起来，朱天心说：“那些年我觉得自己像希腊神话里的卡珊德拉，喊破喉咙，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我喊出来，想尽各种办法让大家去逃命。现在大家都会逃的时候，我反而觉得失掉了写作的动力。”
这时候的朱天心，不是“闺阁派”，不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个人与时代之间形成强烈的张力，她充分经历、感受着社会的变动，同时，居于边缘，让她必须寻找新的语言、新的眼光。
四
“台湾这些年，像做了一个梦。”唐诺说。
唐诺原名谢材俊。和朱天心结婚时，朱妈妈的朋友问，你这个女婿是什么样的人？朱妈妈说，他是住在树上的人，如果树上有书有围棋，他可以好几年不下来。
谢材俊生在宜兰，本省人。搬到台北时，母亲告诉所有的小孩：我对你们只有一个条件，不许找外省人。他和朱天心高中时认识，也是《击壤歌》中四处游荡的一员。后来进入同一所大学，同一个系。
唐诺年轻时也写小说，他的老师朱西宁（朱天心的父亲）评论说：你这个人讲话的时候这么有意思，怎么写出来这么不好看？也许正是因为，他的才秉并不在于想象力与叙事。阿城说，他第一次看到天心的文章，觉得自己真脏，看到唐诺的文章，觉得自己知道得真少。唐诺所知极为渊博，出口就是繁复缠绕的知识体系，他喜欢博尔赫斯，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他讲道，博尔赫斯发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一位神学者，早于马丁·路德提出一些重要的神学理论，丹麦也曾有一个国王，武功、雄才伟略，不下于拿破仑，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同样，北欧神话的复杂度、震撼力，比各个民族的神话都要强烈，可是大家都不在乎，所以博尔赫斯说，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历史，像做了一个梦一样，跟人类集体无关。
人类集体的文化自有其势利之处，身处大陆之畔，台湾在国际世界日渐边缘化，文化亦受影响。假使诺贝尔文学奖要颁发给汉语作家，会想到台湾吗？唐诺引用博尔赫斯的文章，是想说，台湾这些年的文化成就无人关注，“像做了一个梦，百无聊赖起来，做什么事，感觉没有人对你有兴趣”，所以两岸关系的改善、大陆读者的期待对他们有重要的意义，“原来你做什么，对别人还是有意义的，还是有人在乎的，这对我们的书写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他们此次大陆行的缘由。
朱天心、林怀民这些1950年代出生的人，是台湾不可复现的“黄金一代”，此后台湾文化后继乏力，如唐诺所说，“百无聊赖起来”。一方面，“去中国化”的过程抽掉了文化的重要根源——使用一种语言，却拒绝这种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不可不说是一个悖论；另一方面，1980年代之后，台湾迅速资本主义化，文化成为商业，有才情的文学青年进入媒体、广告业，拿一份不错的薪水，很快可以出名，衣食无虞，也享受对社会施加影响的美好感觉。搞一个公司、一个网站，卖掉就是一笔钱。没有人再能守得住寂寞了。一波一波，出产的是文化明星，而不是好作家。
二十多年前，朱天心和唐诺的好朋友詹宏志，因为种种原因要离开远流出版公司总经理的职位。那时，朱天心夫妇一个月生活费只要5000块（新台币，下同），但詹宏志夫妇就要15万，保险费、买房子、养车子……他们的物质水准已经很高，所以下一个工作，也只能是做总经理或者社长，这样选择的机会就变得很少。“那时候我们俩就有个默契，绝对不要哪一天过到选择会有这么小，而是要随时保持我要不工作也可以的生活状态，”朱天心说，“我理解的自由，不是说你写什么都可以，而是说你还要有不写的自由，不用被一堆生活上的琐事催逼着，非得写个不停。真的面对大的困难时你敢不写，我觉得那才是自由。”
若说他们极其自律，不如说他们对于生活的嗜好极为简洁。他们尽量简单朴素，以换得心境与创作的自由。唐诺形容这十多年来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错过上班的高峰期，在九点和九点半之间到达咖啡馆，开始写作，写到中午一点多，每天写8000字，删到300，自称“写得很慢，也写得很少”。
这种沉稳的个性，让谢材俊在追求天心的时候，吃了不少苦头。朱天心从不避讳自己对于同性的情感，那时她喜欢的是一位个性飞扬、志在天下的女同学。最后，谢材俊和朱天心的结合，却像是给世界的一份文学礼物。一个一流的评论家，和一个一流的小说家，以对文学的至诚热爱，在日渐喧嚣轻浅的时代，相互支持，做不堕落的人。
唐诺开玩笑说，好像40岁之前，他只做过两件事，一是写过一首很烂的电视剧主题曲的歌词，二就是娶了朱天心。“我一直觉得后面这件事，我做得还不错。”他很认真地说。
“我们究竟是谁？我们不就是一系列的偶然，我们自己所读过的书，我们所思考的东西，这些构成了完整的我们。也许人生一个擦身而过，鬼使神差的结果，当初可能是转到左边，转到右边，那辆车没有搭上，你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所以在回忆的时候很危险，世界差点成不了世界，你差点成不了你自己。你可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我们到现在还可以不断地谈话，包括跟朱天文，每天还有说不完的话，不会是很身边的柴米油盐。我们本来以为很自然，后来发现好像蛮难得的。我们还有相当大一部分共同相信的东西，或者是共同喜欢的东西，这个蛮不容易的。
“如果你想问的话，我觉得我们对待彼此蛮认真的。你好像不太愿意让你身边的人丢脸，所以有些事你不能做，有些事你必须做，有些事你可以勉强。这么多年了，这也是一个动力，所以我说，作为朱天心的先生，我觉得我扮演得蛮认真的，也还做得不错。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