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茨已经成为德国政府激烈的批评者之一。他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得西德成为比较好的政府。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也有类似的观点，不过他说的是：社会主义唯一的成就是使资本主义在竞争中接受了自己的理论，这很讽刺。一些欧洲国家建立了更甚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包括西德。可是竞争的消失，使得情形坏了，舒尔茨说，现在德国贫富差距变大，看电影、去餐馆吃饭，对他的很多朋友来说，成为了奢侈的活动，“还有，你总不能把水拿来做生意吧？水是公共产品，不应该私有！”

我们坐在舒尔茨家附近的咖啡馆。这里是普伦茨劳贝格区，属于东柏林。他说：“我还是希望住在原来东德的地方。”除此之外，统一之后，很多人离开东德，房租变得很便宜，艺术家和移民们蜂拥而至。其结果是，许多年后，这里到处是咖啡馆、世界各地风味的餐馆、店铺，充满活力，可是也有点时髦了。

柏林咖啡馆很多，人们喜欢坐在户外闲谈，晒太阳。街区都有大树浓荫，空气纯净，每一样颜色都很浓。我想着人们悠闲的生活，干净的空气和食物，这几乎是我所见最好的社会制度了，或许还想起了自己的国家，听着舒尔茨的批评，忍不住说：“也许，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社会制度，完美的社会。”

他说：“对啊，所以我们每天都得斗争，为了民主和平等。”

四

我开始热衷于寻找东德人的面孔，有点犹疑和哀伤，又是亲切的，和西德人的浑然自信比起来，这种复杂更令人触动。经历过苦难的坚定，更强壮。

乌莉就是这样的例子。在六月的新克尔恩街区文化节，乌莉和朋友们在一所废弃的监狱表演了一出现代舞，来表达当人们被囚禁时的感受。平时，乌莉在小学教小孩子跳现代舞，借舞蹈来表达自己。尤其是在移民子弟学校，“这些小孩子的身体是非常紧张的”，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他们有太多东西要适应，语言，文化，这让他们很不自信，尤其是女孩子，可是当经过一些舞蹈练习，身体打开的时候，她看到孩子们眼睛突然亮了，那一刹那的光彩，让她很有成就感。

乌莉动作夸张，表情也比常人放大，薄薄的嘴唇涂得鲜红，和绿色外套形成戏剧性的冲突。每年都有很多艺术家来到柏林，这里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房租比别的大城市便宜，生活丰富多元，什么样的怪人都有，可是过一段时间，沮丧总会到来，永远有更年轻、更拼命的艺术家来到这里，房租一天天涨起来，难道要永远做免费的艺术吗？乌莉也在担心这个，可是，她摇摇头，管它呢，以后再说，至少现在，柏林是天堂。

新克尔恩原属东德，同样因为便宜，是移民和艺术家的聚居地，也是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乌莉说，虽然同居于此，实现着两个层面的多样性，但是移民和艺术家的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移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作息，而艺术家昼伏夜出，怎么能让两种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呢？也许乌莉的工作，是一种这样的努力。

为什么她会对这些移民小孩的神情这样敏感？她说：“因为我来自东德，我知道那种在边缘的感觉。”10岁时，乌莉随父母迁移到西德，虽然讲同一种语言，却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必须察言观色，重新学习一套规则。“我在两种社会制度里都生活过，这一点对我很重要。我很庆幸没有继续生活在一个极权国家，否则我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可是我也不喜欢物质主义，用金钱来评判一个人是不对的。所以我要利用在两种体制里的好处，我用现在享有的言论自由，去批评这个体制的缺点，让它改进；我用东德人的边缘经验，来帮助移民。”

五

对于周三晚上的欧洲城市来说，人多得不寻常。珍宝公园的草坪上，人们或坐或站，三五成群，照例是人手一瓶啤酒。很多人站在一边，仰头看着一部线条与色块变幻、不知所云的短片，那是一部当代艺术作品。酒水摊和烧烤摊前面，挤满了人，德国人秩序井然的神话没有上演。

这是“扎根柏林”（basedinberlin）当代艺术展的开幕之夜。参展艺术家来自四海，但他们现在都住在柏林。柏林市长沃维莱特出席了开幕式，展览想要表达的是，这是柏林，是当代艺术的世界中心，对年轻艺术家敞开胸怀的城市。跟所有地方一样，多半的作品不明所以。至少有两件作品，是以一堆破烂砖石为主要内容；有一幅在墙上贴满了放大的1块、2块的欧元硬币的模型，还有几件，是以柏林夜店场景为内容的视频。德国记者丽贝卡总结说，看样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柏林很穷，夜店很重要。

在公园里，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开心，而原本该是夜晚主角的艺术展室里，观者寥寥。丽贝卡提着啤酒瓶说：“我觉得艺术展不重要，大家只是太爱柏林，太骄傲于自己是个柏林人了！”

“二战”之前，柏林曾经是德国的商业中心、媒体和出版中心、金融中心……随着战争爆发、战后柏林的被分割，产业都搬离这个不安全的城市，银行搬到法兰克福，媒体和出版公司搬到汉堡，工业搬到慕尼黑、斯图加特。在东德的封锁下，西柏林的日常物资都需要盟军空运，更谈不上经济的发展。很长时间以来，为了维持这个象征意义极强的城市，德国联邦政府十分善待西柏林，包括财政拨款，让人们无需工作也能生活，而城中男性也无须像其他西德男性一样服兵役。

直到今天，在德国所有联邦省份和城市中，柏林是最穷的地方之一。也有人说，柏林人已经习惯了被供养，他们太懒了。

1960年代，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演说时慷慨说道：“我是一个柏林人。”他想要表达的是，美国将会站在西柏林、西德人这一边，抗击共产主义阵营。被东德围困的西柏林人，需要得到同盟。

而冷战结束之后，“柏林人”在生长出新的含义。

柏林被称作最不像德国的城市。如果发生了日本海啸一样的重大灾难，德国人会像日本人一样秩序井然吗？丽贝卡说，德国其他地方也许会，我想柏林人不会，因为其他地方只有一种人，可是柏林，什么样的人都有。

丽贝卡是德韩混血儿，尽管出生在德国，但是黑发、黄色皮肤、个子矮小的她，从小就要面对这个问题：“你是哪个国家来的？”她说：“我是德国人。”对方问：“那你爸是哪儿来的？”她说：“我爸也是德国人。”对方问：“那你爷爷是从哪儿来的？”一直追踪到亚洲族裔才肯点头罢休。有时候，对方会强调重点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生性幽默的她回答：“我从我妈肚子里来的。”

尽管对于希特勒的种族政策有很多反思，但是德国人并没有完全走出种族优越感。移民仍然是德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白人天生地觉得自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对于其他肤色的人，如果你说你是德国人，他们会怀疑地看着你，“可是如果你说自己是柏林人，所有人就都理解了。”丽贝卡说。

历史上，柏林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市。17世纪，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公开邀请被法国驱赶的胡格诺派教徒来到柏林，填补“三十年战争”造成的人口空虚。到威廉一世去世时，定居的胡格诺派教徒占到柏林总人口的20%，柏林成了一个移民城市。

而冷战结束之后，便宜的房租吸引艺术家和移民来到这里，让柏林真正变成了国际化的都市，一个当代艺术的中心。这也改变了柏林愁云惨雾的沉重形象。

今天，柏林的面貌也跟柏林市长沃维莱特有关。2001年，他在竞选时公开宣布：“我是同性恋。”他给出了柏林的新描述：贫穷，然而性感。柏林的夜店越来越有名，邻近国家的年轻人，会在周末、假期来到柏林，租一套公寓，尽情享乐。沃维莱特四处推广柏林的新形象，市政府支持各种关于艺术、多元文化的活动。6月的每个周末都闲不下来，世界狂欢节、同性恋游行、街区48小时艺术节……柏林像一个永不结束的派对。

很多人批评沃维莱特四处作秀，但也有很多人喜欢他。德国记者玛雅说，过去，德国人出国总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是德国人，因为战争和屠杀的历史，也因为德国人既有的固执、僵硬形象，可是沃维莱特改变了这一形象，德国人也可以很酷，很幽默，为什么不呢？

六

“每个人都是世界的一部分，可是总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维兰德·施佩克，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负责人、泰迪熊奖创办人说。

施佩克生在德国西南部，1960年代末，少年的他发现自己对男性有好感，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欧洲的政治运动才刚刚开始，也不认识其他的同性恋。20岁时，他知道了一个男同性恋组织。他去参加活动，却把对方吓了一跳。组织内都是比较年长的人，忙着跟世界解释，男同性恋不都是娘娘腔，也可以是阳刚的男人。可是作为新的一代，施佩克是个火焰男孩，浑身色彩缤纷，红色头发，蓝色指甲。他也并不是想装扮成女孩，可是他很清楚，他不想变成传统的男性形象。

如果说作为同性恋本身就意味着活在边缘，那么施佩克选择了一条更窄的路。他希望自己是雌雄同体。他不喜欢落入一切陈规，包括旧有的性别观念。

施佩克离开家乡，来到柏林。当时是西方社会运动的梦幻时期，不同领域的浪潮并进。连同性恋组织都有共产主义、女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各种流派，互不服气，吵个不停。施佩克抱着很大的期望加入，结果却非常失望。他自认左翼，但他不喜欢结党，不喜欢教条。他和同样失望的一些朋友们开始了一场新的运动：反对男性霸权。“我们觉得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同性恋，问题在于这是个男权社会。我们是男人，我们应该去统治女人，但我们不想，我们还要阻止其他男人这么干。如果每个人都平等了，男同性恋也就没有问题了。”

吊诡之处在于，男人总是喜欢自以为是的发言，嗓门又大，施佩克和他的朋友们不想这么做。他们要学习倾听和理解。可是如果不说，怎么推广自己的理念呢？没有推广，又怎么促成改变呢？

所以这个运动没有成功，但是有很多认同这一理念的男同性恋因此找到他们。而不屈服于陈规的思考方式，也贯穿了施佩克的人生。

1970年代末，施佩克拍了一部电影《柏林墙之东》，讲述自己的爱情故事。之后，他加入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那时，美国、德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都已经有了酷儿电影节，1987年，这些电影节的负责人在柏林聚集。他们在同志书店开了一次会议，结论是：同志社区内的亚文化固然重要，可是如果在柏林电影节这样的层级举办同性恋电影节，意义非同寻常。

第一年的泰迪熊奖，很少人知道，只有一些知识分子、同志组织者来参加。第二、第三年，人渐渐多起来，派对成为最受欢迎的部分。“这很重要，因为酷儿喜欢派对，异性恋也喜欢派对。”他们选择有名的地点，邀请明星，同时派对开放给所有人，“以前异性恋觉得是被排除在外的，现在我们不排除任何人，每个人都可以来。我们要带着社区走出去。”

今天泰迪熊奖已经成为国际性的著名奖项，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就从这里成名。而2011年6月，30万同性恋走在柏林的大街上。在更早一周的同性恋嘉年华中，男女同性恋在街头跳舞、喝醉。

今天在柏林街头的同性恋们，他们没有经过抗争、运动，自由似乎与生俱来，但他们真的明白自由的意义吗？没有经过痛苦经验的淬炼，如果没有努力争取，自由还会可贵吗？

四年前，施佩克去波兰华沙帮助筹办酷儿电影节。波兰社会还相当保守，大街上有很多人抗议，政府撤回了国有电影院。可是这时嘉宾也请来了，又完全没有钱，要怎么办？“这种事情的发生，会把你一下子踢回三四十年前，那时候我们在德国经历的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可是现在，在柏林，你看到很多被宠坏的同性恋，他们不做任何政治努力，好像一切权利都是理所当然。”

这些年，施佩克冬天筹备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夏天去各地帮忙举办酷儿电影节。他知道自己的形象、名气可以帮助那些生活在困境中的人们，华沙，圣彼得堡，萨拉热窝，西西里……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提醒他，权利不是从天而降，而且很有可能再次失去，必须要为之奋斗。

而某种程度上，他追求“在边缘”的感觉，他想要有反省的生活。在社会结构的运动中，很多人从边缘进入主流，困难消失了，生活变得庸常。同性获得结婚权之后，家庭变得和异性恋一样了。但施佩克不想这样，他在世界各地工作，和朋友、伴侣建立新型的家庭，承受着不确定性带来的危险，也享受不确定性带来的美好。

在柏林化石一样叠加的历史中，贫穷而性感成为最新的一层。它是新的政治，也是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