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孤独，与所爱的人、世界隔绝，和酷刑相比，到底哪一个更难以忍受？

一

到达几天之后，我学会了问人们：你来自东德，还是西德？22年过去，墙倒塌了，德国统一了，但生活没办法一笔勾销。往日隔绝的，不只是地理——1989年东德人跨越柏林墙之后，一脸茫然，他们的地图里没有西柏林，墙这边的街道对他们是那么陌生。远不止如此，冷战在人们心上烙下的印记，需要几代人的生活，才能真正弥平。

花白卷发、眼神在镜片后一直闪烁的乌苏拉，在一个大风天带我们游览柏林。对于这座城市，她有讲不完的故事。15世纪开始，柏林先后成为勃兰登堡公国、普鲁士的首都。从壮美的勃兰登堡门进城，沿着菩提树下大街，古代人可笔直通向国王的城堡。拿破仑在欧洲四处征战称雄，占领柏林时，掳走了门上的胜利女神和四架马车。几年后，拿破仑战败，法国才把胜利女神还给柏林。

柏林地下是砂石，不像萨克森或者黑森林地区富饶多矿。普鲁士虽然强盛一时，但那时的世界终归是罗马的，伦敦的，巴黎的。柏林的世纪是20世纪。魏玛共和国曾把这里变成最繁荣、自由的城市，很快，希特勒把它变成自己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战争最终也结束于对柏林的轰炸。然后冷战开始，铁幕拉下，就在城市中央。它复杂深重的命运，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之后，余音未绝。

1961年，东德筑起柏林墙，勃兰登堡门一带变成无人区，荒草丛生，野兔肆虐。现在勃兰登堡门是柏林最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有人穿着旧军装与游人合影赚钱，有人在这里抗议示威——这次是工会，柏油马路上用砖砌出一条长长的路痕，那是柏林墙原来所在的地方。游人跨越其上，以示欢快而廉价的庆祝。

乌苏拉讲话时不停地神经质地把衣襟拉直，带有浓重口音的英文，常常让人难以辨识，但“墙倒塌”，一定是重要的时间点。我们谈到《柏林苍穹下》，那个长着翅膀的男人，在柏林的上空，悲伤地看着这座城市。像很多城市一样，柏林的各个角落都藏着故事，但它很幸运，这些故事都没有被忘记。有二战死难者纪念碑，有犹太人纪念馆，有二战时被害的同性恋纪念碑，有柏林墙纪念馆……柏林可能是纪念碑（馆）最多的城市，每一个灾难都要被一再提醒，为了不要再次发生。

我问：“乌苏拉，你来自东德还是西德？”

她反问：“你猜呢？”

我说：“西德。”

她很惊讶：“你猜对了，可是为什么？常常有人猜我是东德人，因为我对东德了解很多。”

我说：“有一次你提到，现在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了。”

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了，这句话中骄傲拥有的语气触动了我。在一个极权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这种理所当然的骄傲——城市是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的，却只能是市民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

东德人和西德人的这种不同，处处皆见。二十多年前，有东德少年出国，遇到几个西德的同龄人，最令他吃惊而羡慕的是对方的自信。经历了两德时期的老人总结为：在西德，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我是一个自由人，我可以做任何事，直到有人告诉我说不能做；可是在东德，人们从小被教育，你什么都不能做，直到有人允许你去做。

使人民恐惧，这是极权社会最重要的统治工具。让恐惧从小灌入，在心里扎根。德国统一之后，德累斯顿公共电视台被西德人接管。编辑彼得回忆说，当时，上司走进会议室，气势颇强。她讲了一番话，等待大家的回应——作为西德人，她习惯了辩论和质疑，但是会场一片沉默，没有人说话，“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服从。”

二

离开柏林市区，经过很多方方正正、毫无特色的苏俄式建筑，来到斯塔西监狱博物馆，约亨·沙德勒（jochenscheidler）在门口等待着我们。

这座红砖建筑曾是东德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斯塔西，就是东德安全局。1968年，苏联和华约成员国的坦克开进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年轻的东德物理系大学生沙德勒和一些朋友上街散发传单，呼吁人们反对联军的行为。传单上写着：“公民们——同志们，联军的坦克只是为敌人服务。想想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声誉吧。我们要求事实的真相。没有人愚蠢到只考虑自己。”他被投入这家监狱，监禁一年半之后，才被送到法庭审判，判刑两年半。

沙德勒花白短发，面膛晒得很红，皱纹纵横，两脚外八字叉开，站得笔直，斯文、健壮，十分有尊严。看不出这是一个曾经剥夺他自由的地方，他谦逊地微笑着，按照安排得当的路线，一一展示昔日政权的罪恶、犯人的痛苦，只有很少的时候，愤怒使音调变高了。

我们走过监狱的花园，在这里住了一年半，沙德勒当时却不知道这个花园的存在。他们不能去花园散步，也看不到——牢房要么没有窗户，要么窗户是不透明的。一个残酷的玩笑是，唯一一个曾经享受过这个花园的犯人是监狱长，两德统一之后，他被送到了这座监狱。

这里关押的都是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政治犯，他们认罪之后，才会被移交法庭，判刑转入别的监狱。不认罪，就要继续在这里承受酷刑、孤独，和“不知何时结束”的绝望。而认罪，是背叛自己的信仰和生命，向政权妥协，可是，日子总算会有个头儿。

犯人可能被关入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酷刑有很多种，其中一个是容一人站立，却又不能直立的凹壁，沙德勒要我们想象一下，在这里站上一天会怎么样。应该想象的有很多，在二楼的单人牢房，仅容一张单人床，一个马桶。守卫随时会用门口的窥视孔巡查，白天不可以躺在床上，必须坐着，却又无事可做。他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半，在讯问中，秘密警察说，如果你想见你父亲，就得认罪；你想知道你女朋友怎么样了吗？她根本不关心你……

彻底的孤独，与所爱的人、世界隔绝，和酷刑相比，到底哪一个更难以忍受？

沙德勒出狱之后，物理研究的路自然断了，他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人。他困惑、愤怒，“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觉得胃痛。”直到今天，他仍然相信共产主义理想，只是它被坏人利用了。

德国统一之后，这座监狱成为博物馆，一些之前的犯人被邀请、培训成为导游，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人们当时发生了什么。沙德勒也是其中之一。

最后，沙德勒带我们到监狱后面一间简陋的水泥空房，这是当时他们放风的地方，头顶铁丝网之上的天空，是他们无法抵达的自由世界。监狱生活的记忆就压在他的胃上，“现在好多了，因为我可以帮助人们了解那段历史。”沙德勒的英文发音有点含混，这段结语却清晰有力，显然精心准备，已经讲了很多次，却仍然直通肺腑：“如果你觉得这座监狱很可怕，43年前，我就在这里。我们必须保卫民主和民主体制，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不只是为了民主，也是为了生活。”

很难想象一直重复讲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是什么感觉，博物馆尽量不让这些幸存者讲得太多，还安排了心理医生帮他们咨询。可是仍然有人在导览的途中突然崩溃，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很多东德人想要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两德统一后，东德的领导人并没有被清算，没有高官被惩罚，没有一个斯塔西成员向政治犯道歉——前监狱长还声称这是最好的监狱。电影《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窃听人员纯属虚构，现实对于沙德勒来说仅仅是：没有获得应有的公正，一生却已经在折磨和黯淡中过去。但他仍然选择了面对和反击。

“你们在网络上能搜索到我的名字，我年轻的时候演过布莱希特的话剧。”我们告别时，沙德勒说。

三

可是，“整座城市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到底是谁？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无论乌苏拉是否有意如此，这句话还有别的含义。

“这不是统一，是吞并。”来自东德的小说家舒尔茨说，他用两手并列，五指交错，来表示统一与融合，用右手包住左手，来表示他对于两德统一的观点：是西德吃掉了东德。

舒尔茨生于1962年的德累斯顿，东德疆土。柏林墙倒塌时，他在莱比锡。1989年欧洲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意味着冷战有了结果：极权体制溃败于民主体制，社会主义输给资本主义。这二者常常被画等号，但是很多东德人认为，这是不同的。

1989年，莱比锡以及其他东德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东德人民呼吁改革，他们已经厌倦了独裁者。可是和其他东欧国家不同，东德人没有机会重新建设自己的国家，他们有一个富有的兄弟——也有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幸运之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之间货货相易的经济体系解体之后，东德工业已接近崩溃，如果可以买便宜质量又好的西德产品，谁要买又贵又糙的东德货？更不用提东德政府已经欠下了大量债务，经济和政治的破产在即。1990年8月23日，东德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决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从1990年10月3日起依据《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年，舒尔茨和朋友们在莱比锡创办了一份报纸。国家正在改变，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参与到新国家的建设当中来，个人的文学梦想并不重要。他们自己采访、编辑、印刷、发行，舒尔茨还曾到菜市场门口去卖报纸。“我们想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国家。”舒尔茨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只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当政，社会主义理想才变成专制体制，它应该有新的可能。

当时许多东德人都有这样的梦想。德累斯顿当地报纸《萨克森日报》政治版的主编乌韦·彼得说，那一年真是最好的时光，老大哥没有了，有钱的兄弟还没有来。他们有了梦寐以求的新闻自由。他们讨论，如何在新的国家里，留住东德的优点。“什么样的优点？”我问。他说：“比如说，社会主义体制里人和人之间比较平等，也比较喜欢互相帮助，西德人就比较冷。”一个例子是：东德的女性往往都有一份工作，而在西德，女性在结婚后就要谨守传统，相夫教子。

可是一切都来得太快了。西德政府慷慨地将东西马克的兑换比率定为1∶1或2∶1，而当时自由市场上的比率为10∶1和20∶1。舒尔茨记得，当时商店里所有的商品都卖空了，社会主义的人们没能抵制得了物质的诱惑。

商业经济随着民主制度来临了，手工作坊式的报社终究无法应对资金雄厚的西德媒体集团。舒尔茨离开了莱比锡，搬到柏林，开始写小说。他的积蓄只够生活一年，他计划一年之后，如果写作不能维生，就去开出租车。一年之后，他的小说集出版，受到评论界的好评，还获得了很多奖项。作为德国统一后最重要的小说家，君特·格拉斯称他为“我们新时代的叙事者”。

尽管在一个以恐惧威压为统治手段的制度里，很难谈到真正的平等，可是进入另一个以财富来区别人们的社会，“人人平等”的理想再次复活了。

“统一意味着你从这边拿些东西，从那边拿些东西，但是，东德什么都没剩下。”的确，对于西德人来说，生活并没有改变，可是对于东德人来说，一切都变了，自己必须也改变，去适应这个新的国家。这让人们难以相信：过去发生的一切，真的一文不值吗？那些一生笃信的理想，还有青春，都只是笑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