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唤这个13世纪的霸主。正午的阳光下，他坐在历史的阴影里，越过前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雕像，凝望着路易威登，社会转型中的物质欲望。这就是蒙古的今天。

一

一临近乌兰巴托市区，就会看到红色、蓝色层叠错落的小小屋顶，在草原的辽阔怀抱中，十分可爱。然而接近这些屋顶却要花掉很长时间，道路残破尘土飞扬，车流停滞，寸步难行。在这个游牧的国度里，乌兰巴托是一个年轻而不堪重负的城市。1990年经济自由化以来，人口和车辆都急剧增加、膨胀，现在人数已达蒙古全国的一半，但基本建设并未随之更进。人们住在临时搭建的房屋，拥挤在雨后泥泞的道路，撑开城市的皮肤。

在蒙古，交通规则仍是沿用苏联式的右行，很多车也来自苏俄，方向盘在左边。1990年之后，日本车大量引进。但司机座位未加改装，仍在右边。于是，蒙古的马路上，靠右并行着两种规格的车，司机有时在左，有时在右，乘客也常常弄错上车的方向。对这种错乱，蒙古人安然自处，手一挥，归因于游牧民族的自由天性。可是，长久以来，他们却遵从草原的古老契约：上马一定要从左边。也许城市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年轻了，规则脆弱易变。

像所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一样，乌兰巴托市中心是一个巨大荒凉的广场，中间的纪念碑/雕塑标识着近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在这里，是戴着尖顶圆帽、跃马挥手的苏赫巴托——1920年，他在列宁的帮助下，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随后苏联红军帮助革命党军队，打败了中国驻军，宣布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希望蒙古人忘记成吉思汗，忘记他们曾经有过骇人的霸业（昔日俄罗斯也是被征服者之一），帮助他们树立了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共产主义信仰和政治偶像。这座广场就叫作苏赫巴托广场。

广场南边，是两座崭新的玻璃大厦，其中一座写着大大的louisvuitton（路易威登）。广场的北边，是面南而坐的国家宫，蒙古大呼拉尔（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地方。威严的台阶之上，拱形凹壁中，坐着巨大的成吉思汗雕像。1990年之后，告别了共产主义理想，蒙古人重回历史，建立自己的民族认同。成吉思汗，今天蒙古四境都在召唤这个13世纪的霸主。正午的阳光下，他坐在历史的阴影里，越过前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雕像，凝望着路易威登，社会转型中的物质欲望。这就是蒙古的今天。

二

穆尼娅（munya）出生于1964年初的乌兰巴托，最初祖母给她取名为“太阳”，“就是那一类很土的名字。”穆尼娅撇撇嘴。在外出差的父亲回家后，不喜欢这个名字，正好一位90岁的邻居老人前来拜访，按照蒙古习俗，老人送了一座钟作为穆尼娅出生的礼物。父亲想到了一个名字：munhtsag，意思是“永恒的时间”。为了方便外国人发音，“永恒的时间”平日把自己的名字简称为“munya”。

像很多蒙古女性一样，穆尼娅有一张圆圆肉感的脸，强壮的高颧骨，细长眼睛，“你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可好看了，好多男人喜欢我，不过越老越喜欢。”48岁的她已经发胖，却未见老态，欢快幽默，高兴时在草原上跳起芭蕾舞《天鹅湖》，只是烟抽得很凶。穆尼娅会说非常好的俄文和一般好的英文，“我们蒙古人没办法，别人不愿意学蒙古语，我们只好学外文了。”

生长在共产主义蒙古，穆尼娅是一个城市女孩。父亲是电厂工程师，母亲是药剂师，用穆尼娅的话来说，他们是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的信徒，也是开明的父母。他们让穆尼娅和弟弟受最好的教育。“好”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苏联老师比较多的学校。”穆尼娅说。相比于蒙古老师，他们有更好的文化修养，心态也较为开放。穆尼娅从七岁开始学俄文，背诵普希金的诗歌，“我的俄文肯定要比一般的俄国人好。”

穆尼娅出生时，正是中苏关系恶化达到高峰的时候，毛泽东亲自主持发表九篇批评苏共的文章，即“九评赫鲁晓夫”。夹在两个大国中间的蒙古，也被拉入紧张局势。苏联军队大量进驻蒙古，修建机场和军事基地，似乎这里有可能成为战争的前沿。而中国即将发动“文化大革命”，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丝毫不平静，“柏林墙”已经修好，再过几年，就是被苏联坦克中止的“布拉格之春”。在另一半的世界，学生运动、民权运动也即将爆发。但是在乌兰巴托，在父母的尊重和疼爱下，穆尼娅安全、自由地长大。和很多那个年代的蒙古人一样，她对社会主义时期有很深的感情。记忆中，那时的乌兰巴托“美丽，宁静，到处都是图书馆”。

古代蒙古是什么样的，当时穆尼娅并不清楚。谈论“成吉思汗”危险而丢脸，课本里说，这是一个残忍的封建统治者，而推翻了封建统治，是共产主义的伟大成就。穆尼娅相信这些。苏联帮助蒙古修建学校、图书馆、医院、科研机构，国家负担一切，上学、看病都免费，生活是安稳幸福的，只要认真读书。

中学毕业后，穆尼娅考取了公费留苏的名额，去学习地球化学。父母认为她应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科学家。她也的确像父母一样，远离政治，固守专业，但是仍然不可避免地被时代卷入。1987年，她回到蒙古，加入了一个国际地质探测队，“那时候的国际，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她补充说，这个地质勘测队里，有捷克、波兰、苏联的科学家，他们一起在蒙古的高山上待了三年。1990年，勘测任务结束时，蒙古已经处于巨变之中。

三

变化开始于1989年12月10日的苏赫巴托广场。当时天空飘着雪，乌兰巴托的冬天最冷时可达零下40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冷的首都”。那天是国际人权日，一个月前柏林墙倒塌。在寒冷的苏赫巴托广场，大约两百人举着“打倒官僚体制”“实行经济改革”“开放言论自由”等标语，在广场上游行。他们多半是面孔斯文、穿着体面的年轻人，清晰地表达着自己的诉求，间或有摇滚乐队伴奏。

大部分抗议者出身高官家庭，在苏联和东欧接受了教育，接受了1980年代苏联躁动、自由的新思潮。他们都懂一门斯拉夫语，有几个会说英文和俄文，能从西方报纸、电台和电视上获取信息。比如当时民主运动的领袖之一，被称为“民主的金喜鹊”的赵日格（sanjaas?rengiinzorig）就是如此。赵日格的父亲是一名高官，母亲是一个物理学家——俄罗斯和蒙古的混血儿，外祖父也是一名科学家，死在西伯利亚集中营。

赵日格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在那里，他认识了呼吁终结社会主义统治的学生们。回国之后，赵日格有感于蒙古政治空气的单一，他组织聚会，在大学教书，向师生们传播民主思想。很快，他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建了一个叫作“新一代”的小组，在他的公寓聚会，也悄悄在乌兰巴托市区贴传单。

因为他的学识、热情和非暴力改革的思想，赵日格备受尊敬。他是12月10日游行的策划者之一，两百人的领袖。政府和安全部门并没有作出任何行动来驱散这个小小的队伍，抗议者自己安全地离开了广场。这并非蒙古政府的惯常所为，1924年蒙古人民革命党掌权之后，苏赫巴托被形容为蒙古的列宁，他的继任者乔巴山则是蒙古的斯大林。在苏联的掌控和影响下，蒙古人民革命党迅速残酷地清洗不同政见者，包括当时的统治阶层——喇嘛。镇压时期失去生命的人数众说不一，比较可靠的数字是25000个。有学者统计说，20世纪初蒙古有大约10万个喇嘛，到20世纪中，只有不到1000个了。大部分被迫还俗，有一部分被杀，而喇嘛庙非拆即毁。

这次意料之外的胜利鼓舞了赵日格和他的同志们。在此之前的聚会是随机和不固定的，在此之后，抗议者成立了蒙古民主同盟，每周末在苏赫巴托广场组织集会。

集会中提出的主张有很多，有人主张民主政治，有人鼓吹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也有人希望终止社会主义统治，但是保留社会主义时代对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补助。像很多民主运动一样，其中也不乏机会主义者，试图从乱中获利。当时，这些纷繁的主张都埋藏在对政府的一致反对之下。

同时，民主同盟的领导人知道，无法仅靠几个城市知识分子产生一个成功的民主运动，必须把全国的牧民和工人都团结起来。他们尝试寻找乌兰巴托之外的志同道合者，很偶然地，额尔登特铜矿的一些工人和工程师，成为他们坚定的同盟。额尔登特铜矿于1970年代由苏联和蒙古联合开发，工程师和工人中兼有苏联人和蒙古人，但是同样的工作，苏联人却拿到较高的收入。一名蒙古工程师说：“我们每天都感觉自己是次等人、受压迫者，这深深伤害了我们的骄傲和民族感情。”民主同盟找到了和工人的共同点：对苏联的反对情绪，抗议指向苏联和蒙古政府。有了共识之后，两群人结成了互利的联盟。这年12月，额尔登特工人召集了一个会议，誓愿：“不再被掌控在苏联手中，我们希望同工同酬。”

蒙古革命和宗主国苏联有着复杂的关系。苏联曾经遏制了蒙古的民主与人权，现在又成为民主改革者们的启蒙地。而随着抗议的进行，改革者再次发现民族主义的诉求：摆脱苏联的控制，政治自主，找回蒙古人的自尊。这种诉求是实际的，同时也很容易唤起民众的热情。

与此同时，苏联对于蒙古的控制正在松弛，1988年，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已经宣布将逐步撤出在蒙古的驻军。在整个东欧的自由化浪潮中，蒙古政府不敢轻举妄动。

1989年12月17日，在一次两千人的集会之后，蒙古民主联盟向蒙古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改革请愿书。这是蒙古公民第一次如此公开地进行政治建议。请愿书里包含多党选举制、市场经济、基本人权，政府要保障言论、出版、迁徙和宗教自由，“最后，政府应该公布乔巴山时期对公民和喇嘛的罪行。”改革者坚持，所有这些要体现在一部新宪法中。

经过商议和犹豫之后，政治局正面回应了改革者的要求：理论上，政府支持改革的要求。看起来，当时的苏联不会支持镇压行动，蒙古政府也担心，镇压会使得政局不稳，这样中国就有可乘之机——他们无法忘记清朝曾统治过蒙古两百多年。

但是妥协并不能让改革者满意。官员们说，他们同意改革，支持多党制、自由选举、公民权，他们将在五年内引进这些改革。

年轻的改革者不想等待五年，更何况这可能是缓兵之计。他们继续在苏赫巴托广场聚会，吸引公众加入。广场上人越来越多，和维持秩序的士兵之间越来越紧张。冲突一度发生，这时，赵日格坐在朋友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呼吁人们平静下来。冲突停止了。这一幕成了蒙古平静民主革命的象征。

四

1990年1月21日，气温零下30度，民主联盟组织了数千人的游行，最后在苏赫巴托广场集会。仅仅一个多月，改革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12月10日的大约两百人，到几千人。游行中不只有乌兰巴托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小镇、乡村不同社会阶层的代表。抗议者也更有自信，政府不会驱散或是攻击他们。对于改变的要求也更尖锐了。

抗议甚至有明星加入，这一次不是摇滚乐队，而是男歌星索罗巴拉姆（dogmidynsosorbaram）在苏赫巴托雕像前，带领人们合唱关于成吉思汗的民歌。这本身就是对于蒙古人民革命党和苏联的挑战，过去，成吉思汗被描绘为一个残忍的侵略者，蒙古人民应以他为耻，现在他带着蒙古的历史回来了。这一天，也是列宁的忌日。

整个1月和2月，年轻的改革者们都在周末集会。政府对于如何面对时局一直无法达成共识，他们指责改革者是酒鬼、腐败自利，这些言论没有带来丝毫伤害，尽管其中一些指控后来变成了事实。2月，改革者甚至组建了两个政党，这在事实上已经违反了蒙古《宪法》第82条关于一党专政的条款。1921年之后蒙古的第一本地下杂志《新镜》，被送到了政府机构。

人们注意了乌兰巴托到处可见的领袖形象。在乌兰巴托机场，列宁的照片在迎接旅客。乌兰巴托宾馆的花园里，列宁雕像注视着人们。最令他们愤怒的，是国家图书馆前面，居然有一座斯大林像。这一象征含义让抗议者无法接受。2月22日，他们到图书馆前面打碎了斯大林像。

然而政府还没有答应任何改变。3月4日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似乎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只在广场上示威、公开或私下会见政府成员，已经不够了。抗议需要新的策略。他们想到了绝食。这对于普通蒙古人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方式。提议者想到的是甘地、白宫前反对越战的科学家，以及不久前邻国发生的事件。

3月7日下午两点，气温零下15度，十个人穿着被禁止的传统蒙古长袍，在苏赫巴托广场开始了绝食。绝食者来自蒙古民主联盟，他们要求民主体制改革，开放和外国的贸易，尊重蒙古历史传统。他们加上了更具体而致命的一条：政治局是被任命而不是选举的，应该被废除，同时，大呼拉尔成员的选举没有竞争对手，应该实行多党制。

绝食抗议吸引了一些困惑的群众，几小时内，很多人到了广场。有人不能理解这一行为：为什么有东西不吃呢？大多数人很快明白了绝食抗议的重要性。他们徘徊在广场周围，表达对绝食者的同情。夜幕降临后，聚集的群众越来越多。

苏赫巴托广场是主要但不是唯一的抗议地。民主联盟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了大量时间宣传绝食和全国性抗争的重要性。当天下午，几百名额尔登特的工人们罢工，以支持苏赫巴托广场的罢工。其他几个城市也跟随额尔登特，组织罢工。在首都，蒙古学生联合会号召学生罢课，支持绝食者。甘丹寺——蒙古当时唯一存在的喇嘛庙——派了几个喇嘛到广场上以示支持。

在国家宫的会议室，政治局整天都在开会。便衣在广场上窥探，把信息汇报给他们。政治局的委员们看得到也听得到广场上的动静。是否立即改革，如何对待越来越失控的局面，他们有不同的意见。强硬派希望武装介入，另一些人担心国家陷入混乱，希望和平解决。他们派了两个代表劝说绝食者为了健康考虑，停止抗议。绝食者礼貌地拒绝了，他们坚持要求政府立即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