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绝食继续。下午四点，第一副总理达系·宾巴苏伦（dashiinbyambas?ren）从国家宫走了出来。他安排了一次抗议者和政治局的谈判，但没有达成共识。民主联盟仍然坚持立刻改革，他们指出，百分之五十的政治局委员老得可以拿养老金了，而大呼拉尔三分之一的人民代表已经连任了至少五届。这些“代表”，都不能代表一般的蒙古人。

苏赫巴托广场上的人急剧增加，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共产主义国家重要的节日，这使得更多人来到广场上。人数的统计不一，有笼统地说是几万，也有说是“9000”。其中有的人并不像民主联盟一样持有非暴力的信念，他们坐着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先到苏联大使馆，再去蒙古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特穆赫（batm?nkh）的官邸，围着这两栋建筑，高喊反苏和反对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口号。民主联盟曾经倡导非暴力抗议，现在却似乎失去了对抗议的控制。在那些混乱的日子，大约70人受伤，一名死亡。改革者没有想到会发生骚乱。

骚乱之后，政治局意识到必须要做决定了。苏联催促蒙古领导人妥协，避免进一步的麻烦。蒙古无法自处于1989年以来共产主义阵营的溃败之外。同时，有些政治局委员相信，即使自由选举，他们也会占上风。他们认为自己在乡村还有很强的政治基础，这是对手没有的。

经过协商，巴特穆赫宣布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集体辞职。这个决定通过电台、电视机传到蒙古各地，抗议者停止绝食，民主联盟的领导者呼吁人们离开广场。3月21日的大呼拉尔决定，开放党禁，并于当年7月重新选举。

1992年，蒙古通过新《宪法》，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改为“蒙古国”，并更换了国旗、国徽，实行多党制，承诺保证公民的各项权利与自由。世界上第二个、亚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迅速而和平地完成了转变。

五

同样是在苏联读书，同样生长在精英家庭，但父母帮穆尼娅选择了科学作为职业，她也距离政治、权力很远。结束了地质勘测，科学家穆尼娅已经要面对蒙古社会巨大的变化。尽管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巨大成就，对于当时的大多数蒙古人来说，这却是一个经济上的灾难。

市场派迅速掌握了国家权力，在蒙古全境实行全面国有资产私有化，即“休克疗法”，同时削减医疗、教育、福利的预算。过去这些部门都由国家负责，资金很大程度来自苏联的资助。这时苏联的资助停止了，政府不拨款，不赚钱的部门陆续瘫痪。同时，保障市场运行的法制与监管体制并未建立起来，私有化极不公平，大批工人失业。物价急剧上涨，1992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25%。

穆尼娅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在科学院的工资不够家里生活了。“我必须得养活我的孩子啊！”穆尼娅的丈夫出生于高干家庭，同样在自由化的浪潮里失去了工作，“他不想再出去为了很低的工资做事，每天都在家喝酒。”穆尼娅没有掩饰对丈夫的失望，“其实我从来没爱过他，结婚只是因为，”munya仰起头吐出一口烟，“因为我怀孕了，第一个孩子，我想留下来。可是我爸绝对不会同意我做单身母亲，所以就结婚了。”

坐在蒙古包里，木架（蒙古人称为墙）搭起的圆形结构，外面铺上羊毛毡，因此总有一股羊毛的味道。蒙古人热爱这种古老的居住方式，即使在小镇的院子里、乌兰巴托的楼房下，都有可能坐落着蒙古包，就像元朝定都大都后，皇宫里也搭建了蒙古包，皇后坚持在蒙古包里生产。

这是肯特省不儿罕合勒敦山下的营地，铁木真出生在这附近，统一了蒙古草原上所有的部落之后，他也是在这里被正式推举为“可汗”。因此这里成为一个旅游景点。作为对游客的妥协，蒙古包里沿“墙”安置了三张单人床，并非席地而坐。蒙古包中央的炉子并未生火，8月底的晨昏已经接近零度，但是对蒙古人穆尼娅来说，那不算什么。

1992年，穆尼娅的亲戚开了一家贸易公司。“他跟我说，穆尼娅，你俄文那么好，英文也不错，干脆过来给我联络外国客户吧。”那是经济开放的结果之一，以前蒙古从属于苏联掌控的社会主义贸易体系，畜牧产品、矿产，基本供应给苏联和东欧国家，现在公司客户有美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当然仍有俄国人。两年之后，穆尼娅决定进入旅游业，成为一家涉外旅游公司的经理。因为蒙古的旅游旺季很短，6月开始，10月结束。整个漫长的冬天，都很清闲，可以做别的。

穆尼娅放弃了科学生涯，此时却发现了自己的专业派上了另一个用场。“以前在社会主义时期，大家的生活都很朴素，现在资本主义来了，有钱人开始戴珠宝了。”穆尼娅先是用她的地质知识帮朋友鉴定珠宝，后来，她去一家珠宝公司卖首饰，因为懂行而且谈吐风趣，她的销售量特别高。现在，原来的地质科学家、48岁的穆尼娅每天做两份工作，白天在旅游公司，晚上卖珠宝，来供养两个孩子读书。女儿在美国，儿子在俄罗斯，分别“攻占”了两个世界超级大国。“我希望他们毕业以后回国，改变蒙古。”穆尼娅说。

十五年前，丈夫因病去世，离开了失败的人生和没有爱情的婚姻。穆尼娅在旅游业里认识了许多西方男人，发现自己虽然变老，但越来越多男人围绕在身边，为她开朗幽默的个性着迷。“你喜欢这样吗？”“喜欢。”她说，“女人结婚之后很容易变老，因为再也没人关注你，追逐你。所以啊，要保持吸引别人，和别人调情，只是不要越过那条线。”

在游牧生活中，女人也要承担艰苦的劳动，蒙古女性向来强韧，是一家人的主心骨。“蒙古女人一般都很内敛、含蓄，我不是。”穆尼娅说。毕竟来自开明家庭，经历了共产主义男女平权的革命，她更开放、自信和直接。穆尼娅现在的男友是蒙古人，和丈夫不一样，这是她认为的“性感的蒙古男人”，“剽悍、坚强”。他们在一起十年，分开居住，仍然强烈地爱着对方，“几天不见就想得要死。”唯一苦恼的是，男友和已逝的丈夫一样，为穆尼娅和其他男人的调情嫉妒发狂，“我跟他说，我都快五十岁了，能干吗啊？”

1995年，穆尼娅第一次到北京。当时中国全面发展“商品经济”，物资比蒙古丰富，她在秀水街、王府井买了好多东西。“那时候大街上没什么汽车，都是自行车，北京人穿得还很朴素，多半是蓝色、绿色工作服，但也开始慢慢讲究了，有一个女孩穿着短裤，又穿着长筒袜，袜子上还破个洞。”穆尼娅大笑，得意地说，“我们受苏联影响，穿得一直都好多了。”

可是现在的北京越来越光鲜，让穆尼娅羡慕。因为金矿和铜矿的开发，蒙古摆脱了1990年代的低谷，经济迅速发展，但是资源开发破坏了草原，获益的也只是少数人。越来越多的贫民涌入乌兰巴托，到处是夜店、醉鬼，没有人看书，都想着怎么赚钱。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物价是欧洲的，工资还是蒙古的，”穆尼娅说，“社会主义时代，大家都一样，不过是一样地穷，现在如果你足够努力，的确生活得比较好，可是真累啊。”

当年在广场的抗议者很快走上了政治舞台，包括当选为大呼拉尔成员、后来又成为基础建设部部长的赵日格，他质疑民主化之后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是否走得太快，他认为，腐败横行、改革不公平导致了很多蒙古人掉到了贫困线以下。1998年，在一场政治危机中，作为各方妥协的结果，赵日格被临时任命为总理。但是几个月后，两名杀手闯进赵日格家，把他妻子捆起来，等赵日格一进家门，就冲过去刺了16刀，三刀刺在心脏。奇怪的是，他们逃走之前从冰箱里拿了一瓶醋和一瓶酱油。四天后，人们拿着蜡烛在苏赫巴托广场悼念赵日格，这个死在民主胜利之后的非暴力改革者。

赵日格刺杀案始终都没有破，但他妹妹坚信是调查贪腐使得赵日格遭到了政治暗杀。

六

1998年初，穆尼娅所在的旅游公司收到一封信，那是美国人类学家魏泽福（jackweatherford）询问能否帮他安排一次前往成吉思汗出生地、位于蒙古东北部的不儿罕合勒敦山的旅行。魏泽福原本是在研究部落民族在世界商业史上的地位，他从北京，经中亚，到伊斯坦布尔，沿路考察古代的商道。随后他纵横万里，重走蒙古人、突厥语系的迁徙部落，又循着马可·波罗的相似航道，绕着古老蒙古帝国的外围旅行。这一年，成吉思汗幼年生长和死后埋葬的地方，经过近八百年之后，首度对外开放。魏泽福想把寻访此地作为研究计划的终结。

他找到穆尼娅的公司，只是因为当时蒙古很少有旅游公司做出网站，而穆尼娅又回信极快。从未有人提出过这条旅游线路，但是对于顾客，她当然有求必应。苏联吉普车带着魏泽福和翻译穆尼娅穿过草原，来到蒙古东北部的肯特省。没想到这次旅行竟花了五年时间。

在草原上崛起的蒙古人，并不是热爱文字的民族。他们很少留下史料，如同成吉思汗去世后万马踏平坟墓使之无迹可寻，蒙古人似乎有一种秘密的作风。这个最可畏的征服者，历史却由被征服者书写。伏尔泰在《中国孤儿》中写道，“人称他是诸王之王，暴躁易怒的成吉思汗，让亚洲的良田尽成荒野。”全世界流传的，是他野蛮暴虐的侵略形象。19世纪，北京出现一份后来被称为《蒙古秘史》的手稿，传说这里记载了成吉思汗的生平，但是手稿用暗码写成，无人能够破译。

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蒙古，研究成吉思汗一直是一个禁忌。苏联人管制了不儿罕合勒敦山一带，偷偷研究蒙古帝国历史的学者，被扣上反党反政府、中国间谍等罪名，关入狱中，饱受折磨。无论是学者、艺术家还是政治人物，只要和成吉思汗时代的历史扯上关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1990年代，蒙古人终于摆脱了这一切，他们热切地将成吉思汗印在伏特加瓶、香烟、巧克力棒、挂毯上，用铜、钢等不同材质，做成大小不同的塑像，安放在苏赫巴托广场、安放在草原上。有趣的是，成吉思汗生前并未留下任何肖像，因此他的当代画像常常各不一样。而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个历史上面积最大的帝国到底真相如何，也还是一片空白。

魏泽福从1998年开始，每年夏天都到不儿罕合勒敦山。草原上没有路，只有浅浅的车痕。一眼可以看到天边，但也可能一天都看不到一个人。他带着刚刚在美国被破译的《蒙古秘史》，和蒙古考古学家、地理学家一起，反复比对不同文本。经过五年，魏泽福找出成吉思汗出生、成长、称汗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地，拼出完整的故事。2004年，他写成《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六年后，他的另一本书《成吉思汗的女儿们》出版，描写了蒙古皇室的女性，魏泽福认为她们非常重要，却被历史忽视。

在这两本著作中，魏泽福带来对于蒙古帝国的新认识。在他看来，成吉思汗不是残酷无情的征服者。的确，蒙古铁蹄所到之处，都留下杀戮屠城的故事。但是作者反驳说，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残忍并不下于此。况且，他认为杀戮的故事，是成吉思汗的战术，为了让敌人闻风丧胆，实际死伤人数并不如传说那么多。

在魏泽福的著作中，成吉思汗是一个智慧坚强的政治领袖。他懂得在不同的阶段联合不同的政治力量，他也是杰出的军事家，战术多变。当他统一了蒙古草原，就将部族古老的习俗编成“大法”，想要结束各个部落之间互相掳掠纷争、永无宁日的历史。

铁木真的妻子孛尔帖曾被蔑儿乞部落抢走，“抢婚”正如掠夺财物一样，是草原艰困自然环境下的生活方式，但铁木真没有向古老的规则低头，他在不儿罕合勒敦山祷告三日，下山向义父王罕借兵长途奔袭，抢回孛尔帖。此时孛尔帖已经怀孕，长子术赤出生后一直背着生父疑云。但是成吉思汗始终尊重孛尔帖，并赐给术赤与其他儿子同样广大的土地。他拟定的“大法”第一条，就是严禁绑架女人。

而成吉思汗最重要的历史贡献，魏泽福认为，是他和子孙们打通了欧亚大陆，并拓展、维护商业路线，建立了那个时代的世界体系。货物、农产品、文化、医学、科技，在欧亚大陆流通，中国、印度、欧洲无不因此改变。而获益最大的是欧洲，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那时传入欧洲，如培根所说：“改变了全世界的外观和状态，第一样改变的是文学，第二样是战争，最后一样是航海。”以此为技术基石，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

魏泽福说：“成吉思汗出身于古老部落，但对于塑造以商业、通信、世俗化大国为基础的近代世界的功劳远胜任何人。”

这种站在世界角度对于蒙古历史的新解读，台湾中研院院士、辽金元史学者萧启庆称之为“令人震撼”。而魏泽福高超的叙事技巧，使《成吉思汗》一书名列《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长达数周之久。穆尼娅说，很多美国人来到蒙古，手里都拿着一本魏泽福的书。他们因魏泽福而重新认识蒙古，并为美丽的草原惊叹。这令穆尼娅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国家，为自己作为一个蒙古人而骄傲，这是她在共产主义时期不曾感觉到的。

2012年夏天，魏泽福又来到了乌兰巴托。研究结束后，他仍然维持着对蒙古的热爱。每年夏天他都带着生病的妻子居住在乌兰巴托，这里天气凉爽，人们热情，只要出城，就是广阔的草原。而他也已经成为蒙古的贵客。乌兰巴托的书店里，显眼的位置摆放着他著作的英文和蒙文版。

魏泽福买下了市中心的一座公寓，这里市价已达一平米两万人民币。电梯直上，打开门后，水晶吊灯照亮客厅，餐桌上的酸奶块、墙上蒙古皇后的画像和偶尔掉下来的小虫子提醒人们，这里还是蒙古。魏泽福个子不高，温暖友善，他带我们走到阳台，关了灯，窗外是任何一个城市都一样的灿烂灯火，电视塔兀自高耸在一角。“多美的夜色啊！”他说。穆尼娅惊叹：“好像纽约啊！”

的确，成吉思汗的世界体系早已过去，这是今天的全球化。曾经蒙古人居无定所，逐水草迁徙，成吉思汗痛恨定居，迁徙的帐篷和军队就是他的城市。那是游牧文明一次大规模的胜利。当他的子孙们选择定居，建起一座又一座都城，王朝就奢侈腐朽下去。中国农民起义把他们赶回了蒙古草原，经过一阵战、和，来自东北的满族成为新霸主。1911年满清王朝的崩解，成了蒙古独立的契机，可是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喘息，就又落入来自北边的强邻之手。今天的蒙古，正在怀想着过去的霸业荣光，学习适应另一种世界秩序。

这时穆尼娅唱起歌：“乌兰巴托的夜，多么美，多么美，乌兰巴托的夜，约会的人儿多美好。”这首歌曾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世界》里，北京的世界公园里，从未出过国的女孩会唱宁静的《乌兰巴托之夜》。世界就是这样奇妙地联系起来的。一个中国人，一个蒙古人，一个美国人，冷战时期互相为敌，此刻站在乌兰巴托的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