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不是生活的本质，不稳定才是。太平盛世的生存技能，就是在摇摇晃晃的世界里，尽力保持暂时的平衡，活下去。

一

表面看来，一切“正常”。海晨个子娇小，长发挽起松松的发髻，脸型像一粒小瓜子，懂得微笑。除了右臂上的细细一轮刺青——上台前胡松1的姑姑几次想用水钻、用婚纱遮住，她一次比一次果决地甩开了——可谓是长辈眼中完美的新娘。胡松瘦而结实，黑色西装非常合身，沉默不多话，人们会这样形容他，稳重，有责任感。

主持人念完一串华丽空洞的排比句，宣布：“新郎新娘幸福登场！”他们牵手走上舞台。一对合乎社会规范的男女，在进行一件最合乎社会规范的仪式。

不过，这些都是假的。

海晨这年32岁。只有熟悉的人，才能从她的神情中判断出一股浑不吝的劲儿。对于世俗和权威，她常报以冷笑。对朋友，她喜欢张罗事儿，慷慨而善于决断，自小梦想做女侠。关于婚姻，少女时期她曾想象，穿漂亮的围裙，站在明亮的厨房，头发盘在脑后，一绺垂在额头边。她喜欢这样的形象：成熟了，可以烫头发了。仅此而已，画面里没有另一个人。有几任男友曾向她求婚，她认为，那不过是为了留住消逝的恋情。婚姻这个词，太遥远又太正式了，让她想笑。

25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女孩，成了人们所说的“女同性恋”“拉拉”。婚姻就离她更遥远了。但是父母的时空感属于另一个宇宙，他们一天比一天着急，催促她该结婚了，否则另一个词离她更近：“剩女”。她把女友带回家，爸爸跟别人介绍说，这是她“耍的朋友”。四川话里，这是“谈恋爱”的意思。她心想，爸爸是说错了吧，又想，爸爸也许是知道了。但从那以后，爸爸再也不提，却常常后悔，说自己以前对海晨的男友太挑剔。

有一天，她接到gay蜜的电话，说男友的父亲来北京了，能不能一起吃顿饭，扮演一下女朋友。吃顿饭嘛，她想，很简单。gay蜜的男友就是胡松，她和胡松见过几次，不熟。如果说gay以1和0区别阳刚、阴柔气质，她觉得胡松属于0.6或是0.7，不多话，也不讨厌。

席间，胡松在父亲面前沉默顺从，父亲却兴致很高，问东问西，仔细打听海晨家里的情形，还问她家人的电话，海晨说，不用了吧叔叔，我爸妈讲四川话，您听不懂的。第二天，胡松打电话来，说父亲在东方新天地，要给她买欧米茄。她被这种热情惊到了，说我不要，你告诉他我不戴表。再下次胡松的父亲来北京，约海晨吃饭，给了她一张20万元的现金卡。海晨再三推拒，没有接受。

但是，情势按照胡松父亲的意志，推进得很快。那年除夕，胡松的父亲逼他去成都陪海晨过年。次年五月，海晨从泰国旅行回来，胡松约她吃饭，见面就说：咱俩月底要办婚礼了。

海晨生气了：谁知道这事儿？没人告诉我啊！胡松继续说，这周我们就得去买钻戒了。海晨更生气了。见过胡松的父亲后，她和gay蜜、胡松会一起说笑，要不然就形婚吧，解决大家的难题，给父母一个交代。但她的心情并不如胡松迫切，话语间带几分玩笑，她也并不真的惧怕父母，在她心里，只是帮忙而已，不想一顿饭吃出一桩婚事。她觉得胡松实在懦弱，此后必将付出代价，因此劝他回去再和父亲谈谈。

过了几天，胡松又来找她，没办法，他爸已经订好了酒店，请帖也发了，“如果不办就活不下去了，会被我爸骂死，真的，就算求你帮忙了。”海晨觉得自己最大的问题，大概就是无法拒绝别人，她语气生硬：“那就当作帮你走一个秀。”但是，她有两个条件，第一，不会办结婚证；第二，以后不会帮胡松探亲访友，她不希望任何事情干扰自己的生活。胡松答应了。

五月末，夏天还没有来到这座北方小城，海晨演出了人生第一次婚礼。可能是当地最大的餐厅，门外八架礼炮，放出玫瑰色的烟花，挖掘机高悬着五挂鞭炮。人们走进餐厅，交礼金，入席，互相招呼着，走来走去。服务员板着面孔，一盘紧似一盘，把大鱼大肉叠在桌上，不等人们吃完，又一盘一盘收走。音箱声音很大，才能盖过人们，人们就更用力地聊天，男人们已经开始喝酒划拳。看起来，和任何一场婚礼，都没什么不同。

新郎新娘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站在台上，听主持人安排。海晨觉得，自己像个吉祥物。

主持人说，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胡松先生，你愿意娶海晨为妻吗？胡松说，我愿意。海晨女士，你愿意嫁给胡松先生吗？海晨说，我愿意。主持人说，请新郎向新娘发表爱的宣言！胡松说：“我娶到你很幸福。”胡松平淡的语气让主持人的亢奋情绪稍微低落了一点，幸好胡松及时将海晨拥入怀中，主持人立刻说：“让我们大家给予这对新人祝福的掌声！”

前一天彩排时，主持人希望胡松大声说“一生一世，一片真心”，海晨和胡松同时叫，太恶心了。他们坚持换成这句简单且不工整的白话，海晨则大大咧咧地把胡松揽在怀里，像个哥们儿一样捶他的背。过了两秒，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假装温柔地依偎在胡松的怀里。

前面两桌，坐着胡松的亲戚。海晨抬头看见胡松的姑姑，海晨觉得，也许她知道了什么。每次她抬头，总有一道冷冷的眼光。每个家族总有一两个聪明人吧，也许胡松的父亲也知道了，否则仪式不至于如此简单。可以确定，胡松的姥姥姥爷毫不知情，婚宴开始前，他们挣扎着从车里爬下来，说要看孙媳妇。这一幕，让海晨有点不好意思。

主持人说，下面，请新郎新娘举杯，敬各位亲朋好友一杯！在酒杯上方，海晨看到胡松的父亲拿着纸巾擦眼泪。海晨不喜欢这个强硬的男人，他一路驱使着胡松，私下联络海晨的父母，终于使这个婚礼如他所愿，此刻海晨也能理解他的愁苦心酸，但是她更难以克制荒谬之感，忍不住用胳膊肘捅了捅胡松：“你看，你爸在哭。”胡松回答：“我知道。”

二

胡松决定屈服，是那天去火车站接父亲。他看到父亲的头发白了，坐了一夜火车，肩膀塌了下来，白衬衣皱了，衣领一圈黑色。不知道是北京雾霾的天空太沉重，还是退休后失去了权势，父亲前所未有地衰弱。胡松一直对父亲又恨又爱，此刻又加上了，可怜。

父亲在当地做部门领导，习惯了说一不二。他把这套威权作风延伸到家里，要求妻子和儿子绝对服从。正常的时候——通常是在外面，他是个有礼貌有尊严的好人，发起火来，全无理智。理由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他怀疑儿子弄坏了录像机，怀疑妻子把家里的苹果、水产转移到娘家。胡松记忆里，总是争吵、打闹，没有一天的家庭幸福。小学一年级，他在梦中被叫醒，母亲自杀被送到了急救室。那时他写作文《我的家庭》：我的家庭很和睦，我爸妈一年只打一次架。他不知道有的家庭不打架，一年打一次，在他看来就是最美好的家庭了。

他记得父亲讲过一个故事：父亲小时候家里穷，过年的鞭炮丢了一串，奶奶说一定是父亲偷的，逼他一定要承认。胡松每次想到这个故事，就觉得自己理解了父亲。但这并无助于消除恐惧。他离开了家乡，来到北京，但只要想到父亲的声音，他就紧张。平静的日子里，他有时会突然烦躁起来，觉得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就像童年时那些突如其来的怒火和吵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