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贫瘠乏味、整齐划一的矩阵里，为何是这一个，而不是其他的编码错乱了，想要成为一个火箭，去往自由而无助的太空？

一

小学三年级，覃里雯选定一名男生作为暗恋的对象。爸爸骑车送她上学，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酝酿情诗，道路悠长，而爸爸只有后背。回到家，她蹲在厕所——这唯一不会被打扰的空间，在小纸条上记录修改，开脱自己过早炽热的情感。直到爸爸重重敲门，她把小纸条藏在书包的夹层，起身离开厕所。等没有人的时候，拿出纸条一遍一遍背熟，然后撕掉。

“这才是真正的抽屉文学。”2010年的夏天，我们坐在咖啡馆聊起最初的文学动机。阳光刺眼，她眯着眼睛，手里拿着墨镜，似乎在犹豫要不要用它遮上大半个脸。这时候的她，日间是一名国际政治记者，夜里写作性专栏，而追溯第一行诗，却是源于过早出现的强烈情感和倾诉欲望。

有时候，她把日记本放在抽屉里偷偷地写，听到爸爸的脚步声，赶快把抽屉关上，假装看桌上的课本。爸爸走进来，拉开抽屉，拿出日记本摔在桌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种写作是极其隐秘的，不仅在于它太早出现而乖于世俗，（姐姐发现了里雯的秘密，她把纸条带到学校女生中间传看，初中女生们说，你妹妹思想好复杂啊！）还在于在那个年代，写作是“没有用、没出息”的事，读课本、学理工科，才是有用的。

写作，像偷情一样，令人羞耻，“可是偷情又是最有激情的。”性专栏作家在回视自己童年的文学生涯。

覃里雯生在广西柳州，她这样形容自己的家乡：“它脚踏实地的朴实气质和幽默感，它的直率爽朗和掩藏其下的柔情，它对美食孜孜不倦的爱好，它日常生活中的兴高采烈，它可爱而适度的虚伪，它小小的势利眼，它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它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挣扎……它所奠定的这一切基调最终组成了一个火箭发射台，在我生命的18个年头里终于建成，其目的是为了把我这样的人发射出去，越远越好。”

掌握着家庭权力的爸爸粗暴、凌虐如那个年代，而妈妈却敏感、有激情，像柔软而经久不息的生命力。那时“文革”刚刚结束，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妈妈报考成人高考，里雯在她的教材里获得了最早的文学启蒙。“所以我知道很多外国名字，但没读过作品，就是看教材看的。”当然也有席慕容、拜伦、朦胧诗选、汪国真等等，这些都成了里雯幼年情诗的模仿对象。

覃里雯还想起外婆的爸爸是翰林，而外公是一个林学院教授，还带着旧世界对知识的尊敬。上大学后，因为爱读书，外公十分喜爱她，写信跟她说，你真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你其他那些表兄弟姐妹，无他，但豚犬耳。

所有这些挖空心思、想要为体内秘密流淌的文学之流寻找源泉的早年追忆，却多少有点无法解释，在一个贫瘠乏味、整齐划一的矩阵里，为何是这一个，而不是其他的编码错乱了，想要成为一个火箭，去往自由而无助的太空？

二

我们这一代，成长经历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1970年代在“婴儿潮”中出生，长大后成为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也可以预料会成为“养老危机”的牺牲品）；侥幸错过了时代的大灾难，苟活于世，但也少了“传奇经验”和精神强悍度；成长在理想高蹈的1980年代，但如果身处中小城市甚至农村，也只好继续忍受革命留下的精神饥荒；1990年代市场经济席卷而来，还没好好吸收营养，就要准备好贩卖一切，但是卖又卖得不甘心，东张西望，前瞻后顾。

这是一代不彻底的人。

如今30—40岁的中国年轻人，有丁磊、陈天桥，他们敏捷攀住新兴产业，迅速积聚起大量财富。有很多人占据了基金公司、银行、广告公司中层的位置。也有很多人，在养家糊口，勉力生活。

在生活的主流之外，如果你喜欢文学，就像女娲疲倦了在乱撒泥点，偶然撒在某一个人的胚胎，种下一点不如此就要死掉的兴趣，从此自生自灭。因为这已经不是文学生长的火盆。

李海鹏生在辽宁沈阳，这个城市寒冷、压抑，一直令他不舒服。人与人之间讲究关系，动辄称兄道弟，太多潜规则，没有一件事是凭借自己可以做成的，而他却生来敏感、高度自尊，很难忍受这些关系之间的不公正与不干净。

海鹏也有一个“现实”的父亲，和不那么“现实”的母亲。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回家后只顾看书，不做饭，孩子们只好饿着肚子。李海鹏觉得母亲像包法利夫人，对生活不满，看不起身边的人，觉得他们傻。海鹏虽然挨了饿，但每次父亲母亲发生争吵，他还是站在母亲这边。他看母亲所有的书，张天翼的童话、《牛虻》、走读大学的教材。这是他最早的文学启蒙。

所有文学青年最早获得的认可，都从学校作文开始。海鹏初中时作文被选入《海峡两岸优秀作文选》，但是令他震撼的是，台湾中学生的作文和自己的很不一样，他们的题材超出了当时大陆学生作文训练的模式，最重要的是，他们写的都是“真的”。

中学时，海鹏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了《诺贝尔获奖者诗选》《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花城》。他开始看t.s.艾略特的《荒原》，因为书上介绍说他“最难懂”，而且是现代派的“开山宗师”。

和许多青春期的男孩一样，海鹏觉得学校教育压抑、无聊，他曾不下十次，跟父母提出退学。他常常逃学，却也做不出什么大恶，只是无所事事的闲逛。

在后来的文章里，他把自己比作塞林格笔下那些人物。“四岁的时候，有一天我跟着别的孩子在街上乱跑，看到了我姥姥，我从小就是她带大的，跟她很有感情，可是我看到了她，心里很想跟她亲近，行动却南辕北辙，一言不发就走掉了。我姥姥就很伤心，我也很伤心，理由是一样的：这孩子，姥姥对他那么好，他怎么连人都不叫呢？

“这是我的童年生活的缩影。我恐惧于跟人打交道，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懂扑到亲人的怀里去讨人喜欢。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平常的，可在行动上却无比困难。我总是一个人玩，可以整天都不开口。我还特别容易羞愧。像别的小孩一样耍个把戏，逗人一乐，我觉得不好意思。直到现在，在ktv里看到有人表情生动得过分地唱歌，我都会挪开眼神，因为我会设想我是他，然后就甚为羞愧。我很是悲哀地想，我这辈子大概是干不成性骚扰之类的有趣的事了，因为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塞林格小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我猜，他笔下的人物幼时大致如此。”

海鹏把这称为“无尾犬”，看到亲近的人，它也想示好，可是没有尾巴，“你觉得我不友好，可是你不知道我因此活得好辛苦啊！”

长不大的青春期男孩，大学时写诗，写小说，他想当作家，心里却十分明白，不可能以此为生。经过了在几家媒体、出版公司的谋生，2001年，他进入了《南方周末》城市版。

这份报纸继《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之后，倡导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对权力机构的监督，并十分重视新闻写作。1999年《南方周末》的发刊词，今天看来过于煽情，但是在当年却感动了无数读者，同时再清楚不过地显示，那里聚集了许多容易动感情的文学青年。

李海鹏加入时，《南方周末》虽气势略减，但中国第一周报的地位已无人可动摇。而李海鹏只是一个除擅长使用文字之外，一无所有的记者，他十分被动，让干吗就干吗。直到2003年6月，他写出了《举重冠军之死》。这篇文章还原了举重冠军才力猝死当天的情景，尽管文中也提到了这场悲剧的起源是举国体育体制，但是整篇文章以叙述为主，克制，内敛，像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