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在北京办公室的周会上也很少发言，他不喜欢批评，也不喜欢表扬，但是那篇文章出来之后，他发现，每个人都在夸他。《举重冠军之死》当选当年《南方周末》内部最佳报道。
三
在中国的媒体中，重视写作的不只是《南方周末》。同样才子才女层出的《经济观察报》，曾经被传一个笑话：《经观》的人不会采访，只好用写作来弥补。
《经济观察报》的记者，的确不像《南方周末》《财经》等媒体一样，以周严的调查、硬碰硬的采访见长，他们的特点是视野开阔，鼓励作者个人的声音。个性、才气，这些在“新闻写作”中要被割去的特质，在这里，却往往被宽容，欣赏。也是这样，《经观》的鼎盛期有一种别家媒体所没有的勃勃生机。
2001年，25岁的许知远成为《经济观察报》主笔。在《经济观察报》的头版，常常可以看见他装满各种名字、野心勃勃的评论，尽管常常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文章中的激情、对知识的勤奋，却感染了许多读者。从《经观》出发，许知远成为这一代重要的书写者。
覃里雯在大学读书时认识了许知远，这个高、瘦、鬈发、脸颊凹凸不平的理工科男孩，和文学社的男青年不同，他聪明，开放，纯真，从不避讳对声名、五星级酒店、漂亮女孩的热爱，但他也真正热爱知识、写作、朋友和聪明的女性。在大学的交游，他们结下了必定会持续终生的友谊。
大学毕业后，覃里雯个人生活的轨迹相当有性别特色。她结婚，生子，随丈夫去新加坡，去纽约。海外的朋友圈子，谈论的多是绿卡，房子，没有她渴望的精神交流。她写诗，写日记，满足自己倾诉的欲望，“日记是无意识的，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写，非常本能。跟原始人差不多。”不是蓄意的创造，写作这时，像是一种自我疗伤。但那一时期的日记和诗歌，是今天没有的细腻、敏感、绵延。
许知远把远在美国的覃里雯叫到了《经济观察报》，从未受过新闻训练的她，选择国际政治作为报道的领域。当时，这个小团体，聚集了许多难以归类的人，有的致力于锤炼语言之魂，有的想要成为中国的加缪，有的兴趣在于当代艺术与时尚……大体而言，他们都是媒体人，但是他们比照的对象，通常都是小说家、思想家。
2005年，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于威和许知远辞职，加入现代传播，创办新杂志《生活》。创刊号的专题是《工厂》，这是当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热门话题。为了说服投资者、时尚集团的老板同意这个专题，许知远说出了“反时尚是最好的时尚”。所有记者撒向各地，温州，东北……前去采访。
作为新加入的记者，我在那时听到了“非虚构写作”“新新闻写作”这些词。新新闻写作，作为美国1960年代对于传统“客观”报道的反叛，提倡新闻借鉴文学手法，其实早就“旧”了。在中国，却不仅新鲜，而且尴尬。一方面，虚假的官方宣传、以讹传讹的新闻比比皆是，“真实、客观”的新闻伦理尚未完全建立，强调“主观”容易引人误解；另一方面，媒体大步迈向图像化，文字的地位逐步边缘化，和图片稿费相比，文字稿费几乎不值一提，除了极少数媒体，大部分媒体都已不追求写作，更何况“新新闻写作”，那是什么？
《生活》杂志的写作，延续《经济观察报》时代，但是由于缺少读者和同行的反馈，话题越来越缺少活力，文体也未见完善。它最大的好处在于，提供记者大量旅行的机会，以及再一次地，鼓励个人去寻找自己的声音。
我也是那其中一员。由于鬼使神差的安排，从小热爱文学，受到极差的文化教养，大学时学写诗，但很快放弃，觉得自己没天分，也没办法靠此吃饭。和前辈们不同，我们这一代文学青年已经不阅读，也不信任文学期刊，看不上作协、文联，也不可能被他们看上。和更年轻的人们相比，我们也还没有学习到文化商品的厉害之处。关于文学，我们失去了路径。
而恰恰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媒体市场化浪潮兴起，需要大量的人手。这是极少的可以借写字谋生的道路之一，在初期甚至所获不少。因此文学青年多半进了媒体。直到日久年长，新闻写作日渐模式化，而内心抒发的渴望升腾不息，于是你会听到每一个人都在说：我要写小说。包括覃里雯。
只是此时已骑虎难下。文学创作仍然难以养活自己，更难维持一份“体面”的生活。自2000年前后投身媒体的人们，或多或少已经有一份不错的薪水，不低的资历，生活纷扰浮躁，但若全然离开进入孤寂，却也需要不小的勇气。
覃里雯在工作之余，开始了自己的小说。她发现，像童年时一样，文学变成了偷情。
四
写新闻不难。李海鹏说。
2009年夏天，在一场名为“新新闻写作在中国”的沙龙上，我第一次见到李海鹏。他清瘦苍白，有些驼背，长发分在两边，眼睛甚少直接看人，还穿着一件恰如其分的白t恤，上写“精神恍惚”四个字。
当时李海鹏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写作的标杆。一年前，他写出了《灾后地震残酷一面》，批评溶于冷静的描述之中，有立场却无懈可击，被公认为那年最好的一篇地震报道。但事实上，当时的他正处在对新闻的厌倦中。2006年之后，他的写稿量大减。外界传说，《南方周末》把他及另外几名记者养了起来，只要他们每年写一两篇稿子镇报就可以了。李海鹏稍微纠正了一下，“没有那么少，每年也写个七八篇。”即使这个量，对于周报记者来说，也的确不多。他提不起精神来。他不愿意写稿，又觉得愧疚。
“我始终不喜欢新闻这行。”他说。无尾狗的天性发作了。他不喜欢每天给人打电话约采访，总要和陌生人打交道，他觉得很累。他讲了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到庆丰包子铺买包子，排队时突然发现自己在反复地念：猪肉白菜，三两，猪肉白菜，三两。“连跟包子铺的服务员说话都这么紧张，可想而知联系采访对我来说有多大的心理障碍了。”
除了与个性相悖，新闻写作毕竟有其局限。首先，在报道中，写作并非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新闻写作无论如何变化，总会有种种规则。比如说，新闻写作要求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都必须要有出处，不能虚构。“戴着一千个手铐，时间长了，就不会自由活动了。”对于文学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想象，全部受到内心的审查。
覃里雯也感觉到类似的问题。她最早开始写稿，是一家网站以一字一元的价格约稿。扣去税，就是千字八百。“我从此就被毁了。”写作受到了伤害，被规范化，思维限定在两千字以内。当她开始写小说，突然发现自己点开word的工具栏，开始数字数，“我不是在写小说吗？为什么在数字数？”她开始怀念当年在海外孤独的、无穷无尽无拘无束的表达。
2008年底，李海鹏离开《南方周末》，加入了筹备创刊、宣称要追求写作的gq中文版。但时尚杂志岂是久留之地，商业压力、外企的公司制度，都让李海鹏继续“精神恍惚”，处在“浅睡眠”状态。
“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想要的东西，上个班，给我一百万一年，也没意思。我就退回来干我一直想干的那件事。”李海鹏说。
一直想干的那件事，就是回到文学。在做记者的那些年份，“文学像另一个星体，距离生活太遥远了，但是引力还在。”李海鹏觉得，不写，时间没法往下过了。
2010年初，李海鹏离开gq，待在位于石景山的家里开始创作小说。每天早起到下午四点，是他的写作时间，不接任何电话。这部小说有自传色彩，写的是从1976到2008年个人与世界的紧张关系。
此时再见李海鹏，全没有了“精神恍惚”时期的样子，他温和、友善、耐心，如长出一条不卑不亢的尾巴。
这一年他写出了30万字，小说已进入修改阶段。听了这话，覃里雯说：“我受到了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