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你仿佛在《江城》里看见一个个性过于敏感的美国年轻人，在混乱吵闹的中国小城，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内在的完整，在做着绝望的努力。

一

当何伟从涪陵宾馆大堂的人群中穿过来的时候，没有人注意他。

他身高175公分，棕色头发，穿着深蓝色外套。要面对面时，才会注意到他深陷的、漂亮的眼睛，眼睫毛长而上翘，足以令许多女孩妒忌，但是总体而言，就像“何伟”这个名字一样，他拥有隐藏于人群中的特质。

但是十五年前，何伟第一次来到涪陵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和另一位美国和平团的志愿者亚当走到市区，有人大叫：“来了两个外国人！”有人叫：“哈啰！”于是又有人叫：“来了两个哈啰！”人们拥过来，从路边拥到大街上，堵住了交通。

涪陵是长江边的一个小城，人们在乌江与长江会合处聚居成镇。三月该来的春天没有来，寒冷仍然公开地占有所有人。天空是不干净的灰色，偶尔下起雨来。这是江城，也是山城。对于来自平原的人来说，在涪陵永远都要爬山，下山。司机在很陡的坡上停车，行人像在山里走小路一样，随意地在车流里横穿。建筑有两种，比较旧的依山势而建，上上下下错落有致，而近年修建的大楼，则十分宽阔，假装这是平原。

和十五年前相比，涪陵依然混乱、吵闹，但是市区大了许多，城市化使市区人数从当年的20万人增加到40万人，而涪陵政府提出，要建设100万人大城市。对于何伟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不再是那个恐怖的焦点了。

在中国，人们知道涪陵，是因为它的特产：榨菜。而在英文世界，如果有人知道涪陵，多半是因为何伟的书《江城》。

1996年，何伟作为美国和平工作团的志愿者来到涪陵师范学院教英文。和平工作团是美国政府资助的机构，送年轻人到第三世界国家。何伟之所以来到涪陵，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这里距离成都——和平团总部——最远，领导不太会来。

当时的涪陵，不通铁路，公路状况十分恶劣，如果要去哪儿，必须搭船。那一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过去了四年，东南沿海已经掀起了商业大潮，三峡大坝开始动工，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涪陵还是四川省一个贫穷的小城，历史坐标中一个安静的点。

两年后，何伟结束和平团的工作回到美国，他用四个月写下《江城》，记录在涪陵的生活。之后，他来到北京，继续观察、写作中国。2011年2月，他第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寻路中国》中文版出版，这也是他第一本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这时，他已经被公认为描写中国最好的当代西方作家。

他再次回到涪陵，在久违了的涪陵师范学院——现在已改为长江师范学院，何伟做了两场演讲。

二

第一场在老校区，何伟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里依山而建，与市区隔乌江相望，小而优美，有旧时代的好品味，和岁月经久之后复杂的生态。何伟住过的公寓已十分破旧，绿色窗框里的玻璃已经破了，但当时却是学校最好的公寓楼。从六层的阳台上，看得到玉兰、泡桐、香樟树，乌江混浊地流过。由于扩招，长江师范学院从原来的2000名学生，扩到一万多，老校区不够用了，学校在郊区的山上买了一块地，作为新校区。这里只容纳一年级的新生。

暮色降临校园，在阶梯式的学术报告厅，何伟用中文演讲。他没有站在组织者安排的高高的讲台上，他站在下面，一边走动一边讲。当有学生提问，他就走到那个人面前，仔细聆听。

他展示了一些照片，讲述的内容主要是《寻路中国》里的一些片段。他在北京租了一辆车，往西部开，路上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人和事，像是一部流浪汉小说。

学生们大部分是川渝一带的典型长相，矮个子，圆圆的脸，红扑扑的，气息朴实，女生很喜欢穿玫瑰红的羽绒服。他们大部分没有看过何伟的书，也不知道这个人，在演讲结束后请何伟签名时，有一个女生拿的是自己的数学课本。这不能怪他们，当地最主要的书店是新华书店，书的译者，也是长江师范学院的老师李雪顺想跟新华书店联系做一场活动，但被拒绝了。《江城》出版之后，涪陵师范学院组织英文老师翻译了全书，但是书中对于学校政治氛围毫不留情的批评，注定不会被校方喜欢。没有学校领导来参加这个原本值得荣耀的活动，而地方政府领导的反应是，宣传涪陵当然好，但是如果破坏涪陵的形象，那肯定不行。

事后，我才知道，由于学校怕太多人参加活动，会“拥挤，造成事故”，所以宣传很少，最重要的是，学校规定每个班只能来三个人。于是，基本上每个班来的都是班长、团支部书记和学习委员。

使用中文让何伟很紧张，尽管他的中文已经很好了。他有节奏地在演讲中安排笑话，迎来预期中的笑声。演讲结束后，他朗读《寻路中国》的英文片段，李雪顺读对应的中文。他在书中提到了驾校考试的几道题目，在他的讲述中，那几道题目，正如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一样，有着显而易见的荒诞性。

大约四十分钟的演讲与朗读之后，何伟请台下的学生提问。和他当年的学生不一样，这些学生出生于1990年代，他们是独生子女，毕业后不被分配工作，他们身处于网络时代。老师们抱怨他们成天打游戏，而他们则抱怨被剥夺了自由。

一位女生第一个举手，她用非常流利的英文开头，然后用中文问何伟：“你这本书是2001年完成的……”

何伟犹豫了一下，轻声说：“不是。”

女生问：“是，还是不是？”

何伟说：“不是。”

“好，不是，那你现在再次回到涪陵，你到北京、上海，你觉得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中国最重要的变化，我以为是人民开始搬到城里。好多以前是种地呀，现在搬到城市……好多国家有这个经验，美国也有，欧洲也有，但是中国的速度比较快，也是因为人口比较多。”

女生没有问完：“那从整体来说，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向，还是一个会带来问题的不好的变化？”

何伟说：“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是必需的。中国要现代化，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农民，那么少的地，但是肯定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女生接着问：“你看到很多缺点，也看到很多优点，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交流者，能不能把更多美好的东西写出来？”

接下来有学生说：“中国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也多……相对于美国，你觉得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什么？”

年轻的学生们很少冷场，被点中的同学通常有一连串问题，这时候，其他人举起相机、手机拍摄何伟。这些问题多半是问何伟对于中国的看法，骄傲的民族自尊心无处不在。他们对于正在讲话的这个人没有什么兴趣，他是美国人，来自密苏里州，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学生们没有问。关于中国，他们在寻找的，也是某些确定性的答案。他们关心美国人怎么看中国，好，还是不好？“好”当然是标准答案。他们还没有被培养起对于他人、其他文化的好奇心，就像没有培养起对知识的好奇心。如何伟在书中描述过的，中国学生很勤奋，尊敬老师，但是也比较封闭，不开放。

最后一个问题，一个瘦削的男孩被选中，他站起来，很客气地问：“请问一下，根据您这些年的观察，您觉得中国未来会接受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吗？就是自由和民主。”全场响起了掌声，夹杂着笑声。

无论被问到什么问题，何伟的表情都很严肃，让人感觉他会认真对付每一个问题，要不然就是中文真的让他紧张。对这个问题也一样，他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自己决定。你们这些年轻人决定。”

演讲结束后，他对记者说，十几年前，不会有学生提这样的问题。“因为是公开的场合，所以我用了外交语言，”停了一下，他说，“不过，那也是真的。”

三

两天以后，何伟在长江师范学院新校区做另一场演讲。这个校区距离市区车程半小时，它具有中国当代城市规划与建筑最重要的特点：大。好像把山炸平了，建成一片宽阔的平原。在这平原里，有草坪，有小河，有假山，河边的石头有一些是水泥伪装的。校园太大，赶去上课的学生怎样成群，都显得很稀疏。只有在音乐厅门前的空地上，形成了围观的人潮。那里一位女老师举着话筒在唱红歌，后面是十几个漂亮的女生伴舞，再后面，更多的女生举着粉色的假花一动不动。

路上的学生都不知道何伟的活动。知道这个消息的学生大概都已经在学术报告厅等着了。女生趴在窗前用重庆话说：“他到底来是不来哟？”

何伟演讲的内容与前一场一样。阶梯教室里收音效果很不好，回声很大，相隔几排就不可能听见其他人的发言，只要有人私语，整个教室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嗡嗡作响的蜂房。

还是有人用英文提问，非常纯正，甚至做作的英式英文。每当这时，何伟会先翻译成中文，然后再用中文回答。这引起了全场的笑声。和新生比起来，这些高年级的大学生更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有两个学生建议何伟去新疆看看，因为那里和涪陵、和南方很不一样。何伟回答说，他去过一次新疆，而且在北京的时候，他有一个维吾尔族的朋友。他反过来建议学生们，你们应该去新疆，去西藏，去听听维吾尔族怎么想的，藏族人是怎么想的。

即使如此，学生们已经表现出了对何伟更大的兴趣，和更少的紧张感。有人问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书取名“江城”“甲骨文”，以及他在中国的旅游中，遇到了什么样的有趣的事。有一个男生说，他很羡慕何伟这样一个人旅行的生活方式，那也是他的理想。

在教室外，何伟昔日的学生们陆续来了。当年他们在教室里听何伟讲课，现在大部分留在涪陵，成为英文老师。因为何伟的回来，他们晚上有一个聚会。看得出，他们很重视这次聚会，“男生”穿着西装，“女生”穿上在冬天能穿的最隆重的衣服，有一位穿着红底金色花纹的棉旗袍，边上镶着一圈白色绒毛。他们很像要出现在贾樟柯的电影里，有一种小镇生活特有的拘谨和憔悴。

对于记者的在场，他们客气而紧张。他们都看过《江城》，在那里面，一些学生被提到和描写。对这本书有什么想法吗？一个男生回答说，何伟把他们写得太政治了，太意识形态化了，他们觉得好像并没有这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