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些学生，何伟在《江城》里写道，他必须很小心不去触碰关于中国政治的话题。他很清楚学生们一路以来所受的政治教育，但是不可避免地，师生之间的对话会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有一次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中，何伟以温和的语气说，他认为，每个地方都有种族主义和恐外症的问题，甚至包括中国。班上最优秀、最爱国的学生温蒂立刻反驳：“中国没有种族偏见或种族歧视。”何伟举出自己的例子，他和亚当到涪陵市区时，常常有人对他们大吼大叫。温蒂说：“他们是友善的。”何伟不同意，他觉得这是糟糕的事，但他试图转圜：“这些问题是可以改善的。”

当时，学生们低下头，全班陷入一种不自在的沉默。何伟发现自己正注视着四十五圈黑发。他明白，身为外国教师，他不能以任何形式批评中国。他讨厌这种情况——大家低下头，这种时候让他觉得，他不是在教四十五个可以独立思考的学生，而是在教一个团体。在这些时候，这个团体的想法一致，即使他们沉默而被动。

只有文学可以穿越他和学生之间的隔阂，在课堂上，何伟带他们读莎士比亚的诗歌，排演《哈姆雷特》。文学永恒的力量在那些时刻软化了学生们僵硬的标准反应，在共同的阅读中，何伟觉得，他们都是避难者。学生们逃离政治课，而他逃脱了解构主义。“我们都很快乐，我们读着诗，而在外面的江流上，整个涪陵都在忙它自己的诗。”

在教室里，学生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涪陵这两年，对你的改变是什么？”何伟回答说：“我变得更轻松了，一开始我很容易生气，后来我变得比较有幽默感了。幽默感很重要。”

何伟曾经写道，教育是很重要的，涪陵的生活也是教育，对他来说，这个教育比牛津大学的教育重要多了。

那两年时间，他所承受的，绝对不只是学到了“幽默感”。事实上，他并非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个最难的角度进入中国。不是外国人较多、自称“国际化”的上海、北京，也不是努力往外扩张的东南沿海，而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小城。在这里，外国人像外星人，人们对不同文化一无所知，因而也不知如何共处，多年来的管理控制，在对外国人的恐惧、怀疑中，几乎显得无厘头。

人们在闹市区围住何伟和亚当，有人推搡、挑衅他们，让何伟觉得自己像一个猴子。体育竞赛中并不讲究公平，这同样令何伟无法忍受。更严重的问题来自政治，学校不许老师和他们接近，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自己的信件被审查，删改。

到达涪陵之前，何伟和亚当被要求做艾滋病检查。一年之后，涪陵师范学院外事办又要他体检。他们觉得外国人就是这样，太乱了。“这是歧视，是我最生气的事，”何伟直到今天还非常愤怒，“书里面没有写，我应该写的。”

不可预知性吸引他来到中国，但是不可预知性也令他抓狂。很多时候，你仿佛在《江城》里看见一个个性过于敏感的美国年轻人，在混乱吵闹的中国小城，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内在的完整，在做着绝望的努力。

但是一旦这些混乱的时期过去，不可预知性仍然显示出了迷人之处。他学会了一个外国人如何在中国生活：只要静静地等在那里，就会有好事发生。人们会主动来谈话，他们通常都非常友善和慷慨。而从另一个方面，尽管一开始觉得中国很复杂，但是熟悉了之后，他发现人们对事情的反应是很类似的。他常常自称“洋鬼子”以自嘲，中国人每当听到就会哈哈大笑。他甚至学会了用中国式的方式应对难题。当涪陵师范学院外事办要他检查艾滋病，他坚持不愿意，两方僵持，都很难下台。这时他说，他要打电话给和平工作团总部——向领导请示。他没有打，只是回到房间看了十分钟的书，然后出来告诉外事办的工作人员，领导说他不用体检。工作人员接受了这个答案。

除此之外，涪陵的生活带给他的另一件礼物是，从那以后，他就不怕吃苦了。

四

何伟的表情总是很严肃。在涪陵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学生们更喜欢亚当，亚当更主动活泼，也花更多的时间和学生们在一起。而何伟则很内向安静。

他不是一个反应敏捷的人，当演讲时台下发出意外的笑声——他的话引发歧义，他眼睛里慢慢走过一点疑惑，但并没有停下来，语速、表情都没有变，笑声就这样过去了。

这一部分是因为中文。离开了中国四年，何伟说自己的中文退步了。想象一下，一个以语言的魔术为生的人，在运用另一种自己并不熟悉的语言时，那种不自信和紧张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江城》中，何伟说，他觉得自己是两个人：何伟和彼得·海斯勒。何伟很笨，说话有口音，文法很糟，而在傻乎乎的何伟背后，彼得·海斯勒在专注地观察一切，并且做笔记。这两个人实际地存在于他的体内，却不一定是一个使用中文的人和另一个使用英文的人，而有可能是一个使用言辞的人，和另一个使用文字的人，他拙于前者，长于后者。在没有迅捷反应的同时，另一个他却在异常敏锐地观察，然后从t恤领口拿下钢笔，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有一天，这个被忽视和遗忘的细节会出现在文章里，附加一个奇妙的比喻。

彼得·海斯勒生长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他说，那是一个比较穷的地方，“周围都是农村，养猪、种玉米的比较多。”但这个农村有一所密苏里大学，何伟的父亲就是这所大学的教授。父亲研究唐人街，研究中医，他曾做过一个项目，每隔两三年采访一些老人，看他们为什么如此长寿。有时候，他会带彼得一起去。彼得觉得这很有趣，现在回忆起来，他觉得父亲的研究方式——长期跟踪某一些人——对他后来的写作很有影响。

父亲很开明，他鼓励家里的女孩子都去参加体育运动，而不要做啦啦队员。家里并不富裕，但是日子过得舒服，没有压力。他也不过问彼得的成绩，任其发展自己的天分。中学毕业时，彼得在老师的鼓励下，决定自己要当一名作家。

他考上了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他是那个高中第一个考进这所大学的人。但是大学生活却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来自小地方、平凡家庭的彼得，个性温和自尊，不喜欢竞争，但是在常青藤学校，他面临了一些残酷的竞争。彼得必须打工，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他找到了一份餐厅的工作，却发现服务的是自己的同学——他们来自富裕的家庭。他辞职了，换了一份在学校办公室的工作。

另一点让他自卑的是，尽管他是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希克曼中学最好的学生，但是和很多同学比较起来，他的教育仍然不够完备。他不知道jamesjoyce（詹姆斯·乔伊斯）是谁，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个女人。

他没有跟富贵同学们混在一起，他参加了田径队，在这里交到了很多朋友，他们很聪明，但又不是太拘泥于学习。彼得喜欢长跑。长跑需要的是耐力，他选择这项运动，象征了，同时也更加强了他这种个性。

彼得考普林斯顿大学，是为了读这里的写作专业，但是连考了三个学期，他都没有通过录取。一般的学生从一年级就开始读这个课程，但是他到二年级第二个学期才考上。我问他，得知考上的时候，心情如何？何伟用简单的中文说：“很高兴，但也很平静，因为他们这一次不让我进去，下一次我也可以。这是长期的一个希望。所以，不怕今天有什么事情。而且这只是一个课，要当作家的话，还要好长时间的。”

后来，总结自己的研究方式的时候，何伟总是说，自己的方式是长期的，长期跟踪几个人。的确，他花了两年时间在涪陵；之后，他每年都和学生们通信，其中两名学生毕业后一个到了深圳，一个到了温州，成为他关注的线索；而在《甲骨文》中，对诗人、学者陈梦家的长期关注，成为另一条主要线索。现在，他想着，等到离开涪陵二十年时，他要再写一本关于涪陵的书。

这种瞩目长远、沉稳的坚持贯穿了何伟整个写作生涯。从普林斯顿毕业后，何伟又去牛津大学读英国文学。毕业之后，他可以在《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找一份工作，拿一份不薄的薪水，按照职业的阶梯一步一步往上走。但是他选择了到涪陵，一个月拿一千块人民币的工资。两年结束后，回到美国能找到工作吗？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但他预感到，涪陵的经历，将有助于他成为一个作家。

他做到了，凭借天赋、技巧、对于生活毫不浪费的体悟，《江城》出版了。

几年之后，他的第二本书《甲骨文》以更大的野心、更复杂精巧的结构问世。在这本书里，何伟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原来和中国文化初次碰撞时的摇摇晃晃没有了，这本书像一个盛年时期的人，充满自信，精力旺盛。

但是正如人们更爱青春期的生涩，很多人喜欢《江城》里那个美国年轻人，在中国小城里遭遇到的惶惑、愤怒和无助。这些情绪是如此诚实、真切，对这个国家充满好奇的人们会觉得非常有趣，而生长在这个国家已经熟视无睹的人们，却会感觉到一些疼痛，然后，看待身边世界的方式变了。

《寻路中国》和前两本书比起来，一样细腻优美，但是已经失去了前二者那种强烈的好奇心和情绪的冲撞。何伟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中国的视角，该变换了。他选择了下一个目的地——埃及，另一个在缓慢改变中的文明古国。

小时候，何伟想写小说，大学以后发现非虚构写作也不错。“以后也有可能写小说，不一定。”他讲起一个大学同学，这个同学是田径队的队员，非常聪明，读书很厉害。可是有一天，fbi的人来找他，原来他不是21岁，是31岁，他曾经坐过牢，后来改了身份，改了名字，他想上一个好的大学。何伟一直记得这个故事，他想，有一天，他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五

去涪陵之前，何伟在北京一家书店做了一场演讲。和涪陵不一样，这里的人们读过他的书和文章。而其中，大概有一半是来自媒体的记者、编辑。他们在现场互相招呼着熟人朋友。

1990年代以来，一直在政府强力控制下的中国媒体裂开了缝隙。在新的空间里，记者、编辑们为了摆脱“新华体”做了很多努力。美国新闻写作被奉为范本。一方面，那象征着某些新闻要素，准确、严谨、独立。另一方面，1960年代以来反对所谓客观中立、文学与新闻结合的“新新闻写作”逐渐被标举了出来。网络的出现使传播、翻译越来越容易，越来越多中国记者开始阅读西方新闻作品。

关于中国的写作无疑是最受欢迎的，在这中间，何伟被认为是最好的。即使和西方同行相比，他也拥有更高的写作才能。

可是对何伟来说，这些都很陌生。1998年，写完《江城》之后，他想找一份美国媒体驻中国的工作，但找不到。他只好自己来到北京，每半年去一次香港，办一个商务签证，平常给外国记者做助理、剪报纸新闻，同时寻找机会给西方报纸写关于中国的消息。

在几次给报纸撰稿之后，何伟决定，再也不要给报纸写新闻了。“在日常新闻报道上，我一向不是很在行。我的工作速度缓慢、会拖截稿时间、我没有培养人脉……我引用好的记者不会引用的人的话：计程车司机、女服务生、朋友。我花很多时间在餐厅饭馆。我回避记者会。我恨讲电话——一件让新闻记者得精神官能症的事。我尤其恨深夜打电话给美国学者，即使这样我就可以引用他们有关中国新闻的谈话。我早已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正常的人都睡了。”

有点任性的表达之后，他说：“我比较喜欢写有戏剧性、长篇幅的故事。”同时，他不喜欢以第三人称的语气写作，不喜欢那种不带感觉、事不关己、只带权威的语气。

他找到了自己的职业选择，给杂志写稿，同时写书。他确立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而最重要的是，必须是有“风格”的。

何伟的写作方式影响了一些中国记者，甚至他的生活——美国的出版市场足够养活他，一年只要写两三篇稿子，就足够在北京生活了——也成为许多记者抱怨的依据。

何伟不知道这一切。他已经习惯了写作对象和读者的分离。在中国很少人认识他，他采访的人几乎没有人会看到他的文章，看他文章的人几乎不会来到中国，他想，自己在赚“差距”的钱。在介绍自己时，他说，我写“报告文学”。他不知道这个从涪陵学来的词已经很少被中国同行使用了，现在用的是“非虚构写作”，尽管小说并没有被称为“虚构写作”。

可是这一次，这么多人排队等他签名，《寻路中国》中文版的销量据说不错。对他来说，又一个不可预知性来临了，也许他还想到了前两本书中对中国的批评，以及中国人脆弱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很少见的，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中国读者为什么喜欢看我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