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他对机械、机床仍然有很大的兴趣。2000年，女儿大学毕业，家里经济好转，但仍有债务。这时，李方乐在朋友的厂房看到一台别人存放待售的机床。他一眼看出，这是瑞士著名车床“肖别林”。他请朋友留一留，先不要卖。他四处借钱，凑足了7000块，加上运费、请客，8000块，车床到手。李方乐立即动手拆解车床，再重新安装。在关键部位反复了无数次，花了一两年，才完整装好。拆装的过程中，他无数次感叹，这部车床零件加工之精细，对精度考量的缜密，国产机器根本无法相比，中国要成为制造强国，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零件厂里，有一位比李方乐年轻十多岁的同事小董，毕业于钟表技校，长得五大三粗，李方乐觉得他像山东人，不像上海人。他的手指放在零件旁边，像拿棍棒的拿着绣花针。但这位同事却是同一批技校生里最聪明、技术最好的。下岗后，小董什么都做，修表、卖鞋、倒卖水货钟表……一年能赚三十多万，但是他不甘心，想研发陀飞轮——这是当时最复杂的钟表技术之一。小董找来李方乐，帮他做加工设备。

一天，小董叫李方乐去他家。他说，我让你看样东西。他拿出一座钟，透明的表面之内，机芯排成狭长的一条。这是老牌厂家积家的钟。李方乐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机芯。机芯由一百多个，甚至数百个零件组成，关系复杂，圆形最适宜摆放，所以一般来讲，机芯都做成圆形，中国的钟表制造也一律如此，温饱而已，从未有过这么特别的设计。李方乐想：原来钟表也可以这样玩，那么，我也可以试一试。

2007年，他决心动手。

第一步，画图纸。他不懂用电脑，画图全靠手工。他也没有设计的经验，只能参考原来厂里的资料，再做改进。在一张工程图纸上，为了能画出合适的弧形，李方乐拿出早年的功夫，自制了一只一米长的圆规。

第二步，他在旧货市场以十块一只的价格，买了许多上海手表，把机芯零件拆下来，能用则用，不能用的，再逐一加工。他有一些加工设备，又曾有金属加工的经验，但是仍然有些零件，需要花钱去宁波订制。他存够钱，就去，没有，就停一停。停停做做，花了一年。机芯做好了，但是没有走动。

2009年，李方乐再次试验，做出了第二款机芯。形状不错，一条长形的夹板上，布置了大大小小的齿轮、游丝、摆轮。但是上完发条，仍然没有动静。这时他才后悔，当年没有跟老师傅学习手艺。尽管各类加工他得心应手，但是调试、寻找故障，都是他的短板。李方乐受到了挫折。

就在那几年，同事小董患癌症去世了。他没能做成陀飞轮。他和李方乐所做的，原本应由整个工业体系来支持，最后却成了孤独的徒劳。

2013年春节，李方乐待在家里左右不是，最后下了决心。大年初三，他到公司，搬出设备闷头搞起来。同事看他已经忙活了好几年，问道，老李，怎么还没搞好？李方乐呵呵笑道，完成之后，一定请你们吃酒。心里想的是，这次如果搞不出来，也就不要搞了。他重新研究图纸，四处找数据，发现原来是齿轮的中心距不对，所以两只齿轮咬住了不转。必须要重新制作齿轮。生平第一次，他用上一代师傅留下的“土”机器，手工操作，做了两只像指甲一样大小的齿轮，每只齿轮有84齿。

李方乐的第三个机芯，转动了。他实现了自己的许诺，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

三

按照北方话，李方乐会被称为“李大爷”。他连声说：“不不不，不要叫我李大爷。”“叫我老李。”最后我们折中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称呼：李师傅。

李师傅穿着朴素，同事送的羽绒服，冬天也不舍得穿，矿泉水瓶子里泡好了茶，塑料袋里装了他所有的宝贝，机芯、图纸、眼镜……他说，他没有别的兴趣，只喜欢这个：钟表。

李师傅关于钟表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展览和杂志中来。

1990年代初，他带女儿去上海商城看了一次钟表展，看到一件瑞士博物馆的藏品，其中有一只摆轮作360°旋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陀飞轮。

1999年，他在书报亭看到一本杂志《名表之苑》，在杂志里，他知道了最好的手表不只是劳力士、欧米茄。之后，他又看到《名表论坛》，这本杂志由香港“表王”钟永麟创办。钟永麟是物质富足时代的玩家，他懂酒懂美食，名车名笔样样都能写，写得最多的是腕表。每只表他都能够讲出机芯、机构、历史……他说，一个男人必须要有三块手表：日常佩戴、运动款和适合正式场合的华丽腕表。而钟永麟本人则收藏了四百多块名表。

这些表没有一块是李师傅买得起的。李师傅讲了一个故事，香港汇丰银行的一个大班，无意中在仓库里看到一批古董钟表，迷住了。他退休后，在世界各地收集钟表。有钱，此事也不难。可是有一次，在拍卖会上竞拍时，他最后差一口气，心爱的腕表给人买走了。大班生了一场大病，幡然醒悟，连开两场拍卖会，把所有的收藏都拍卖掉了。李师傅说：“彻底解脱了。再也不动这个念头了。”

月薪两千多块的退休工人，谈着香港大亨、名表藏家，却丝毫不令人觉得心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怀表、腕表一直是有钱人的财产，阔太太小姐的首饰。“一战”后，尽管腕表普及，但是高档腕表有各式奇技淫巧、珐琅、镶钻，向来不是一般人能够拥有的。李师傅却用这个故事，想说明名钟名表背后财富的虚无，没有也罢。他最在乎的是：这些机械到底是如何运转的？从钟表爱好者，李师傅最终走向了制造者。

李师傅决定做机芯之后，很少告诉别人。他藏起了自己的“野心”，怕别人笑话。你也能行吗？他怕别人这样问。尽管第三只机芯走动了，但走了几天，又停了。有时甩一下，又走了。同事笑他，人家是劳力士，你这是甩甩力士。

好在一次一次，他更有把握了。他决定再拿出一年时间，慢慢修改，一定可以做成。

李师傅也清楚，自己的机芯，只是个人的玩具。把机芯改变形状，重新排列，在钟表行业，也只是简单的、已成型的工艺。至于更复杂的功能，只能望洋兴叹了。在卡地亚的展览上，对着满室的名钟名表，他觉得自己的机芯，好比丑媳妇，难见公婆。

但是谈论这些复杂的工艺，仍然是李师傅最开心的事。比如积家的“空气钟”，利用温度变化，热胀冷缩，作为动力的来源。“相当于永动机了。”他赞叹。

还有“三问”，何为“三问”？报时，报刻，报分。李师傅翻开一本砖头厚的杂志，大半本杂志嵌着一个“三问”的简易机芯，机芯旁边写着12：59——一天中数字最多的时刻。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个纽扣电池，小心地放进去，压上开关。

“叮，叮，叮……”杂志的小洞里传来了12下声响。十二点。

“叮咚，叮咚，叮咚。”李师傅伸出三个手指，示意这是三刻。

“叮，叮，叮……”报分的声音与报时相同，却要高八度，听起来很急促，又有些尖利。

安静的办公室里，我们身后是一排排电脑。通常，我们往屏幕的右上角或右下角斜一眼，或是打开手机，看阿拉伯数字显示的时间。人类曾经努力将时间实体化，在小小的表壳内玩弄炫目的把戏，穷尽了心思。以至于今天，钟表已不再有技术创新，只是把一百年前的花样重玩一遍。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不再看表，更不问表了。

李师傅不懂电脑，制表时很吃亏。现在学，也来不及了。他说，对他来说，时间已经在倒数了。假如晚五十年出生，也许他就是这个时代的it宅男。不过，他也曾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世界，成为主人翁。

“叮！”高音停了。耳朵靠在杂志边一直凝神在听的李师傅抬起头，说：“这是12点59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