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晚五十年出生，也许他就是这个时代的it宅男。不过，他也曾在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世界，成为主人翁。

一

李方乐个子瘦小，脑袋比起身子来，大了一号，脑门尤其大，前额鼓出一块，在灯光下发亮，两侧是半寸长的白发。虽然已经72岁，但是走惯长路，行动十分敏捷。说话时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他并不直视，但是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条理清晰，一样一样，按照顺序折好了放在脑子里。年轻时，他必定是个聪明伶俐的工人。

都说上海人门槛精，李方乐表现出的是上海人的另一面：极有分寸。每次见面之前，一定会电话确认，提前五分钟到。热情，却也绝不过分。有时也会礼貌地露出小心思：“现在也不兴问女士的年龄了……”然后歪着脑袋等我回答。

李方乐不抽烟不打麻将，生活过得简单。除了去同事的公司兼职，赚一份应酬零花的收入，他最大的娱乐，就是看展览。

每年年初，李方乐请经理上网，把全年的展览找出来，他挑出自己喜欢的，打印出来，依次去看。这些展览大部分跟机械有关，机床、模具、太阳能、自行车……一般免费，只有一次，李方乐花一百块，看了一场游艇展。同事见他喜欢，送了他一张三千块的赛车票，是主席台附近的位子。但是，他看着车以极高的速度在场内转来转去，觉得很没意思。2014年轰动上海的莫奈展，李方乐也看了。但是抽象画么，他觉得自己不大喜欢。

2014年，李方乐看得最过瘾的一场展览，是卡地亚的钟表展“瞬息·永恒”。

十年前，李方乐曾在上海博物馆看过一场卡地亚的展览。那场展览以珠宝为主，钟表很少，只占一个橱窗。李方乐看到一座钟，形似大门，钟盘两边是两根白色圆柱，撑起底座和门檐。看标识，这座钟叫作“门廊”。让李方乐奇怪的是，一般来说，时针分针背后，总能看到机芯，因为机芯带动指针的转动，但是在这座全然透明的钟盘之中，他只看到两根针腾空旋转，后面空无一物。随便李方乐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机芯在哪里。

仔细读橱窗边的说明，李方乐才知道，这是卡地亚著名的“神秘钟”。这座钟的奥妙在于：它打破了指针与机芯相连的技术惯例，把指针固定在水晶表盘上，成为整体，当机芯连接表盘，带动表盘整体转动，也就带动了分针和秒针。

1912年，工匠莫里斯·库埃（mauriceco?et）制造出第一座神秘钟。当时，欧洲的贵族像一百年后上海的退休工人李方乐一样，围着神秘钟，想要找出这一魔术的谜底。神秘钟从此成为卡地亚钟表的象征。很长时间内，卡地亚严守这一工艺的秘密，就像可口可乐的秘方一样，让悬念成为神话的一部分。一百年后，李方乐在这个悬念前徘徊不去。到底技术上如何完成呢？橱窗边的说明无法令他满足。他每天琢磨这个问题，连看了三天展览。

2014年，卡地亚钟表展宣传册的封面，就是李方乐十年前看过的神秘钟。不用说，他是一定要去的了。

这年夏天并不很热，霾却比往年严重。卡地亚的展览选在黄浦江东岸的上海当代博物馆，这里原本是一座电厂，世博会期间，改建为法国馆。世博会结束，荒废了两年之后，改建为上海当代博物馆，电厂高耸的烟囱成了博物馆的标志。这年晚些时候，蔡国强将在黄浦江上放烟火，与此相关的展览“九级浪”就在上海当代博物馆展出。

这次展览，单是“神秘钟”就来了十座。李方乐进了珍宝库，眼睛都要不够用了。更让他惊喜的是，每隔一两个礼拜，会有一个工匠从瑞士飞来，在展览现场演示制表工艺。演示的环节共有四个：宝石镶嵌、倒角、机芯组装、珐琅。其中，宝石镶嵌、珐琅都是装饰性的技艺，李方乐并不十分欣赏，机芯组装也还好，只有倒角，李方乐最感兴趣。

倒角，简单来讲，就是打磨机器零件。它看似一项微末的技艺，却是高档和低档钟表的重要区别之一。高档钟表，零件无论大小，全部精心打磨，表面像一面镜子，边缘像一道光。这样，无论从正面，还是从透明后盖看进去，机械与美呈现一体，价格自然也上去了。这道工艺虽有机器，却由手工操作，全凭耐心和经验。李方乐在国内从未见过，他想，未来也许用得到。

梁玮是现场的法语翻译，她对李方乐印象很深。因为演示结束后，一般观众都问：这块表能卖多少钱？做这样的表要花多长时间？但是李方乐上来就问：这用的是什么工具？能不能让我看看？

梁玮记得，李方乐穿白色条纹短袖衬衫，身型瘦小，他说自己是个退休工人，钟表爱好者。梁玮倒觉得，李方乐很有知识分子气质，很有礼貌，总说谢谢，也总担心打扰别人。如果现场人多，李方乐会说，小梁，你们先忙，我等人少的时候再来。但是他对技术的痴迷，千真万确属于工人。

演示倒角的工匠只有二十多岁，他来自制表重镇拉绍德封，十多岁开始学习制表。相对于“这块表多少钱”一类的问题，他也乐于和李方乐交谈。他教李方乐如何使用工具，应该用什么手势。傍晚六点半，一天的展览要结束了，李方乐把不懂的问题都记在了小本上。

第二天，李方乐不仅带来了问题，还带来了一个塑料袋。他从塑料袋里拿出自己做的零件，请工匠示范，然后自己打磨，再请工匠帮他修改。三天下来，工匠说，所有的技法，李方乐都已经学会了，只需要再熟练些。

这次展览，李方乐去了11次，常常等展览关门才离开。他学会了倒角、得到瑞士工匠的肯定，更加有了自信。但是他没有告诉工匠，这门技术，他要用在自己的机芯上。

二

最早，李方乐感兴趣的并不是钟表。

李方乐八岁跟父亲到上海，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20岁，他高中毕业，分配到百货公司系统，做过营业员，仓库保管员。后来进入文具厂，专门生产圆规。1979年，上海百货公司将部分钟表修理作坊组成钟表零件厂，统一承接零件加工业务。李方乐也调到了零件厂。

上海开埠以来，就是一切时髦事物的入口。就在“神秘钟”系列在欧洲问世的时候，上海有了亨达利、亨得利，大量进口瑞士钟表，浪琴、劳力士、欧米茄……通过上海，销往徐州、天津、北平等地。钟，尚可购买零件组装，但表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精密机械，是欧洲工匠几个世纪的智慧累积而成，当时的中国没有能力生产，只能进口。

1949年之后，进口之路几乎断了。新中国的领导人指示，要“填补空白”，制造中国自己的手表。但是，当时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没有图纸，没有加工机器，工人们以洋伞骨、绣花针、自行车钢丝为原材料，进行研制。在这样的条件下，1955年，天津制造出“五星”牌手表，1958年，上海制造出“上海”牌手表。之后，这两座城市分别成为钟表制造的南北中心。

李方乐进入零件厂时，中国的钟表行业正在进入最好的时代。“文革”结束，人心有期待。生产力和消费力都在释放，人们结婚要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块上海牌手表120块，是工人三四个月的工资——昂贵又够得着的奢侈品。到1990年，上海钟表行业已连续九年每年生产手表一千万只以上，有24家工厂，一个研究所，20个经销部门，一所职工大学，一个运输队，两家合资企业，全行业在编职工31720人。

零件厂一时壮大，有300多人。厂里的工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1960年代以来钟表技校的毕业生，他们好比唱戏的科班出身；另一类是1949年之前就在钟表行工作的老工人，他们熟悉进口表的结构，能够仿制大部分零件。在《上海地方志》里记载了一件事：一位少数民族著名人士，外宾送给他一只刻有沙特阿拉伯国王头像的手表，不慎损坏，别的地方无法修理。钟表零件厂受理后，指派技师画稿制版，翻新表面，重刻头像，整旧如新，他非常满意，赞扬该厂是一家“钟表医院”。

李方乐不是钟表修理工，他是金属加工车间的机修工。当时，尽管手表可以国产，机芯、齿轮、游丝都可以国产，但是制造手表的关键机器全部是瑞士进口。李方乐负责维护、修理机器，也常常去其他钟表厂，参观生产线上的瑞士设备。他觉得钟表修配没什么，机器，才是最复杂最现代的工作。而厂里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师傅，还在用十几岁学徒时的机器，手摇操作，制造零件。他边看边想，这实在太土了。

1990年代，钟表业的好日子结束了。市场的盖子一旦打开，暴风雨就会到来。原来在隔绝和保护下生长的工业体系，很快被冲垮了。一方面，广州、深圳等地进口零件，组装廉价的石英表；另一方面，昂贵的进口表、真正的奢侈品终于又来了。作为实用物件，市场已经饱和了。作为奢侈品、装饰物，上海手表没有竞争力。

1998年，钟表零件厂关门。在那前后，钟表制造厂、纺织厂、仪表厂、热水瓶厂……纷纷关闭。上海曾经是中国的轻工业基地，是好质量的象征，这一页沉重地翻过去了，页面上是一百多万下岗工人，和社会主义工业的历史。上海新的野心，将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和所有的下岗工人一样，李方乐过了一段蛮讨厌的日子。55岁的他，每月拿325块补贴，这是上海最低生活水平。妻子在街道工作，收入不高，他们还要供女儿读书。同事们各寻出路，有的去名表维修店，有的下海做买卖。李方乐靠修理音像设备，撑过了许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