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对父亲说“我有孩子了，你可以不可以借我钱结婚”的时候，我“梅娘”十分震惊而乖巧地离开了。她挂上门的瞬间，轻轻地说了一句：“啊那今朝我去买菜好了你们好好聊不要急。”连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渗入。远远地，我都能够感受到她内心的震惊与无措。她躲开了，却遥遥地澎湃着。

我父亲显然也很惊讶，但他并没有说什么要紧的话，只是愁眉紧锁，长久地凝视我。我终于手捧着一个可被教导的机会，值得他用沉默来回应我。他却从橱柜里抽了一包速溶咖啡，又忽然说：“你肚子里有孩子，就不好喝咖啡了，不然生出来的小孩会没有五官。”

他于是认认真真真去了厨房，特地倒给我一杯白开水。我从未看到他对我的事那么认真，那么郑重其事。我目不转睛看着他，他也看我。我们之间仿佛相隔着千言万语，皆因那种最熟悉的陌生感而悄然阻断了。

“乔，这其实一直是我最担心你的事。”他嘟嚷着说。

“爸爸以前在船上，你晓得吧，回大陆之前，我们都把黄色报纸啊杂志，直接丢到海里去。我那个时候就想啊，我没有教育好你，应该提醒你一下，不要去看那种东西，不要去做不对的事。”

我简直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

“你这样的女孩子，爸爸见得多了，老早爸爸的朋友一窝蜂都去日本。又带女儿去日本，开饭店，风光得不得了。其实都是借日本人荫头啊，你家里的小姑娘不跟人家睡觉，人家怎么肯在你身上花血本。你现在可以懂了。”

其实我不太懂。

“你老公是什么样的人？”他突然问，“你们要买房子，就买在爸爸旁边，爸爸以后可以照顾你的孩子。”

我心想天啊。

“我们没有钱买。”我轻声回答。

“哦。”他也放低了声音。

“那你要钱做什么呢？”他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要结婚。”我回答，“人都是要结婚的，不是吗？”

他说：“也对。那你打算怎么办？”

回想起来，那段日子，是父亲对我态度最微妙的时光。说不上是体贴，但又多少有一点起码的关爱，好过在我成长中他熟稔的静默。他常常打电话给我，说些有的没的，也终于开始努力配合我的时间，不会借着酒意调侃我不愿意面对的种种问题。他不再筹措任何饭局，还硬要我参加。他甚至开始关心起我身上早已沦为日常的疾病，久违得令我想要哭泣。他常常转发各种保胎、健康的信息到我的手机上，临末还补上一句，“这条对你很重要。”

我后来才知道，父亲那时顾左右而言他的温柔，原来既不是全然对我担心，也不是心疼我而愤怒，甚至不是为了钱而纠结。因为在父亲看来，他终于有机会可以见到我母亲了。三十八岁以来，当他不明不白与我和母亲告别以后，他甚至还从未见过一个三十六岁以后的我母亲。

他紧张。

他在漫长的岁月里表现的那样喜怒无常，竟多来源于他难以放下的旧梦。

他似乎从未做好准备面对这个大时刻。又似乎在时刻准备着。他内心所憧憬的重逢，也因为我的过失而显得命定。他因此而不怪我，甚至有一点感激我。他让我到底有一点相信，我曾经、大概也是一颗爱情的结晶。

※ ※ ※

我是因为小茂哭了，才决定要嫁给他的。不是他要娶我我感动得哭了。而是我想要分手他委屈地哭了，我才决定嫁给他的。那时我年少心软，看不得男人的眼泪。不以为那是权宜的伎俩，还以为是黄金一样的两难。不可否认的是，那一刻我情不自禁想到了在巷子口哭泣的璿彦。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委屈什么，但我已不再对那些青涩的眼泪感到陌生，纯真和懦弱总是一线之隔。而无论是去璿彦舅舅家吃饭，还是在小茂家受冷眼，我都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其实我心里也挺难过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开心过了。每次小茂问我爱不爱他时，我都说爱。但有几次他又怎么问，我不太想回答。

那天小茂回到研究生的寝室时，忽然大哭起来。那之前我们还谈笑风生地和他的同学玩了一场桌游。小茂最擅长这种纸上谈兵的算计，赢得很轻松，爆发出惊人思辨力。可不知为何一旦退回到现实生活里，他就什么主意也没有。他始终像一块可怜的三夹板一样在我和他父母之间周旋，非常忙碌，而且委屈。总之看起来，不是我要逼死他，就是他父母在折磨他。仿佛他自己毫无过错。

我因为身体和精神的疲累，受不住你侬我侬的讨价还价，稍稍劝了他一番，催他去洗澡。这样我也好回去休息，他却死活不依不饶，说：“你要是要分手，我就不洗了。”

我心想：“不洗拉倒。”

“哦。”但我却说。心里迷惘得要命。哪怕是在自己家里，我都没有成功拒绝过任何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更何况是面对自己喜欢的小茂。我认真看他，眉宇有如山水般错落明净，一如既往的清明。其实他比我长得还要秀气，也比我更具棱角。至少从脸上，完全看不到他日常生活中的含混与未明。这也是上海男人独有的长相，平淡如水中越来越彰显日常生活的欺骗性。男人是骗局，婚姻也是。

回想起来，年少时候许多原则性的大问题，哪怕不能用真情实感来搪塞，性也是一种柔情蜜意的敷衍。这样的遮蔽，大部分时候是好的，毕竟没有人愿意时时刻刻地生活在真相的骨刺里。可一旦旧疾复发，往往越发不可收拾。越发悔恨，悔恨又点燃怨念，怨念又鼓舞伤痕的一再撕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一刻没有真的翻脸，可能是因为我实在对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很陌生、很向往。因为无论现实生活有多糟糕，人都不免屈从于一种浅薄的温馨。小茂对逃避的惯性似乎比我更为依恋。而最严酷的事莫过于，当我蓦然回首时发现，每一个能够伤害我的人，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经由了未曾说破的默许。

几年以后当我再次回想到那个幼稚的办家家场景、想到自己就这样糊涂而软弱地放弃了坚持，真是有一种喝到白花花罗宋汤的感觉。就是差一口气，一切都会豁然开朗，或者再等一下，就能柳暗花明，可我就是做不到。我其实从来没有害怕过怀孕。小茂显然要比我害怕得多。他害怕父母亲的眼光，我不怕。但小茂显然也不是真的那么软弱，相反，软弱是他最擅长运用的武器。他希望通过我怀孕来将事情做一个了结，让一个新的家庭结构稳定下来。而我在某一个神秘的瞬间，其实也应允了他，做了冒险。这中间没有任何意外的成分，强迫的成分，我们似乎达成了某种契约，要携手招架一下比糟糕更糟糕的局面。没有任何快乐可言，也没有安慰可言，我们誓要成为彼此的人质，携手去和大人们战斗。这是我们两个尚未经济独立的孩子唯一能做的抵抗。我们甚至不比父母年轻时做得更周到、更得体，我也不比我母亲、我“梅娘”更守规矩。同样贸贸然地，我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和身体做赌博。重蹈覆辙，好像我从一开始就准备好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曾经深深埋怨过父母的轻率，居然在我面对自己的情感生活中再度上演了。如果那真的是一个生命，日后我又将如何面对他的质疑、他的苦痛。

然而我要感谢小茂，让我终于有机会吓唬一下父亲，让我最后一次检验一下父亲对我的爱。让他紧张、失措、辗转难眠，哪怕不是真的为了我，也算是经由我的一种实现。通过这一次尝试，我彻底醒悟了自己是无法同命运的强力抗衡的，无法强求得不到的男人的爱。在爱的深渊里，我最大的对手是我的母亲，小茂最大的敌人是我的父亲。我们谁都没有能力为这场战役做了结。那以后我学会相信，得不到的东西，都是命运的护身，它力保这段错误的追寻有适时止步的机会。

我还记得小茂猛然从我胸口起身时候的奇怪表情，笼着身后白花花的蚊帐，像忽然想起了什么，生死攸关。又像是在犹豫，踟蹰游移。那是隶属纯然的、拥塞的大学校园内才独有的男性表情，他们不是真的懂得女人、尊重女人，而是因为经验的匮乏，需要再想一想，喘一口气。当时的小茂，因为太过年轻，要临阵磨枪、要悬崖勒马，却什么要紧的话也没有说，只是看我的眼神有些闪烁。他像一支圆规似的一脚踮着地面另一脚还留恋床沿，用赤裸的手臂熟练地伸向远远的写字台的抽屉，并抽出一个绿色的正方形塑料纸。他看上去就是一只用生命在交媾的螳螂。他带着商量的口气说：“需要吗？不过这个肯定不大好，学校发的，很油。你见过吗？”

“学校发的”这种话他都能说出来。我就笑死了。像幽幽笑过的万千甜言蜜语中最值得动心的那一句。这种窃笑足以打发十顿八顿令人心中寒寥寥的鱼翅，足以打发热腾腾的各种羊臊味料理。它是有力量的，像疫苗。有一点酸，一点痛，为的是在未来不尽明朗的日子里做一些不为人知的抵抗。我们亲吻的温度，燃起了糟糕生活的一角。那可真是小小的一角，因为很快，火焰就熄去了。

当我们静静地躺在宿舍的床上，与往后的许多次一样，蓝色的饮水机咕噜噜地叫唤。我想起那些大学宿舍里投毒的案件，想起那些倏忽间就被彻底更改的人的命运，又想到我们之间。小茂兀自沉沉地睡去了，睡过了普通的冬季里完整的白日。他每次都平静得像心中能放下任何事，像一个亡人。我推推他，他恰无知觉。他的意识去了哪儿，我难以捕捉。但我羡慕这种安宁，像敬畏死亡。

可以预想的是，后来嫁给小茂的整个过程，宛如一场巨大的噩梦。有相当长的一段日子，为了那个决定，我都在不停打工挣钱，而后与他父母客气地商量各种难堪的婚前细节。我变得较之过往更加敏感，就连母亲随口说起“这样要怎么过年，怎么跟亲戚朋友见面”都觉得是一种刺伤。我知道我的父母没有钱给我准备结婚，故而我总该为自己做一些准备，以便在和他们宣布结婚消息的时候，有那么一点做决定的底气。即使那个愿景我一点也不向往，我也不得不为基础的尊严积点卖命。这对我这样本就对婚姻灰心丧气的人，更是有了一种硬着头皮料理后事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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