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以后，瞒着母亲，我已去过几次男友家。那是我最想结婚的一段时期，即使我是从破碎婚姻中走出的幸存者，但人在无知时总有这样的自信，觉得也许自己的选择会和父母们不一样，自己的运气也会更好一些。我父亲对这一类事一向置身事外，他仿佛从不对教育我负有现实意义上的责任，也不想因为冒失引来我更深的责怪。我母亲虽然身处柔情蜜意的私人生活中，仍然不忘记严肃地提醒我，万一谈恋爱，决不能先到男方家里去。这是她和我继父看了无数电视剧和电影之后得出的结论性经验，甚至超越了对我身体的管控。我对他们两人的事，发自内心深处地介怀着，故而不愿听从他们对我感情生活上的任何建议，于是我蒙着头逆反着来，带着破罐子破摔的勇气。
我一贯厌恶上海一切关于婚姻生活的规制及伦理，但当时我的年纪尚不足以顽抗这类连皮带骨的侵略。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和小茂的交往，并没有让任何大人知道。我们小心地维系着对彼此的信任，就像小时候一样，以为过完了今天就是明天，永远不会有未来的焦虑。
“你不听妈妈的，会被人看不起。”但我母亲总是这样说。
“你不要以为妈妈什么都不知道。”我母亲的箴言也常让我害怕。
我和小茂是中学同学。
我们上学的那一年，恰好赶上上海取消小升初的入学考试。许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流落到分配的末流学校而费尽心机，这就使得我们的相遇多少有了一些父母之命的延伸意涵，是命定的想象。
我们就读的私校，就在我家门口的马路对面，对口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一百米。可即使如此，我还是支付了两万元建校费。我母亲做的主，义无反顾，因为我的毛笔字老师对她说：“学校很要紧，千万不要心疼钱。”
我父亲听说这件事时却很意外，也发自内心地心疼起钱来。他看着我说：“离婚的钱就这么好花哦。”我觉得他不是针对我妈，而是在嫌弃我。
父母离异时，我们家一共才四万元存款。他们一人一半，没什么争议。我当时不知轻重，更理解不到母亲对教养我不惜代价的手笔，这与我继父说没说什么毫无关系。母亲是爱我，尽一己所能弥补我，愿我能成龙成凤。她倾家荡产地出过力了，也只能出这点力，令人心酸。
在此之前，我父亲所在的船运公司最后一次增配分房，等了许多年。我们差一点要和外公外婆同住，实现另一个合家团圆，房子都看好了，外公却忽然猝逝，于是耽搁了两年。我们差一点就要和外婆合住，就等那一套增配的小房子折现，结果外婆却郁疾而终，又是两年。这两年多么重要啊，许多事都彻底发生了改变。父亲用大量进口烟酒打通关系换来的，居然不是美满生活的开始。就像方才经历一场巨大的骗局似的，人财两失。我从未见过父亲那么沮丧，那么灰暗。适时，他得了一套延吉新村的小一室。就像是天赐良机，上帝给了我父母分手以最合理的置落。
我父亲的想法与我不同，他从不觉得房子是坏事。而莫名其妙将自己命运的转变，归结为他不该去人民医院打掉了左脸上的一颗肉痣。
在我们袁家，几乎每个人脸上都有一颗痣，或大或小。混得好的那一些人，痣都长在类似毛主席脸上的位置。运势差的如我父亲，则都是泪痣。我脸上也有一颗小小的，身上的更多。且所有星星点点，都长在身体的左边，右侧则干干净净，像被橡皮擦滚过。父亲打掉的那一刻，就位于左眼下方，是一颗小小的肉球。他后来说，那也许是他一生的福气，就这样被他亲手摧毁了。
毕业以后，我曾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去整形医院预备要把身体左边的痣统统打完。当医生像整理尸体一样戴着手套将我翻来转去，又在计算机上仔细计价，最后递给我一个价格，问我：“可以吗？”
“都可以啊。”我幽幽地答。
效颦父亲，源自我有天忽然觉得，也许真的是那些隐藏于身的黑色癌细胞，冥冥中成了我命运的枷锁。我要解放它们。
父亲形容那时脱衣服总是将脸上的肉痣蹭破皮，才令他动了念去美容。激光那天，喷了他满脸血。他有点害怕，总觉得会有灾祸，像和风细雨中捅了马蜂窝。我当然知道不是这样的，那会儿父亲不在家时，我后来的继父已经常来家里借住。婚姻的质变早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和他脸上的黑色素毫无关系。但我亲眼见证着这残酷的变迁，却没法对父亲启齿这些难堪的事。我没法对他说，他的婚姻和对肉痣的迷信实在没什么关系。就算他没有打掉他的福痣，他和我母亲结果也不会太好。可直到我自己躺上手术台的那一刻，我才知道激光除痣不见得真的有血，而且一点也不疼。用强力清扫过的皮肤，还有再次长回肉痣的可能。没有任何事是确数，没有任何厌恶可以彻底摒除，像人生。
我没有去过延吉新村，我母亲也没有去过。房子批下来的那天，我们家没有任何人是开心的。后来父亲索性将这不吉利的房子卖了，把钱给了我二姑，一来一去，反而倒欠了我二姑十万块钱。他住去了二姑不要的那一间岚皋西路的小二房里。二姑拿了钱，把一家户口都挪去了大自鸣钟。拆迁一等就是二十年，望穿秋水的背后，也目睹了这座城市向着更为极端、凉薄的世情嬗变。
延吉新村的房子，分离了我与父亲。岚皋路的房子，却拉近了父亲与我二姑的感情。有天父亲忽然对我说，袁晓华来上海上了大学以后，周末都去二姑那儿休息。我爷叔常年在常州顾家业，还要忙着轧姘头，女儿的事什么都不管。我父亲说，要是没有我二姑的照料，就没有袁晓华的今天。
我不吱声，听也不想听。父亲却硬问我：“你说对吗，你说对吗？”
我说：“关我什么事。我从中学到上大学，没吃过她一口饭，没喝过她一口水。我口袋里只剩十块钱要过到月底时，每天吃包子都熬了一个礼拜，也不见她让我去哪儿休息。”我没说出口的是，她还多管闲事帮你介绍老婆。我再宽宏大量，也不至于喜欢她。
父亲听完我的话愣住了，他想了想说：“我又没说什么咯，你这个小姑娘怎么那么促狭。人家也没害过你啊。”
是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也很惊讶。而父亲怎么从没这么帮我说过话，这令我感到十分嫉妒。
那二十年中，时易世变。上海许多人家改善住房，然而这一趟顺风车，我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赶上。我母亲、我父亲；我继父、我继母，均因婚姻的质变而成为了这个城市里刻舟求剑的人。这使得他们纠集在以我为中心的原点，显得格外患难，格外同病相怜。他们为自己的婚姻问题，付出了不只是离散的代价，他们成为了这个时代掉队的人。我也是。
二十岁以后，我几乎每一周都会梦见我们原来的家，我的父亲母亲，我的中学，和小茂。我们像一群蹩脚的演员，在我的梦境中一遍又一遍彩排着可能发生的种种团圆。譬如，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分开，我成为了一个更快乐的人，我和小茂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个世界，就只有我、父母和小茂四个人。然而，每次梦到这里，就总有合情合理的闯入者，譬如我的继父、继母，我的公婆……于是一切戛然而止，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足以将眼前的一切彻底改变。
我父亲老了以后总是说，是我母亲想不穿，害他一生一步错、步步错。要是早二十年她同意贷款买房，我们和外公外婆一起住，也不必等增配分房等到离婚，更不必让我厚着脸皮到继父家去分一杯羹。我们三个人会有更好的家庭生活，也不会被时代那么快地淘汰。我们会因为无法析产而幸免于破碎，谁的婚姻能真的无风无雨，单位里那些出轨的、破产的、赌博的……都没有离婚，我父亲什么也没有做错，却什么也没有了。但我母亲显然不愿意这样做，她一会儿说是为了我存钱读书，一会儿又说自己保守，接受不了贷款的新潮理念。但我知道，她不是不愿意，她只是不愿为我父亲这样做。
对母亲而言，和我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管是住十五平方米还是五十平方米还是一百平方米，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寒窑，都是地狱。离婚以后，她再没唱过一次《大雷雨》，也不看什么《安娜·卡列尼娜》。就连电视里播放免费的孙徐春唱段，她也只是淡淡地停顿半秒，随即就转台去我继父爱看的《中国好声音》了。我有一次听她唱《雷雨》里的“蘩漪求萍”，“你不要不真不假对待我，我希望还希望还像从前一般样，诚诚恳恳热情多。要晓得我有多天不见你，心里已经足够苦。”又听见她学张杏生的声音、哑哑的周萍：“父亲他还是这样的老脾气，听不进就当他风吹过……”有点好笑。事过情迁，唯有旧剧本还烛照当年的她与我父亲，宛若性别的倒错，却一样地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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