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元旦，上海已经北风吹过，寒意逼人。上海在那样的季节里，人无论裹上多少件衣服，都会显得不够暖，又都显得尤其笨重。我从出版社下班赶去父亲家吃饭，不想父亲三点半就已将一半的菜烧好，一小时一个电话地催我下班。退休以后，他一扫过往看淡亲人离散的样貌，显得更像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他从前可不敢这样催我大伯，也不敢这样催我母亲。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一贯对姗姗来迟这件事不那么介意，如今却对我尤为严苛。这种迫切，像他早已忘记在我漫长的青春期中，他永不在场的那些日子，我也曾这样虚空一般地等过他。时而是日常，时而是年节。在没有网络、没有电话的日子里，他只给我母亲写信，而不是给我，但我母亲却从不等他。这种立竿见影的对比，我居然还没有忘记，还记忆犹新。
“你不回来菜都凉了。我老早就做好了。”父亲见到我，虎着脸说，“你这种单位能有什么事，早点出来不行吗？”
“梅娘”那天穿了一件大红袄子，还戴着一个粉灰色的绒线帽。她手里捧着个热水袋幽幽飘到门口，堆着笑。
“你爸爸三点多就开始烧菜了。”她说道，“你看看你爸爸对你多好。”她尖利的笑声令我十分不舒服。
这样的话本不用她来说。但她说了也就说了。
我父亲听了，并没有否认，也没有确认。也许对他来说，牵挂就是爱，做饭也是爱，等待就是他对我全部的爱。这种爱无所谓往昔，也无所谓未来。说有就有，不计前嫌。
“啊呀，这么冷的天，你怎么都穿一双单鞋啊。你不冷吗？”“梅娘”问我。
“她这个人啊，真是作孽，从来都像个男孩子一样。也不舍得给自己穿得像样一点，”父亲答，“难怪也没有人要娶她。以前她妈妈要会打扮多啦，全上海最早穿超短裙的一群人，里面就有她妈妈。那条裙子，还是我特地从香港买的。在香港也是最时髦的。”
他毫不顾忌，让母亲热热闹闹加入了我们三人的谈话中。
“那她妈妈也不帮她打扮一下，真是的，那么薄薄一双帆布鞋，怎么能在大冬天里走得啦。要生冻疮了诶。”“梅娘”也顺水推舟，乐呵呵地说。
他们两人一搭一档对我感叹了好久好久，像唱了一首歌一样为我难过。我很惊讶，不明白我穿什么鞋为什么需要做这样的大文章，但这样的话被说得多了，心下总不是滋味，何况牵扯进我的母亲。那会儿，我母亲早就从这些糟糕的往事中走了出来，她有了新的生活。我们之间，更像是女人与女人的相处，令我感受到成长与尊重。母亲从来不会过问我一件外衣，我也不会多触痛她的软肋。她心疼我，会为我在夜里留一碗桂圆红枣汤，她想念我，就给我发微信的链接。她下载了好多好多可爱的图，樱桃小丸子或者阿狸，只是为了跟我说话时能显得开心一点。正因如此，我与母亲的相处，总是比我与父亲之间要得体从容得多。这像是命运布置的谜语。始终说不破，又解不开。
璿彦在外企工作。三点钟煮晚餐的事，对他而言更加不可思议。在等待的那两个小时中，父亲和“梅娘”像两尊佛像一样坐在我对面，我们没什么要紧的话说，甚至也没什么动作可做。父亲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给我沏茶，我则一遍又一遍地跑厕所。在马桶圈的边际，我发现了很多父亲留下的尿渍。我仔仔细细将之擦去，说不上是什么感觉。仿佛也不是嫌弃，但也不是珍惜。我只是对他的痕迹太陌生了，陌生得甚至有些好奇。推开厕所门后，我们的相处因我方才的出神而显得有些古怪滑稽。而后我再问起父亲，“那你最近好吗？身体怎么样呢？”也显得隔膜、凄伤。
“梅娘”几次拨电话给儿子，又按掉怕打扰他。我父亲显然对这样的尴尬司空见惯，他不觉得我火急火燎赶来干坐着有什么不对。也不觉得影响我工作。他享受这种霸道的等待。享受我们一家三口私密的相处，哪怕相对无言。至于我们俩是不是愿意，他是顾不到的。我们三人，就这样静静地等待第四个人的到来，寒夜里显得越发郑重。
璿彦到家时已接近晚上七点，他跑得气喘吁吁。我父亲毫不领情，又不便对他发火，就板着脸去厨房热菜。我也没有如他母亲一般挑衅，故意去说“我爸爸三点就把饭做好啦，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奇怪的是，这样刺耳的话，我“梅娘”也没有对他提哪怕一个字。她只觉得他辛苦，到底是母亲。
那会儿，我和璿彦已经见过很多次面了，每次都是逢年过节。我从来没有叫他一声哥哥，他也没当我是妹妹。我们就像是同事，或者其他背负有相似使命的熟面孔一样，吃饭喝酒、说些最不重要的事情打发难熬的时间。每次临走，璿彦都会送我一瓶他们公司新开发的化妆品。我很感谢他，因我总是空手而去，我不知道该送他什么才会比较得体，不失分寸，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书。我只能生硬地恭维他说：“你这个工作可真讨女孩子喜欢。”
“梅娘”说：“喜欢有什么用，他才赚几个钱，你真应该劝劝他，让他上进点。不要总是做一些不正确的事。”
璿彦说：“妈，我就是很喜欢我的工作，也就是很喜欢写报告怎么了。我真的不想当领导，我也当不成领导。”
“当不成领导你就一辈子住在花园路一室半里。你指望半天就晓得指望我，我却指望不到你一丁点！”“梅娘”竟脱口而出，有些失态。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梅娘”失态。我有些惊讶，不知道他们的这番争执是不是和我有关，因我而起，我只得下意识地退到了父亲身后。我把那瓶精华露静静地塞到包里，细细地打量这一对母子，究竟为何在我父亲家里这样争吵起来。我觉得我最担心的事，像是发生了，又像是没发生。我甚至不知道倘若真的发生了什么，我又该怎
么做。
璿彦刚毕业那会儿，和如今还不一样。他浑身上下都透着少年时代的遗风，像班级里那种物理学得很好的男生，不是在篮球场上，就是去实验室的路上。璿彦写得一手好字，恐怕也与“梅娘”的教化有关。“梅娘”总是带着爱的口吻说起璿彦从小就乖巧、听话，坐得住，从来就不出去捣乱，也不和女同学厮混。一路以来都让她放心。没给她丢脸。她原来希望璿彦考上医学院成为医生，结果他分数不够，调剂进入了药学。这也无妨，当医生会更累，他母亲觉得，世风日下，如今当医生也挺危险。“梅娘”只要说到璿彦，就显露出难得一见的万千柔肠。我忽然想到自己童年对习字的拒斥，事出有因，只是都不重要了，这样的时地，我也不便说出来与他们分享。人与人的命运真是大不同，可以说出来事是那么稀少，又那么哀愁。父亲还不解风情地对我说：“你不是也练毛笔字，你怎么写得还没有人家好。”我看着他，瞬间想说好多话，却说不出口。我只能笑笑，说：“我也有点后悔呀。”
我还记得有一次，袁晓华一家来我父亲家做客。父亲照例是做饭，全程几乎没有和我们说几句话。我小爷叔没轻重，除了乐善好施喜欢找各种师父开释之外，还好酒色财气。但不管喝多少酒，他都不谈女人，不谈自己的风流韵事，只谈袁晓洁。说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个名字，我已经有年头没听到过了。就连她的脸，我也想不清楚。只是，她也要二十岁了吧，是个大姑娘。
“乔乔，你晓得吗？你来爸爸家吃饭啊，我看了就眼红。真的眼红。袁晓洁，她自从跟了她妈妈以后，从来都不知道来看我。我去看她，要给她生活费，她见都不见我。我带着袁晓华一起去的。晓华，是吗？”
一旁的袁晓华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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