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脑袋里总有九曲十八弯的小心思，我猜不透。但正是在我不断长大的那些年中，继父的出现占据了我父亲的缺位。他形似而神不似地在我家中盘踞，自然而然也承袭了我父亲的衰运。我母亲极不旺夫，父亲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待业，我继父的文艺生涯驶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制高点后，也逐渐凋零。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转制，昔年旧厂里的工会显得太过多余。最先清空的是工厂的图书馆，有天继父特别兴奋，为我带回了。免费的《鲁迅全集》《郁达夫全集》，还有翻译小说《牛虻》《绞刑架下的报告》。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眼前若隐若现的灭顶之灾，正在以一个比想象中更快的速度降临。
工会解散之后，继父去了检验科任闲职。厂内的三产方才开始建立，有人推荐他去，他不喜欢，就放弃了。我高三毕业时整理旧书，发现继父还留了几本出黑板报的字体书在我书柜，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要看。这种感觉，就像是我丢掉袁晓华的名片一样，静悄悄地任凭它自生自灭，是一种弃绝的姿仪，心里料定很不是滋味，但也未必真的如此。自由经济又添了一把蛮力，将原本单调的工人阶级业余生活如爆米花般绽放开来。文化宫到了礼拜天，再也没有人头攒动的中青年学习国画书法，外滩也没有清晨朗读英文课文的大学生了。只有在公园的大树下，还有退休多年的老爷爷在比赛下棋。上海一点一滴地，恢复到了它被彻底改造前的面目。仅仅十多年间，一切欣欣向荣的正气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复古的慵懒、奢靡，非道德意义上的败坏、无常，在新时代里突起逆袭的种种反劳动的营生，开始逐渐占据我们的日常视野。
从我家到他们厂的那一段路途中，逐渐开起了一整排的美发店。我有次去那儿理发，每一家的店员都赶我走，她们还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妹妹啊你搞错啦，我们这里不理发。”而我常去的新华书店，也从闭架转为开架。最流行的书不再是汪国真和菜谱，而是关于股票、彩票的新经济神话。新时代的欣欣向荣落到我继父日益凋敝的文艺生命中，则多少有些罪与罚的韵味。各种转折时代的惶恐与不安，令他和我本无一技之长的母亲有了越来越多惺惺相惜的共同话题。他们对老厂有感情、对旧时代有感情，甚至对食堂里做的蝴蝶酥和鸡胗鸭胗都有感情。他们那么重情重义，又怎会对彼此没有感情？
对于继父这个人，我好像从来不同情他，也不讨厌他。因为我目睹了他为了与我们在一起生活，亦步亦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场时代的变迁，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甚至丧失了旧年华里太多的自负、骄傲，丧失了原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信心。在情感里，他勇敢而不退缩，似乎早就做好了长期的准备，来容忍我的排斥、冷淡。他坚忍而努力地讨我欢心，至少让我不受委屈。他也是了不起的人。时间久了，我在暗地里悄悄领了他的情。我不叫他“老师”，也不叫他“继父”，有时我叫他“叔叔”，有时索性不叫。他看到我比我看到他要热情，牵挂我比我牵挂他要上心。所以偶尔学校要开家长会，我母亲走不开，他去，也就去了。有时我们两个出去买东西，柜员不得体地说：“妹妹你长得真像你爸爸！”
说了，也就说了。
※ ※ ※
其实他第一天在我家留宿我就没有睡好。
我和母亲睡在床上，他窝在沙发，和我父亲在时一样。这种看起来十分合情合理的安排，乍一看还真能说服我一个天真的小孩对于各种不合理苗头的怀疑。在我母亲的观点里，什么都暴露在我眼前，就是坦荡清白、作风正派。她不和我父亲做什么，需要我当借口，我就当了。她留宿陌生男人，在万不得已时，我也可以做证，他们都是正常的朋友交往，毫无逾矩的实质。这无疑又是一种对我的巧妙而娴熟的利用。用了，也就用了。
即使什么都不做都要窝在一起的两个人，让我这个在情感上尚未完全发育的智障感到十分困惑，我始终没有联想到那才是强烈的爱与忍耐。在那些静谧空气底下压抑的缠绵中，我屈身为一个无能的侦探，面对直觉确凿的罪犯逍遥法外而感到焦躁。但仅仅是焦躁而已，我从来没有暴跳如雷地反对过什么，从来没有义正词严地指正过什么。我就像一个垃圾筒，藏污纳垢，收容着腐蚀我的种种潜在的强力。我从没有如他们一样深沉地理解过男女之情。这样的领悟有时也要靠一点运气，又要靠一点天真的决心。即使是一家人，也难以分享真正的理解与同情。我们只能互相接受，或者，苦苦地掩饰着不接受。
那天晚上，其实我挺想念我在海上的父亲，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他。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没有尽到阻止母亲犯错误的责任。我不是没有嗅到威胁，却怎么都找不到致癌的病因。父亲还在给我母亲的信里问她想不想他，我看到了，特别揪心。我母亲也不动声色地看了，静静地把信折好，什么话也没有说。
其实我可以代替母亲回答的，我们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十分需要他的归来。也许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我母亲却一个字也没有回。
回忆起来，那段日子实在平静如水，如水得令人心底发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大事，又像是大事快要如狂风骤雨般袭来。我照常去学校上课，也和同学玩乐。我未来的继父并不是天天在我家留宿，而我母亲也没有其他逾矩的恶行。她如常一样上下班，洗衣做饭，看电视，听广播。她不会跟我说知心话，永远当我是孩子。她不知道我早就警醒地意识到了生活的质变就如微生物一样在我们身边无由头地逡巡着、游移着，我已经感到害怕。她洗碗时哼哼唧唧唱的《大雷雨》，“人盼成双月盼圆”，我当然知道那不是在唱我父亲。她看着电影里的安娜·卡列尼娜跳下火车时暗暗抹眼泪，就好像卡列宁真的不是个好丈夫。
卡列宁到底有什么不好呢，其实我看了好几遍书，还是搞不太清楚。
出于心理上神秘的抵斥，我患上了一种奇怪的顽疾。只要继父在我家沙发上睡觉，我就失眠。他一走，我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睡得十分踏实。他来的次数不多，我的失眠也好好坏坏，自此催生了一系列缠绵的免疫疾病，口腔溃疡、单纯疱疹……常年将疼痛与哀愁与我的生命捆绑在一起。我待在犯罪现场时间太久了，甚至快要被那种平淡的流逝战胜了，唯有不尽安康的身体始终在提醒着我，我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对这个世界感觉到不适应。这种感觉，就像处女膜历经无声的撞击之后，终于展现了羸弱的那一面。甫一松懈，一切就都回不了头了。
待我冷静下来发现，已经不短的日子以来，我母亲不再伏在案头给父亲写回信。她曾经是认真写过的，即使她对生活有万般不如意，但我知道她曾经写过，关于上海的柴米，关于对贫穷的埋怨。但在一些神秘的日子以后，她甚至有些害怕收到父亲的来信，害怕他说哪天回来，害怕他说要待几个月。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里，母亲的不作为对父亲来说几乎与消失人间没有什么差别。我不知道在茫茫海洋上等待回信的父亲是怎么度过那些枯燥的时日，他做过什么猜想、发过什么脾气。后来我父亲常常提及他们结婚前的往事，说起我母亲做女孩时的矫揉造作和故作清高头头是道。倒是对那段最为残酷的日子，丧失了记忆。
我们三个人，至此再也谈不到一起去了。各自一个星球，向着各自广袤的宇宙。即使凑在一起话家常，也充满了种种需要吞下肚的批注。
“爸爸懂的呀。侬当爸爸戆啊。不知道那些吵着要嫁给我的女人图我什么啊？她们不就是图我跟她们困觉，再花掉点我的钞票……”我父亲在说到那些追他的女人们时总是显得格外恬不知耻。
睡觉对你很重要吧。钞票也是。我在心里想想而已。
“其实……我从来没当你戆过。”我难过地回答。
我猜想，这么多年，父亲并不是完全感受不到我的难过。相反，他和我一样，没有能力面对这种复杂场面。我们对于这段婚姻，无不感到无奈、可惜，又束手无策。我相信他曾与许多人滔滔不绝地讲述过自己的苦楚、自己的委屈。在热闹的酒桌上，在夜深人静的沙发里，他所有的委屈，每一个字我恐怕都能同意。他始终没能真正从这段婚姻中找到自己的过失，也没能看出门道。他一定找了好多理由自责，仿佛每一条都是致命伤，都直接导致了我母亲破釜沉舟般的弃绝心。有时他又忽然觉得自己没有错，显得特别高傲，俯视所有的女性。然而他看到我，往往又难以启齿。所有有关“谁的错”的问题，他不想讲，我也不想听。我母亲更是抛诸脑后。于是，这个陈年的谜团被我们三人连续地抛向天际，隔一阵又落下来，我们无论谁见到它，又狠狠地抛向天际，我们没有人希望它昭然。
从某个层面来说，我欺瞒了父亲一些真相，一些从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威胁。我欺瞒他，是害怕看到他难过。时间累加，我更怕他长期的自责会在那一刻崩溃开来。我只能什么也不说，只能任他瞎说，任他误解我，误解我的母亲。任他一会儿体谅过我们，一会儿又选择不宽恕。他也反反复复，最后不过是在某个下午，一口气为我冲泡了五杯速溶咖啡，让我喝个够。记忆中我们沉默的时间，远远多于说话。我们说过的话，又大多词不达意。我有时注视他，他会刻意回避我的眼神。有时他认真看着我，我也感到害怕。只是，每一次只要想到这些，心又不禁柔软下来。我这才知道，要去爱一个无能为力的人，原来是那么辛苦的事。
我还记得，有一个年代，有情人看邮差时的眼神。我想那里面一定有过我的父亲。我也记得，在相近的年代，我母亲站在五楼家里的阳台上，花了两倍的时间晾晒衣服，只是为了等人喊她去听电话。那当然不是我父亲打来的。有一次突然等来了我外公的死讯。再后来，家里花了笔大钱安上了电话。父亲有时从国外打来，只能说一分钟的话，但我母亲仍然觉得这是毫无必要的。她有了越来越多自己的电话，有些我知道是谁，有些我不知道。有时我继父来家里做客，会说要借用电话。但电话那么短，打电话后要吃饭，吃完饭要喝茶，喝完茶天色就晚了，公车只有夜班车。在家里将就住一晚，睡在地上也无妨，明天上早班比较近。
生活的魔力，会令这一切的演进都看起来合情合理。我无处指摘，更无处陈情。我只能眼睁睁地目睹着日常里丧失，是以这样具体、理性的面目一点一点铺展开它的破坏之力。直到很久以后，当我走过一个又一个工地，看上海各个新村怎么拆房子。“怪手”一点点地凿着楼房外墙，倏忽就落下一个电风扇，不经意又掉了一面墙，一个阳台倒塌了，一只马桶噗噗地坠入废墟之上。每一寸土地上曾有过多少爱恨都显得极其轻盈，也极其虚无，我们从高空抛一袋垃圾都要比它落地响亮。这就是时间的噬人之处，我们无以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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