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些神秘的日子被我们三人以顽强的意志力加以克服之后，我的父亲如我母亲所愿，终于从被说成一个不怎么负责任的男人，成为了一个真正不负责任的男人，还丧失口德。他像每一个渐老的男人，伴随青年体格的消失，变得唠叨、多疑、令人讨厌，但我始终觉得，这并不是他的错。是我的母亲害了他，我继父害了他，我也没有帮到他，他才忽然变成这样。他没有从原生家族中得到的爱，我们也没有给他。这令他的叛离多少显得惹人同情。

记忆中的父亲第一次死亡就发生在那时。后来我就有了一个新的父亲，拥有同样的外观，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心地。我的身上依然流着他的血液。但他的心距离我，早就被规定为凄迷的远方。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开始接受这样的规定，又如何展开第一步的疏离。他或许也曾走过寒凉的泥沼，经历死去般的折磨，终于又颤巍巍地站起身，孤零零面对一个破碎的家，一个难以处置的旧年遗产如我。他发愤工作，以为情爱无法带来的安稳，钱可以。他也发愤求偶，以为一个女人的不赏识可以用一群女人的逢迎来安慰。他是对的。至少暂时可以是那样。他的新安稳里恰好没有我的位置。

我父亲从三十八岁离开家起，就开始变得吝啬、多疑，还因此显得害羞。他总是低着头、支支吾吾。他让我相信，人是有第二次生命的，想不开的人才一辈子只做一个自己。唯一的好处是因为天生的软弱，父亲不太会真的和什么人翻脸。能搪塞过去的事，也绝不刻意呼唤真相的到来。心里想过的那些阴暗的事，多少会权衡下利弊，他大多以沉默不变应万变，还告诉我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不再那么冲动，当一个心宽的人。因而在我成年以后的一小段日子里，我们的关系虽不是太好，也说不上太僵。他只是强势地以“不在场”应对“在场”的难。我与他之间，更没有任何时间和默契去修复情感，自然也没有时间去制造更大的创伤。

我无法对我母亲解释这件事，譬如我为什么不和父亲吵翻，为什么不问他要钱，为什么总是抱怨父亲的薄情与冷淡，下一次又愿意去见他。就像我无法对自己解释，为什么我接受了继父，接受了继母，并从未对此做任何象征性的反抗，一点点也没有。我是个软弱的人，尽管情感丰富，又期望被关爱。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没有能力提出自己愿望的人。

其实我早就不在乎父亲是不是会给我钱了。在我尚且不会为金钱忧虑的年纪，我后来的继父暗中接济我们母女良多，挖心挖肺。他桥接了我和母亲最困难的一段日子，使之过渡显得不那么尖利。我父亲大致是在与我母亲离婚后的第三年起，陆陆续续中断了对我经济上的援助。这件事没有宣布，也没有抵抗。他从不给我写信，像写给我母亲那样，一个字一个字问我：“你想我吗？”“我要回来了你开心吗？”这令他的离异就像中国国有企业的倒闭大潮，应然决然地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仿佛被推着走，是一场大势。要过去很久以后，才能让我真正感觉到自己像被割肉一样地弃绝了。令我知道，我是多余之人。这样的割情，上海话里直接叫作“拗断”，听上去三佃不值两佃。许多人在与自己最后一份安稳职业告别的时候都说已经“拗断”，听起来是连皮带筋的撕扯，仿佛生理上的幻肢之痛。而父亲，也像一个巨机器一般，抽身离开了我的世界。他的弃绝所带来的苦痛，令我将自己隔离在生计的困扰之外，静静地承受着内心的惊涛。我只能在远处眺望他了，即使只能看到背影，也有凝望故人的温馨。朔吹飘夜香。

记忆中，从高中时的不知什么时候起，继父每个月都在我的抽屉里放上八百块钱。那时，他的工作境况已经不佳，这些钱超过他工资的二分之一，我不知道这钱的意图，拿给我，算是零用钱，还是生活补贴。总之我母亲会将抽屉里的钱取走，并一个劲儿地说我父亲不是人，让我千万记得继父的好。

我听了她后半句。

那时我母亲每月工资一千元，要供养我上学、吃喝，体体面面，实在很艰难。而她与我的继父，也从一开始单纯的文艺友情，渐渐衍生出了一些患难之情。我母亲忙于工作，她进入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大流，从一个坐办公室的闲差人员，变成了一个开始吃苦的、勤劳的女工。她的繁忙生生为我与继父的相处辟开了巨大的相处空间，这一点恐怕她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事实上，我与继父常在一起吃生煎小笼、葱油拌面、鱼汤面，我们有共同喜好的辣油猪排店家，也有同仇敌忾抵制的山东煎饼。我们对肉品、汤味、面粉的理解日益趋同，即使我们不会做饭，却是纸上谈兵的行家挚友。日常生活的默契无疑是骇人的，滴水穿石的强力令我对自己的背叛渐渐水到渠成。可以说，我对他饮食习惯的了解，远远超过我的父亲。且一旦产生了经济关系，继父在我家的生活也变得越发顺理成章。至少他再也不必教我写大字，也不必跟我讲太多故事逗我开心。他放松、忧郁、充满条理，和我父亲面对逆境时乌七八糟的形容很不相同。继父从惧怕邻居们在背后说闲话，到索性坦坦荡荡和邻居们打招呼，前后最多经过了短短三年。他虽小我母亲几岁，却很成熟。但在我看来，在他这种表面的“顺理成章”之后，也不是完全没有尴尬。有天他伏在我家阳台上晒太阳，对过有人大声喊：“老袁回来啦，长远不见，过来搓麻将哇？”我都替他出了一身冷汗。但他十分圆融地退身下来，也没有说什么话。只是后来他极少在那里发呆了，宁愿插着耳机看电视，或没话找话与我聊天。他依然不自然。每逢目击这样的场面，我都感到一种黑暗的快感。

我这样的小市民，是很容易就会被钱打动的，也容易被食物打动。尤其是在困难的时候，哪怕是很少的钱，或者很少的美食，都会有力挽狂澜的作用，去弥合心底深处的孤独与疼痛。很难说，那一段艰苦的日子，我与继父之间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情感关系。我们从不信任，到信任，从不了解，到我对他的了解远远超过我对父亲的了解……似乎也没有那么远、那么难。我逐渐接受了这个新的三口之家，在我们共同患难的岁月里，也沉淀着越来越难洗去的生命的痕迹。

继父是猪油爱好者。这恐怕也是许多上海人的童年记忆。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自然也能接触到全家最多的油水。于是，他带我几乎走遍了上海的小巷，只为寻一口童年里的猪油菜饭。我们在窄窄的条凳上对坐，桌上是油腻腻的揩台布经过的香味。许多年后，当我带着一个又一个心爱的人重轧上海的马路，也曾再度光顾这些老店。它们居然常常都在，像一座山、一潭水一样永恒。有些时候，我会像一个时髦的怀旧人一样惊呼，“呜！猪油！猪油！你闻到没！”很难说我真的没有想起多年以前我是如何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味觉的记忆。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流变，从不以人的情感意志为转移。在全面手工的时代，“机械”是一个美妙的词，大人带着面粉去找店家用机器轧面，是过节的仪式。我母亲用肉眼看线路板图，就是下岗的代名词。但如今呢，“机械”又突然不值钱了，“手工”才是美妙的寓意。再普通的食肆，都要用透明的玻璃让顾客看到食物生产的过程，要让消费的人放心。最好的衣服，总不是机器做的。人与机器的接触，也从激烈的对峙，渐渐走向妥协。人与人好像也是一样。

继父的存在，是我在原生家庭嗅到的甲醛。但父亲的存在，在我们的新家庭里，同样宛如幽灵盘旋。他从来不曾离去，他始终在我心里。在我的母亲、我的继父带着贫穷中最宝贵的温情携手共度的大好时光里，唯有我还在执迷地开小差。父亲像一个恋人一般沉沉地栽种在我的内心深处。也像一个死去的恋人一般，日复一日将这种耕种搬演成埋葬的仪式。我害怕所有对于我和我父亲关系远近的残酷拷问。钱是一种。情是一种。最好统统不要触及。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我都以为凡事都活在表面，充满寒暄，就可以没有伤害。

上了大学以后，父亲每年见我一次，都会趁着酒兴，跟我说一些心里话。这些话中，有些我害怕听到，有些我听到了以后才感到害怕。有一次他定怏怏看着我很久，把我心里的陈年老垢都看化了，差一点儿要原谅他在漫长的光阴里全部的木然。但他最后却说：“哎……阿乔……你真没有你妈妈好看。”

那时，“梅娘”正在我们身边沏茶，面不改色。讲实话我真替她感到尴尬。她沏完茶就走了，回到厨房间烧水。眼睛看到我时，也总是笑。那会儿，她跟我父亲已算得上是老夫老妻。这样的话，也许她听过很多次，也许她早就习惯假装没有听到一个字。她熟悉我父亲的病灶，像熟悉他尿尿时滴在马桶盖上的黄水一般。除了轻轻拂去，从不做过深的计较。她得体从容得令我不放心。

父亲在我的身体里，只能看到那个令他无尽遗憾的、我的母亲。他很难将我当作一个独立的人，一个与他有关的人。他只善于从我的、较之我母亲差一点的存在中，映照出三十六岁时我的母亲。他曾诀别过的她尚未衰老，也许还是美的容颜。而后的时光就再也没有流动过。我母亲不爱他，他就误以为我也不爱他。或者他知道我是爱他的，但对这样的事，他也感到很无奈。

细想起来，时间或可以佐证，我“梅娘”真是厚道、伟大，与坚强。这不禁令我想到后来自己在面对不尽如意的婚姻生活时，常常幻想我是在效仿“梅娘”的处事方式。效仿她，甚至比效仿我的母亲来得更加经济实用。这也令我醒悟，其实十多年来，我并未对“梅娘”产生过真正的厌恶。像在过了一个神秘的时间节点以后，我不再在乎男人的初恋、情关，不再在乎他曾在哪些日子里为了哪些女人辗转难眠。我“梅娘”也是。我们只关心有人能把这个月的水电煤付完、把贷款缴完、把下水道的脏头发清完，就万事大吉。因为不管有多痛苦，我们都已经做了选择，时不我与。大多数受过情感创伤的人都能满足于一种友好的性关系来维系的日常依存。大部分人活着不都为了顺心和享福。无论昨夜八方风雨如何严酷，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如果忍耐可以平息的痛苦，那就不是太大的痛苦。如果是睡眠可以搪塞的困顿，那就不算太大的困顿。

五十岁后的父亲，开始显得温情脆弱，神经兮兮。他为人最严酷的时候已经过去。但那不代表我已经想不起。悉尼奥运会那会儿，他来看我，大老远就捧着一只袋鼠公仔。我很兴奋，以为是他从澳洲买的礼物，要送给我。结果他交了五百块生活费给我，又抱着那只袋鼠走了。他走的时候正逢上海雾霾，但当时我们还没有发明“雾霾”的集体惊惧。我的惊惧是纯粹私人的，没有经验推给自然。那个窄肩的背影上露出的袋鼠小头，一颠一颠地消失在白茫茫如脏掉的棉花糖一样的空气里，在我心中就和世界末日无异。许多次噩梦，我都会想起袋鼠，那是我耽溺青春期时最适切的心灵图像。关于父亲、钱与情之间的三角关系，也在日后的和风细雨中缠绵地折磨着我的情感、撼动着我的未来。

那只袋鼠如今还放在父亲家的冰箱上，沾满灰尘。它似乎象征着我母亲口中的古老谶言：“宁跟讨饭的妈，不跟当官的爸。”我想我要是跟了父亲，早晚也是被这样悬挂弃置，满身月色。后来我随着母亲生活，虽然也不曾真正走入阳光，但失望是极少的，吃的苦也少。人没有失望，居然也能如此不快乐，是童年的我很难理解的事。人是多么不知足啊，生命里总有比不失望更复杂的需求。总有甘愿为之受的苦，像爱，难以掌握，又难以割舍。

如今的我已经有些不在乎，父亲当年没有将袋鼠公仔当礼物送给我的事了。多看它两眼，也不会觉得戳心戳肺的讨厌。我觉得那只袋鼠就像是一具干尸一样，鸟瞰着我父亲家族的人情恶薄，它从大洋洲沦落到中国的土地上见识那么多人间哀凉，也算得上是奇迹。它似乎象征着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心里在想些什么，或者他为什么不先将那只袋鼠放好再来看我。为什么要给我希望，又粗暴终结我的憧憬。他始终是我这一生中最不可理解的男性。越过他，几乎所有的男人在我面前都显得浅显易懂。面对创伤，他看起来是那么若无其事，但我知道他并不是完全没有哀伤。他变了，他的变化就是这种“哀伤”的降临。

“梅娘”对我说，别的男人喜欢看谍战片、枪战片，你爸爸就喜欢看家庭伦理片。看到别人结婚离婚就哭，每次都能哭掉一包餐巾纸。我不好告诉她，父亲在哭的，是他世界里的我妈死了。因为我妈死了，他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忘记了我的存在。他因为一场巨大的失恋把自己搞成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十三点。他以前不是这样的，那个在华盛顿大学打乒乓球的人、那个在上海饭店满场飞的人，和现在哭哭啼啼又小气抠门的老头，早就不是一个人了。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终于承认了他不爱我，他只爱我母亲，母亲却是我最不能恨的人。他害我仿佛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失恋，又将将痊愈。但他终究也没有要否认我的存在，他还是知道有我这个人的，我也不必真如失恋妇人一样为了不见他而远走高飞。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的痕迹。我还要给他送终，还要给他换尿布，还要在他床边支起一桌麻将，还要生出一个精怪的孩子问他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去死。他在我的心里死过一次。我母亲在他的心中也死过一次。我们都需要一点幻觉，才能继续将与亡人的厮守日复一日地扛下去。最难的是度过。

在这之前，我们还要在一起吃很多很多不只是我和他的团圆饭，度过许许多多并不快乐的晨昏。父亲心里不知堵着的什么，我心里又难释怀的什么，和这些团圆相比，都不那么重要。我知道父亲在进退中日益偏执，他自然也知道我在挣扎中不断发着莫名其妙的脾气。我需要他爱我，有时也可以不要。我想对他好，甚至愿意对“梅娘”也好，有时又觉得自己故作宽容实在恶心。

其实他的爱并不珍贵，可惜我得不到。得不到也没什么。许多男人的爱我都得不到。但父亲显然从没有意识到，我在他身上所倾注过的热忱和期待，是如何一分一秒蜡炬成灰。十年前也许只需要他一个眼神、一个玩偶便能建立起来的爱，十年以后却需要一场盛大的历劫才能得以平复。这令我有时甚至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男人在中年以后，宁愿重新生一个孩子与之重新相处，都不愿与前妻的孩子和解。因为显然，前者需要牵动的努力要轻盈太多。

那几年里，袁家还有些大事小事发生。大伯家的那位“天王巨星”小祖宗，小学毕业就去了加拿大，成了“小小留学生”。他父母要工作，只能由大伯和大伯母飞去陪读。二老一句英文不会，但为了孙子什么苦都愿意吃。我父亲说，活了久了什么都能见着，没见到他们为任何人付出过，见到小孙子连命都可以不要，外文算什么。我二伯的女儿结了婚，比较时髦没有办酒，出国旅行丢了七千块钱。我大姑父因胃癌在西安过世，临死前也没看到跑路的儿子，只知道他因为加入了不好的公司，欠了一屁股债。我父亲比较想念他，总是提起他，说他怎么会像极了我三伯，明明又不姓袁。我三姑妈的儿子，也就是我的三表哥结了婚，半年后他太太因心脏病猝死，腹中还有一个死婴。女方要求购买双墓，我姑妈坚决反对，因我表哥还年轻，凭什么跟这家衰人葬在一起。两家打了几次架，甚至动起刀来，进出派出所，后又出来。女方不愿给的死亡证明，托大伯家找派出所出具了，他们背着女方家人，去她单位拿了保险。很快，他又相亲结了婚。袁晓洁读了职校，小爷叔叫袁晓华去给她送过两次钱，她都不见。班主任出来劝，她只是哭，说要跳楼，但还是不愿意见妹妹。袁晓华年纪小，被同父异母的姐姐这种莫名其妙的刚烈活活地吓坏了，回家小爷叔给了她两万块钱买衣服。还给了一台手机，才将将平复下来。爷爷奶奶过世以后，家族的新闻不在麻将桌上流传了。家里人多，总是这几个熟悉些，隔一会儿又吵翻了，像书里说的，“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吵翻的那些，就算抽过耳光，进过公安局也不打紧，突然又能在一起吃饭，把酒言欢，说小时候的事，说去苏州河边找我奶奶的老梗。我爷爷年轻时花心，奶奶每天都在苏州河边走来走去。我父亲说，一家人就这样。爱也是这样。爷爷奶奶的那一代，旁人仿佛从来没见他们好过，但他们终于也没能分开。现在的人，看上去个个情投意合，转眼就分了，不带商量的。以前的人为了结婚买房子，现在的人为了买房子离婚。都看不懂了。

“还是以前好。”父亲说，“虽然我也没什么好，但总归感觉还是以前好。”

我也从“以前”来，父亲说的“好”，我好像没有见过。但我觉得，也许他是对的。有过的也不曾有。所在的正是所不在。无所归依的人总是怀想过去，至少当年的自己比较年轻，至少当年的爱更加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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