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到“梅娘”之前，离开家的那几年中，我父亲不断相亲，也不断转换着择偶标准，我二姑为此出了不少力，袁家所有添乱的事她都有份，我讨厌她。但父亲说，那段日子，每当他下船，二姑夫常常到码头帮他搬重物回家。他做小手术，切除鼻子里的息肉，姑父他看病。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控制的附加福利。毕竟那些年，父亲因为他们的存在，鲜少在意我的感受。对父亲来说，姐姐和姐夫已然是他的亲人，他不再需要我。父亲从三十八岁时号称一定要找一个比我妈好看的女人，到四十八岁认识我继母，他说追他的人实在太多，选不过来。在船上的时候，他就拜托我二姑来面试他的女友们，而不是我。他最终决定一定要选一个“拖油瓶”已经成年的，是因为他发誓决不再帮别的男人养孩子。这不奇怪，他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太愿意养。我始终难以习惯他身上那种隶属于细民的愚蠢精怪，但我又坚信他的人心像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剥开以后，到底还是有良善的一面。出乎我意料的是，还真是有很多女人排着队愿意嫁给他，父亲毫不忌讳当作炫耀给我看她们的短信。那些肉麻的话语，仿佛也曾出现在我的想法中，却早早被我清扫干净。她们却能对他说得毫不费力。譬如想为他做事，想和他一起生活。或者爱啊。盼啊。蚯蚓啊。鸳鸯啊。海鸥啊。上个年代的人才会喜欢用的比喻。
她们都有病吧，我心想。二次婚姻太容易被自己失败的旧生活蒙蔽双眼。一个长期被家暴的妇女觉得找一个不打人的老公就是幸福。一个被父权压迫的女人也会觉得男人做饭就是温柔。殊不知爱上某些人，或要牺牲一部分自己去和无能的男人相处是可怕的自毁。也许爱本来就是自毁的一种。我爱过，我也能知道。
我父亲的确如她们所愿，是一个不打人、不嫖赌、会做饭的老实人。但这也并不意味他是个多好的人。或者男人要过了四十才会真正迎来人生的高峰，往后才是更为华丽的下坡路。父亲大抵是不会理解，我虽然不会如那些女人一样在短信中发誓照顾他一生一世，但我却是唯一可能关心他一生一世的可怜虫。在他翻开手机向我展示各种各样蜜语甜言的时候，我的心尖上掠过一丝似有若无的刺痛，像被崭新的书页悄然割开手指尖的肉，又佯装缝合。我的父母似乎都比我要浪漫多情，这真令人嫉妒。我几次发狠想对父亲说，往后他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我也要节约一点使用纸尿裤，任凭他湿疹尿臊烂屁股。但很快我又说服自己不要那么冲动刻薄，像我讨厌的“袁家”人一样冷漠尖酸。我显然难以真的去恨他、厌恶他。何况那会儿，我已经替母亲保守了很久的秘密，那项承诺令我始终觉得自己有愧于父亲。他再木知木觉，都与我有害的静默互为因果。我觉得自己对不起他。究竟是在哪方面对不起，我又不愿意多想。
父亲对许多事都搞不清楚状况，对于我母亲的情感生活，也没有任何未雨绸缪的准备。可能因为他是一个色盲。他即便使出浑身解数，对人生的色、香、味，也只能体会到三分之二。而我出于一种本能的两难，难以向他尽述我少女时代天赋的警觉与不安。他毫不关心，我又没勇气。一晃很多年过去了，许多糟糕的事自然延展，结果都不可逆，宛若多米诺骨牌般轰然倒塌的，又岂止是他们的婚姻。
在我青春期的时光深处某一段密集的日子里，每逢父亲下船回家，母亲都会对我特别热情。即使我做错一些小事，她也不如以往那样严肃计较。她总在晚饭之后就开始讨好我，清晨来临时又恢复一个严母的尊容。她哄骗我缠着和她一起睡觉，我竟自作聪明在那样的时候拿出不怎么理想的考卷来给她签字。她虽知道我的伎俩，看我的眼神里充满恼怒，却也无暇修正，遂了我的意。因为在夜里，她最重要的使命显然不是要当个负责的好妈妈，而是要支开我父亲，佯装无奈地说一声：“孩子还小，要我陪，我也没办法，你要不去睡沙发吧。”
我觉得父亲后来不喜欢我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难说我真的没有从中获利。虽然我有相当长的时间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但于情理之上，我也不是一个多体贴的女儿。长大后有了男友，我才略微领悟到父亲在这一层面上的伤痛。我回想到他还抱着我去大床上的那个表情，又别转头蒙着被子的身形，虽然大部分都是我所追认的轮廓，出于臆想。但我觉得自己真的对不起父亲，虽然那不全是我的错。虽然那都是废墟里的尘埃，难以尽述。
父亲有一夜推醒母亲说：“你醒醒好吗。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们以后可以永远不睡在一起，但是我们不要离婚好吗？”
我听成了：“你行行好吗……”
但我母亲没有回答。
我也没有。
而后我母亲转过身背对他。
我也是。
许多年后，这个黑暗中的场景在我的脑海中历历如绘。我们的家庭或许就是在那一天开始解体。即便我对父亲母亲的感情从未灰飞过一日。那时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将会面对的人生到底会因此而黑白到怎样的地步。
记得我父亲等了一会儿，差不多三分多钟里，我数了快两百只绵羊，也没法让自己真正睡着。我听见，父亲于是就站起身走了，声音很轻，不想要惊动任何人，也许是我。他又独自哀哀地蜷到沙发里去了。其实他不应该走，他应该再努力看看。他一直不知道，那晚一直我醒着，我母亲却睡着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我终于也有了一次又一次背对一个人的瞬间，我才知道，要睡过那惊心动魄的三分钟，需要多么强大的、决绝的失意。那并不是人之常情，却昭示着常情中割情的万千苦楚。也许有一天，父亲老得会忘记那个夜晚，他永远不知道，我依然会因此难受，为此心痛。
我继父正是在那个阶段走进我的生活里的。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才小学。开始时他是突然来我家教我写毛笔字的老师。我觉得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突然要学习写字。母亲对我的逆反十分冷淡，说我没礼貌、没教养，让她丢脸。她还举出许多次我让她签名考砸的试卷，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诡计！我会找到时间跟你好好算账的。”吓得我一身冷汗。据说带着年幼的孩子去看新房，可以检验屋内有无鬼气。有时大人觉得无碍的空间，很可能小孩会哭。他们能感受到承认看不到的眉眉角角。
而那位莫名其妙的老师，就是我嗅到的甲醛。
他是我母亲所在工厂工会的宣传人员，在那个时代可以借到单位采买的各种电影、电视录像带为工人阶级枯燥的业余生活带来娱情娱乐。同时他写得一手好字，是出黑板报的能手、厂长面前的红人。厂庆表演时，他又会主持又会唱歌，活跃得很。在商品经济和网络时代来临之前，他的那份工作简直是文艺青年的肥差。而他本人，也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标准的逍遥人，组织旅游、表演，爱看书看报，喜欢王朔。是无线电厂的王志文。
在他最风光的时候，却一直不算是我母亲的男朋友。他只是我母亲的一个朋友。而即使是在我家偶住的那些日子里，我母亲都在煞有其事为他解决婚姻的困扰。看起来真像是为人民服务，像是在做好事。
在我的印象里，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喝不完的茶，但他们做这些事时，我都在旁。所有的夜晚对他们都如此短暂，对我却漫长。他离婚后，我母亲又热切地帮他张罗着相亲。她翻着电话簿子打给或远或近的姐妹们帮着留意，我记得她说过：“那么好的一个小伙子，怎么能没人照顾呢。太可怜了。”我母亲当时年纪不大，却佯装成个厚道的阿姐。她们那个年代的三十岁女人谙熟于此道，不像如今少女们拼命想成熟，四十岁女生却个个冻龄到咋舌。她就是在佯装自己，好像生过孩子的女人就可以没有禁忌。我想当时工厂里许多人都看我母亲不爽，人人都知道我父亲是海员，这可真是一个高危的职业。
记得有天我后来的继父对她说：“谢谢你为我做那么多事，我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如果我真的结婚，那天你要来哦。”
那天你要来哦。
就连我听了，都感受到了心上莫名的重击。我母亲愣了半秒，却处变不惊。她很快咧开嘴笑道：“哦哟，二婚的人可不作兴包红包的哦。你还欠我一份媒人大礼呢。你到时不可以赖掉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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