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一个厨师。同时也是一个色盲。这似乎注定着他事业中最重要的表现——“色、香、味”，他即便超水平发挥也只能体会到三分之二。他对人生的理解也是如此，天然的“缺只脚”“不足料”，毫无补救的余地，始终无法及格。但我父亲并不是个蠢蛋，他自有一套逻辑来应对生命中的浅滩暗礁，化各种不利的趋势为可以承受，化尴尬为自然。在没有外人时，他也常常失落，觉得自己一辈子活得特别不好，特别不顺利。可这并不影响他只对自己好。

有段日子我非常爱他，非常想念他，亲眼看到他时，总想碰碰他的胳膊，或是后背。有段日子我又希望能将他的血液从我的身体中彻底析出，向往这种割裂的科技，并愿意为之倾家荡产。几十年来，这种矛盾的激烈缠斗早已融化为我性情的一部分，在我的身体与心灵深处撕裂喧嚣，似永无安宁之日。

我没有继承父亲色盲的基因，因而也无法想象我在他眼睛里那么黑白凛冽、毫无血色是一个怎样失真的形象。长大以后，我更是害怕想到自己在他的眼里是什么样子。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我眼中那种五彩缤纷的变化，如显微镜透视岁月的黄沁，放大镜下什么机心都褪去了薄寥寥的伪装，露出真实丑陋的面貌来。对一个健全的人来说，颜色是很重要的，颜色有时能够化解剧烈的冲突，有时又是掩饰。五彩缤纷的伤害与黑白冷峻的伤害都是利刃剜心。我又不是色盲。我喜欢血淋淋的真东西，而不是加过滤镜以后的《辛德勒的名单》。

他同时也是一个海员。

他大部分生命都在船上给海员们做饭。他说他曾经在上海饭店实习，是三级厨师和点心师，双臂上放着十几只菜盆满场飞。如果时间允许他会发面粉做包子、炸油条，会做湿漉漉的豆腐。但他一次也没有为我做过，他不屑在我眼前表现他最好的一面，因我也不是他感兴趣的那种女人。我们的父女关系，从某一刻起有了适度的抵触，这种抵触无疑是互相的。后来我常常怀疑他说的那些技艺都是梦里的杂技，和做菜的水平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给船员做饭，无非是施展大场面，速速地喂饱劳作的工人们，并不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那却是他难得“豁胖”（上海话：自我标榜。）的资本，他说我爷爷只给他一个锅子、一个煤球炉子就将他扫地出门，如今他有份体面工作有份中央直属的社保光荣退休也算是光耀门庭。他看似对自己的命运十分知足，这种“知足”像隔在我与真实的他之间厚重的屏障。我讨厌他兀自自满的姿仪，他也没有将自己畅快地引向“常乐”的坦途。他是计较的，并不真的快乐，和我一样。但那个双臂铺满盘子的少年父亲的形象，却一直留在我的想象中，像一个逝去的愿景，沾染着旧时光里朝气蓬勃、势如破竹的无产阶级风情。

我很遗憾没有能亲自见证这一切。也很遗憾没有能见证父亲的少年。我想我母亲见过，但她从未提起，她毫不在意。出于盲信，我觉得少年父亲和我眼前的他可能不是同一个人。我眼前的那一位显然比较讨厌，充满了腐坏的人的气息。而照片里的那一位，却因为隔着岁月的包浆，多少折射出恬静、美好的韵味来。我甚至想和爱过他的女人们谈谈，有没有过这些女人我不知道，但她们中，显然不包括我的母亲和继母。我只是想知道，在他曾经“向好”的年纪里，是否和我心里的模样一致。

我看过父亲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他简直是一个孩子。这种年轻本身就洗去了他如今看似与生俱来的种种恶形恶状。他说那是他在华盛顿大学打乒乓球时照下的，才二十多岁。我让他不要瞎说，华盛顿大学是一所真的大学。他说他知道，他是和领导去玩的，顺便和大学生比赛，被拍下了这张照片，还登上过华盛顿大学的校刊。

“拉倒吧，”我心想，“还华盛顿大学的《支部生活》呢……”

父亲还声称自己曾在东京受洗，被说日文的女人拉去教堂。虽然他一直以来都是信佛的，同时也怀念毛主席，但并未正式退出过基督教。我问那个东京女人是不是长得很好看。他笑了，有些恬不知耻，他说“对的啊”。我问那是几几年，他说了个数字。那会儿我都两岁了。

父亲口中那些乱七八糟的往事，带着一种骗术的光辉，到底还是有些魔力的。那是我全然不了解的他，对异性充满好奇的他，朝气蓬勃的他。除此以外，他从来都无心在我面前扮演一个更加正常一点的父亲形象，我若是对这件事抱有期待，失望总是比想象中更为巍峨。更因其不加修葺的落拓口吻，反而显出过于真诚的样子，他真要当我是朋友，我却很害怕，我只想当个本分的女儿。譬如他还说，自己在澳洲赌场看上过一个发牌的女人。有天输光了身上所有的钱，在静夜里落魄地返回港口，路上遇到了好心人让他搭便车。

“很倒霉。”父亲形容自己说，“霉了好多年。在她手里输了十几万。也不知道图什么，她也没问过我叫什么名字。女人都是这么讨人厌。”

我又问那个女人是不是长得很好看。

他顿了顿认真地回答：“也还好吧。有点点像你妈。”我不喜欢他吹牛，但冷静下来又觉得，那些他口中纷繁混乱的往事，很可能是他重新拼凑记忆之后的幻觉。他看上去很难忘记我母亲，以为我母亲也会这样怀念他。我知道并没有。

这也无妨。谁的青春不是幻觉呢。

在我心里，父亲一直以来什么光环都没有，不是一个伟岸的人，甚至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他被他乌如瘴气的家族所遮蔽，是被人踩在脚底下的蝼蚁，只负责打杂、做饭或是伺候父母。就连工人阶级最风光年代时的俊雅气宇，我都没有亲眼见过。他青春期中大大小小的遗憾，都离我天涯一般悠远。有些事他说出来我无法相信，有些事他自己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些光秃秃的外观，毫无情感温度地面对着我：他首先是一个厨师，其次是一个色盲，再者是一个海员，最后是一个父亲。而这些身份背后所携带的任何荣耀我都不曾分享到。

我“梅娘”其实也没有分享到。

他独自携着那个美好的他早早地远去了。唯有那些他在少年时曾经学习过的技艺，还留在身体里，闪耀着岁月的余晖。他很会做饭，这毋庸置疑，他也讨厌做饭，譬如他总是说，上半辈子做饭做够了，下半辈子再也不要进厨房。但他仍然在做，下了班也是如此，退了休也没能如愿。我想没有另一种职业会与日常生计联系得如此紧密。这是他的命定。他的炉火、他的锅铲、他的充满油烟的发丝。

自从父亲和母亲离婚后，我要吃到父亲做的菜，就只能等待大家族中的红白喜事。这似乎成为了一种默契，好像他来到人间，就是负责给一群人做饭，做一生一世。我是那群人中的一部分，几十分之一。vip 都不是。而我要吃到他做的饭则一定发生了大悲大喜。从未有过和风细雨的例外，我们可以像普通的父女一样吃一顿毫无意义的家常饭。我从前发疯似的期待过这件事，后来又神经质似的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单独面对他，要说些什么话。这种真切的恐惧令我口中所有描述他忽视我的抱怨都显得虚假。而我却对此无能为力。我觉得我与父亲之间所隔，从罅隙到鸿沟，从料峭悬崖到苍茫荒漠，是滴水穿石的强力所致。岁月也没有在我们之间起到任何温柔的弥合效用。我们只是分别变老，并互相凝视。

旧式大家庭往往有这样的潜规则。有一个孩子当官，有一个孩子念书，有一个孩子当兵，有一个孩子做生意，从而大家互相都要帮忙，以维系种姓繁衍，一荣俱荣。女孩子在家的地位弱一些，也仿佛是天经地义。饥荒时期，女孩子少吃一点让给男孩，天经地义。女孩子要有什么好的东西，被男孩子看上了，换一下让男孩子用好的，也是天经地义。弟弟要买房子，哥哥姐姐要出钱是天经地义。姐姐妹妹嫁得好，帮衬家里是应该的。要是嫁得不好呢，大家也只能叹个气，身为“泼出去的水”只能自求多福，天经地义。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竞技场，天经地义。如卢梭所言，“我们刚投胎于世就进入了竞技场，到死方才走出来”，“场”就是“命”。这是你的命，你要认，到死都不问是非的。我父亲在这个竞技场中，则永远负责烧饭，一直到死。从来没有人帮过他，也从来没有人心疼他。这听起来十分残酷，像抽签失手，永世不得翻身。好在我们这一代人总算得天独厚、享受新政。一胎中标，无论出身是王子还是蚂蚁，每个小孩都不得不是多功能的。既要追求当官，又要最好发财；不能读书太少，还要二十四孝。这样的经验，就连父亲与我之间都难以真正达成有效的沟通。我没有兄弟姐妹，只有父亲。而父亲没有了他的父亲，还能活在许多亲缘中。他是我的二分之一。我却只是他的十几分之一。我们的在世经验不能分享，也很难互相理解。

然而时光荏苒、天意作祟，我父亲虽不是家族中生活得最好的，竟然也因为人数众多的关系，显得不算最差。但时代大不同，再不会有人为今天吃什么而担心了，也没有人夸他做菜做得好。在袁家上下，当官的依然当官，做生意的腰缠万贯……即便是一个母体所生，都像是千变万化的运命偶成，我爷爷奶奶都控制不了。他们不敢说自己是生出了官还是生出了钱，他们只冀望无论是谁只要能把这个月的水电煤付清就好了。无论谁。

我父亲的处境，则多少带有一点庶出的味道，是极边缘的。我不止一次怀疑他童年被掉包，或被领养，或原为私生子……均被他一一否认。在艰苦的年代里，他曾被送走过一段日子，最终又木木然逃回家。我二姑说，父亲逃回家那天，我奶奶哭了一天一夜，叫我爷爷去揍他。爷爷没有去，因为他也没有力气。父亲对此则没有文人化的哀愁，他说那会儿年纪太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只承认父母从来没有喜欢他，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想知道太多。这种处境和我有点类似。他不恨他们，也没有感激。我也是。

我们只不过是家族人牌桌上的两张小牌，不是我们自己在玩，不是为了我们而玩。只不过是用我们来玩，而且只玩一小会儿。对这样的处境而言，过于敏感如我，显然是一场青春期的浩劫。

而我最喜欢父亲做的菜，是红烧带鱼和罗宋汤。他出手的罗宋汤总是令人想到童年里兀自升腾的对于布尔乔亚生活的盲目憧憬。但之所以停留于想象，是因为他制作的味道是那么逼真，汤汁的颜色却泛着花白，有一种大兴蹩脚的错觉。后来我告诉“梅娘”，父亲是舍不得那点用以着色的番茄酱。正如他的红烧带鱼因为舍不得酱油而泛着金光白一样。

我“梅娘”很疑惑，说“那个没有几块钱啊”。我说：“是啊，就差那么一点点就完美了，但他就是舍不得，做不到。他做人也是这样不到位。”

我一直记得“梅娘”听完我说这话时的表情，带着某种少女时代的余情，特别不解、特别疏离，特别令人愠怒：天啊她怎么连这都不知道都敢嫁给他呢。女人真是瞎了眼。但我后来想想，或许正是因为我继承了母亲爱拆穿的恶习，父亲才至于不喜欢我。人人都想要遮蔽的生命缺憾，善于一眼洞悉，并不是什么福祉。

我有次问父亲，如果我是个男孩，他和我妈会不会离婚。他坦诚地说：“离不成。你要是男孩，笃佬倌家里哪有那么嚣张。”“笃佬倌”就是我大伯，我不清楚这个土绰号在上海话中的意味是褒是贬。但父亲的回答，让我像个朋友一样地理解了自己在这个家族中的处境与命运——那就是没有处境、没有命运，我的存在就和不存在差不多。且我不得不感激上苍，因为性别而换得了自由身，始终没有和那一些人走得太近。但我心里晓得，事情并不像父亲理解的那样。至少爷爷奶奶舍不得袁晓洁，我分明看在眼里。我奶奶尖声咒骂袁晓洁妈妈是拉三，说袁晓洁跟着母亲嫁去别人家里会当“小白菜”。她却对我和我妈的存无，表示不过问，不关心，不记得。而我也顺带着，被毫不费心地遗忘了。

我最后一次在大自鸣钟见到袁晓洁时，故意用扫帚柄绊了她一跤。她年纪太小，没有意识到这是阴谋，狗啃泥掼得满嘴是血，还伸出手叫我扶她。我后来听说那些只是皮外伤，就放了心。我心里挺不好意思的，我没那么讨厌她，和袁晓华相比，我甚至要喜欢她多一点，出于日后某种同病相怜的疼惜，我至今都牵挂着她。但我却始终没有去和她道歉。爷爷死时没有，奶奶死时也没有。所以我想，大概这一生都没有机会为我当年的嫉妒而道歉了。

这些琐事，仿佛过于冗长的小说开头，悬置于我的生命伊始。许多线头都昭示着盛衰，但大部分结局我都没有听说。我像是一台被赋予使命的摄像机器，死死地盯住我的父亲不曾断电。只有循着他的步伐，我才有真正的喜怒哀乐。离开了他，我简直不知如何自处。他身后碧蓝的海洋，波涛如利刃，在我的身体上轻柔地划过。而我随之起伏，仰卧在刀刃上，偶尔也能躲开一些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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