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话里的“继母”，就念成“梅娘”。但当着人面，我们一般都叫“阿姨”。至少在场面上，“阿姨”这个词会显得比较和睦，也比较年轻。我有过很多“阿姨”，但“梅娘”只有她一个，这令她在我心里多少有了一点严肃性。毕竟，即便是懦弱的男权所赋予的权威，那也是权威。我父亲赋予我们的，还有类似于中国旧家族的伦理模式。无论是继母还是别的什么从天而降的眷属，都是不可辩驳的日常，女孩子们只有接受的份。这也使我早早就预备好了与各种新关系耳鬓厮磨的消极防御，不以为意。何况要嫁到大家庭本来就不容易，我还要替她忧心，替她不值。
“梅”借助“霉”音，令我对于她的认知，受到了方言本身的呵护。“梅娘”叫得多了，吴语里的客套就为生存榨开了一丝生活空间。像亭子间里挤一挤，总是能多睡一个人。痰盂里也不差多放一泡尿。桌上总容得下多一把调羹……没有什么事是不可以多轧一脚的，男人、女人，男人和女人之间，不是夹着一个拖油瓶，就是夹着一个“梅娘”“梅爷”。不走运的话，还可能夹着两个、三个。我眼看着那位“梅娘”登场，她又出现在如此盛大的场合勉强与我们凑合在一起……总之不管我愿不愿意，看起来已经不容分说，我们突然要成为一家人了，真是百感交集。这也难怪我二姑打绒线的手脚里充满了八卦的欢腾，欢腾中又分明是在等待迟到的死神。这种感觉，让我顿时准备好了“丧礼”如期而至时的凛冽。就像家里真是要死一个舍不得的人，差一点就要流下泪来。
那之后大段的时间里，父亲一直躲在厨房中没有出现。即使无菜可做时，他也提着电话一直在毗邻灶头间的厕所门口晃悠，一会抬头看看窗外的天，一会原地徘徊摸摸厕所里的管道。有时突然蹲了下来，朝水斗底部看去，口中念念有词，像忽然又转业当上了水管工。他避免与我照面，也避免在我面前与“梅娘”照面。
爷爷那时躺在家中床上，鼻子里接着蓝色的氧气袋。他提前几日从医院出来，碍于医保规定，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不能连续住院超过两周。换医院这样的事，对于八十四岁的我爷爷来说，可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关于转院，医生已经放弃了，家人也没有异议。唯一没有放弃的是爷爷自己。他把家里的床，生生地躺成病榻，躺成灵床。却始终憋着一口气，像憋着一种不放心，久久不愿离去。
小爷叔看看他，惆怅地说：“所以说到底，钞票有什么意思呢？没意思的。关键是要当官。当官不就为了住院……住院的时候可以适宜一点，踏实一点，不用搬来搬去，折腾性命。看病不要花钱不说，也不用一年换个三十几次医院。我们家里，也就老大有这种福气了。阿哥你说对么。”
我大伯天生冷峻，瞧不上商人的轻薄，幽幽地说：“瞎七搭八。你不是有师父吗？浑身开过光。这点事怕啥。”他手指熟练地翻转着长方形的麻将牌，有挥斥方遒的气宇，淡淡吭了一句铿锵有力的：“碰。”
陆陆续续折腾的一年多，爷爷几乎衰竭殆尽，唯一的遗憾是，他衰老成这样面貌，连自己去死的权利都没有，只能依托天意。至寂寞的老人总是显得那么儿孙满堂。他坐拥送行者无数，眼下的哪一个儿女都可以令他彻底放心。儿女们早已不需要他了。他们早就准备好了万全的道别。他们集体思忖，到底还有多久呢。
爷爷已经断食。大姑每隔二十分钟往他嘴里送水，心不在焉，漏得他胸前一片湿润，没有人擦。裤裆里的屎尿，也没有人换。这令他看起来威严扫地，不像做过千万次的爱生了一屋不争气的孩子、不像光荣退休又创业赚钱那么神勇威猛，不像活过战乱、自然灾害、“文化革命”、改革开放、黄昏恋曲那么侥幸……真令人恨不得一把推他提前上一班灵车，早早告别这一屋子的乌烟瘴气。
“为啥不帮他调一下尿布啦？”我听见二伯斜着脖子问。
“用光了呀，侬说要不要去买一包新的。总归是要浪费的。”大姑答。
“味道都有了。”二伯嘟嚷了一句。
二伯退伍后就在北京工作，退休后在上海买了这套房，名义上是照顾二老，实际上他只出房子，人却不来。他说北京家里有两条狗，走不开。于是真正照顾爷爷的任务，还是落到我父亲和几位姑姑身上。直到爷爷病重，我父亲八个月没有去船上工作，替老人家翻身喂饭揩屁股，他心甘情愿。大伯在家带孙子，二伯在北京顾狗，三伯躲债，小爷叔老婆在乡下顾成衣厂，他人在上海轧姘头，顺便挤出时间来祁连山路付过一两次水电费，就觉得自己对双亲已经仁至义尽。我奶奶声嘶力竭否决了他独自继承大自鸣钟老宅的异想天开，这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小爷叔的感情。人生在他嘴里全是“没意思”。活着没意思，死了也没意思。其实他不应该这样想，他这一生过得挺有意思的。在知道索房无望以后，他像小孩一样哭了。拉着姆妈爹爹说，好歹要送他一个纪念物。等他们百年以后，他也好留个念想。我爷爷心里有他，小爷叔于是要去了袁家最后剩下的四块红木匾。那时不值几百块钱，如今可以在上海买一个厕所间。
时易世变。他们不是没有疼过他。爷爷原是木匠，退休时早早给自己打好了一口挺括的棺材，就预备着等死，也没料到后来会活过自由经济、世纪末华丽到网络时代。人的寿命变长，有时也不知道是不是好事。我小爷叔结婚时吵着说没有家具，爷爷于是狠狠心，把自己的棺材拆了，亲手重打成一副桌椅橱柜，放在大自鸣钟的婚房。那间婚房原来住的是我父母，他们最后却被扫地出门，我父母两个人的情商加起来都比不过我爷叔一人，这也是命定。我奶奶表面上是记恨我母亲生不出儿子，恶势做要摆出婆婆的样子，其实她就是不喜欢我父亲。我母亲还没出月子，奶奶天不亮就坐在他们的房间门前抽烟等我母亲起床。我母亲起来了，她也不过是在未透亮的灶头间里吓吓她，讲一句：“哎哟喂小姐侬起得真早啊！”我母亲受不了这种阴丝丝的折磨，趁我父亲不在时带着我逃回娘家，彻底与袁家断了来往。但那间房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放过口棺材的缘故，总是显得不那么吉利。无论我父亲，还是我爷叔都离了婚，都生不出儿子。自不必说。
我常常幻想爷爷在劈开棺材的那个瞬间，像终于对死亡不妥协的勇士，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光芒。他理当也不是没有挣扎，也不是没有伤痛。人人都怕入土不安，死无葬身之地。但他咬咬牙，为了儿子的未来，终于克服了难关。拆了自己的棺材以后，爷爷居然又多活了二十年。就凭这一点，我觉得爷爷伟大过我父亲，更配当一个家长。我替小爷叔感念他的爱，也对爷爷后来静荡荡躺在一个喧哗场的处境感到难过，他也曾是几个人的好父亲。他本不该这样落寞。
之所以会以这样荒凉的结果收场，或许是因为子女太多。在体力上、能力上，都顾不周全。或许这就是命定，人人都无法逃遁。他能当一个人的慈父，就当不了所有人的慈父，他能当一群女人的情圣，就当不了一个女人的好丈夫。还有什么爱呢、恨呢，人过了八十岁，就都只得佯装不懂得了。所有的懂得，都被身体的衰败淹没了。即使是想当一个明理、细腻的一家之长，也要趁着年轻时。年迈的昏庸往往是自保。但求眼睛一闭，国泰民安。
是时，我大姑总算借着照顾父亲的名义，住进了我二伯家，与我父亲轮流照看爷爷。她早年插队到西安，一辈子没回成上海。好容易指望儿子大学毕业，他却不争气地把婚结在东莞，成了倒插门。事与愿违，总是人间常态，大姑有苦难言。二伯表面无话，他默认我大姑的入住、照料，却再也没对她有过好脸色。总之一番喧闹以后，袁家四个兄弟终于在麻将桌上团圆，往年过年都没有这么齐整的阵容，拜爷爷的重病所赐，到底是赏心乐事。后来再没有过了。东莞的那一位，问我父亲和小爷叔借了二十几万说要买出租车做生意，十几年后我才知道，爷爷死后他没再与家里任何人联系。就连姑父癌症去世，他都不曾现身。一代有一代的“三伯”，即使万事“实名制”以后也一样。想要消失的人，总不会随意现身。
在我爷爷出院等死的将近一周里，每天都有眷属来祁连山路报到。那一周也因此显得特别漫长，充满了悲壮的使命。我爷爷看也不要看他们，成天就闭着眼睛，临死前他最想见一见那位消失的儿子，喊了几次三伯的名字。大家都装痴呆。老父亲把钱都给了那个人，是要将他们几个儿子置于何地。总之谁也不想见到那个卷钱跑路的败家子，巴不得他永远不要回来。他也真的没有回来，差一点就要抵达永远。我爷爷喊过两下子以后，就再也没有出声。他也知道要节省力气。哪怕去和这一屋子人继续生气，都要保存体力。我父亲掰开他的嘴，塞了三片人参说：“阿爸，笃（大）老倌家还没到，你再等一会儿跑。”
爷爷也没有表示反对。
上海话里的“跑”，可用各种上海话来诠释，譬如“上路”“差路”，表示愉快的告辞。做人客做完要走，就说“个我先跑了奥”，有一种很快要再来的常客韵味。没有人真的快速奔跑而去，总是幽幽的、飘飘然的，带着还有下一票任务去照应的虚荣之感。我奶奶则提着裤子，从厕所间挪动出来，幽幽地伏在我爷爷床前，拉着他的手，轻轻地说：“阿多啊，你死了我怎么办。呜呜呜……”音调婉转缠绵好像一句唱词。我听了几遍，心里酸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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