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59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除了接近海岸的地方，其他地方已不像过去那样人口构成单一了。沿海地区两边到处是高大的树木、修剪整齐的草坪及坚固的住宅，查尔斯·阿特拉斯就住在这里。除了居住着少数黑人，湾脊地区的其他地方和布鲁克林的其他居民区几乎没什么两样。白人大多数是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大教堂，有的教区教众超过1.2万人。教堂由那些爱尔兰蕾丝窗帘商和发迹的意大利商人所供养，他们大多是共和党人，当地的政治事务通常也由他们操纵。瑞典人与丹麦人的数量仍很大，还有许多叙利亚小店主和一些没有搬走的老意大利移民（制鞋匠的朋友们）。但真正决定了湾脊地区生活方式的是那些年轻的第二、第三代意大利移民和爱尔兰移民。那些还没有富到买得起海边别墅的人，住在街道旁一排排拥挤的棕色小砖房里，每天都为路边的停车位相互争抢。他们在拥挤繁忙的人行道上购物，那里的楼房上层是公寓，下层是小商店。街头还有许多小旅馆，有可以夜晚去吃上一顿美餐的汉密尔顿餐厅。假如他们穿夹克戴领带的话，还有小巷里灯光昏暗的晚餐俱乐部和嘴里叼着烟卷、独自坐在酒吧吧台高脚凳上的那些曲线优美且有着浅黄色头发的陪酒女郎。
所以，在1959年，湾脊地区又恢复了过去的和谐。尽管它已不再时髦，却显得十分整洁。这里的大多数人不想要什么变化，不想要新的居民，不想要更多的车流人流，当然了，因此也就不想要这座大桥。当有消息说这里要建桥时，当地的政客们惊呆了。一些妇女开始偷偷地哭泣，许多人拒绝相信这是真的。他们以前就听过这样的传说，并指出早在1888年就有人提出建一条地下铁路隧道连接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1923年，纽约市长约翰·海兰甚至为通往史泰登岛的火车汽车两用隧道的破土动工仪式剪过彩。而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纽约市损失了近50万美元的投资，在某个地方的地下留下了一个哪里都不通的废弃小洞。
据他们讲，在峡湾地区修建大桥已经说了20年了，每次都是纸上谈兵。1950年有人议论说在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之间修一座大桥是件好事，但如果发生战争，苏联人将它炸掉了怎么办？停在纽约港里的美国海军军舰是否会被港口塌下的大桥困住？一年之后，好多人议论布鲁克林和史泰登岛之间修建隧道，后来更多的人又开始议论建桥的事儿。就这样，人们在一直不停地争论这件事。所以，在1959年，他们仍然在说，也许这只是谈论而已，不会有什么实际行动，因而也就无须担心。
这些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在1957年左右，这种议论发生了些变化，争论也变得更加激烈，罗伯特·摩西的信心也更加坚定了。纽约市消防局局长在1957年对通往史泰登岛的大桥马上会变为现实充满信心，他迅速向市政规划委员会递交了在史泰登岛上修建一座大型消防车站的申请书，要求拨款37.95万美元的建设费及25万美元的设备费。他们也没注意到，颇具影响力的布鲁克林政客约瑟夫·t.萨科当时已预见到大桥一定会在1958年开工，他在市政府的大厅对罗伯特·摩西进行了孤注一掷的攻击，但为时已晚；萨科高喊摩西的权力太大了，他只听工程师们的话，而不听从人民的意愿。他们同样没有发现，在他们都认为修桥只是一纸空文时，一群围着图板的工程师已悄无声息地用墨水标出了建造大桥引桥需拆除的布鲁克林的一大块地方。其中令一位工程师感到遗憾的是，他的规划竟需要拆除自己岳母住的房子。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他岳母尖叫，哭喊，要求他更改规划方案，工程师告诉她自己对此无能为力，大桥建设已成定局。后来他的岳母在悲愤中去世，至死都不肯原谅他。
修建大桥已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遭到那里的人们的憎恨。他们并不把它看作一种进步的标志，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毁灭的象征：那是一个马上要浮出水面、毁掉800座建筑物、迫使7000名湾脊地区居民背井离乡的巨大海怪。这些人真可谓各种各样：家庭主妇、酒保、拖船船长、医生、律师、皮条客、滴酒不沾者、酒鬼、秘书、退休轻量级拳击手、前“战地愚人”演唱组女歌手、一个有17个孩子（以及两条狗和一只猫）的家庭、一位刚花了1.5万美元安装了新椅子的牙医、一位素食者、一位银行职员、一位小学助理校长以及两位偷情者——一位41岁的离婚男子和一位住在街对面、婚姻不幸的已婚女子。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在男人的公寓里会面、做爱，考虑将来该怎样，思考是否能把这一切告诉女人的丈夫，是否能抛弃她的孩子。现在，突然间，这座大桥马上就要出现在这两个情人中间了，就要毁掉他们所居住的街区以及下午他们在一起的平静时光；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在1959年。
那些愤怒的人所能做的就是参加“拯救湾脊地区”委员会，与摩西斗争到底，直到推土机铲平他们的家园。他们写请愿书，发表讲演，大声疾呼：“谁要这座大桥？”新闻记者拍下他们的照片，采访了他们，并报道了他们群情激昂的请求。罗伯特·摩西被激怒了。
他给一家报纸写了很多信，指责记者歪曲事实、说谎话，只报道建桥会毁掉人们家园，而不报道这一工程的好处。布鲁克林的大多数人在1959年都不能理解建桥的好处，因此下定决心不搬家。但是，在坚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他们最终还是妥协了。他们一家接一家地搬走了，不久，这些房子里的灯光永远熄灭了。接着，搬家车开了进来，推土机冲了上来，墙体坍塌，屋顶塌陷，一切都被埋葬在烟尘里——这是隔壁那个不愿搬走的钉子户最不愿意看到的景象，不久他也要搬走了。然后又是一家，然后则是另外一家。每个街区、每栋楼就是这样被拆除的，最后就连最坚定的钉子户也屈服了。因为整个街区被拆光，一个人独自待在残垣断壁中，心里会有某种奇怪的恐惧：害怕自己会被抛弃在一个死去的街区；害怕一群年轻的流浪汉在废墟中四处游荡，摘窗子，撬门，爬围拦，偷灯具，砍树木，拾破照片或被遗弃的情书；害怕那些睡在破烂空公寓房间或大厅里的疯子；害怕人们常说的会从打破的水槽和下水道中爬上来的老鼠。因为照人们的话讲，布鲁克林湾脊地区的老鼠也得挪窝。
坚持到最后的人当中有一个长着淡褐色眼睛，有着褐色皮肤的离了婚的漂亮女人，名字叫佛罗伦丝·埃贝尔，42岁。她是在那对恋人，那个牙医，还有那个前“战地愚人”演唱组的女孩贝丝·葛罗斯·登普西离开后才搬走的。那个女歌手的包裹里装有350顶羽毛帽和几个旧剪报簿。她是在那个小疯老头死后搬走的，那位疯老头被发现独自待在空无一人的公寓里。不知是什么原因，疯老头儿从未听到过下面的推土机声，不知道这里就要建设一座大桥。
她是在退休拳击手弗雷迪·弗里德利克森之后搬走的，他在以前的拳击赛中只输过两场；她是在有17个孩子的约翰·g.赫伯特夫妇之后搬走的。无论如何，佛罗伦丝·坎贝尔的搬家与赫伯特一家的搬家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无法相提并论。赫伯特一家运了12次才把他们所有的家具、自行车、雪橇、盘子和狗搬到一英里之外的新家，共用了六个小时。他们最后搬完东西时，赫伯特先生，海军造船厂的一个工人，发现家里的猫不见了。所以第二天一早，他就派他的两个儿子回去找，结果在屋外廊檐下找到了那只猫，还发现了一把旧斧头。在后来的一个小时里，他们用那把斧子毁坏了旧家里能够毁坏的所有东西。他们砸碎了窗户、墙壁和地板，砸碎了旧卧室、厨房、书架和晒台栏杆，晒台是他们过去夏日夜晚经常围坐的地方。他们漫无目的地砸着，在轮番挥动斧子时，只感到一些野性的发作和破坏的快感。可是越砸越感到悲伤、疯狂，最后累得实在砸不下去了，就从砸烂的晒台上找回那只猫，永远离开了自己的旧居。
对佛罗伦丝·坎贝尔来讲，就是以发生谋杀案为条件来威胁她也无法让她马上抛弃旧居。从离婚之日起她就和小儿子住在一套每月租金60美元的公寓里，她很难再找到一套这样便宜的房子了。安置办人员对她已失去了耐心，因为她总是嫌贵，拒绝接受他们为她找的房子。现在，人家不再管她了，她只能在曼哈顿的白厅俱乐部干了一天的会计工作下班后，独自一人去找房子了。
一天早晨，她在公寓里闻到一种奇异的味道。她猜想可能是前一天儿子放学后去钓鱼，把钓到的东西藏起来了，可儿子却说没有。第二天晚上，气味更难闻了，她给警察打了电话。警察不久就发现，住在一楼的那位老人，即这座房子中唯一的另外一位住户，三天前用猎枪子弹打死了自己的妻子。警察到来时，他正一言不发地呆坐在尸体旁，脚下到处是空威士忌酒瓶。
“女士，求求您了！”警察对佛罗伦丝·坎贝尔说，“从这儿搬走吧，好吗？”
她答应马上搬走，但仍未找到合适的公寓。她没有亲友处可住，附近也没有什么朋友，因为他们早已搬走了。每次在她找房回来时，都已是午夜时刻，门厅里一片漆黑——有人已偷走了那里的灯泡。有时她会踩到楼下大门外人行道上睡着的一个喝醉酒的疯子。
在警察劝告她赶快搬走之后，晚上她常被门外拖着脚走路和拳头敲击墙壁的声音惊醒。她的儿子住在隔壁卧室，也跳了起来，抓起藏在柜子里的一把猎枪，冲进了走廊。但是，外面漆黑一片，灯泡又被偷走了。他摔了一跤，佛罗伦丝·坎贝尔尖叫了起来。
在那些日子里，一个陌生人曾从台阶逃到屋顶上。当时她报了警。警察很快就赶到了，但在屋顶上没找到人。警察又一次警告她赶快搬走，她哭着点头说马上就搬。第二天，她紧张得要命，没去上班，到附近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酒，并对酒保讲述了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事。令人兴奋的是，酒保告诉她，这个街区有套每月租金68美元的公寓要出租。她立刻跑到那个地方，租下了那套公寓——可是房东不明白，她租到这套房子后为什么会大哭不止。
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1888—1981），美国城市规划师、建筑师。他一生设计建造了250万英亩的国家公园，416英里的公园大道，12座桥梁，两座大坝，568个操场，以及许多重要的公共建筑，是20世纪中期纽约市区、长岛等地区的主要缔造者。
汉密尔顿餐厅（hamiltonhouse），建于1919年的老牌餐厅，自1970年代起逐渐衰落，变为了低收入人群聚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