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这些狗娘养的！”这位意大利老制鞋匠站在布鲁克林的一家房地产公司的门廊里，怒视着屋子里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人们，愤怒地叫喊着。“你们这些狗娘养的！”由于没有人抬头理会他，他又接着骂道。
一个男子从他的办公桌后面跳出来，大声叫道，“嘿！你在骂谁？”
“就骂你们！”这位制鞋匠说。他那衣冠不整瘦小的身子摇摇晃晃地靠在门上，仿佛喝醉了似的；他的黑色小眼血红，充满愤怒，“你们抢走了我的商店……你们什么补偿也没给我，你们……”
“听着！”这位房地产商迅速地走到制鞋匠跟前，狠狠地盯着他说：“少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要报警了！”
他抓起身旁的电话，开始拨号。制鞋匠看着他，似乎一点也不害怕。他无奈地耸了耸肩，慢慢地转过身，一言不发地从门口走出，沿着大街缓缓离去。
房地产商放下电话，看着制鞋匠离去，他没有去追，也不想再找他的麻烦了——不想找他或任何在这里吵闹的人们的麻烦；这些人最近在这里一直大吵大闹，骂人，写抗议书，威胁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就仿佛建造韦拉扎诺海峡大桥和修造连接大桥的引桥工程是房地产商们的主意。这段引桥公路将延伸到布鲁克林的湾脊地区，那里住着7000人，耸立着800座建筑，包括一家制鞋店。引桥公路将把阻碍它前进的一切夷为平地，最后将它们变成一条狭长平坦的混凝土大道。
不，这不是他们的主意！建造大桥和与之相连的引桥公路是罗伯特·摩西和他所在的三区桥梁隧道管理局的主意。但大多数谩骂却落在了受雇于管理局的那些房地产商身上。正是他们，而不是摩西，必须每天面对这些被迫拆迁的人说：“放弃你们的家园吧！我们必须在这里建造一座大桥。”
一些人，尤其是老人，感到特别恐惧；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恳求管理局的代表，向上帝祈祷，希望不要拆毁他们的房子，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儿女出生、丈夫故去的地方。其他人的惊恐中夹杂着愤怒，不断声明，这是他们的家园，他们的避难城堡，他们要与之共存亡。
有些人能平静地对待这件事，默默无言地等待被列入失踪人口名单，就像等待死亡一样，等待着搬运车的到来。靠管理局给他们发的那笔补偿费，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亚利桑那或布鲁克林的另一个家。他们对去哪里安家似乎并不怎么关心，因为现在他们都年过古稀，好像在哪里安家都一样。
那位老制鞋匠已是快70岁的人了。他回到了意大利南部，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科森扎。在那里他还有些农田要出售。22岁时他离开科森扎前往美国。现在，1959年的科森扎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山羊和驴子仍旧在狭窄的山路上爬行，农妇们用她们的头顶着陶器，几个男人袖上扎着黑布，或领子上戴着黑丝带，表明他们在为死者戴孝。依旧是白色的石头房掩映在葱绿的山坡上——这是他们世代生息的地方。
制鞋匠回来后，得到许多亲友的问候，有些人的名字他已忘记了。他们像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一样欢迎他的到来。但在这之后，他们开始向他述说自己的不幸、贫穷以及自己的所有问题。他当然也知道下一步会是怎样，因此，他马上向人们讲诉了他自己的各种困难，一点不漏地全讲了，告诉他们自己如何几个月付不出他在布鲁克林的鞋店的租金，管理局如何一分钱不给地把他撵出来，以及他为何现在回到了他起家的意大利。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要建造这座大桥，这座美国人打算用制鞋匠的亲友们从未听说过的一位意大利探险家的名字命名的大桥。这个人就是吉奥范尼·拉·韦拉扎诺，他在1524年为法国人探险时发现了纽约湾。制鞋匠滔滔不绝地讲着，指手画脚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想让人们知道他不是个心肠软的人——一两天后，他就开始四处为他的那块农田去找买主了。
在史泰登岛一侧，人们对建造大桥的反对完全不像布鲁克林那样强烈。布鲁克林受建桥影响的人是史泰登岛的两倍还多。实际上，史泰登岛上一直有许多人梦想能有座大桥，把这个区域与纽约市的其他城区紧密地连接起来。史泰登岛一直是纽约市五个区中最偏僻、最不为人们重视的城区，五英里的海水把它与曼哈顿隔开，乘渡轮也得用半个小时才能到那里。
尽管纽约人和游客们都喜欢乘史泰登岛渡船——“每英里一美元的豪华渡轮”，但没有人会对渡轮停靠的那一边感兴趣。那里有什么可看的？即使是在1958年，54平方公里的岛上还有60%的土地是未开发的荒地。岛上22.5万居民大多数生活在独门独户的房子里。这是纽约五个城区中最乏味的地方；如果一个纽约的警察与上司发生了矛盾，那么往往他会被发配到史泰登岛去工作。
这座岛屿最早呈现这种农村景象是在300年前英国人占领的时期。当时，英国人鼓励发展农业，不鼓励发展制造业，那就是许多史泰登岛人想让它保持的样子——安静，遥远。但是，在1958年的最后一天，经过多年的辩论和疑惑，修建韦拉扎诺海峡大桥的方案最终被敲定下来，那些怀念传统生活的人的想法失去了市场。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时，史泰登岛上更多的居民欣喜若狂。他们想要一种变化了的生活，他们已厌倦了过去那种偏僻狭隘的农村生活，希望现在大桥能带来一轮高速发展。一夜之间，他们梦想成真了。
建造大桥的计划刚一宣布，就引来了岛上的土地热，房地产的价格扶摇直上。一小块1958年才值1200美元的地到1959年已升值到6000美元，而早晨还值10万美元的一大片房地产往往当天下午就会以2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未交交易税的不动产会被市政当局迅速收回。来自巴西、意大利、瑞典的大型外国公司纷至沓来，希望能够分得一杯羹食。史泰登岛上的几乎每个地方都被规划了新建筑。尽管有许多对建筑承包商偷工减料的投诉和起诉（曾有位工长因耻于老板命令他干劣质工程，不得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离开建筑工地），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史泰登岛上的这场建设开发热，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大桥在人们心中的无穷魅力。
1959年上半年，早在开工建设前的几个月，这座大桥已成了人们希望的象征。
“我们现在正走在摆脱与世隔绝的道路上。”区长阿尔伯特·v.马尼斯顿克宣布。别的官员也承认，无论大桥带来什么，都不会对史泰登岛有什么真正的伤害。史泰登岛上有什么可以被伤害的呢？“在史泰登岛的全部历史中，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一位名叫罗伯特·里根的居民说道，他是歌剧演唱家埃琳·法瑞尔的丈夫。他提到过去人们曾尝试过修建一座史泰登岛歌剧院，成立一支半职业化的橄榄球队，一支篮球队，修建赛狗场和拳击场，修建小型赛车场，成立交响乐团等等。所有这些想法都失败了。“唯一能拯救这座岛屿的事情，”他说，“就是大量的新居民。”
然而，在布鲁克林那边，情况却完全不同。那里根本不需要或不想要新的居民。那里的湾脊地区早已是一个繁荣的几乎全部由白人组成的中产阶级社区，那里的人们已对现实很满足。湾脊地区坐落在布鲁克林西部，位于上纽约湾和下纽约湾的脊岸上，俯视峡湾水道——一个接连两个海湾的一英里宽的潮汐海峡——和从此进出纽约的所有大船。这里最早的定居者是成千上万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其中大多数是丹麦人。他们之所以喜欢湾脊地区，是因为这里离海不远，海风和煦。到了19世纪末，这里变成了布鲁克林最炙手可热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