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大道是一条令人悲伤、厌恶的街道。霓虹灯一闪一闪地照在酒保的头顶上，映着叼着烟卷的妓女、水手们的帽子和啤酒瓶子。酒瓶偶尔会砸在自动点歌机上，把警察招来：“好了，好了，散开！”这是一条遍布当铺、廉价旅馆及红着眼睛也讨不到多少钱的乞丐的街道。街上到处弥漫着服装中心的喧嚷、港务局公共汽车的烟尘、宾西法尼亚火车站的蒸汽，还有十几家比萨店发出的刺鼻大蒜味。
第八大道从西城第十二街边的一家废弃公共澡堂开始，穿过曼哈顿中城，一直延伸到斗兽场酒吧。大道两旁到处是一排排破旧的公寓楼，楼外的消防铁梯不是生满锈斑，就是被火烧黑。那些不想待在这个地方的人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出第八大道，逃离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这里简直是个大杂烩：既有生活放纵的罪人，又有执着的宗教狂热分子；既有25美分的啤酒，又有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迈克尔·托德聚会。黑暗与光明混杂交汇，各种意想不到的事儿在这里都会发生：消防队院里居然着起了大火；去年6月的一次军事表演中，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从85英尺高的地方掉下来把自己摔死，引起下面1万名观众的欢呼呐喊，就好像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诸如此类的事都发生在第八大道。
就在第八大道上，一群流氓袭击了一位叫克里弗德·约翰逊的码头工人，把他的玻璃假眼打到下水沟里；一名叫拉菲尔·多洛斯的恶棍，因为一辆公共汽车擦身驶过而勃然大怒，拦住一辆出租车，追上那辆公共汽车后跳上去把司机捅死了。
那年9月，曼哈顿到处是抗议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铁托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示威活动，一名9岁女孩儿在第八大道的埃尔·普拉多餐厅被一颗流弹击中身亡。
年年都有马戏团到第八大道表演，年年都会有一头狮子或一头公牛从笼子里跑出来，在街上四处狂奔，让马戏团的老板大出风头。这里每个月都有警察被派来在骚乱的人群中维持秩序：有谴责原子弹的，有要求涨工资的，还有为争夺安东尼·罗卡的照片而大打出手的。
只要看一看站在外面的是些什么人，你就可以猜出花园里在干什么了。每当罗卡比赛时，第八大道入口处就挤满了波多黎各人。你会听到拳赛播音员用西班牙语喊道：“朋友们，别再往场内扔东西啦！”一到晚上有拳击比赛时，售票处前就会站满穿着黑西服、白衬衣的一群小个子的下注老手，他们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雪茄；赛马比赛前则可以看到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的绅士和那些经常上《城乡》（itown&country/i）杂志封面的那种青春健美的金发女郎；举行篮球赛的晚上，你会发现花园外净是些高个子留短发的水手以及身穿运动衣的年轻人；而在马戏开演前，第八大道则是另一番景象：每个大人都带着三四个孩子，挤来挤去，尼迪克快餐店中又会多一些侏儒和牛仔。
第八大道到处是打折杂货店。有些店里的电话脏兮兮的，以至于你不愿意让它接近你的耳朵。这条街实在太乱了，乱得人们不敢在街上逗留。从剧院出来的人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进餐厅，上下班的人们急急忙忙赶往宾州火车站，尽量不去注意街上的乞丐、同性恋及第四十二街上的那位传教士。这位传教士每天都站在那里，挥动着胳膊，叫喊着：“罪人们！罪人们！《圣经》教导我们不流血就不能赎罪。”一个脸上长着麻子、留着油腻腻的长发的男孩喊道：“先生，你在放屁！”听了他的话，传教士满脸沮丧地说：“孩子，你需要被拯救。”一会儿，走来一位身材高大、体型发胖的爱尔兰警察，对围观人群说：“靠边，别站在马路上！”一些人离传教士远了些，大多数人继续往前走，不过不像那些匆匆赶往港务局汽车站上下班的人那样快。在港务局汽车站，每周都有乘客把几十件雨伞、大衣、皮箱丢在车站的1300个存物柜里。无人认领的雨伞和随身物品堆得像座小山，以致港务局每年不得不在第四十一街车站的地下室举办一次遗弃物品拍卖会。拍卖会把许多喜欢买便宜货的人和那群被称为“四十大盗”的路德洛大街上的捡破烂儿者吸引到第八大道，还有同性恋哈里、普凯普丝的爱迪和便宜货大王查理，据说便宜货大王查理在布鲁克林的旧货店里藏有世界上数目最多的单只手套。
在烟雾弥漫的地下室里，拍卖师高高地站在竞买者中间，用他那令人厌恶的男中音喊道，“好了，现在开始。我这儿有件毛皮披风，我想它不是貂皮的……”
“是狼皮的。”同性恋哈里说。
“让我摸摸。”一位女士说道。
“14美元！”便宜货大王查理叫价。
“16美元！”赖皮哈里喊道。
“让我摸摸！”那位女士抗议道。
拍卖师根本不理她的茬儿。他手头需要拍卖的东西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在一个业余竞买者身上浪费太多的时间。这种做法也很受旧货商们的欢迎，他们也不喜欢业余竞买者瞎掺和，因为那些人往往把价格抬得太高，使他们无利可图。
“遗弃在公共汽车站存物柜中最贵重的东西是一叠价值5万美元的股票红利券，”港务局行李部主任约翰·m.海拉汗说，“我们没有把这些东西拍卖，而是转给了采购与行政服务部。据我所知，这东西还在那儿。听说是一位从布鲁克林格林角来的一位性格古怪的百万富翁把它们忘在这里的，然后他就走得无影无踪了，再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他讲话时，远处的车流仍然在第八大道上隆隆驶过。阿宾登广场上，孩子们仍然对着那个废弃的公共澡堂扔弹力球。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下班回来的码头装卸工，怀里抱满食品的意大利妇女，还有那个站在街角长着纤细手指、警觉眼睛，脸上被人用剃刀划下道道伤疤的波多黎各男孩。再向北几个街区，在拉·爱迪尔市场，收银机一直响个不停，蒂马提诺市场的鱼腥味几乎在整个希腊街区都能闻到，而那里却另有一番景象：萨伊德港口酒店，卡丝塔南特响板音乐，还有一头秀发、扭动着颈项的曲线优美的肚皮舞舞女。
在第三十九街，服装中心的外勤人员在卡车间和人们头顶上推动衣架；在第四十三街的一家理发师学校里，五个学徒在为顾客剪发，每位只收45美分，他们面前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转告其他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您的头发染成您喜欢的任何颜色：银黄色、浅金黄色、金黄色或各种红色、棕色以及黑色，并且绝对为顾客保密。”
在上四十九街和五十九街还有更多的廉价旅店、食品店及脸部皮肤被破坏的人们。第八大道上的这两条街上到处是不知名的拳击手和为他们服务的酒馆，俾斯·麦基——前拳击手，现女性按摩师——常到比尔·杜恩酒馆喝酒；那些被人打断鼻梁的人都在街对面的米奇·沃克酒馆喝酒。第五十五街的一家名叫“中立角”的酒馆里摆着几百位拳击手的照片。现在这些拳击手都发胖了，而且也被人们遗忘了。
“中立角”酒馆吧台后面站着一位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曾是一位拳击手，现在发福了，名叫托尼·贾尼罗。墙上有许多贾尼罗比赛时的照片——他用拳头击打对手的肋骨，把对手打出拳台护绳，然后骄傲地站在拳台的中立角，看着裁判在被击败的半昏迷的对手身边数点。这些照片都是酒吧老板弗朗斯·雅各布挂在那儿的，他曾是贾尼罗的经纪人，并认为贾尼罗会成为世界冠军，只要他能克服自己的弱点——过分追求女人。但贾尼罗没能做到，他发狂地追逐女人，喝威士忌，25岁就被拳坛淘汰了。贾尼罗退休后，雅各布斯买下了“中立角”酒馆，给了贾尼罗一份酒保的工作。
今天，在“中立角”酒馆，这位前拳击手在擦拭啤酒杯，那位经纪人还在斥责他，大声地对他发号施令（顾客们也都能听到）。
“苏格兰威士忌和女人——就是这两样东西毁了托尼·贾尼罗。唉！我过去常常看住托尼，没出什么事儿。我夜里常把床搬到门前，以防他溜出去，但他还是出去了，不是吗？托尼，你难道不是偷着跑出去的吗？”
贾尼罗仍然擦着玻璃杯，慢慢地转向他的前经纪人，平静地说：“我对我干过的事情从不后悔。我遗憾的是那些我没干过的事儿。”
在这里喝酒的人并没有仔细听这段对话，因为他们以前都听过这个故事，而且已听过几百次了。1945年到1951年间，贾尼罗正在通往冠军宝座的道路上跋涉，假如他要是训练得再刻苦些，不那么桀骜不驯，也许早就成功了。
在这家浅棕色的酒吧，透过弥漫的雪茄烟，人们常听到的就是这些话。就像洗衣房中的洗衣妇一样不遵守规矩，经纪人和教练们也总是这样叹惜他们训练的拳击手是如何破坏训练规则的。
“经历了120场拳击比赛，你的脸却没被打坏，这是怎么回事？”一位顾客问贾尼罗。
“我的皮肤是那种不易划破型的，”贾尼罗说，“以我弟弟费兰迪为例，他也是个拳击手，如果你击中他的肘部，他的眼睛会发青；他就长着那种皮肤，击中了肘部，眼睛却会变黑。”
“怎么有那么多的女人追求你？”
“在纽约，只要你有钱，就会有女人围着你，对吧？吸引女人的东西是金钱。”贾尼罗说道。
“你当时挣了多少钱？”
“差不多有50万美金。我打过120场比赛，只输了13场。与格雷科、格拉兹阿诺及比约·杰克的比赛我都赢得了高额的奖金。我是个穷孩子，出生在扬斯敦，刚到纽约时才16岁，19岁就在花园广场参加拳击赛了。当时有一大群无赖总是缠着我，在我住的旅馆大吃大喝，把账记在我头上。有时我自己买西服，还得给他们每人买一套……”
从“中立角”酒馆的窗户向外看第八大道，难以想象这条破落的街道在一百多年前曾经相当繁华，马车列队排在第八大道与第五十八街中间的汉夫迈耶豪宅门外。
现在的哥伦布跑马场周围曾经有许多最著名的农场。第八大道上的那些豪宅都有宽敞的草坪、美丽的花园和诱人的果园，一直向西延伸到哈德孙河。这些农场由马太·迪克曼、雅各布·豪尔、伊萨克·范瑞安、詹姆斯·斯迪尔德和塞穆·范·诺顿等家族拥有。第五十三街与第八大道中间是格里特·哈泼·斯泰克将军的住宅，他在1812年的战争中曾指挥第八十二旅第五团参加了布卢明代尔高地保卫战。当时，纽约最时髦的地方是大剧院。1869年，吉姆·费斯克为一位名叫朱塞·曼斯菲尔德的女演员买下了它。这个女演员美丽聪明，被人们称为“第二十三街的克利奥帕特拉”。费斯克让人把这里装上了华丽的红木大门、水晶烛台和带有金钉的木椅。他死后，这个地方就衰落了。到1938年，大剧院里已有了电影院、爆米花机和保龄球馆；球馆的球童已被小费养出了一副势利的嘴脸。
第八大道真正的衰落是在本世纪初。当时，东城开始兴建住宅区，西城的那些过去的旧住房变成了出租公寓。1925年，为了修建地铁，第八大道下面挖了几个隧道。1927年7月的一天，施工队在第四十四街以上的那段第八大道上挖出了六副棺材——这些棺材都是用名贵木材制作的，上面钉满铜钉。这块墓地曾是约翰·雅各布·阿斯特于1803年购买的梅德塞夫-伊登农场的一部分。工人们迅速清理了埋有棺墓的地区，铺上了地铁，安装了口香糖自动贩卖机。今天的第四十二街地铁站就坐落在过去的梅德塞夫-伊登农场附近。在地铁站里，到处都是弹子机和穿着窄腿不翻边裤子的男孩们，他们扭动着屁股，打着响指。1960年夏天，当大剧院阻挡了一个新的住宅楼建设项目时，拆迁人员便开了进去。
就这样，第八大道的最后一幢优雅建筑也不复存在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在广场大厦外面，弗洛伊德·菲利普慢慢地爬上一辆维多利亚式马车，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在他几十年的马车夫生涯里，他用烂了12辆马车，用死了20匹马，戴破了100顶丝质礼帽。菲利普先生今年八十有余，从1901年起就在纽约城里当马车夫。他早已习惯于过去的生活，就像他习惯于抓紧缰绳一样。
天不太热时，他不坐在马车上，而是和那伙都戴着丝质礼帽的马车夫一起站在广场外面。他们中有本·波特，喜欢给马喂苹果；有布莱德威·杰克，曾做过出租车司机；还有其他的马车夫，他们只要看到游客眼里的一点儿意思，就会不失时机地上前问道：“坐马车吗？”
在纽约城里，赶马车的人见多识广。菲利普先生拉过像恩里科·卡鲁索、约翰·d.洛克菲勒和阿诺德·罗特施泰因这样的要命的大人物。“罗特施泰因还欠我两美元呢！”菲利普先生吸着从别人那里要来的雪茄，说道，“噢，那时我拉着他和他的金发碧眼女友在城里到处跑。”那时候公园大道是条土路，绿野酒店那个地方当时还是个羊圈，蒂芙尼商店还在第十五街。有一次，我拉重量级拳击冠军鲍伯·菲茨西门斯到百老汇的杰克餐厅吃饭，到那儿时，他对我说：‘进来吧，孩子，一起喝杯酒。’”这时，本·波特凑了过来，说：“我曾有匹经常嘶叫的好马，叫墨菲。一天夜里，警察叫住了我，要给我开罚单，说我的马扰乱了夜晚的安静。他问我的马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叫‘墨菲’。一听这个，这位高大的爱尔兰警察停住手，对我说，‘妈的，我不能给叫这个名字的任何东西开罚单。’”
“过去就是那样，”菲利普说，“过去我们戴的丝绸礼帽质量非常好。可现在，我们的礼帽都特别廉价。下雨时，这些便宜帽子一点也不管用。有个家伙拿着廉价礼帽问我们，‘你们想出多少钱买这种帽子？’我回答：‘两美元。’绝不多给一分钱。”
大多数马车夫一生都是在纽约中央公园转悠，拉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游客。他们总是喜欢回忆过去的日子：“那时候马车可以在全城的任何地方跑——不像现在这样，只能在中央公园里跑。说真的，没有马蹄声的陪伴，我就无法活下去，我宁愿在马车上度过余生。”
纽约城里每个黑暗的衣柜里都放着玩具洋娃娃。她们穿着落伍的衣服，梳着过时的发型，脸上的颜料已被磨光，鼻子也被捏扁了；她们曾被小女孩们天天抱着。那些昔日的小女孩都已变成了老奶奶。偶尔你会在废物堆里看到这样的洋娃娃，或在古玩店橱窗里一把生锈的刀剑旁看到她们头朝下斜靠着——她们完全被主人遗忘了。这些主人都生活在今天喧嚣的生活中。和这些曾经漂亮、讨人喜爱的小人儿一样，有些洋娃娃的主人也有着同样的悲惨命运。
纽约城里有过许多无声电影明星，还有不多的几个认识他们的影迷。有时在百老汇，会有位老者突然转身，盯着一位过路人惊叫道：
“嗨，你一定是妮塔·纳尔迪！”旁边的行人因老人突然止步而撞上了他，便叫道：
“嘿，先生！走路看着点儿。”
“对不起。”
“先生，给几个硬币吧！”一位乞丐叫道。
行人毫不理会，匆匆从乞丐和那位发现妮塔·纳尔迪的老人身旁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