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纳尔迪小姐便迅速地转过街角，回到她住的旅馆。在那里，很少有人知道她曾与瓦伦蒂诺一起演过电影，曾经是无声电影银幕上那些来自异域的、柔情和邪恶的化身。
不论你走在纽约的什么地方，你都可能遇到那些曾在纽约红极一时的人物。
在斯拉夫特饭店里，坐着一位大家都没有认出的客人，她就是格特鲁德·埃德尔。1926年，曾有200万人为埃德尔小姐上街欢呼，很可能今天在座的客人中就有当时的其中一员。那年她成功地横渡了英吉利海峡。为此，百老汇举行了盛大游行仪式，为她庆祝。柯立芝总统当时称她为“美国最优秀的女子”。有许多人向她求婚，还有人写了一首名叫《告诉我，朱迪，谁会成为那个幸运儿》的歌。
埃德尔小姐现在已经50多岁了，身体发福，体重175磅，很少游泳了。她现在常戴一副助听器，也未结过婚。
“我曾有过一次恋爱经历，”她回忆道，“1929年，我差点儿和那个青年结婚。他六英尺高，像个运动员。尽管这一切听上去似乎很愚蠢，但都是事实。有一次，我对他说：‘我的听力很差，这可能很难让一个男人接受’，当然，我以为他会说‘亲爱的，我不在乎你的听力不好，我爱你’这类的话；出乎意料的是，他说：‘我想你是对的，朱迪，一个男人确实很难接受这种事。’我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这件事对我的困扰。”
距离这里九个街区远的一家烟雾弥漫的酒馆里，一位满头白发的瘦长老人正在想尽办法让人们记起他。他给人们买饮料，向他们递名片，名片上写道：“比利·雷伊——最后一位健在的赤拳拳击手。”雷伊先生现在90多岁，过去曾威震拳坛。本世纪初，拳击手套开始流行时，他退出了拳坛；他说拳击变得太斯文了。现在，他坐在“中立角”酒馆的高脚凳上，托尼·贾尼罗又给他倒了一杯酒。比利·雷伊眯缝着双眼，沉浸在一个老纽约人特有的享受中——回忆过去。
“过去，第八十几街上理个发才花十美分，”他嘟囔着，“……过去，因为抽烟，佛罗伦萨·彭斯被取消羊头湾田径队的参赛资格……唉！我过去喜欢到第十四街听麦琪·克里恩唱那首‘把他们放倒，麦克·科洛斯凯！’的歌，有人说史蒂夫·布兰迪不是从布鲁克林大桥跳下去的……他们都骗人……我看到他跳了下去……当时我在场。
“我能整天坐在这儿给你们讲过去的事情。……泽西·吉米，全国著名的小偷。包厘街有家酒馆，有时你会看到死人坐在酒吧里。夜里干完活儿，他们会把死人带回来，扶他们坐在酒吧台前，开始喝酒……喝完酒，酒保会问：‘谁付钱？’他们会指一指吧台前坐的那个死人……然后径直走出酒馆。”
纽约不是老年人待的好地方。城市仿佛从他们身旁绕了过去，他们无法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第九大道的果酱店老板娘玛丽·阿姆斯特朗很少离开她居住的街区。每次出去，她都会对城市的变化感到震惊。有时她会指着某个地方说：“唉，瞧他们把那里搞成了什么样子，瞧他们在那里干了什么。”其实那里的样子已有25年之久了。已故专栏作家麦金太尔是最早让她出名的人。1937年，他从当时流行的一首歌里给她取了个“纽约小老太太”的称号。他把她描写成“戴着眼镜，梳着1890年流行的发髻，像一个篱笆中的鸬鹚似的在酱架中间跑来跑去”。他还说，“凯瑟琳·康奈尔为了买她做的罗甘莓酱，专程大老远地跑到这里；布洛克·彭伯顿的太太也来买朗姆酒泡的草莓。”这篇专栏文章发表后，阿姆斯特朗小姐让人做了个牌匾，上面写着“小老太太果酱店”。
纽约是一个健忘的地方。这位女士现在已经82岁了。她的果酱店仍在第九大道174号，但由于交通不便，现在只有少数康涅狄格和新泽西州的老朋友光顾了，他们离不开她做的番茄酱和柠檬黄油。
在纽约，有些老人死的时候和他们活着时一样，都是孤身一人。纽约报纸经常登一些这样的消息：某个老人在满是灰尘的黑暗房子里死去，很长时间后才被人发现。一次，一个大家认识的穷人死了，警察发现在他家的床垫中竟藏有几千美元。这条消息使整个街区都震惊了。1960年4月1日，整个东布朗斯都被惊呆了。在东城一百六十三街831号，人们发现那位过去常在大街上拾垃圾的默默无闻的怪老太太，在她公寓中的一堆破布中死去，留下了近10万美元的遗产。
海伦·凯伊常读斯宾诺莎。30年代，人们常看到她在布朗克斯拾破布，收汽水瓶，给野猫喂食。她总是衣衫褴褛，头发凌乱。人们谣传她家里藏着几十顶她从未穿戴过的插着羽毛的昂贵帽子和过时的漂亮衣服。邻居们都说她上过大学，但谁也不知道她上的是哪所大学；有人说她会说七种语言，但她怎么学会的，谁都不清楚。人们只知道她已故的丈夫是位医生，或许是位牙医。人们看到她每天都在垃圾桶那儿忙来忙去，然而，人们对这位被称为“破布老太太”的七旬老人知之甚少。
布朗克斯警察局找不到她的亲友，却在这间每月租金仅为46元的公寓里的一堆破布中，发现了总额超过4.6万美元的八个存折、124股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以及其他公司的股票。
4月的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破布老太太”的公寓窗户终于被打开了——“这是20年里的第一次。”大楼管理员说。三个工人拿扫帚扫出了大堆废纸、旧大衣和空汽水瓶。
“我一直劝她对自己别太抠门，”楼下商店干活的制帽工莉莉安·理查曼说，“我常常劝她搬到中心广场去住。”
这个无亲友认领的“破布老太太”被送到了雅各布医院的停尸间，布朗克斯公共管理局暂时替她保管那笔钱财，等候州法院的裁决；她的公寓后来被整修一新，租金也提高了，现在住着一个波多黎各家庭。
这就是纽约城里的真实生活。那里每天都有250人死亡，每天都有无数活着的人在寻找出租房。这是一个巨大的、无情的、被分割的城市。在这里，早报29版上登的是死人的照片，31版上登的是订婚男女的照片，而头版上却满是那些现在主宰着世界，尽情享受着奢华人生，但终有一天会出现在第29版上的人们的故事。
“先生，给点零钱吧！”
伸着手乞讨的老人曾有过智慧的面容和明亮的蓝眼睛。他现在怎么了？他怎么会流落到包厘街上？——这里是纽约城里唯一一个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地方。
每天下午，你都会看到他和几百个像他一样的人站在酒馆门外。他们满脸胡须，衣衫邋遢，一副落魄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希望。每到圣诞节，他们中有许多人会通过为美国志愿者协会扮演街头圣诞老人挣点儿钱。美国志愿者协会是一个为他们提供住所和食品的组织。这个组织每天发给他们四美元，把他们送到市里的繁华地带，让他们穿上圣诞老人的衣服，站在街头拐角处摇铃，用烟囱形状的红色箱子收取人们的捐款。第五大道和麦迪逊大道上，千百万个采购圣诞礼物的人从这些圣诞老人身边经过，却从不知道华丽的外衣和假胡须下的这些人都是些酗酒者。他们正努力改过自新，开始新的生活——也许脱下这身行头后就开始。
这些在街头扮演圣诞老人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去年，有一位洛克希德公司的工程师，因为酗酒丢掉了工作；还有一位是《电视船长》这部电视剧中的一个演员；还有一位是哈佛大学的教师。一天晚上，他抓到自己的妻子与别人通奸，开枪打死了他们，自己也进了监狱。出狱后，他没找到工作，成了包厘街上的一名酒鬼。四年后的一天，他走进了志愿者协会，寻求他们的帮助。
包厘街上的许多流浪汉都到类似的机构寻求帮助，但他们当中更多的人落到这种地步后，就一直过着这种生活，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这些流浪汉中的一些人讲，他们是自愿流落到包厘街上的。一位长满胡须的快活老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称自己为“傻瓜——博学的流浪汉之王”。
几乎每个夏日的夜晚，你都会看到“傻瓜”手里拿着啤酒瓶，嘴里冒着泡沫，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馆里大声喧哗。他穿着四五件衬衣，粗布工作服下面是一件游泳衣，背包里还卷着一件雨衣。他的许多衬衣上面都印有号码或球队名称。
下午，他一般去科尼岛游泳，晒太阳。在那里，会有些意大利和犹太老太太给他一些三明治和水果。他夜里在栈桥上睡觉；如果天太冷，他会花上70美分到包厘街上的廉价旅馆过夜。
他是一位外表古怪但快活的老人，人们都愿意邀请他共进晚餐，听他说笑。到了夜晚，有些外籍军团的士兵会邀请他参加通宵聚会，之后再塞给他几美元的酬劳。由于游客们都喜欢在“山姆包厘傻瓜”酒馆与这位白胡子老头儿合影留念，酒馆的老板认为他是个招徕顾客的招牌，所以免费向他供应啤酒。
“毕竟，”他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与众不同的流浪汉。”
“傻瓜”的真名叫佛里德利克·阿洛修斯·克拉克，1892年左右出生于麻省的普罗温斯敦。他十几岁就出海当水手，后来跟巡回演艺班干了几年，先是打杂，然后当掷球表演的靶子，最后成了荒诞剧中扮演魔鬼的艺术家和“弗吉尼亚的八朵玫瑰”舞蹈团的业余按摩师。
“傻瓜”结过三次婚，每次婚姻都很短暂，不幸福。他眨了一下眼说，还是不结婚的同居关系最好。当问到他是否有子女时，他的回答总是：“每当我从孤儿院经过时，我都会隔着墙往院内扔些硬币，希望我的孩子能拾到。”
他几乎与见过面的所有人交朋友，索要他们的家庭地址，并在晚饭时突然出现在他们的家中。就这样靠着1914年参加墨西哥边境争端所得的微薄养老金，他努力过着自己所希望的最好生活。
“傻瓜”说，纽约是一个流浪汉的天堂，但他却不愿死在这里，与那些无人认领的死人和穷人一起被埋在波特墓地——“那里有能装下150个松木箱子的大坑，每个大坑中只立一块石头，你连一块属于自己的墓碑都没有。”
有时“傻瓜”会觉得特别孤独、伤感，于是便在包厘街猛灌一通烈酒，然后号啕大哭。随后几个星期，他就在山姆酒馆消失了。过后，人们会在臭水沟里找到他，满身泥土，鼻青脸肿。因为他一喝多就变得特别烦人，咒骂那些身材魁梧的人，结果总是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几天之后，等他清醒过来，他又会变成从前的“傻瓜”——酒馆里那个快乐的喝着啤酒的聪明流浪汉；又会与别人勾臂搭背，大声说笑，与顾客们合影留念，并告诉他们：“五年前我是个流浪汉，现在看我！”之后，在歌声和频频的碰杯声中，你会听到他在叫喊：“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
波特荒滩位于长岛海域附近的哈特岛上。海鸥在海岛上飞翔，海水轻轻拍打着白色的沙滩。岛上没有一块平整的土地，到处杂草丛生。岛上寂静无声，偶尔能听到的声音，只有典狱长的汽车的启动和熄灭声，还有从城里驶来的红色大轮渡离靠岸时发出的汽笛声，还有囚犯慢慢挪动脚步的声音，以及他们用扫帚清扫人行道上的落叶时发出的沙沙声。
哈特岛的一端生活着大约1200名犯人，另一端就是波特墓地。墓地有33英亩，占整个小岛面积的三分之一。每周都有200具尸体及医院抛弃的截肢装在木箱中埋在这里。渡船用八分钟的时间驶过两岛中间的海峡。渡船一靠岸，25名犯人就会卸下这些木箱，挖掩埋木箱的深坑；每周二、四这两天都要在每个坑里埋入150个并排放置的棺材。然后在上面立一块石头，作为标志。石头上没有死者的名字，只有一个数字。1868年，波特墓地被首次用于安葬无人认领的死尸。到目前为止，已有50万具尸体被葬在这里。典狱长办公室的档案柜里有这些死尸的名字。第一个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的人是路易沙·范·史莱克，他当时死在一家老人福利院，死后无人认领。
那些棺材在大坑里一待就是15到20年，后来，由于需要更多的地方埋葬源源不断地运来的新棺材，大坑又被重新挖开。这时，那些旧棺材已腐烂变质，不复存在。如果某具尸骨还没有腐烂掉，犯人们就会把它收集起来，放到另一个松木箱子中，重新埋葬在那个大坑里。这样，那个大坑就有地方再装下149个新棺材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无人认领的死尸就这样被埋葬在波特墓地。照小说家威廉·斯泰伦的话讲，那些死者在地下也得不到安宁，他们要死上两次，甚至三次。
这就是纽约城里多年延续的做法。乞丐死后，他们的尸体被运到城市停尸所，等待认领。如果几周之后无人认领的话，就被拉去埋葬。不是被葬在他们所选择的城市里，而是葬在这个遥远的小岛上。这样，活着的人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些人的坟墓，也就不会产生什么不快的想法。在离时报广场30英里外的地方，他们变成了粪土，远离川流不息的人群及那个女性按摩师；远离手推车制造师、法庭旁听迷、门童、侏儒摔跤手、有私人司机的司机、清洁女工、电话接线员、地铁广播员、影迷及那些爱喝啤酒的流浪汉；远离那位经常说“要是人们能自己查一下电话该多好”的接线员；远离那位不厌其烦地喊着“下车时请注意脚下”的地铁广播员；远离那个惊喜地叫喊“嘿，你就是妮塔·纳尔迪”的无声电影迷；远离那位到死都试图让除掘墓人外的所有人相信“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流浪汉，我是一个古典的、充满活力的、与众不同的爱喝啤酒的流浪汉”的人。
迈克尔·托德（miketodd，1909—1958），美国戏剧、电影制作人，因《环游地球八十天》获第29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他也是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第三任丈夫。
安东尼·罗卡（antoninorocca，1927—1977），意大利裔美国摔跤手，在摔跤迷中十分受欢迎。
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世称“埃及艳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末代女王。
恩里科·卡鲁索（enricocaruso，1873—1921），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男高音，被誉为“一代歌王”。约翰·d.洛克菲勒（johnd.rockefeller，1839—1937），美国实业家、慈善家，因革新了石油工业和塑造了慈善事业的现代结构而闻名。1870年创立标准石油，在全盛里斯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市场，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与全球首富。阿诺德·罗特施泰因（arnoldrothstein，1882—1928），美国著名商人、诈骗犯、赌徒，绰号“大脑”，是纽约犹太犯罪集团的头目，曾组织参与了一系列赌球案，以操纵1919年美国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最为有名。
妮塔·纳尔迪（nitanaldi，1894—1961），美国电影明星，主要活跃于默片时代，代表作有《化身博士》《十诫》等。
格特鲁德·埃德尔（gertrudeederle，1905—2003），美国游泳运动员，奥运会冠军，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美国女性。
奥斯卡·奥德·麦金太尔（oscaroddmcintyre，1884—1938），纽约专栏作家，活跃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的专栏《纽约日常》（“newyorkdaybyday”）曾在50余家报纸杂志上刊载。
凯瑟琳·康奈尔（katherinecornell，1893—1974），美国戏剧演员，作家、制作人，人称“剧院第一夫人”。
布洛克·彭伯顿（brockpemberton，1885—1950），美国知名戏剧制作人、导演，托尼奖的创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