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午，在纽约市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人们都会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萨克斯手在演奏。他吹奏曲子时，两颊鼓得像张满的帆。他总吹那首《丹尼少年》，吹得那样凄厉、伤感，不一会儿，大半个街区的人都被感动了，纷纷从窗子里伸出头来，把硬币抛向他脚下。一些硬币滚落到停在路边的汽车下，但大多数硬币都落到了他伸出的手里。
这位萨克斯手是一位街头演奏家，名叫乔·盖卜勒。30年来，他一直在纽约街头演奏小夜曲，最多时一天能挣到100美元的硬币，但也有被人泼冷水、被小孩或野狗追逐的时候。他的哥哥卡尔是位吉他手，有时也和他一起出来演出。卡尔身材瘦小，常常带着一身酒气。乔每天要走约20英里的路，一周七天都不休息。乔和卡尔在西城贫民窟里长大，两人都是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乔后来还待过几年感化院。不到十三四岁，他们就已浪迹于沙龙、舞厅，开始为人们演奏乐曲了。
“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纽约城里的各条街上演奏。卡尔把我们到过的街道都记了下来。这样，一年里我们就不会回到同一条街上。曼哈顿东城的人最慷慨大方，但那里夏天行情不好，富人们都出去度假了。每次去西城波多黎各人居住区，我们都戴上草帽，演奏西班牙乐曲。第四十九街住着一位女士，每次我们演奏《爱尔兰的微笑》这首曲子时，她都给五美元。”
“你们挣的钱都拿去干什么了？”有人问他们。
“花了。”乔回答说。
“你们想过没有，放弃这种街头演艺生活找份稳定工作？”
“我们会一直在街头演奏，直到死的那天。”乔激动地说。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卡尔平静地说。
纽约环卫局“胃口”最大的，要数唯一一辆“死马运输车”的那两位司机了。
纽约城里平均每周有四匹马死掉。马修·迪·安杰洛和菲利浦·托托里奇的工作就是把它们的尸体运走，他们也运那些动物园、跑马场或马厩里死掉动物的尸体。
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平均一年要处理掉200匹马、50匹小马驹、10头羊、200头公牛、10头鹿、5只猴子和1头大象或猩猩。最近几年里，他们还曾被叫去从展望公园吊走一头两吨重的犀牛，从鲍厄里海湾拖出一只重达1000磅的海龟，从布朗克斯区公园大道和第一百五十街的交汇处拉走一条晚上被人遗弃在那里的九英尺长的鲨鱼。
“我们这差事同军队阵亡士兵登记的工作差不多，都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托托里奇解释道。也许除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外，没人愿意干这份工作。但他们俩却乐意，他们觉得这份工作要比运垃圾有趣，比扫大街走的路少一些。
每天早晨，这两位纽约动物亡灵的超度者都要赶往第二十二街环卫局附近的东南河70号码头边，等候三声铃响。这铃声意味着纽约市的某个地方又有一只动物死了。环卫局的一位职员会拿着地址下来找他们，然后，托托里奇和迪·安杰洛跳上装有钢索和启动手柄的汽车，驾车慢慢悠悠地驶向事发地点。
“我们必须在羊腐烂生蛆之前赶到那里，”托托里奇说，“死羊味儿特别难闻，比死马的味儿难闻得多。看过死羊你就没胃口了。晚上吃饭时，我宁愿挨饿也不吃羊肉。”
他们把吊钩套在死羊后腿上，把它拉到卡车上，驶往城外。到位于长岛的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他们要经过第五大道和公园大道。尽管车尾冒出的黑烟会让街上行走的购物者掩面捂鼻，但没有人注意这辆巨型的清洁车。
这些动物死尸都是纽约市送给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的礼物。兽皮可以利用之外，处理场还把死尸的骨头加工成了胶和肥料，把躯体加工成鸡饲料和宠物食品，甚至回收马掌上的钉子。
尽管没人能估算出一匹死马的价值，可凡·艾德斯坦处理场的屠宰工认为，如果论块比的话，一匹毙倒街头的小商贩马车上的马，远比一匹贝尔蒙特纯种赛马价值高。“我们能从街头小商贩马车上的一匹老马身上得到更多的脂肪，从这些脂肪里能提炼出更多的油脂；赛马太瘦了。”凡·艾德斯坦公司的一位员工说。
在凡·艾德斯坦动物处理场卸掉东西后，迪·安杰洛和托托里奇的卡车被喷上了一种有香水味的东西。他们俩深深地吸了一口这种气味，脸上露着微笑，然后跳上卡车，身上带着除臭剂推销员身上特有的那种味道，开车返回70号码头。
1960年7月15日星期五，这是纽约城里很平常的一天。这一天，中央公园新添了七块崭新的标志牌，牌子上写着“请勿乱扔垃圾”。约翰·t.杰克逊出任雷明顿·兰德公司负责管理规划的副总裁，照片被登在《纽约时报》的第26版；纽约希伯来人敬老院宣布：棉花商所罗门·弗里德曼把200万美元的遗产捐赠给了他们；约翰廉价商店从路易丝·塞拉手里租下了百老汇附近西城第二百三十一街184号的一幢大楼。因未经许可举行罢工，第五大道巴士公司向麦克·j.奎尔所在的工会提出50万美元索赔；上午11点15分，77岁的约瑟夫·j.马里南洛骑车到达时报广场，他要了一杯番茄汁，说：“我骑着这辆自行车走了671英里”，令一位睡眼蒙眬的服务员惊叹不已；西城第三十八街107至109号的一幢12层大厦内部发生了火灾，有毒气体穿透面罩致使20名消防队员中毒昏迷；晚上8点，气温仍高达79华氏度；埃莲诺·史泰博在路易松体育馆演出《抒情诗人》，观众无不称赞他的精湛演技；一位波兰清洁女工在华尔街一幢大楼的第37层被电梯关了五分钟。此外，快到午夜时，一辆载着一男一女的轿车在高速驶过蒂芙尼大街时，一头扎进了40英尺深的东河。直到7月16日（星期六）深夜，经过一天的反复寻找，一位敦实的深水潜水员才在河底淤泥中找到了两人的尸体。他用钩子钩住汽车后保险杠，让岸上的人们把汽车吊出水面。直到这时，人们才再次见到这两个人。
潜水员巴内·斯威尼真是一个说不尽的人物，他是纽约最棒的落水物品打捞员。25年来，他一直在纽约的深水中摸索，寻找死尸、武器、钻戒，甚至还找到了一位船长的假牙。他曾受雇打开布朗克斯公园湖中的排水管道，烧掉缠绕在轮船螺旋桨上的缆绳，寻找从码头落入水中的货物。他所看到的纽约，不是一座到处是摩天大楼的城市，而是在自由女神像下深50英尺，在地狱之门桥下深90英尺，在乔治·华盛顿桥下深180英尺的浑浊、冰冷的水下世界。
在巴内·斯威尼通往水下世界的道路上，到处是挂满藤壶的汽车、腐蚀生锈的摩托车和被人遗弃的轮胎。布朗克斯海军造船场的河底有一架沉没的飞机；地狱之门桥底下的河里沉着一条陆军工程船，上面还有两具骷髅；布朗克斯区第五十七街附近的纽约湾中沉着一块价值6000美元的不锈钢锭；谢尔特艾兰附近的河底沉有一个价值2.5万美元的钻石戒指。巴内·斯威尼花了一周的时间寻找这枚钻戒，但却没有任何结果，只好被迫放弃打捞行动。在打捞那块不锈钢锭时，他怎么也无法靠前，把钩子挂上去，每次接近它时，它就沉入烂泥，而且越陷越深。“有的东西潜水员一碰就往下沉，我们用一句话形容这种情况，”巴内说，“这些东西都‘到中国去了’。”
巴内眼里的纽约是到处是烂泥的河床，而且那些烂泥常常漫过他的膝盖。在水下时，他几乎看不到前方一英尺远的东西。当拖船从头顶驶过时，河底沉垢被搅起，巴内的眼前就会一片漆黑，不得不摸索前进。尽管如此，他对人们的某些行为还是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尤其是人们在水下的死亡方式。
据警察调查，那个从蒂芙尼大街码头开车投河的男人是要以死来报复他的妻子。巴内讲述说：“走近这两具尸体时，我发现，就在落水前的一刹那，那个男的改变了主意，不想投河自杀了。你可以看到，他在不顾一切地想从车子里爬出。我注意到，码头边有刹车痕迹，而且他的半个身子已爬出车外。”
与大多数沉到水底时的汽车一样，那辆轿车也是顶朝下翻着。据巴内讲，汽车沉到水底时，之所以顶朝下翻着，是因为沉重的发动机会把汽车头部先拖到水底；车到水底时，惯性冲力会让车翻过来，使它顶朝下沉在水底。7月16日晚上，在离蒂芙尼大街不远的水下同一地点，还有四辆小轿车顶朝下躺在那里，从车身上面缠着的藤壶的数量可以推断，它们沉在那儿至少已有八个月了。“我猜蒂芙尼大街附近的这个地方，一定有保险公司。人们总是先把他们的汽车从那儿推到河里，然后到保险公司去领取保险金。”巴内说。
巴内·斯威尼今年48岁，全副武装时体重400磅，不穿潜水服时225磅。一般来讲，他向顾客收取一天125美元的劳务费，有时也会按打捞上来的物品价值的百分比收费，或按与顾客商量好的“双倍或分文不取”方式收费。也就是说，如果找到遗失物品，顾客得付他双倍工资，即每天250美元；如果找不到，就不用付钱。他一年平均工作150天，主要是为警察局、港监局、码头装卸公司或私人工作。他为一位女士找回了从渔船上掉到河里的一枚价值2万美元的钻戒（他收了1000美元）；为装卸公司找回了几吨的硫矿石（这些硫矿石是从撞上混凝土码头的一条驳船上落入水中的）；还为一位跳水者找回了遗失的假牙。据说这个落入东河的上牙盘价值165美元，巴内为他找了回来，却分文未取。
由于水下极其冰冷，巴内干活时特别耗费体力，每天在水下只能待大约一个半小时。他从一条小船上入水下潜，船上有两个船员看管通气管。除了泥鳅和肮脏的鱼外，巴内所工作的水下纽约几乎没什么生命存在。他通过连接潜水员与水面保障员的对讲机，与他的儿子杰克说话。杰克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常来帮他，就像巴内当初常常给他父亲做助手一样。“我父亲死于一次潜水事故，心脏病发作。”巴内说，“他本来身体很棒，那么大岁数照样下水。我们最后一次把他拉上来时，他已72岁了。”
巴内对杰克能否继承家族传统不抱什么希望。“我不打算送杰克到潜水学校去学潜水。”巴内说。去年夏天，杰克找了两份兼职，一份是给父亲当帮手，一份是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做职员。有一天，一群正在大楼工地地基上干活的工人把一个昂贵的钻头掉到了一个宽30英尺、深十英尺的洞里，他们来找巴内·斯威尼帮忙。巴内太胖了，干不了这活儿（巴内每天喝八瓶黑啤；用他的话讲，啤酒冬天御寒，夏天解暑），而年轻的杰克又太没经验，就这样，他们不得不从巴内竞争对手的公司雇用一位瘦小的潜水员找回这个钻头。这是斯威尼家族在纽约城里少有的几次没能实现承诺的时候——他们的承诺是：“拾您所失。”
戴维·阿莫曼是纽约最好的手推车制造匠，他身材短小圆胖，终日待在下东城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干活。他已故的父亲和爷爷也都是手推车制造匠，他们精湛的手艺为家族在最挑剔的捡荒者、水果贩和热狗贩中赢得令人尊敬的地位。
“我爷爷莱尼在俄国时就开始做木轴手推车了。”阿莫曼先生说，“后来我父亲麦克斯在休斯顿大街193号的一间地下室里做手推车，路过那里的人们经常说：‘嘿，麦克斯，你什么时候才从地下室里出来？’我父亲的回答总是：‘这里是我开始干活的地方，也是我一辈子要待的地方。’我父亲特别要强，不允许一件残次品从我们家出去。”在东城第十一街541号他家的地下室里，阿莫曼靠在一台手推车上，继续说道，“我和哥哥活干得不好时，他就会对我妈妈大发脾气。他总是喊：‘再钉一个钉子。’我会对他说：‘放心吧，老爸，这些手推车会比你长寿。’”
阿莫曼先生停顿了一下，语气略带伤感，但又富有戏剧性地说：“即使你今天走在布利克街上，也会看到有人推着我父亲40年前做的手推车——它们至今仍然完好无损。而且，无论你到c大道，甚至到布鲁克林的一些大街，都会看到我父亲的杰作——它们仍然完好无损地被使用着。”
他说，他制造的手推车至少可以使用40年。几代小商贩都曾依靠这些手推车在大街上兜售商品，养家糊口，度过了生命中的那些艰苦岁月。平常他要花上两周时间才能做好一辆手推车——自己制作山核桃木车轮。他制作的手推车价格不一。装备齐全的热狗车卖350美元，水果车125美元，垃圾车105美元，蔬菜车75美元。
“大萧条时期我父亲做的手推车每台才卖12美元，”阿莫曼先生说，“那时纽约城里约有8000辆手推车。拉瓜迪亚市长离任后，市政府给小商贩们颁发了执照，而且不让车停在一个地方，必须流动。由于没有几个人能推着手推车从早晨7点坚持到晚上6点叫卖不止，许多人干脆放弃了这种街头小贩儿的买卖，改做别的行当了。”
阿莫曼先生靠这门手艺并没能挣到很多钱，但像他的先辈一样，他为能制造出城里最好的手推车而感到自豪。他唯一的遗憾是，他的儿子们对制造手推车这一传统行当根本没有兴趣。对此，他只好听之任之。
在纽约的某些地方，吸一口空气差不多就值一美元，当时一平方英尺的土地能卖到700美元，而一个位于第三十四街的热狗摊用100万美元都买不到。在纽约，有些旅馆似乎并不像其他旅馆那样现代，却更值钱。事实上，在城里的不同地方，都有一些被房地产商们视为价值连城的旅馆、写字楼、地皮和空间——并不是大家都这样认为，而是因为华尔街上有那么一位矫健的小老头儿说它们值这么多钱。
这位小老头儿就是高登·i.凯乐。在评估地皮、空间或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方面，他被大多数房地产商和投机商视为最具权威的人士。他真正的职业是摩天大楼估价师。那些银行家、建筑商和保险人员付他一小笔钱，雇他站在路边人行道上观察摩天大楼。他常常被人们错当成游客，但他总能以一种当铺掌柜所特有的敏锐眼力，给大楼评估出价值。据威廉·泽肯多夫讲：“凯乐的评估从来没有错过。”
凯乐先生在最近的一次权威性评估报告中宣布，计划于1962年在大中央车站修建的59层高的泛美大厦的价值将是102层高的帝国大厦的两倍多——他在1951年给帝国大厦评定的价值是4500万美元。他只用了一个周末的时间研究泛美大厦的数据和平面图就得出了上述结论，并据此向业主埃德温·s.沃尔夫森及他的几位美国合伙人收取了5万美元的佣金。凯乐做出这一评估靠的是他40年的经验。40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从未因自己的任何失误动摇人们对他那一向正确的判断力的信心。
其实干这一行当的估价师也根本承担不起误评的后果。银行保险公司在进行房地产买卖和抵押时，全依靠他们给房地产的价值做出准确的评估。纽约所有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都聘用凯乐先生给它们做评估。根据他的评估，它们向一位顾客贷出了高达6000万美元的贷款。据说曼哈顿20层以上的大楼中有70%都是由凯乐做的估价，它们包括帝国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几十座写字楼、旅馆，以及像卡内基大厦、布鲁克林的布什码头、萨克斯第五大道、大都会俱乐部、格罗辛格大厦、纽约证交所、克利夫兰电焊厂、尼克伯克村，还有已故的威廉·伍德沃德在巴尔迪摩附近的布莱尔种马场等各种各样的房地产。
早年他在纽约给收租人当跑腿儿，后来又做房地产中介，直至最后成为克鲁克香克公司总裁和纽约房地产委员会主席，所有这一切都为63岁的高登·i.（吉米）凯乐积累了房地产方面的丰富经验，并使他可以自豪地宣布：“我对曼哈顿的每一英尺土地都了如指掌，无论你说到哪个街区，我都能告诉你那里有哪些建筑。”
凯乐还知道十年前每英尺土地的价值和十年后每英尺土地的价值。他知道，第五大道的一座写字楼四周的空气和阳光也都被投了保，因为业主每年花3.5万美元买下了旁边一座建筑顶上的“空气使用权”，这就保证在这座低楼的位置上不能再建任何遮挡视野和光线的摩天大楼——租房者都情愿为这种开扩的视野和充足的阳光付大价钱。他知道，华尔街1号的地皮，即现在欧文信托公司的位置，曾以每平方英尺700美元的高价出售，他说这是曼哈顿最值钱的地产。他还说，曼哈顿最繁忙的街角是第三十四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的尼迪克快餐店所在的那个地方——那里每天有30万人经过。
手头拥有了这些数据，脑子里又装着丰富的房地产知识，尽管泛美大厦还没有建成，凯乐先生就已能评估出它的价值了。这座大楼平面图显示，泛美大厦拥有纽约市最大的可出租面积——2400万平方英尺，有70部直梯、21部扶梯，以及供5000人工作的地方。由于他曾经给大中央地区的街区做过多次评估，对他来讲，给这座还未建成的摩天大楼估价是件十分简单的事情。
不过，为已建成的大厦进行评估时，凯乐先生总是从房顶走到地下室，上上下下认真地看一遍。从行动和外表来看，他很像一个大厦验收员。他身材短小，走路时双肩向后，下颚突出，永远紧锁眉头。他的鼻子像一件曲线优美的仪器，随时准备嗅出任何问题。他那双淡蓝色的眼睛，在勘测一座摩天大楼时，都是按顺时针方向转个不停。他工作方式直截了当，言语不多，但切中要害。
一次，他站在曼哈顿中部的一家酒店的主宴会厅，向酒店经理问道：“这个宴会厅能放多少座位？”
“244个。”这位经理回答道。
“由铁路系统供暖？”
“是的，蒸汽供暖。”
“我想看看客房。”凯乐先生说。
“好的，先生。”
“你们这儿连自动扶梯都没有吗？”凯乐先生在直梯里问道。
“没有，先生。”这位经理说着，把他领到一间客房。
“这是最便宜的吗？”
“是的。”
“人们都不喜欢吗？”凯乐问道。
“是的，先生，不知为什么。”经理回答。
“采光不好。”凯乐回答。
经理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凯乐认真地记下了这些。
“你们这儿住得满吗？”凯乐问道。
“我们现在的入住率是78%，”这位经理说，“夏天的入住率只有55%或60%。”
凯乐的眼睛扫过家具，观察窗外，查看浴室的瓷砖贴面，后来目光落到了地板上。
“所有的地毯都是这样的吗？”他挑起眼角问道。
“我敢肯定，并非如此。”这位经理回答道。
从房间出来时，凯乐伸手沿着墙壁摸了一下，看墙上贴的壁纸是廉价还是昂贵。然后他们又进了1701房间。
“房间还很新，却没有电视。”凯乐说。
“这是每天八美元的单人间。”经理回答道。
“该刷刷漆了。”凯乐说。
“房间里的柜子很不错。”经理说。
接着凯乐又做了些笔记，然后用手指摸了一下门后，看有没有灰尘。与酒店经理道别才过五分钟，凯乐就爬上楼顶去查看，然后又与那些电梯司机聊天。那些电梯司机是很好的信息来源，尤其是在他给公寓楼或写字楼做评估时。电梯司机对各种最新传言，比如说有多少房间空着，房客是否是有钱人，管理员是否认真负责，以及他们所能听到的其他信息都了如指掌，因为人们谈论这些事儿时都不避讳他们。
在楼顶上，凯乐认真检验油毡、防雨板、砌墙，用手指甲戳砖间灰缝，看灰浆硬度够不够，是否磨损，是否防水。“如果漏雨，”他说，“住户肯定会经常找麻烦的。”接着，他又检查了楼顶的空调系统。他用拳头敲打，并做了许多记录。
“亲自检查这些大楼是非常重要的。”他说，“这会形成一些直观印象，能发现大楼的缺点及潜在的不利因素；先由业主或管理者陪同到楼内各个地方转转，然后再一个人四处看看。
“业主们通常领我把整个地方转一遍，但他们太急于讨好我了。一旦发现他们向我隐瞒了不利于他们的某些情况，我就会更加仔细地进行调查，更加认真地查看大楼的各个方面。当然，有时候他们向我提供的物业管理费或租金收入不正确，或是在数字前面加上了‘估计’二字。‘估计’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对空间的价值了如指掌。”他还强调说，“我还了解每个地方的租金水平。”
凯乐离开楼顶，开始下楼。途中他还亲自查看了每个房间和办公室。他越往下走，楼层就越不值钱；高楼的较高楼层，有时每平方英尺值6.5美元，一般总比底下的楼层贵，因为高处的空气和采光都会好一些。
“现在人人都愿意买阳光充足、空气好的房子。”凯乐先生讲道。
两小时后，他到了地下室。在大楼管理员严厉目光的监视下，他检查了管道和供暖系统。等完成这一切之后，他再次站在了大街上。他穿过公园大道——这里的租金每平方英尺200至250美元，然后走到第五大道——这里的租金每平方英尺300美元。他说第五大道的价值要比公园大道高，因为公园大道下的地铁轨道占去了地下室空间，而且在公园大道上的许多公寓里常常会听到大中央车站火车的隆隆声。
一小时后，凯乐先生回到他位于华尔街48号的办公室，开始认真研究桌上的那些数据图表。此刻电话铃响个不停。有长途，有市话，都是银行家和大楼业主找凯乐先生去看这个大楼，评那个建筑的。此时，威廉·泽肯多夫正在韦布-纳普大厦舒适的顶层办公室里对他的秘书大喊大叫，让他马上接通凯乐的电话。华尔街的接线员说：
“凯乐先生电话占线。”
“时间长吗？”泽肯多夫问道。
“不知道。”接线员答道。
“问他一下还要用多长时间。”泽肯多夫说。
一分钟后，凯乐先生的电话接通了。
“你好！”
“是吉米吗？”
“是的，比尔。”
“你今天的脑子什么样？”
“一天不如一天了，比尔。”
“那么，吉米，你一定在报纸上看到了阿斯特酒店的事……我想请你到那儿看看……”
“比尔，我非常愿意效劳，但我明天约了几位房地产商……”
“让他们见鬼去吧！”泽肯多夫说。
“只能等我处理完再去了。”凯乐毫不让步地说。
“好吧，你这个家伙！”泽肯多夫的语气开始缓和下来。
“你明天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