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呢？”泽肯多夫说。
“明天见。”凯乐说。
（挂断电话）
凯乐与房地产大亨们的对话一般都像这样，非常随便。一旦凯乐公布了他的评估数据，他们一般都不会对他提出质疑。尽管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抱怨，楼价不止如此（尤其是在他们出手时），或楼价不值（在他们想买楼时），但是凯乐从不会让步。“干这行就不能有功利想法，”他说，“你不能按别人要求你的那样去做，我能为我所签字的所有评估报告提供依据，对我所做出的每一项估价我都愿意出庭做证。”
凯乐先生对房地产的敏锐判断，很大部分是来自他过去做收租人的经历。退伍后不久，以及从位于康涅狄格州米德尔敦市的卫斯理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干这项工作。他先是给联合雪茄公司收租——那是当时纽约城里最大的房地产商。“他们拥有城里许多好位置的房产，”凯乐回忆道，“有两年多的时间我都是在黑暗的出租房和满是尘土的阁楼间里爬上爬下，兜里装满收来的租金。付最低租金的人们常常把钱藏在牛奶瓶里。有一次，当我从一个发怒的房客那儿收完房租下楼时，他还踢了我一脚。这件事让我永生难忘，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但是，那些年的生活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我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它教我懂得了空间的价值。”
1921年，他放弃了收租工作，自己开了一家经营全面业务的房地产中介与评估公司。30年代初，他受雇于纽约州银行监管局，为全州银行持有的房地产进行评估。1936年，他加盟克鲁克香克公司，两年后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总裁。他为摩天大楼估价时收费不等，每幢楼收费一般在1.5万至2万美元之间，勘查评估时间通常不会超过一周。1951年，在帝国大厦出售之前，他花了两周的时间，从头到脚对这座大厦进行了勘查，收取了2.5万美元的费用。他为泛美大厦进行估价所收到的5万美元评估费被认为是估价界最高的收费；这个评估价格之所以更让人吃惊，是因为在他估价时，大楼还根本没有建成。
凯乐先生吸了一口手里的烟头，说道：“我从事的是一种高度专业化、收入颇丰的职业。”
一位胖女人，一手拎着梅西百货的购物袋，一手领着她的儿子，站在尼迪克快餐店柜台前，不耐烦地等着。她低头看着儿子，问道：“马文，想吃什么？”
“汉堡。”儿子回答道。
“吃热狗吧。”母亲说。
“我要汉堡。”儿子叫喊着。
砰，她用钱包扇了儿子的头一下，儿子大哭。母亲又说道：“就吃热狗。”
马文只能吃热狗了。
尼迪克快餐店里的顾客并没人注意到这件事，他们都在忙着往嘴里塞东西；再者，这类事情在第三十四街与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尼迪克快餐店每天都发生——这里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热狗店。
正如凯乐先生所指出的，每天有30万人从这个街角经过，其中有8000人在尼迪克快餐店中逗留四分钟，平均每日吃掉700个汉堡，5000个热狗，喝掉1000杯咖啡和5500杯橙汁。尼迪克快餐店的营业面积只有1000平方英尺，正好挤在梅西百货的一角。“我们经常说梅西百货在尼迪克的隔壁。”尼迪克的总裁路易斯·h.菲利普讲道。
从1947年起，这个热狗店就在那个街角营业，出售十美分的橙汁、20美分的热狗和40美分的汉堡。这个店每年的总收入估计有40万美元。从早到晚，收银机响个不停，法兰克福香肠在烤肉机上滚动，橙汁不停地流入杯中，空气中弥漫着烤猪肉的味道，到处都是嘈杂紧张的气氛，耳边还不时传来顾客与店员间短促的对话。
“小姐，要什么？”女服务员问道。
“汉堡。”顾客说。
“汉堡！”女服务员对厨师喊道。
“好了！”厨师向女服务员喊道。
“杯子！”洗碗工对女服务员喊道。
与这家店相比，尼迪克的其他84家连锁店——其中有59家在曼哈顿——的生意就显得清淡多了。
“我们必须让第三十四街尼迪克快餐店的客人在四分钟之内用完餐，否则我们就得赔钱，”菲利普先生说。他是从柜台职员一直干到总裁这个位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凳子的原因。假如我们店里有了凳子，顾客就会在这里耽搁较长的时间，或抽支烟。夏天早上10点半，我们停止供应咖啡，因为顾客喝咖啡占的时间太长。有一位经理曾提出在菜单中加入水果沙拉和奶酪三明治，可是这样的话，顾客得用14分钟才能把它们吃完，时间太长了，太长了，我否定了这个建议。”
据估计，如果顾客在第三十四街的尼迪克快餐店中抽一只烟，快餐店会损失约两块的营业收入。尼迪克每年要为这个街角小快餐店付9.5万美元的租金，再加上员工工资和其他开销，它每天必须卖出几千只热狗和上千杯橙汁，收支才能持平。所有这些食品都要通过一个61英尺长的柜台出售，而且最多只能同时接待32位顾客。柜台后面，尼迪克的26位职工挨得紧紧地站立着，收钱，翻动汉堡，出热狗，把橙汁倒入冷凝器——这种人人皆知的饮料是由20%的橙汁加水、柠檬和糖制成的。
菲利普先生每隔一会儿就视察一下员工们的工作。他被同行视为快餐业的佼佼者。他随时准备向他的朋友递上一张促销卡片，卡片上面写着：“一根法兰克福肠，一杯饮料。（免费）——菲利普。”
“所有员工都知道我是从一个每周只挣18美元的烤热狗的店员干起来的，”菲利普先生抽着雪茄说道，“当时我在第二十七街与百老汇大街交汇处的街角烤热狗，经历过许多磨难。我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处处小心谨慎行事。就尼迪克如何提高服务速度，我提出了许多建议。例如，我想出了用两夸脱容器装浓缩橙汁的主意——这样我们就不用锡皮罐了，既解决了储存问题，又可避免员工开罐时割破手指。我还想出了用纸盒装热狗的主意，还有许多其他主意——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在15或20年前就当上这里的总裁的话，那么今天纽约就不会有像‘果仁饼’这样的快餐店了。”
大多数搞快餐业的人没有注意到，这家尼迪克热狗店实际上占据的是一幢古老、狭长的五层大楼。尼迪克热狗店只启用了其中的两层——二层是员工更衣室和经理托马斯·f.麦吉的小办公室，上面三层完全空着，没有使用。这幢楼一直是史密斯家族与斯特劳斯家族争夺的焦点。史密斯家族拥有这幢大楼，并把它租给了尼迪克快餐店；而斯特劳斯家族是梅西百货的拥有者。这两大家族的矛盾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前，当时，杂货商罗伯林·s.史密斯在西城第十四街梅西百货旁边开了一家百货店。那时两家商店间的竞争没什么规矩可言；史密斯有时会在店门上挂个牌子，上面写着“附楼”或“正门”之类的字，结果许多本想去梅西百货的顾客就被误导到了史密斯公司。
当梅西百货决定迁址到市中心的第三十四街时，史密斯先生以及其他第十四街的商人们都认识到，这个地方的许多客流要被带走。此时，梅西公司正在暗地买下第三十四街街区的临街铺面的全部地皮，准备建造一座超级商城。然而，梅西公司却漏掉了一个地方，那就是街角的那小块地方。那块地的所有者阿尔弗雷德·杜安·潘尔神父当时正在西班牙旅行，回国前他拒绝了梅西公司25万美元的出价。他一回到美国，史密斯先生就找到了他，出价37.5万美元购买那块街角地皮。对史密斯先生这样做的确切动机现在仍有争议——梅西百货认为这是一个恶意行为；而史密斯先生的继承人却说，这完全是一种紧跟潮流的做法。最终潘尔神父接受了史密斯先生37.5万美元的出价，而斯特劳斯家族则不愿出这个价格。斯特劳斯家族开始在这小块地的四周建造一座大型商城。史密斯先生买到的那块地太小了，根本无法建一座纺织品商店。所以他把这座曾属于潘尔神父的楼房租给了各种各样的房客。1947年，尼迪克快餐公司看中了这个地方，把一楼改装成了一个非常赚钱的快餐店。
除了向尼迪克快餐公司收取店面租金外，由于梅西百货的巨型广告牌占用了这幢五层楼的上面三层，因此，史密斯先生的继承人还可以从梅西百货那里收取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
“我们从那块地上挣了钱，”史密斯家族公司的总会计师罗伯特·史密斯·凯力普说，“它仍然是我们祖父的一块丰碑。同时，我一直在想，将来某天我们或许会把上面那个巨型广告牌租给金贝尔斯百货。”他继续说着，脸上露出要传承史密斯-斯特劳斯家族“友谊”的狡黠微笑，“所以，如果哪天你抬头望去，看到那儿有一块金贝尔斯百货的招牌，千万别吃惊。”
每天清晨，一位身材弱小、系着蝴蝶领结的绅士匆匆赶往城市的货场。他眉头紧锁，用一种吹毛求疵的品茶家所特有的感觉，去嗅闻一车车的干草，一闻就是几个小时。约翰·穆拉尔汉被誉为美国顶级的马草料鉴赏家。最奇怪的是，他在第四十二街中心地带卖了45年干草，而邻居们对此却几乎一无所知。
令穆拉尔汉先生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草料商住在麦迪逊大街是件怪事儿。“我的办公室在第四十二街和麦迪逊大街的交汇处，因为那里交通方便。”他说，“你看，从这儿我可以很容易地乘火车、地铁或出租车，到布鲁克林、哈德孙河边码头以及任何一个用驳船或火车可以运来干草的地方。”
干草运到时，穆拉尔汉先生凑上前去，嗅闻草味。“用不着打开车门，我就能知道里面草料的好坏。”他说。他每周从密歇根、俄亥俄和上纽约进约500吨的干草，在对这些干草嗅闻认可之后，再卖给纽约及全国的零售商，之后，这些干草被买去喂那些赛马、警用马及各种各样的种马。
穆拉尔汉先生的父亲早年就卖草料给布朗克斯的养马者。事实上，1923年的纽约城有28位草料商，他们都属于全国草料商协会，现在就只剩下穆拉尔汉先生一个人了。在他位于东城第四十二街50号的办公室里，他的手边一直保存着一袋发臭的干草；他每天都要闻一下这袋草所散发的难闻气味，使自己的鼻子能够分辨出臭干草的味道。有客人来访时，他也会让客人闻一闻这袋草，仿佛是一种招待礼节。当你在这种味道下掩鼻退缩时，他就会长篇大论地抨击那些生产这种“垃圾”草料的农场主——他的嗓门和麦迪逊大街上其他任何推销员的大嗓门没什么两样。
在纽约，有相当数目的人都文过身。文身师是一些历史久远的艺人，他们对人的兴趣可能只有皮肤那么浅，但他们的作品却通常和人的生命一样长。纽约有六七位职业文身师。从考帕卡巴那合唱队到纽约网球俱乐部浴室，到处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大作。
斯坦利·莫斯科维兹，这位全国知名的文身师，是包厘街的一个文身师世家的后代。据他估计，纽约文身的人有30万。如此众多的顾客，使纽约市的那六七个职业文身师一年四季都忙碌在街头、小巷和河边。
文身院里常见的顾客是那些18到25岁、身体健壮、愿意花钱让电动文身机在身上刺上十分钟的年轻人。电动文身机有八个小针，每分钟刺3000次，花费三至五美元。它的声音像牙医用的牙钻所发出的声音，外形像钢笔，文身时浸在水中。有色墨水沉淀在皮下约1/64英寸处。文身的感觉因人而异，有人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有人觉得“像受酷刑似的”。男人大多喜欢在胸上或臂上文身。海员们喜欢文些锚、帆船、女友的名字及半裸女人像；士兵们喜欢文美国国旗、鹰、黑豹、番号、女友的名字及半裸的女人等。
人们为什么喜欢文身，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心理学家对此有不同说法。有的说纯粹是为了装饰，有的说纯粹是出于性需要，还有的说是某些人偏爱原始图案。有的男孩文身是为了显示男子汉气概；有的女孩文身是为了反叛传统的淑女形象，就像日本北部阿伊努部落的妇女曾文上假胡须一样。有的人文身是出于实用，用来遮蔽伤疤、胎记等；还有的人文上血型或社会保险号码。有的人承认，他们文身，要么是一时逞强，要么是团伙要求；还有人是为了证明他们能忍受痛苦，或是因为家长明令禁止而故意为之。
当前，纽约城里文身族的偶像是迪克·海兰和杰克·达拉古拉。迪克·海兰的脸上、掌上和嘴唇内侧都文满了星星；杰克·达拉古拉的前额上文有一个展翅的雄鹰，双颊文有飞鹰，眼耳鼻四周到处文满星星。
杰克·达拉古拉小时候就梦想长大后能成为一幅马赛克画。他接受过244次文身。他说：“人们都认为我疯了，但我并不为文身而感到羞耻。我走过大街时，有人会大声尖叫，问我：‘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告诉他们：‘我想成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文身人。’人们都觉得我疯了。”
刚过凌晨2点，一列阴森的地铁列车慢慢地驶入大中央车站的地铁站。车的座位上和过道中空无一人，灯光像东城高级俱乐部那样昏暗。这是一列垃圾车，这列平板车上坐着30名午夜后乘车驶过黑暗隧道清理各种垃圾的清运工中的六名。
每天夜里，在车轮碾过成千上万个抛弃在铁轨上的空可乐杯和无数的糖纸时，垃圾清运工把从垃圾筒里收来的八吨垃圾倒到七节垃圾车上。
这些清运工到每个垃圾点收垃圾需要五分钟。有时花的时间多些，因为总有强行上车的醉鬼，清运工不得不费力地把他们推下去。那些醉鬼摇摇摆摆地离开列车，靠在自动口香糖售货机上。列车慢慢地驶去，空饮料罐的碰撞声回荡在寂静的隧道中。
“我们一年四季都得清理站台地板上的口香糖，”一位清洁工人说，“口香糖全粘在站台地面上了。夏天我们从车站的冷饮亭附近能拾到许多喝了半杯的橙汁杯，冬天我们拾到更多的是可乐杯。女人们常把面巾纸扔在地铁座椅后，以为没人会注意到。两年前我们还在西城第七十六街发现了一具人体骷髅，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到那儿的。”
虽然许多垃圾工人都是合格的列车售票员，但他们都说自己更喜欢与之整夜相伴的垃圾车。“我们喜欢垃圾胜过喜欢人。”他们当中的一位解释道。
一天早晨，在埃塞尔·巴里莫大剧院，四位头发花白的女清洁工像稻田里干活的农妇一样，弯腰擦拭着那些票价六块九的座椅。这时，乔·梅尔齐纳急促的脚步声出现了，他等着大幕拉起后观看百老汇最鲜为人知的演出——灯光排练。
作为著名的舞台布景设计师和灯光专家，梅尔齐纳先生在没有观众的精彩排练中扮演主角。此时演员们还没来，他们可能还在睡觉，因为太早了，才上午11点。他的观众除那四个清洁女工外，只有舞台杂务和电气师。在他们中间，梅尔齐纳先生显得特别突出，因为他是唯一系领带的人。
“打扰了，各位女士。”梅尔齐纳脱掉大衣，坐在第十四排的座位上说，“我们现在要关掉灯了。”
“噢，没什么。”其中一位回答道。女清洁工们停下手里的活，慢慢地走到前排，坐在铺着地毯的台阶上，一边聊天，一边观看。灯光熄灭后，大幕拉起，表演开始了。
蓝光、绿光和温暖的黄光从不同角度射向舞台。整个景物都笼罩在一种蓝色的背景之中，光线朦胧地照射到梅尔齐纳设计的那间寄宿公寓；接着，慢慢地，一束暖光缓缓地射向一间摆着桌椅的房间，最后聚焦在桌上零乱堆放的书籍上。
在一个十瓦的台灯下，隐约能看到梅尔齐纳的面孔。台灯插在他面前的一个移动桌子上。桌上有一个箱形的双向对话器，这样梅尔齐纳可以和总电气师乔治·哥哈特通话。乔治被围在后台照明设备、梯子及各种复杂缠绕的电缆中，控制着数不清的灯光开关。
当灯光射向寄宿公寓时，梅尔齐纳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语气平和地说：“不太好，乔治，再试一遍吧！”
乔治说：“没问题。”大幕又落了下来，第一幕的灯光又走了两遍、三遍……直到梅尔齐纳满意。灯光彩排一幕幕地继续，直到整剧完成。没有演员的表演，没有音乐的伴奏，也没有观众的掌声，只有灯光在舞台上来回跳动。灯光彩排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直到一切都完美无误为止。
再过24小时，就是这场戏的首演之夜了，也是梅尔齐纳和大多数受雇布置场景和灯光的木匠及舞台技师辛勤劳动告一段落的夜晚。梅尔齐纳将详细的灯光解释认真地标在台词本上，发给剧组后台工作人员。这样，每天晚上，他们就会一遍一遍地准确操作——就像熟练的钢琴师弹琴一样，有条不紊，如行云流水一般。
每天纽约城里都有七位戴着银质徽章、有文化品位的侦探在四周打探，寻找这座城市里最爱读书的罪犯——那些盗书贼。这七位侦探是纽约公立图书馆为了找回每年读者偷走的几千册图书而雇用的。这些持书不还者有的是由于健忘，有的是由于马虎，有的是由于喜欢拿别人的东西，还有的是由于吸毒。
每天有1.3万人从这个图书馆系统借书，平均500人不按期还书，大约有25人超期两至三个月。这25人当中大多数是瘾君子，他们用伪造的借书卡借书，然后把书卖给二手书贩，好换钱买毒品。
当一本书超期30天时，图书馆就会通知那七位侦探。他们的头儿叫约翰·t.墨菲，是名老练的侦探。他们立刻着手查找借阅者的最后一个住址，而这个地址往往会把侦探们带到纽约城最奇特或最遥远的地方，甚至城外的某个地方。在过去几年里，墨菲和他的手下曾追查到了神出鬼没的安德烈·波伦贝亚努的行踪。这个家伙从逃跑到与社会名流甘布尔·本尼迪克特结婚，一直都未还一本叫《上帝之国与我的世界》的书。两年前追查六本丢失的书时，侦探们还查到了已故的朱利安·a.弗兰克的身上，这个人当时被怀疑携带炸弹上了在北卡罗来纳爆炸的那架飞机，机上当时有70名乘客。也许还有弗兰克先生所借的六本太空旅行与探险方面的书籍。
虽然那些借书故意超期30天以上不还者可能会被判刑，但墨菲拿回书，收取了每天五美分的罚金并禁止这些家伙再从图书馆借书之后，也就不再追究了。许多人交的罚款会高达几百美元。不久前，墨菲的手下在布鲁克林抓住了一个偷走了1200本书的女士。尽管她使用了许多假名，通过对照借书卡上的笔迹以及注意到她总是借轻松的言情小说，他们最终抓住了她。侦探们把这位女士的笔迹特点通知了所有馆员，并告诉他们她喜欢借言情小说，因此，抓住她只是早晚的事儿。这位女士一被抓住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原来她是一位欲壑难填的偷窃狂——同时她也一定是纽约城里最爱读书的小偷。
在一种想预知未来的疯狂欲望控制下，纽约城里的200名算命师可谓挖空心思，想尽了办法。他们有的用水晶球，有的用塔罗纸牌，有的看星盘，有的玩占卜牌，还有的给人看手相、足相和面相。
今天，在纽约城里很难找到一个不故弄玄虚的地方。曼哈顿中城到处都是印度先知，解梦之书在哈勒姆被视为珍宝；在东城，人们心甘情愿出大价钱去聆听有关他们最爱的人（他们自己）的故事；有些高档餐厅还把这些江湖术士奉若神明。从布朗克斯到海湾边，到处都有试图为别人解决所有问题的星象学家、相士和巫师。
在纽约，求卦算命者当中近80%是女性，她们向算命师询问的都是爱情、婚姻、健康和财富方面的事——就以这个顺序。男性顾客首先对金钱问题感兴趣，然后才是爱情。算命师每次收费两美元。由于算命师一般都想讨好顾客，他们总是预测在六个月至一年内每个人都会有好事。一位算命师讲：“有的女人也会问我‘我丈夫是不是出轨了’、‘这个男人对我好是不是图我的钱财’以及‘我上哪儿能找到好男人’之类的问题。如果我真知道到哪儿能找到好男人的话，我自己早嫁了，也不至于落到今天孤身一人的地步。”
因为人们总是记住那些实现了的预言，忘记其他没有实现的预言，所以很多人都对算命师心怀敬畏，因此这类人早晚会成为吉卜赛骗术游戏的受害者。吉卜赛人今天仍然依靠一种最古老的骗术行骗。这种把戏是这样的：一位算命师告诉顾客，他的钱上有邪气，必须让算命师为它驱邪。那位顾客把钱拿来后，算命师把它包起来，告诉顾客包裹在24小时内不能打开，这就给这个窃贼提供了足够的逃跑时间。等顾客发现他的一叠钞票被换成一堆废纸时，算命师早就溜之大吉了。
女警常常装扮成受爱情折磨、痴情的天真少女，去找这些算命师算命，等待他们重演这种骗人的把戏。“只有当场抓住这些算命师骗人钱财，我们才能以扰乱公共秩序罪逮捕他们，”纽约市的一位女警解释道，“如果他们只是说我们如何好、别人不能欣赏我们之类的话，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不管怎么讲，与纽约城里的算命师玩猫抓老鼠游戏是一项很刺激的活动。吉卜赛人从报纸上把女警们的照片剪下来，复印后分发给部落里的所有吉卜赛人。这表明我们和许多吉卜赛人很熟，关系也不错。”
在纽约的各个街区执行任务时，女警常常要扮演多种角色。福尔哈伯小姐说道：“如果去某些街区的脱衣舞厅，我们可能会打扮成妓女的模样；如果到市中心的休斯顿大街执行任务，我们通常穿便服和平底鞋；如果到果园大街或下东城，我们穿得越邋遢越好。在第四十几街的第八大道上执勤时，我们拿着食品购物袋进茶室，或许还会带上某人的孩子，这样人们就会以为我们就住在那里。再到东城执行任务时，我们穿得要讲究点儿，还要戴上帽子和手套。”
尽管吉卜赛算命师多次预言会有一位“深肤色的英俊男子”追求她，可福尔哈伯小姐仍然过着快乐的单身生活。在西城八十几街最近的一次降神会上，她打扮成孕妇的模样去卧底。“那是个周日。晚上6点钟，大约有50个人——都是些好人——坐在一套高级公寓里的折叠椅上，聆听一位很糟糕的钢琴师演奏圣歌。”福尔哈伯小姐说，“这是一次集体降神会，这种仪式在纽约很常见，很容易打入。只要翻翻周六《纽约时报》宗教版，你就会发现‘精神主义者聚会’之类的广告。不管怎样，巫婆不一会儿就来了。她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弱小老太太，穿着晚礼服。人们在她身边围成了一圈，她就开始说，‘我肚子里有震动——这是为一个身上怀有新生命的女士震动的——有谁怀孕了吗？’”
福尔哈伯小姐说：“显而易见，我穿着妊娠服。但衣服底下鼓出的东西只是皮带和装着点32口径手枪的枪套。后来巫婆让人们传递一个盘子，每个人往上面放一美元或五美元的钞票。灯光暗了下来，这时她慢慢进入恍惚状态，开始代人说话。她首先变成了某人的‘比尔叔叔’，后来又成了某人的母亲；但真正让我讨厌的是，不论她是什么鬼魂，说出的话总犯同样的语法错误。”
由于那些能与鬼魂沟通的巫婆终有一天自己也会加入鬼魂之列，因而他们需要训练些接班人。这样，在纽约曼哈顿西城七十几街和八十几街以及布鲁克林，到处都是些为巫婆举办的“进修班”。在这些地方，老巫婆向那些未来的巫婆传授这个行当的一些绝招儿。巫婆间有时也会像梅西百货与金贝尔斯百货那样，为抢夺生意而挖空心思相互竞争；有时偶尔还会出现价格战：为了打败另一个巫婆，一个巫婆干脆来个大减价，十美元的课程只收五美元。
看相者和看水晶球算命的人——警察很少在曼哈顿发现水晶球，但在科尼岛上见到过它们——也和巫婆及其他相士争抢生意，有时竞争会变得相当激烈。纽约女警们说，有些吉卜赛人常向当局告发其他吉卜赛人的不当行为。这显然是吉卜赛人想把竞争控制在合理限度内的一种办法。
尽管当今科学高度发达，吉卜赛人和巫婆仍然是纽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只要有妻子怀疑丈夫，未婚女子想知道“我上哪儿才能找到一个好男人”，这些人就会继续靠预言为自己招财进宝，带来荣华富贵。
说到寻找好男人，许多纽约人会光顾曼哈顿公开做广告的八位婚姻介绍人。他们能提供各种类型的男人：什么前途无量的银行职员，什么破落贵族，还有什么家境富裕、刚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人等等，应有尽有。尽管纽约这八位婚姻介绍人中有五位也还没有结婚，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受欢迎的程度。
只要花100美元的登记费，介绍人就会向顾客源源不断地提供约会对象的资料。顾客约会之后，介绍人会去了解双方是否满意。如果他们相互看不上，那么介绍人会再为男顾客提供新的女候选人，为女顾客提供新的男候选人。只要顾客受得了，介绍人会一直为他们安排约会，直至找到理想的伴侣。如果介绍成功，促成了婚姻，那么每人另付100美元。一旦婚姻破裂，概不退款。
山姆·保林在梅西百货对面开了一家婚姻介绍所，他说：“噢，你会对纽约城里的介绍人居然收到那么多的征婚书感到吃惊的。有一次，我这儿来了一位健壮的得州人，他想找一位非常胖的女人。我翻了档案，找到一位家住布朗克斯区的女士，这位女士体重225磅，45岁，离异。我给她打电话时，她问我：‘山姆，你告诉他我有点胖了吗？’我说：‘是的。’于是我安排她第二天在我的办公室与那个得州人会面。他们初次见面我就感觉到他们已经一见钟情了。当他们一起离开时，我发现她已拉上了他的手。我再次见到这位女士时，她已身穿貂皮大衣，戴着钻石首饰，开上凯迪拉克了。当然，她还和过去一样胖。”
保林先生就是在32年前经由婚姻介绍人，即他的父亲，认识他现在的妻子的。据他讲，尽管许多女士喜欢职业男士，但大多数女顾客觉得找一个稳重、普通、现实、能够养家糊口的男人就够了，不想找艺术家、演员或类似职业的人。他说：“我这儿曾有过一位演员征婚，他住在豪华的羔羊俱乐部附近，在《红男绿女》这部戏中给山姆·莱文当过替身。这个人条件不错，但没有人愿意嫁给他。女人不喜欢打零工、偶尔演演戏的男人，她们情愿找个管道工或木匠也不愿找个演员。”
他继续讲道：“女人择偶的另一件趣事是，她们更看重身高而怎么不在乎年龄。如果让一位女人在比她大20岁和比她矮的两个男人中选择的话，她情愿嫁给前者。还有，大多数男人想找漂亮迷人的女人，也有些男人想找富有的女人，少数男人——非常少——想找聪明的女人。”
如果有男士想找“性格拘谨”的女士，保林先生也能满足他们。他有一套专门档案，里面有200个不吸烟的和400个不喝酒的女士。如果有男士想找德国出生的金发碧眼女士，东城第五十九街的一位婚姻介绍人安东尼·瓦格纳可以为他们提供一堆候选人。此外，他手头还有几个穷困潦倒的欧洲男爵、肥胖的公主及十几位大公的档案。在东城第七十九街李·摩根科学介绍服务中心，有许多聪明成功的女性的照片、资料和电话号码，这些女士把精力全放在事业上了，正如她们自己所说，让美好婚姻的机会从身旁溜走了。
有的介绍人声称，他们拥有多达1万名未婚人士的档案。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绍人兰若·雷恩就因在过去十年里促成了8000桩婚姻而享誉同行。婚姻介绍人一般在分类目录中做广告，也在报纸上登广告，还给丧偶者寄送宣传品，以获得客户。他们声称在为顾客提供介绍对象之前，核查过顾客的身份材料及个人情况。这些婚姻介绍人对生活似乎都普遍持有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当中一多半的人都不能给自己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的原因吧。第四十二街的一位介绍人艾伦·乔伊说，尽管光顾她那里的男顾客中每六个人中就有一个向她表露爱慕之心，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遇见合适的。她说，如有合适的，她会考虑的。
她还说：“很难用一句话归纳。我理想中的男人要外表英俊、聪明、非常善解人意；他应该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受过良好的教育。我想找的不是能给我月亮的男人，而是想给我月亮的男人。”
她讲这番话时，若有所思地看着远方，双手紧握，眼中似乎浮现出许多婚姻介绍所里挂着的标语：“只要相爱，永远不晚。”
当他们用一个两吨重的铁球撞击墙体、砸碎大街地面、破坏别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时，这些纽约人的攻击性得到了发泄。不论多大、多厚或多结实，没有任何东西能经得住这些破坏分子的摧损；在这些摆动铁球能手的猛击下，没有什么是坚不可摧的。
纽约城里至少有40人有资格摆动这种铁球，但他们当中只有五六个称得上专业老手。他们目光敏锐，摆锤准确，可以在100英尺之外把墙上的砖一块一块地敲掉；他们能把摆锤抛到同样远的地方，让它击中一枚十美分的硬币；他们可以像玩弹子球那样轻松地操纵球锤自如摆动，让球锤撞击一堵墙体后，弹击到另一堵墙上，然后再让它弹回，在回摆中打倒一座烟囱。有时他们用全力抛锤击墙，而有时他们却轻轻地用它一点点地磕掉混凝土。有时建筑承包商不得不停下正在进行的拆除工作，花上几星期的时间等待，乞求这六个摆锤老手里的某一位能有空儿来帮他们干一项工作。有时，承包商们要花每周超过300美元的高价雇他们把东西击碎。
在过去的30年里，这六个人摧毁了纽约城里数不清的建筑，他们的壮举和面孔为几百位喜欢观看他们干活的“街头监工”所熟悉。本尼·纽伯格，一位身材瘦长的传奇式的拆房工，今年61岁，他摧毁了“坟墓”拘留所；吉姆·艾里特，一位臂上长满汗毛的英国人，今年66岁，他拆掉了纽约竞技场剧院；麦克·卡图曼，52岁，他摧毁了埃贝斯广场；马特·萨利文，62岁，他拆除了联合国图书馆；拉夫·普仁西坡，54岁，他拆毁了农产品交易所大楼；吉尔·舒尔茨，39岁，他在新建时代-生活大厦时，拆除了原有建筑及周围几英亩的贫民窟。有一次，在布鲁克林，舒尔茨一锤打在一栋破旧的五层公寓楼上，大楼不堪一击，顷刻之间便坍塌倒地了。
贫民窟是最容易拆除的，而墙体厚实的堡垒、监狱、银行、教堂则最难拆除。纽伯格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拆掉“坟墓”拘留所。这座拘留所曾关押过50万名罪犯。它建造得像一座中世纪城堡，结构异常坚固。
较难拆除的私宅之一是位于河边大道与第七十二街交汇处的原施瓦伯豪宅，它的墙是由两英尺厚的花岗岩砌成的。建房时查尔斯·施瓦伯想让它牢固永久；但妻子死后，他厌倦了这座拥有75间房的豪宅，搬进了一家旅馆。吉姆·艾里特花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才把这座豪宅的塔楼和厚墙拆毁。在遇到坚固的墙体和拆除难度较大的活儿时，这些控制球锤的拆房工会觉得更刺激；对他们来说，这已变成了一种虐待狂似的体育运动。当一锤撞去，墙体开始裂纹，地板塌陷，整个楼房像雪崩一样在烟尘中倒塌时，他们和那些“街头监工”一样，从内心中会产生一种快感和刺激。
尽管他们一小时能挣4.9美元，并且已成为这项事业的艺术大师，但作为被别人花钱雇来拆毁建筑的人，他们却永远失去了一个机会——一件工艺精湛的作品骄傲地说：“这是我的杰作。”
《丹尼少年》（“dannyboy”），英格兰作曲家弗雷德里克·威德里（fredericweatherly，1848—1929）写的民歌。这首歌常被爱尔兰裔美国人、爱尔兰裔加拿大人当作非官方的颂歌，也常用于葬礼中。
地狱之门（hellgate），纽约市东河中一处狭窄的潮汐海峡。这个名称是荷兰语hellegat（明亮的海峡、无阻障的入口）的讹误，但也延用至今。
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manhattanbank），2000年后改名为“大通银行”，是jp摩根大通的商业银行部分。其前身由大通国民银行与曼哈顿银行于1955年合并而成。
菲奥雷洛·亨利·拉瓜迪亚（fiorellohenrylaguardia，1882—1947），意大利裔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1934年至1945年任纽约市市长。
山姆·莱文（samlevene，1905—1980），美国话剧、电影演员。《红男绿女》（igugsanddolls/i）是一部百老汇热门音乐剧，曾获1951年的普利策戏剧奖，直至现在仍在上演。1955年该剧被改编为电影，由马龙·白兰度和弗兰克·辛纳屈主演。莱文在本剧中饰演男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