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纽约，东城第七十几街住着一位专业遛狗师，列克星敦大道141号住着一位猫咪心理专家，第四十六街还住着一位与两只装有假腿的鸽子同居一室的老太太。萨顿公寓的男房客从他18层高的公寓窗户钓鳗鱼；第五大道88号的一位女士受雇于英国心理研究学会，专门对鬼怪和神秘事件进行调查。各种俱乐都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有怪人俱乐部、傻瓜俱乐部，甚至在市中心的一家旅馆里还有每年一度由妓女举办的皮条客聚会。
纽约城里发生的事也许不会发生在别处。
每天都有人到第五十八街的心理发泄室对靠墙站立的两个戴面具的假人尖叫和咒骂，假人可能代表他们的老板、收租人、父母、配偶，或他们没有勇气面对的各种暴君。
在卡地亚首饰店，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正在精心挑选首饰。男士相中了一个钻石项链，立刻买下，把它戴在这位女士的颈上。女士欣喜若狂，晃动着手里的钥匙链。男士一把将钥匙链抢过去，然后他们一起离开这家首饰店，消失在第五大道上。
在西城第四十八街608号，你可以用每天250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头狮子；在第四十七街410号，你可以用每天35美元的价格租到一具真正的骷髅；位于列克星敦大道155号的羽毛店向印第安人出售各种珠子，再由他们兜售给游客；还有一所名为新潮礼仪学校的教师夏洛特·塞维尔经常给人们讲授一些行走、站立、坐姿及卧姿方面的课程。
住在默里山的一位女士让人从佛罗里达运来条破船，把它放在屋顶上，当邻居问起她为什么把一艘旧船放在屋顶上时，她只是回答：“我喜欢看到它。”夏天曾有位男士在他的一居室公寓里晒船帆，晚上自己却不得不到旅馆过夜。每个阳光明媚的温暖上午，那位来自瑞典的可爱金发家庭女教师爱娃·伯格斯托姆都会走出她居住的河边公寓，步行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道，沿人行道躺下，享受日光浴。她用这种方式结识了许多纽约人。
在纽约，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以酒吧为例，有只供男人找女人的酒吧，有只供女人找男人的酒吧，也有只供男人找长相像女人的男人的酒吧，或只供女人找长相像男人的女人的酒吧。据估计，纽约城里有5000个妓女，25万名同性恋。每年感恩节夜晚，在第一百五十五街都有1000个身穿昂贵女裙、脚踏高跟鞋的男士参加菲尔·布莱克举办的舞会；布莱克先生的衣橱里收藏有几十件时髦女裙。晚会最精彩的时刻是颁奖仪式，届时布莱克先生将为一位举止最像女士的男人颁发“舞会女皇”奖。
纽约城里到处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委员会，有解放爱沙尼亚委员会、和平利用核能委员会、赴美法国人妻子委员会，还有保护我们的儿童的牙齿、保护美国艺术、援助海德堡大学学生、为莫顿·索贝尔争取公正等各种名目的委员会，以及像美国对外汇款合作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纽约是伏都教权威玛娅·戴琳所钟爱的城市，她和丈夫泰吉·艾托及他们养的19只猫住在莫顿大街61号；她丈夫会39种乐器，并常常在夜深人静时演奏。纽约也是比利·克莱诺斯克的希望之城。作为一位作曲家，他的大作《西伯利亚的四月》被胜利广播电台评为“本月的重磅炸弹”。
在纽约，有些人专门受雇来取悦别人，或让人憎恨。拉里·汉弥尔顿一年能挣大约3.5万美元，是一名恶棍搏斗者，他被人们公认为是布鲁克斯公园一角“最野蛮的动物”。对拉里来讲，经常让别人憎恨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他努力做到了这一点。每周有四个晚上他都是这样度过的：用手指猛戳英雄搏斗者的眼睛，使劲扭他们的耳朵，用力撕他们的头发。像所有恶棍一样，拉里很快就会被英雄打败。但他被打败时从未表现得体面一点，他会紧咬嘴唇，向裁判大声抗议，朝麦迪逊广场公园的观众瞪眼睛，对他们挥舞拳头，威胁他们。观众则向他投掷烂水果、威士忌酒瓶子，偶尔也会用椅子砸他。比赛结束后，有些天真的观众还会在竞技场外等着再揍他一顿。但他总能夺路而逃，奔向一辆出租车，尽快逃回离百老汇不远的爱德华国王旅馆，为第二天晚上的打斗养精蓄锐。
纽约是一座滑稽、诱人、极不寻常的城市。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女士定期到这里来为她的夏季“裸体剧院”招徕顾客；一位人才招聘顾问根据应聘者脑袋的形状决定对其聘用与否；一位名为“悲伤”的小丑以乞讨为生，无家可归，常常在地铁里化妆；前广告人斯图亚特·巴特靠清洗领带发了财，他现在又自称是“领带富翁”了。
曼哈顿中心地区有一家专为找不到工作的捉刀作家开办的学校；西城有一家专为跳肚皮舞舞女开的培训学校；东城22号码头还停泊着一艘名为约翰·w.布朗号的旧船，现在它已被改造成了一家水上学校，300多名学生在这里接受航海技能及高中科目方面的培训。
在布鲁克林，“大会堂”酒吧的顾客净是些在建筑工地干活的印第安钢筋工人。纽约还有些街区专门经营首饰，有个街区主要经营花卉，还有个街区主要经营结婚礼服。
纽约城里有一家硬面包圈师工会、一家意大利演员工会以及一家俄罗斯搓澡工工会。但作为唯一一家真正的“血汗工厂”的工会，俄罗斯搓澡工工会似乎正在走向灭亡。大部分工会会员已年近70岁。由于终日在高温蒸汽的环境中工作，他们大多丧失了听觉。
在纽约，有些女人喜欢衣衫不整地出现在窗前，有时穿件蓝色衬衣，有时穿件白色衬衣，有时根本什么也不穿，结果引来了无数的窥视者。在炎热的夏天，住在西城第四大街的一个女人喜欢裸体站在开着门的冰箱前纳凉，结果经常被人偷看，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位邻居拍下的自己的裸照。
纽约有许多水上出租艇，可以把人们送到自己错过了的班轮上。第九大道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后屋有一个海事讯号接收站，能准确告知每条船的进港时间。轮船进港时，斯威福特洗衣店的工人早已守候在码头上，等着收取船员要洗的衣物。
再有，每当纽约城里的一位拳击手被击中嘴巴、牙齿或下巴，伏特·h.雅各布斯医生就会担心不已。他不是在为拳击手担心，而是在为牙托担心。雅各布斯是一位专为拳击手配制牙托的牙医，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比看到别人打坏他制作的牙托更让他生气的了。
纽约城里还有15个侏儒摔跤师。他们可以同时挤进荷兰旅馆的电梯，可以六个人同睡一张床，还可以八个人同乘一辆房车而不感到拥挤。在纽约，一位职业哭丧者穆西·帕波尼西经常受雇到葬礼上哭丧；内森·哥拉布收藏有48或49颗星的美国国旗，他认为这些国旗在将来的某天一定会成为有价值的收藏品。每年春天，扬基体育场都会有一小群喜欢捡出界球的特别球迷。他们常观看一些观众很少的比赛，这样在看台上就可以有更大的空间去找回打到看台上的出界球。他们被人们称为“出界球猎鹰”，其中有些人竟知道如何对付联盟杯比赛中的每位击球手！
纽约偶尔也会变成一个大杂烩，到处是令人讨厌的景象与意想不到的噪声。使人不快的事情也许是：在殖民地旅馆前居然会有一辆阿尔法·罗密欧轿车与一辆有医生专用“md”牌照的小车并排停放。而令人快乐的事情，则来自于第六十一街的中部。一位黑人疯狂地敲击钢琴琴键，引得褐石公寓里的居民都伸出头来观看。令人遗憾的是，他必须停止弹奏，把钢琴搬到滑轨上，推到达德货车公司的那辆巨大卡车上——因为他首先是个搬运工，其次才是位音乐家。
还有一位模特身穿西蒙妮塔牌礼服，戴着价值1万美元的首饰，站在沃尔多夫酒店大堂里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前摆弄姿势。纽约也是这位具有迷人魅力的模特所钟情的城市。下午4点30分工作结束后，她迅速换上衣服，开着那辆宝马车，匆匆赶回皇后区的一套三居室公寓，为全家人准备晚餐。
对于在联合国擦洗玻璃的清洁工来说，纽约是一座肮脏的城市；对于那些每天面对几百个烟灰缸和毛巾被人顺手牵羊却无可奈何的旅馆经理来讲，纽约是一座令人沮丧的城市。
1960年9月20日，星期二，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及其他国家首脑访问联合国。似乎纽约城里的每个人看别人都不顺眼。乌克兰人游行抗议赫鲁晓夫的到来；赫鲁晓夫则抱怨美国警察粗暴无礼。由于不得不在犹太休息日工作，许多警察都非常愤怒；纽约市犹太长老认为这都是警察局长史蒂芬·肯尼迪造成的，而肯尼迪则认为罪魁祸首是赫鲁晓夫。联合国大厦外，希腊人在声讨阿尔巴尼亚人；虚无主义者在攻击反战主义者；英属圭亚那的学生在谴责英国；一群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人在游行，高呼“打倒共产党人！”沃尔多夫酒店门外，天主教工作者协会的会员们在向英国银行协会年会示威；东城第五十五街，一位名叫汤姆·豪克的卡车司机正在声讨全国饼干公司，要求加薪。全城各地都在鸣响着警笛声，便衣警察像幽灵一样站在屋顶。出租车司机一肚子牢骚，对谁都没好气儿。
在第四十四街上，家住东城第七十七街25号的塞尔维亚·克劳斯手里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醒来吧，美国人！细菌战已开始了。”“我知道有人在我的食物里放了东西。”她对街上的人群大声讲道：“从1956年起，他们一直想杀掉我，但我知道如何同他们斗争。”之后，没做任何解释，她便消失在人群中。
纽约城里有3.8万名出租车司机和1万名公共汽车司机，但只有一位是拥有私人司机的司机。这位富有的轿车司机就是罗斯福·桑达斯。他年收入10万美元，是一位品味高雅的绅士。尽管自己拥有一辆价值2.3万美元的劳斯莱斯房车，却从不小瞧那些开宾利的朋友。不论是谁，只要肯出每天150美元的价钱，桑达斯先生都会用自己宽敞的银色劳斯莱斯房车把他送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外交官是他的常客，模特常跟他合影留念。每天他都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报，让他去艾德威尔德码头或广场宾馆外等候。
曼哈顿东区每个地方的门童都认识这位先生，出租车司机见了他都按喇叭向他致意。他的劳斯莱斯所到之处往往引来众多的围观者，以致交通阻塞。而无论把车开到哪儿，他都被一群拥有像他一样梦想的人所包围。
罗斯福·桑达斯45年前出生在俄亥俄州一个贫穷的家庭，从小就梦想着有一辆自己的房车。他在杂货店、衣物寄存处、旅馆都打过工，一直在攒钱。十年前，他攒够了钱，买了一辆凯迪拉克车，决定去当一名轿车司机——一名为追求奢华享受的人们提供特别服务的豪华车司机。他的第一位顾客是已故的格特鲁德·劳伦斯。她非常喜欢他，常常向她的朋友们吹嘘他的高傲与魅力，其他知名人士也开始雇他出席一些重要场合。最终，他拥有了五辆凯迪拉克，开始了豪华轿车出租业务，生意特别兴隆。
但他童年的梦想还未实现：他想要一辆定做的劳斯莱斯。三年前，他订购了一辆，两年前车到交货。车上装有真皮坐椅、两套独立的高保真音响以及一个小摔跤手大小的千斤顶。有时夜晚累得不愿再开车时，他的司机鲍伯·克拉克就会替他开车，而桑达斯先生就可以在宽敞的后座里休息了。
纽约福利广场每天都挤满一群特别的观众。他们无孔不入，总能找到座位，而且都是些揣摩法官思想的能手。这些人被称为“法庭旁听迷”。人们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法庭里晃来晃去，挖空心思地打听陪审团的情况；他们对律师们品头论足，乱引法学家卡多佐的话，还时常给案子妄下裁决。
“法庭旁听迷一般都是些无事可做的退休人员，”一位名叫威廉·贺金斯的77岁老法庭迷说，“因此，我们有时间来听法庭判案。这很有趣，而且有教育意义，它能使我们免招麻烦。只有傻瓜才去看电影。我们每天去法庭，观看人们真实的表演。”
福利广场有大约100名法庭旁听常客，他们相互认识，还一起吃饭，是各种法庭庭审行家，但这些法庭旁听迷却极少去同一家法院。
联邦法庭迷只喜欢听联邦诉讼案件，他们不会与那些普通诉讼案件旁听迷有任何干系；后者一般喜欢听谋杀、强奸和抢劫案件。
其他庭审常客是那些最高法院旁听迷；他们甚至把自己进一步分为喜欢旁听离婚案的、喜欢听交通事故案的和喜欢听过失罪案件的几类。“过去曾有许多喜欢旁听劫机案的，”一位上岁数的法庭旁听迷讲道，“劫机案过去很受旁听迷的青睐，但后来联邦调查局决定不再公开审理劫机案件，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除了对某类案件情有独钟的旁听迷外，还有喜欢观看某一律师或某位法官办案的其他类型的旁听迷。他们号称是因为悉德尼·苏格曼法官的雄辩、欧文·r.考夫曼的浑厚声音、托马斯·f.墨菲的叹惜声而去旁听他们出庭的；甚至还有一个米歇尔·j.施魏策尔法官断案旁听迷俱乐部，由刘易斯·斯瓦兹当头。多年来，每逢该法官开庭，法庭都会专门给他留一个位子。
作为一个享有某种特权的阶层，法庭旁听迷——他们偶尔也被称作“走廊律师”——会毫不犹豫地对各级法院施加影响。据说，他们曾让爱德·维恩菲尔德法官无可奈何，有时他也不得不关上门窗，将他们拒之门外，尽管维恩菲尔德法官一向以对旁听者很有礼貌著称。因此，维恩菲尔德法官也遭到了那些希望能进去暖和一下的法庭旁听迷的批评。
至于一些法庭旁听迷晚上会干些什么，答案很简单：去夜间法庭。
白纳德·a.杨的办公室很狭小，位于第五十一街与百老汇大道交汇处，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可以说，杨先生对这14家公司都有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因为他是这些公司的总裁、董事会成员和唯一的成员。杨先生承认，门上写着14家公司的名字会引起陌生人的好奇，并惹恼邮递员。“邮递员会把所有地址不详的邮件都扔到我的办公室，”杨先生说，“这样做一般是正确的。”
杨先生刚刚赢得控制权的一个公司，是鸟类研究基金有限公司。经过艰苦斗争，杨先生终于从另外两个人手里夺回了全部所有权。这本是一家由杨先生与两位女士共同创立的公司，那两位女士都是鸟类爱好者，正好在该公司致力于笼养鸟的保护。
“我们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性公司，主要致力于传播有关家养宠物鸟的照顾、喂养、保护方面的信息，街上的鸟我们不管，它们由奥杜邦学会负责，还有……”杨先生讲道。杨先生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现在50岁，拥有很长的管理非营利性机构的历史。
杨先生的许多公司寿命都很短暂。每放弃一项事业而开始另一项事业时，他就变更一下公司的名称。每次变更只需花十美元，请人更换一下公司铭牌。现在办公室门上的公司铭牌中有一打不是唱片公司，就是音乐公司，还有一家贺卡机构，剩下的一家就是鸟类保护基金了。
“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称呼我，”杨先生说，“我从哈佛拿了个法学学位，但从未执业过。我是个学士，曾是Φbk协会的会员，并以拉丁文学位极优荣誉毕业。我制作出版过音乐，但一直喜欢鸟类。就我本人而言，我就是一只自由的小鸟。我最大的不忿是，每次播放歌曲时词曲创作者得不到任何报酬；词曲创作者就像小鸟一样，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点施舍和面包屑。”
曼哈顿电话号码簿上列有78万个名字，其中姓史密斯的3277人，姓布朗的2811人，姓威廉的2446人，姓高更的2073人，但叫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只有一人。任何对最后一个数字有怀疑的人都可以查一下电话号码簿第894页的上端，那里用大号黑体字写着这样一则广告：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记住麦克——斯坦林3-1990号。
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斯坦林3-1990号。
要想清楚地了解一下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必须去布鲁克林走一趟。在那里的拉法耶特大道426号，他开了一家大型运输公司，专门从事重型机械、保险柜、巨型雕像和小山的搬运。他雇用了43名吊车工和维修工，拥有32台卡车，并且在他那座两层的办公楼前贴了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能在任何时间把任何东西送到任何地方。”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今年55岁，留着水手头，圆脸，长胳膊，指甲脏乎乎的，但看上去是一个很健壮的人。
“在拆卸、搬运和装配物品方面，我能比纽约城里的任何人都快，不论东西多大，多小，或多复杂。”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谦逊地说道。没过多久，他就开始讲述自己如何把重达几吨的托马斯·杰斐逊雕像从阿斯托里亚搬到华盛顿特区，如何把八吨重的乔治·华盛顿雕像从普罗维登斯搬到佛蒙特山，如何把一台原子对撞机搬到西奈医院，如何把12吨重的大钟搬到格里斯教堂，如何把53英尺高的圣诞树搬到华尔街，以及在有些怀疑论者认为无法办到的情况下，如何把四台通用自动计算机通过三层楼高的窗户搬进雷明顿·兰德公司大楼内。
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9岁时在布鲁克林跟叔叔夏尔·克拉西洛夫斯基先生学做机械搬运生意。他叔叔人很聪明，但不太识字，喜欢在签名时画个“×”，朋友们都叫他查理。当时，在哥哥戴维和小侄儿麦克的帮助下，查理叔叔用马车在城里运送保险柜。他们公司的正式名称是s.克拉西洛夫斯基及其兄弟公司，他们三个人同舟共济干了约20年。但当戴维决定让他的另外两个儿子门罗和哈里加盟时，麦克坚决反对，于1939年退出了该公司，自己开了一家搬运公司。于是，这个故事就开始变得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