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家克拉西洛夫斯基开始互相抢夺顾客，打起了针对对方的广告战。被弄得稀里糊涂的顾客极少知道他们是在和哪家克拉西洛夫斯基打交道、讲话、吵架或付款。因此，为了在电话号码簿上澄清这件事，麦克做了如下广吿：
记住麦克，只有一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拼成krasilousky。这样，在以字母顺序排列的电话号码簿中，他的名字就会跳到krasilovsky兄弟公司之前。
后来，戴维的三儿子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于1957年也投身到了机械搬运行业。米尔顿是一个聪明小伙子，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他决定把自己在电话号码簿上的名字从milton改为mick，并且去掉姓氏中的字母“v”。这样，他的公司就变成了mickkrasilosky——他不仅在电话号码簿上刚好移到了krasilousky前面，还抢走了麦克的许多顾客。
这一做法激怒了麦克。所以他收购了阿特兰斯-约克（atlas-york）保险柜公司，一下子跳到了电话号码簿的前头。
后来，米尔顿的一个表兄收购了“顶峰保险柜公司”（acmesafeco.）。
这样，麦克又建立起“巧手搬运公司”（acetruckingco.）。
再后来，米尔顿的另一个表弟马文想出了“aaaacmekrasilovskysafeco.”这个公司名称。
谁也不知道麦克如何才能成为电话号码簿中的第一个名字，但他必须做的一切就是跳过第一大道237号的一家名叫“a”的咨询服务中心。
无论如何，仅在第894页上，麦克就设法让他的电话号码在krasilovskymick，krasilouskymick和krasilovsk兄弟公司等名称下出现了18次，还不算在巧手搬运公司或阿特兰斯-约克保险柜公司下出现的几次。
米尔顿的电话号码在不同页码上出现了13次，krasilouskymilton公司、krasilovskymick公司和krasilovskyd&s公司（d代表他的父亲戴维，s代表被人称为査理的已故叔叔塞缪尔）。他把自己姓氏的最后四个字每从-vsky改为-osky，但从未使用过-usky。
在布鲁克林格林大街的办公室里，米尔顿·克拉西洛夫斯基承认：“所有这些愚蠢做法都没给我们的业务带来任何好处，顾客现在正把他们的业务交给那些没有这么多混乱的地方去做。”
同时，就在克拉西洛夫斯基家族的一半成员在为自己如何能在搬运业中打败对手而挖空心思时，家族的另一半成员正在彻底地从这项产业中撤出。
麦克的一个儿子当了律师，另一个儿子去维也纳学习做公理会牧师，麦克的女儿菲利兹·克拉西洛夫斯基成了纽约市一位很成功的儿童作家。麦克的妻子是格林威治村新型社会研究学校的讲师，她更名为哈里叶特·克劳斯。非常巧的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的哥哥门罗的妻子也把名字改成了哈里叶特·克劳斯。
在很大程度上，戴维的儿子门罗应为克拉西洛夫斯基王朝的最初分裂承担责任。他现在已把自己的才智转向了汽车维修业务。他的哥哥哈里失业在家，父亲戴维也已退休。
但是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沮丧，没有什么事情能使他心情不快——只要纽约城里没有第二个麦克·克拉西洛夫斯基。
亨利·w.杜布拉斯肩挂斗篷，头戴假发，在纽约城里以扮演乔治·华盛顿为生。过去的19年里，在纽约的各种慈善活动场合以及学校、教堂和俱乐部，杜布拉斯上千次地扮演过华盛顿，成千上万的人只知道他是“华盛顿先生”。在他位于华盛顿大厦的家里，他也经常以此身份收到邮件。
有个机构一年雇用杜布拉斯扮演华盛顿40次。有时他会出席基督教文艺奖颁奖大会，有时会去第115或第83公立学校，有时会去共济会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大厦。在百老汇公理会教堂、罗克兰得州立医院及城里各个医院的儿童病房里，他曾上百次地背诵华盛顿祈祷词。在所有这些场合，杜布拉斯先生都庄严肃穆，俨然历史名人。
杜布拉斯先生已是七旬老人，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经历。早年在电台做播音员时，他是一位大家公认的不太成功的动物声音模仿者。他回忆说，那时他经常失业，最后在市中心的圣保罗小教堂当了一名看门人，那是乔治·华盛顿曾去做礼拜的地方。据杜布拉斯讲，突然间，他童年时对华盛顿的敬仰在心中复活了。他开始给朋友们背诵华盛顿的祈祷词（他在上学时就记住了这些话）。当有人请杜布拉斯在约翰大街教堂举行的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庆典上表演时，他兴奋不已。
“我的生活一下子有了某种神圣的意义，”杜布拉斯先生说，“我背诵这首祷告词时，会感觉到老乔治灵魂的存在。做完祷告后，祷告者都会塞给我一美元，因为那上面印有乔治的头像。”
杜布拉斯先生从他的一个演员朋友那儿买来一套殖民时期的制服；有时因为业务繁忙，他常常为赶场而不得不提前取回送到洗衣店的制服。由于扮演华盛顿成了他一年中不间断的工作——从国旗日到宪法日，再到许多其他节假日，总有人邀请他扮演华盛顿——杜布拉斯先生很少有时间休息。
但是，他总能找到时间去医院看望那些病人。在那里，他绞尽脑汁模仿狗叫声、汽车声、轮船声和飞机声，来逗病人们开心。与过去的广播听众相比，百乐威医院的孩子们更欣赏他的表演，还送给他一个“阳光医生”的称号。他们不知道成千上万的纽约人还把他看作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
乔·巴布卡罗是联合国首席理发师。他恪守的一条原则是：不争吵，不唠叨，不让人等待，因此他一直能高高兴兴地与东西方和平相处。世界上的一些知名外交家刚走进理发店时还情绪激昂，但目睹了他的精湛技艺和神速，并在他的剪子和剃刀的抚慰下，仅仅片刻时间便会心情舒畅，芥蒂无存了。他们甚至从华盛顿打来电话预约理发；而且，一旦他们坐在理发椅上，就几乎不会指挥他该怎样理。正如巴布卡罗先生无须告诉他们怎么去管理联合国，他也不期望那些人告诉他怎样理发。
在联合国做理发师12年，他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理发应因人而异：俄罗斯人的头发应该剪到耳朵之上，法国人的头发要头顶长、颈部短，英国人的头发应剪成颈部长并保留全部鬓角，而中国人的头发则应理成头顶四周和颈部都短齐。
“有些人会告诉你他们希望理什么样的头，”巴布卡罗说，“但十有八九，他们的指示是错误的。我先答应他们，但在剪头时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由于剪掉的头发总是比客人要求的少，我几乎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说下面这些领袖都是他的忠实顾客：特吕格韦·赖伊（“剪一下就行”）、达格·哈马舍尔德（“头发稀，少剪点儿”）、安德鲁·w.科迪尔（“两旁、脑后剪短”）、拉尔夫·j.本奇博士（“都稍剪点儿”）、亨利·卡伯特·洛奇（“耳边稍剪点儿，但别太短”）。
坐在巴布卡罗理发椅上的人都很少谈论政治问题。由于他保持不参与政治的态度，所以有闲空时就特意与英国人聊板球，与美国人聊天气，与意大利人聊女人。
乔·巴布卡罗以前一直在皇后区干活。联合国大厦在成功湖落成时，他申请到那里工作，并被聘为试用理发师。从未有人正式把他头上的“试用”二字去掉，这些年里，他一直待在秘书处大厦的那间小店里，尽可能不引人注意。
他有两个帮手，其中一个就是弟弟格斯。弟弟的头哥哥理，哥哥的头弟弟理，但两个人都喜欢自己剃须。
在称赞乔·巴布卡罗的完美技艺方面，没有人比得上巴基斯坦前外交部长穆罕穆德·扎夫拉汗。他经常先从华盛顿打电话预约，然后飞到纽约理发。几年前，在克什米尔争端期间，记者们发现这位巴基斯坦发言人溜出了联合国总部大厦，以为马上就会有热点消息，便迅速把电话打到巴基斯坦代表团询问，结果才知道，穆罕穆德是去理发店修理胡须，因为只有巴布卡罗才能将他的胡须修得令他满意。
爱德华·卡莫尔是纽约城里个子最高的人。他8.2英尺高，体重475磅，食量如牛，住在布朗克斯区。他的手指关节就像高尔夫球一样大；当他和你握手时，你的手腕就会被他热乎乎的肉手全部包住；他买一双鞋得花150美元，买一套专门定做的衣服得花275美元；而且，他只有把身体弯曲成直角，才能睡到一张七英尺的普通床上。看电影时，他或者坐在影院后面，或者坐在能伸开腿的第一排。25年前，他出生在特拉维夫，出生时体重15磅。11岁时身高六英尺，14岁时七英尺，18岁时八英尺。“我从不记得比我父亲矮过。”他讲道。
这位纽约城里最高的人的父亲是一位保险推销员，身高5.6英尺，他母亲五英尺，但他的曾祖父伊曼纽尔的身高高达7.6英尺，被誉为世界上个子最高的犹太拉比。
爱德华·卡莫尔每年的全部收入很可能不到1万美元，他的生活来源迄今为止主要来自六个方面：在怪物电影中出演，扮演戏剧小丑，做摔跤手，声音沉闷地念电台广告词，在荣格林兄弟马戏团扮演“世界上最高的牛仔”，还推销共同基金。他推销共同基金的办公室在第四十二街，离那些侏儒摔跤手下榻的旅馆不远——他见过他们，但从未去过那里。在他最新的一部电影《不死头》中，爱德华扮演魔鬼弗兰肯斯坦的儿子，可这部片子未能获奥斯卡奖。在影片中，他吞食了一名医生的手臂，把一个半裸的女孩从椅子上扔了出去，烧死了一匹马；而且据他讲，要不是因为这是部低成本的片子，他还会有更多的把人大卸八块的表演。
他说：“一年前，一位摔跤经纪人发现了我，他们立刻对我进行包装，给我取名为埃利泽·哈尔·卡莫尔——来自以色列的世界摔跤冠军。当‘冠军’前我从未摔过跤。他们让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在一些摔跤表演中装成一个真正的疯子，把比赛主持人的脖子掐住，看着其他摔跤手在我面前四散而逃。我出过几次场，但从未和人比赛过。就这样，直到退休前，我还一直保持不败纪录。”
3岁半时，爱德华随父母来到美国。他讲道：“我的童年非常艰辛。”他一直是人们捉弄的对象，上学时沉默寡言，放学后独来独往。
他讲道：“我从未动过别人一指头，除非别人攻击我。我知道，如果我丧失理智打了别人，我不会得到法官的一点同情。就这样，我一生都在忍受别人的戏弄，或是来自醉汉酒鬼，或是来自地铁青年暴力团伙。他们都是些胆小如鼠的杂种，只有在成群结伙时才敢污辱我。”
1954年从塔夫特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城市学院。在那里，他参加过戏剧社的表演，为校报撰写过体育新闻，竞选过班里的副班长，而且还赢得了选举。他讲道：“在纽约城市学院上了两年后，我以为能到外面的世界找份播音员或演员的工作，所以就退学了。但不论我到什么地方，人们都问，‘你以前干过什么？’我曾想在百老汇的《巨人故事》这部戏中饰演主角，这是部关于一位篮球运动员的戏。但我太高了。”
他能在电视剧中找到的唯一角色是那些怪物。迄今为止，他的台词仅是一连串的怒吼咆哮声。如果他从生命中能得到什么安慰的话，那也许就是，他坚信在纽约有人注意你起码要比没人注意你好。这位巨人说：“在纽约我感到自己是个名人，感到必须在地铁里装出一副有钱人的派头，不穿西服、不打领带我就无法出门。我知道，在纽约，我遇到的所有人都会被我所吸引，或从我的身旁逃离——就因为我有与众不同的身材。”
这位纽约巨人脸上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他极其聪明，有一种充满辛辣的幽默感。他开玩笑说：“纽约是一座令人兴奋的城市，每天都代表一种新的挑战——都向胃溃疡更近了一步。在这座城市里，你总是在期待某个狗杂种给你打电话——而他却不打。”
莫顿·索贝尔（mortonsobell，1917—），曾任美国通用电气工程师，于1951年因参与“冷战”时期最为臭名昭著的间谍案—朱利叶斯与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juliusandethelrosenberg）被认为将原子弹的机密信息交给苏联—而被作为共同被告被判处30年监禁。索贝尔在入狱18年后获释，但他于2008年向《纽约时报》承认他确实在“二战”时将军事机密泄露给了苏联。
血汗工厂，原文是sweatshop，字面意思就是“流汗的商店”。
格特鲁德·劳伦斯（gertrudelawrence，1898—1952），英国女歌手、演员，凭音乐剧《国王与我》（ithekingandi/i）曾获1952年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女主角奖。
福利广场（foleysquare），位于曼哈顿下城的一处广场，靠近联邦法院。
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cardozo，1870—1938），美国最著名的法学家，1932年由胡佛总统提名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是最高法院第二位犹太人大法官。
奥杜邦学会（audubonsociety），成立于1886年的非营利性民间环保组织，专注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它是世界上同类组织中历史最悠久的，以美国鸟类学家、博物学家和画家约翰·奥杜邦的名字命名。
Φbk协会（phibetakappasociety），又称为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拉丁文学位荣誉，是许多欧美大学的传统，用以奖励特别优秀的毕业生，最常用的分为三类：summacumlaude，最优等；magnacumlaude，极优等；cumlaude，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