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起世上前所未闻的最大的一场大战，不出这星期就要打起来了，”亨利·威尔逊8月21日在日记中写道，“真叫人感到既光荣又可怕。”其实，他写这篇日记时战争已经开始。整个西线，自8月20日至24日就已炮火连天，打了四个战役，历史上统称之为边境战役（battleofthefrontiers）。胜负初见于8月14日起就一直在打的右翼的洛林，并波及整个边境战线。就这样，洛林战役影响着阿登战役，阿登战役影响着桑布尔河―默兹河战役（习称“沙勒鲁瓦战役”），而沙勒鲁瓦战役又影响了蒙斯战役。
在洛林，到8月20日上午，迪巴伊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德卡斯泰尔诺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在进攻萨尔堡和莫朗日两地德军严阵以待的防线时，已被打得焦头烂额，头破血流，吃了苦头。对配有重炮、铁丝网以及隐蔽在掩体中的机枪的防御阵地，“殊死进攻”的局限性立即暴露无遗。法军野战条例的突击战术，是依据步兵部队向前冲刺20秒钟，推进50米，而敌人来不及端枪、瞄准、射击这一估计制定的。正如后来一个法国士兵痛心疾首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在演习时那样苦苦操练的科目”在战场上都被证明是愚不可及的蠢事。敌军机枪只需8秒钟而不是20秒钟就可以射击。野战条例也还核定：用75毫米口径的大炮发射的榴霰弹会迫使敌人抬不起头来而只能“朝天开火”，从而“压制”防御一方。然而，正如伊恩·汉密尔顿据日俄战争经验提出的告诫那样，敌人在榴霰弹轰击下如有壕沟上的胸墙掩护，是可以继续从枪眼里向进攻者直接射击的。
这两位法国将军，尽管受挫，仍命令于8月20日前进。没有密集炮火的掩护，他们的部队就这么扑向德军巩固的防线。德军统帅部没有勇气拒绝鲁普雷希特的反攻要求，反攻也就在同一天上午开始了，炮火凌厉，打得法军队伍支离破碎。德卡斯泰尔诺属下福煦的第二十军组成了突击的先头部队，前进至莫朗日德军防线前受阻却步。鲁普雷希特所部巴伐利亚士兵，士气高昂，跃跃欲试，他何甘压抑。他们转而进入反攻，一举冲进法国国土。在法境，一有人叫喊“自由射手”，他们便狼奔豕突，大肆烧杀掳掠。梅斯和南锡之间的摩泽尔河峡谷中，有一老镇诺梅尼（nomeny），在8月20日这一天，就有50名黎民丧命于枪口和刺刀之下。炮击之后剩余下来的一半房屋，经巴伐利亚第八团冯·汉纳佩尔（vonhannapel）上校一声令下，也被付之一炬。
全线陷于苦战的德卡斯泰尔诺所部，这时左翼正遭到梅斯的德国驻军分遣队的猛攻。左翼垮了，后备队业已全部投入作战，德卡斯泰尔诺意识到进攻的全部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停止战斗。这时候不得不承认，采取守势——禁忌的字眼、禁忌的念头——是他唯一的选择。第十七号计划最激昂慷慨的批评家们，认为德卡斯泰尔诺理应认识到法军的职责是守卫国土而不是进攻。至于他当时是否出于这一认识则殊难肯定，但他终于命令全线撤退到大库罗讷防线，因为非如此不可。他右面的迪巴伊的第一集团军，尽管伤亡惨重，仍坚守阵地，并有所前进。但德卡斯泰尔诺的撤退使它的右翼失却掩护，有鉴于此，霞飞命令第一集团军跟友邻军一致行动，一并撤退。好容易打了七天才拿下的地方，如今被迫放弃，迪巴伊非常“反感”。他认为这场撤退，按“我军情况，绝不需要”。为此，他对德卡斯泰尔诺的厌恶有增无减。
虽然法国人当时还不理解，但事实上莫朗日这场大屠杀已扑灭了进攻主义灿烂的火焰。进攻主义在洛林战场已宣告寿终正寝。日暮时分，只见尸横遍野，一排排一行行，四肢伸开，脸面贴地，暴死的景状惨不忍睹，与狂飙施虐后的灾区何异。一个幸存者后来恍然大悟，这原是“上帝用以训示帝王们律法”的教训之一。防御战使战争初期的运动战变为以后四年的阵地战，并吞噬了欧洲一代人的生命，它的巨大威力在莫朗日战役中就已显示出来了。第十七号计划战略思想的奠定人，那位教导“保卫自己只有一途——一经准备就绪就发动进攻”的福煦，在莫朗日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这个威力。在四年多残酷无情、毫无裨益的杀戮中，交战国都在这威力面前撞得头破血流。最后，还是这位福煦，领导有方，赢得了胜利。不过，当时汲取的教训，在下次大战中却又证明是错误的。
8月21日，德卡斯泰尔诺得到儿子战死沙场的消息。部下前来慰问，他沉默片刻之后对他们说道：“先生们，我们要继续下去。”这句话后来在法国几乎成为一句口号。
次日，鲁普雷希特的重炮轰鸣，犹如万马奔腾，越来越近，日夜不停。炮击长达75小时，4000发炮弹倾泻到诺梅尼附近的圣热纳维埃夫（ste.geneviève）。德卡斯泰尔诺认为情况严重，可能得放弃南锡，撤到大库罗讷后面。福煦后来写道：“我21日去南锡，他们想撤出那里。我说敌人到南锡还有五天路程，而且有第二十军在那儿，他们休想不遭抵抗就可通过第二十军！”课堂上的理论，现在变成了战场上的“进攻！”。福煦力争，他们后有坚固防线可恃，最好的防御是反攻；他的意见得胜。8月22日，福煦看到一个机会。在法国图勒防区和埃皮纳勒防区之间有个叫沙尔姆峡口（trouéedecharmes）的天然峡谷，法军原希望把德军的进攻引向那里，而今侦察表明，鲁普雷希特正在向沙尔姆进攻，把他的翼侧暴露给了南锡守军。
鲁普雷希特的行动，是在和德军统帅部又一次重要的通话中决定的。德军左翼在萨尔堡和莫朗日击退法军，其后果有二：一是给鲁普雷希特带来了一、二级铁十字勋章，比较起来，这倒还不是一个有害的结果；一是德军统帅部在洛林决战的念头就此死灰复燃。也许正面攻击终究是强大的德军可以掌握运用自如的；也许埃皮纳勒、图勒同列日一样是可以攻克的，摩泽尔河跟默兹河一样也并不是个障碍；也许左翼的两个集团军终究可以突破法国的筑垒防线，可会同右翼来一个真正的坎尼之战——两面包抄。这正如塔彭上校所述，是德军统帅部憧憬的前景。它像妖妇的微笑，夺取了多年来对右翼的不二钟情。
毛奇和顾问们正屏息紧张讨论这一想法的时候，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将军打来了电话，他想知道是继续进攻还是就此停止。原来总认为鲁普雷希特所部只要遏制住法军的初攻，稳定了阵地，就会停止下来，组织防御，腾出一切可以腾出的兵力增援右翼。不过，原先也曾慎重拟订了一个备用的名为三号的作战方案，规定可以越过摩泽尔河发动进攻，但必须有统帅部的明令方能行动。
“一定得让我们明确知道仗究竟将怎样打下去，”克拉夫特要求说，“我认为该实行三号方案了。”
“不，不！”作战处长塔彭上校回答说，“毛奇还没作出决定。你如果在电话里等五分钟，我也许能给你想要的那个命令。”不到五分钟，他回来作了一个出乎意料的答复：“向埃皮纳勒方向追击。”
克拉夫特“愣住了”，“我感到这次战争中对战局最有影响的一项决定就在这几分钟里定下来了”。
“向埃皮纳勒方向追击”意味着取道沙尔姆峡口进攻，意味着要第六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正面攻击法国要塞阵地，而不再留作增援右翼之用。第二天，8月23日，鲁普雷希特气势磅礴地发起进攻不误。福煦也同时反攻。以后几天里，德国第六、第七集团军陷入了同贝尔福、埃皮纳勒和图勒等地大炮支持下的法国第一、第二集团军的鏖战中。就在他们苦战时，别的战役也打响了。
在洛林进攻的失利并没使霞飞气馁。相反，他看到鲁普雷希特的猛烈反攻已使德军这一左翼深陷鏖战难以脱身，因此此刻正是他放手进攻德国中路的大好时机。霞飞是在获悉德卡斯泰尔诺已撤出莫朗日的消息之后，于8月20日夜发出在阿登山区进攻的号令的。从这里进攻是第十七号计划的核心策略和基本策略。在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进入山区的同时，他又令第五集团军越过桑布尔河进攻敌人的“北方集团军”——这是法军总司令部称呼德军右翼的专用语。尽管刚从阿德尔贝上校和约翰·弗伦奇爵士那里分别了解到比军和英军对这场进攻不能如望前来支持，霞飞还是下达了这道命令。比利时军队，除驻扎在那慕尔的一个师外，其余均已失去联系。而英国军队，据其司令称，在三四日内不能准备就绪。除了这些情况变化以外，洛林战场业已暴露打法上危险的错误，而这些错误是霞飞早在8月16日就已觉察到的，那天他曾指示各集团军司令必须学会“等待炮兵的支援火力”和防止部队“匆匆地暴露在敌人火力前面”。
然而，法国信奉第十七号计划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唯一法宝。第十七号计划要求进攻——立时立刻，不容稍候。当前唯一抉择该是立即改弦易辙，转入边境防御；可是就法国军事组织的训练、思想、精神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
此外，法军总司令部还深信法军中路人数会占优势，关于德军中路兵力势必薄弱的理论曾支配了法军参谋部的所有计划工作，参谋部摆脱不了这一理论的束缚。霞飞就是出于这种想法，发出了于8月21日在阿登山区和桑布尔河发起总攻的命令。
阿登山区的地形不宜于进攻——树林茂密，丘陵起伏，地形复杂。坡势从法国方面起全面逐渐升高，山与山之间，溪涧纵横，自成峡谷。恺撒用了十天时间才行军通过了这个山区，他把这里隐秘、幽暗的森林描绘为“恐怖之乡”，此处道路泥泞，泥炭地上冒起的雾霭终年不散。以后，很多地方开拓耕种了，公路、村庄以及两三个大城镇替代了恺撒的“恐怖之乡”；然而，大多数地方仍然林木茂密、道路稀少，容易伏击。法国的参谋们1914年以前曾多次察看过这里的地形，深知其中的艰难险阻，并多次提出警告。尽管如此，阿登山区还是被选作突破点，因为这里地处中段，德军部署的兵力据信将最为薄弱。这块地方，法国人思之再三终于认为可取的理由，正如霞飞所说，就在于它的艰难险阻使它对“我们这样重炮处下风而野战炮占优势的一方有利”。霞飞的回忆录，尽管经常用第一人称“我”字，而事实上是由一批军事人员协作编写的，所以它反映了1914年以前和1914年期间总参谋部的指导思想，是官方审慎的实际看法。
8月20日，法国总司令部认为所报战线对面敌军调动的情况，是德军开往默兹河，因此阿登山区的敌军在他们估计是相对“空虚”的。霞飞想使其进攻出敌不意，便禁止步兵侦察，唯恐他们和敌军发生接触而在主要的遭遇战前引起小规模战斗。奇袭的目的确实达到了，可是法军也同样尝到了它的滋味。
阿登山区南端和法国洛林北端接壤，布里埃铁矿区就在洛林北端地区。1870年，这个矿区曾被普鲁士军队占领，当时矿藏尚未发现，因而未包括在洛林被德国吞并的那部分地区里面。铁矿的中心是希耶（chiers）河畔的隆维（longwy），占领隆维的荣誉留给了担任德国第五集团军司令的王储。
王储三十二岁，是个生得一副狐狸面孔，没有胸脯，瘦得像柳条似的家伙，一点不像母后每隔一年所生的五个身体健壮的兄弟。这位威廉王储，给人的印象是弱不禁风，而且用一个美国观察家的话说，“智力平庸”，不像他父亲。可是装腔作势倒和他父亲一样，很喜欢作惊人之态，他有着太子们惯有的一种为人子之身不由自主的对立情绪，其通常表现是政治上的钩心斗角与生活上的放荡不羁。他甘当最富有侵略性的军国主义主张的庇护人和支持者。柏林的商店所出售的他的题字相片，上面写着：“只有依靠剑，才能得到阳光底下的地盘，那该是我们的，但它不会自愿地给我们。”尽管想培养他成为司令官，但他的锻炼并不十分够格。他只担任过骷髅头轻骑兵（thedeath’sheadhussars）的上校，在总参谋部工作过一年，而没有担任过师长或军长。然而王储却认为他过去几年在参谋部的工作以及在参谋野外见习的经验已“为我统率大部队打下了理论基础”。他的这种自信，施利芬可不以为然，他认为任命年轻而缺乏经验的指挥官是不幸的。施利芬唯恐这些指挥官“疯狂地猎取最高荣誉”时劲道十足，而对执行战略计划却不感兴趣。
王储率领的第五集团军和符腾堡公爵率领的第四集团军的任务是担任右翼的支点，在右翼以巨大包抄合围之势展开时，从中路缓慢地向前推进。第四集团军将通过阿登山区北部进攻讷沙托，第五集团军将通过山区南部进攻维尔通（virton）以及法国的两个要塞隆维和蒙梅迪（montmédy）。王储的司令部设在蒂永维尔（德国人称为迪登霍芬，diedenhofen）。他在那儿吃的是大老粗士兵们的伙食——卷心菜汤、土豆和辣根煮牛肉。不过他贵为王子，有野鸭、色拉、水果、酒、咖啡和雪茄可以补充。王储和他的参谋们，既困陷在当地居民一张张“严肃、阴郁”的面孔之中，又羡慕友军在列日的荣誉和右翼的进展，于是求战心切，迫不及待。最后，于8月19日进军的命令终于来了。
与王储部队对峙的是吕夫将军统率的法国第三集团军。吕夫是唯一鼓吹使用重炮的人，由于为巨炮陈词如悬河泻水，以“加农诗人”闻名。吕夫不仅敢于怀疑75毫米大炮的万能作用，而且敢于建议使用飞机作为一种进攻武器和成立一支拥有3000架飞机的空军。这个主意并没有得到青睐。福煦将军于1910年叫嚷道：“这些尽是些玩意儿！”他还说，要是用于军队，“飞机是个废物”！可是第二年，加利埃尼将军在演习中使用飞机侦察，从而俘虏了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一名上校及其部属。到1914年，法军使用了飞机，而吕夫将军仍被认为“太富于想象”。不仅如此，由于他讨厌参谋部军官对他指手画脚，在开入阿登山区前已在总司令部里结了一些冤家。吕夫的司令部设在凡尔登，任务是把敌人赶回梅斯至蒂永维尔一带，并把他们包围在那里，同时在前进过程中收复布里埃地区。在他包围住德军中路的右翼的时候，他的友邻部队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率领的第四集团军将包围中路的左翼敌军。这两支法国军队将从中路杀出，将德军右翼的这支臂膀从肩部砍掉。
德朗格勒将军是1870年的宿将，战争爆发前一个月虽然年纪已达法军服役年限的六十四岁，但还是被留了下来担任指挥。他短小精悍，机警灵活，精力充沛，貌似福煦，人也像福煦，在照片上看上去有着“摩厉以须，吾刃将斩”之势。现在，德朗格勒将军已枕戈待旦，确实是跃跃欲试，那些叫人不安的消息并没有使他气馁。他的骑兵在讷沙托附近战斗中已遭到猛烈反击，被迫后撤。一位参谋乘汽车出去侦察，带回了进一步的警告。这位参谋在阿尔隆曾同一位忧心忡忡的卢森堡政府官员谈了话，那位官员说，德军就在附近的森林中，“兵力很强”。参谋在归途中所坐汽车也遭到射击。可是他向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所作的这些报告却被认为是“悲观的”。斗志可谓高昂，但是谨慎不足。要求迅速行动而不是踌躇不决的时刻已经到来。德朗格勒将军只是在战斗过后才想起，他曾表示不赞成霞飞“不许我先行试探”就发起进攻的那道命令。他只是在后来才写道：“法国总司令部要突然袭击，可是，正是我们自己遭到了突然袭击。”
吕夫将军比德朗格勒将军更为不安。比利时农民送来关于德军驻扎在森林和玉米地的报告，他是比较认真看待的。可是他对与他对阵的敌军力量的估计，法国总司令部却未加注意，甚至如他后来所说，连看都没看。
8月21日晨，阿登山区从平地起到处浓雾弥漫。德国第四、第五集团军在19日、20日一直是一面挺进，一面在所到之处构筑阵地。他们在期待着法军的进攻，虽然他们不知道法军将在何时何地发动进攻。派往前面侦察地形的法国巡逻骑兵，在浓雾中“等于蒙住了眼睛”。敌对的两军，都在穿越树林，通过山间夹道向前推进，几步以外什么都看不清，要不是互相撞上了，还不知道前面是些什么。当第一批部队一接触开了火，指挥官们意识到战斗已在周围爆发之后，德军便立即掘壕固守。而法国军队，由于军官在战前唯恐把士兵“粘住”，轻视壕沟作战训练，又由于他们尽可能少带铲镐，这时候只好进行刺刀突击，结果纷纷被机枪一扫而倒。但在有些遭遇战中，法军75毫米的大炮重创德军，使它们同样遭到突然袭击。
第一天的遭遇战是分散的、序幕性的。22日，阿登山区南部就硝烟弥漫全面打开了。在维尔通和坦蒂尼（tintigny），在罗西尼奥尔（rossignol）和讷沙托，在各个战场上，炮声隆隆，炮火熊熊，双方士兵互相猛扑，负伤了，倒下来了，尸体枕藉。在罗西尼奥尔，法国第三殖民师的阿尔及利亚人被王储所部第六军包围，打了六小时，直到残存无几。师长拉费纳尔（raffenel）将军、旅长龙多内（rondoney）将军俱阵亡。1914年8月，将领们像普通士兵一样伤亡众多。
在维尔通，萨拉伊（sarrail）将军统率的法国第六军用75毫米大炮袭击了德军一个军的翼侧。“过后的战场是一片难以置信的景象，”一个被吓得不知所措的法国军官说，“成千上万的死人还是站着，靠在像是由成批成批尸体垒成的60度斜坡的飞扶壁上。”从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出来的军官们上阵时还戴着白羽毛装饰的圆筒军帽和白手套。戴白手套阵亡被认为是“漂亮的”。一位姓名不详的法国士官的日记写道：“大炮每发射一次就要后坐一下。夜幕降临，它们看来就像是老年人在伸着舌头喷火。到处尸体枕藉，有法国兵，也有德国兵，枪还在手里。雨下着，炮弹在呼啸、在爆炸，炮弹横飞，无时或息。大炮的火力是最可怕的。我整夜躺着，听着伤员——有些是德国兵——的呻吟。炮击连续不断，但只要一停，我们就听到森林里伤员的一片哀嚎，每天总有两三个人发疯。”
在坦蒂尼的一个德国军官也记了日记。“不能想象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了，”他写道，“我们前进得太快——一个老百姓向我们射击——他马上给打死了——我们奉命进攻桦树林中敌人的翼侧——我们迷失了方向——士兵们完蛋了——敌人开火了——炮弹冰雹似的落在我们头上。”
王储这时候得到鲁普雷希特已在萨尔堡和莫朗日打了胜仗的消息。他不甘落后，督促所部创造堪与他们的战友们相匹敌的“勇于牺牲的奇迹”。他已将司令部搬到隆维对岸的卢森堡的埃施（esch），他从四面墙上钉着的大地图上察看着战斗进程。战局未卜，真折磨人；同科布伦茨的电话通讯糟糕透顶；统帅部又“在后方过远”；仗打得惊心动魄，损失太大；隆维还未拿下，他说，不过“我们觉得已顶住了敌人的进攻”；据报告，法军并不是在有计划地撤退，而是在溃退。
情况确是如此。吕夫将军在临战之前的最后时刻，发现原来归属于他的约五万之众的三个后备师已不属于他了，他为之暴跳如雷。为了对付鲁普雷希特可能的进攻，霞飞抽走了这三个师，把它们和从其他方面凑拢来的四个后备师一起专门组成一个洛林军。这支部队是8月21日开始建立的，由莫努里（maunoury）将军统率，驻扎在凡尔登和南锡之间，用以支持德卡斯泰尔诺集团军和掩护右翼冲过阿登山区。这是最后时刻重新作的部署之一。这说明法军还有可取之处，还有灵活性，不过在当时却产生了相反的后果。这一部署削弱了吕夫的兵力，使七个师在关键时刻动弹不得。吕夫后来一直说，这五万人，他已作了部署，维尔通一战，要是这些兵力在手边，他是可以打赢的。他当时的怒气冲冲说明了他有些不够老练。总司令部的一个参谋在作战时来到他的司令部，吕夫大发雷霆，他说：“你们总司令部的人从来不看我们送去的报告。你们像敌人袋子里的牡蛎一样愚昧无知。……告诉总司令，他指挥作战，比起1870年来还要差——他根本什么都看不见——什么地方都不行。”这些话绝不是住在奥林匹斯山的众神所欢迎的，霞飞和随从们这些天神总是喜欢把责任归咎于指挥官和士兵的无能，吕夫就是被归咎者之一。
也就在8月22日这天，德朗格勒将军经受了一个指挥官最痛苦的时刻——等待前线的消息。他“如坐针毡”，硬是把自己约束在默兹河畔离色当20英里的斯特奈（stenay）的司令部里，失利的报告一个紧跟一个而来。按他的性子真想奔赴战场，但他提醒自己，一个将军不应淹没在部队之中，而只能在远处指挥，这样一想他才克制下来。可是要在部下面前保持镇定自若和做到“一个首长在关键时候必不可少的自持”是同样困难的。
日暮时分，殖民军伤亡惨重的情况分明了。另一军，德朗格勒认为由于司令指挥不当，也正在撤退之中，且危及了友邻军。他因此不得不向霞飞报告：“在坦蒂尼遭严重挫败，所有部队的战果都不令人满意。”并称，由于所部损失巨大且已被打乱，要在8月23日完成任务的命令已无法遵办。但霞飞就是不信，甚至在收到德朗格勒的报告之后，还泰然自若并怡然自得地向梅西米报告说，各路部队都部署在“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区，以确保我方兵力优势”。总司令部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得看“有兵力优势之利”的部队和司令们了，于是霞飞几次三番要德朗格勒放心，并一再坚称在他面前的敌军只不过三个军，因此他必须重新进攻。
事实上，法军在阿登山区并不占据优势，而是恰恰相反。王储的部队除了法军已查明的三个军外，还有与现役军等同兵力的两个后备军，而符腾堡公爵的部队也是如此。这两个集团军所集结的兵力和大炮要比法军第三、第四集团军多得多。
8月23日继续打了一天。但不待日落，法军射不中的、箭断矢折的局面已明，阿登山区的敌军毕竟不是“一攻即破的”。尽管德军在右翼集结了雄厚的兵力，但在中路并不薄弱，法军没有“把它们劈成两半”。鼓足法军引以自豪的勇气，挥舞着军刀，高喊着“前进！”，军官们率领着各个连队攻向据壕坚守和使用着野战炮的敌人。融入苍茫暮色和迷雾中的土灰色击败了显眼的红色，扎实的、按部就班的训练战胜了勇气。法国在阿登山区的两支部队都在撤退，第三集团军在向凡尔登退却，第四集团军在撤往斯特奈和色当。布里埃的铁矿没有夺回来，它在以后四年里将给德军用来铸造军火弹药，服务于长期战争。德国没有这些矿石是无法长期打下去的。
霞飞到8月23日夜晚，还不了解阿登山区的败绩全况。他打电报给梅西米说：攻势“暂时受挫”，“我将尽一切努力再一次发动进攻”。
那天，王储军队从隆维经过，留下攻城部队攻打隆维要塞，其余所部按令继续前进，去凡尔登拦截法国第三集团军。这位王储，在不到一个月以前，其父王曾告诫他要事事服从总参谋长，要“按他的吩咐行事”，今天在这胜利之日，他又接到“威廉爸爸”的电报，向他和向鲁普雷希特一样，奖授一枚一、二级铁十字勋章。他“深为感动”，电报给所有的参谋人员传阅了。不久，王储自己也授发勋章，据战争后期一个崇拜者的描写，他身穿“炫目的紧身白外衣”，在两列士兵中间走着，从副官捧着的篮筐里分发着铁十字勋章。当时一个奥地利盟友报道说，只有自杀才能避而不受二级铁十字勋章。此时，这位不久将被人赞扬为“隆维英雄”的人，已获得与鲁普雷希特同等荣誉。在这种阿谀奉承声中，如果施利芬的幽灵对这既没有包抄又没有歼灭敌人的“普通的正面进攻的胜利”发了些牢骚，或是对“疯狂地猎取勋章”的行径有所微词，那么没有人听到。
在这期间，在桑布尔河畔的朗勒扎克的第五集团军已奉命过河进攻，“以那慕尔要塞为砥柱”，由其左翼绕过沙勒鲁瓦前进，而以敌人的“北方集团军”为目标。同时，第五集团军的一个军将驻守两河之间的夹角地带，保卫默兹河防线，防范德军从东面进攻。霞飞无权指挥英军，但在命令中要求约翰·弗伦奇爵士“配合这次行动”，“向苏瓦尼（soignies）总方向”前进，也就是要他渡过蒙斯运河。蒙斯运河是桑布尔河的一条支流，连通斯海尔德河，使航运从那慕尔经桑布尔河而下，在沙勒鲁瓦转入运河，东与斯海尔德河相接，直通海峡。因此蒙斯运河是这一连续航道的组成部分，它横切着德军右翼的通道。
根据德军的时间表，冯·克卢克集团军应于8月23日到达这条天堑，比洛集团军应在途中攻陷那慕尔后先期到达，和克卢克部大致同时越过运河。
根据约翰·弗伦奇进军命令规定的英军时间表，英国远征军也应于23日，也就是和德军同一天到达运河。这两方面的部队当时都不知道这个巧合。英军的先头部队按时间表要早到一些，应在22日晚到达。在21日朗勒扎克奉命渡过桑布尔河这天，原来期待能前来“配合行动”的这支英国远征军落在法军后面整整一天的路程。由于英军出发迟缓，加上两军指挥官之间关系不睦造成了联络不好，这两支军队，尽管双方司令部相距只35英里，终未能如计划协同作战，而是各管各地打了两个战役——沙勒鲁瓦战役和蒙斯战役。
在朗勒扎克心里，进攻主义已告寿终正寝。当时他虽不能十分清楚地看到德国三路大军压境的全貌，但已能感到这些压力。豪森的第三集团军从东杀来，比洛的第二集团军从北杀来，克卢克的第一集团军正在奔向他左侧兵力不到其一半的英军。朗勒扎克不了解这些部队的番号和人数，但知道这些部队就在跟前。他也知道——或许是通过侦察推算出来的——奔向他来的敌军，兵力要比他所能对付的大得多。对敌军实力的估计不是绝对的，而是由零星的侦察材料和情报拼凑而成的一幅图景，并尽可能使之合乎预先的设想，或是合乎战略的要求。一个参谋机构从现有的材料中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取决于其人员乐观或悲观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想相信些什么或怕相信些什么，有时还取决于个人的敏感性或直觉。
同样一份有关默兹河西岸德军实力的报告，在朗勒扎克和法军总司令部眼中，所表达的图景不同。总司令部认为阿登山区德军中路兵力薄弱，而朗勒扎克则认为一股巨浪在向第五集团军滚滚而来。总司令部估计默兹河西岸的德军兵力为十七八个师，同时估计迎击德军的兵力，有朗勒扎克的13个师，两个后备师组成的一支独立部队，英军5个师和比利时驻扎在那慕尔的一个师，总共21个师。总司令部因此认为人数上占到绰绰有余的优势。霞飞的计划，就是用这支大军将德军阻挡在桑布尔河彼岸，待第三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在阿登山区突破德军中路后，两路大军合兵一起向北挺进，将德军撵出比利时。
在职份上不是由亨利·威尔逊主管而实际上却由他主宰的英国参谋部，同意法军总司令部的这一估计。威尔逊在8月20日的日记中所写的默兹河西岸德军数目也是十七八个师，并且还下了个“越多越好，那就会削弱他们中路兵力”的结论。而返回到英国、远离了前线的基钦纳勋爵，则是惴惴不安，预感不妙。他曾告诫过约翰·弗伦奇爵士，要他提防德军席卷默兹河西岸和北岸。8月19日，他又电告爵士：德军席卷之势，“看来肯定会有发展”。他责成所有的报告都要让他知道；第二天，他重申了这个要求。的确，此时此刻在默兹河西岸的德军不是十七八个师，而是30个师：7个现役军、5个后备军、5个骑兵师和其他部队。冯·豪森集团军，当时还没有渡过默兹河，但已是右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还得加上这4个军的8个师。就整个边境战役来说，德军在人数上的优势是1.5：1，而右翼的优势则近乎2：1。
这支兵力进攻的焦点是朗勒扎克集团军，朗勒扎克也知道这一点。他在和英军司令非常不愉快的会晤之后，就认为英国人既不会及时准备好，也不可靠。他也知道比利时的防线将在那慕尔崩溃。新近在部队对调中派给他去沙勒鲁瓦西面担任左翼的一个新编军，到8月21日还未进入阵地。所以他认为如果按照命令渡过桑布尔河发起进攻，向他的左翼潮涌而来的德军就会对他形成翼侧包围，德军也就会如入无人之境直捣巴黎。“在哪里遇到敌人就在哪里进攻”，是他在圣西尔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教授的指导原则，也是训练法国军队的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在他现在看来，所见的只是一副骷髅罢了。
朗勒扎克踌躇了。他写信给霞飞说：他如在桑布尔河北岸发动进攻，由于英国人不可能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第五集团军“会陷于孤军作战境地”；如要双方协同作战，则第五集团军必须等到23日或24日。霞飞回答说：“由你全权决定发动进攻的时刻。”但敌人可不是这么随便答应的。
比洛集团军的主力在攻打那慕尔，而其分遣队于8月21日就冲到桑布尔河，并在那慕尔和沙勒鲁瓦之间两处地方进行了强渡。朗勒扎克曾叮嘱第五集团军各部须待“友邻军”到达才发动进攻，但在此期间必须打击德军渡河的任何企图。法国军事词汇中是没有“防御准备”这个词的，驻守该地区的第十军在南岸既没有挖掘战壕，也没架设铁丝网或构筑别的防御工事，只是等着用肉体去猛冲敌人。“军号嘹亮，战鼓隆隆，旗帜飘扬”，至于大炮则一无准备，法军就这样冲向前去，袭击敌人，打得非常猛烈，但终于被赶了回来。夜幕降临，敌人仍占据着塔明和桑布尔河南岸的另一个村庄。
步枪声和炮弹爆炸声之外，还可以听到远处更深沉的响声，如巨鼓擂动。德军攻城大炮已开始轰击那慕尔要塞。420毫米和305毫米的攻城炮，从列日拖来后在轰击那慕尔的射程内构筑了火炮阵地，这时正在向比利时这座第二要塞倾泻着两吨重的炮弹。曾率领志愿救护队去那慕尔的一名英国妇女写道，这种炮弹“带着经久不息的刺耳啸声”，不论你站在哪里，总像是在向你飞来，不论它实际击中何处，总像是在你周围咫尺之内爆炸。破坏之神从天空雷鸣而降，扑向那慕尔四周堡垒。这座城市在两整天可怕的雷鸣声中坍缩了。结果是列日的惨剧重演：四处爆炸，钢筋水泥碎如泥灰，藏身地下室的人们给吓疯了。卫戍部队和第四师跟比军其他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他们感到被抛弃了。朗勒扎克驻那慕尔的联络官迪律伊少校回到第五集团军司令部报告说，在他看来，法军如不拿出一些援助行动，这座要塞连一天也顶不住。他为守军请命：“他们必须看到法军浩浩荡荡开来，旗帜飘扬，军乐响亮。必须有个军乐队。”法军三个营——约3000人的一个团——当夜出发，于次日上午参加了那慕尔的保卫战。守军仅3.7万人，而8月21日至24日几天里投入进攻的德军，为数在10.7万到15.3万人之间，大炮计400到500门。
8月21日夜，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报称，他不认为24日前会有大战。他在报告中写道：“我想我对战局了如指掌，我认为战局对我方有利。”可是他对战局并不如他所想那样了如指掌。第二天，当英军朝“苏瓦尼总方向”在去蒙斯的路上前进时，骑兵巡逻队报告说，德军的一个军在从布鲁塞尔至蒙斯的公路上开来，也是在向苏瓦尼进军。从这支德军的位置判断，他们当晚可以到达这个村子。看来敌人是不会等到约翰·弗伦奇爵士所预定的24日这个日期的。一个英国飞行员又带来更为叫人惊恐的消息：德国另一个军正沿着一条公路开来，并已经逼近到可从西边对英军左翼进行翼侧包抄。包抄！顿然间，英国军队，至少是情报部门，清晰而可怕地看到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基钦纳一贯说的“席卷”已不再是个概念，而是一队队活生生的人了。可是那些参谋长官们在威尔逊的影响下不以为然。由于威尔逊的关系，他们墨守法军战略，同法军总司令部一样不愿接受关于德军右翼的这种危言耸听的说法。“你们得到的并转给总司令的那个情报，看来有点夸大”，他们就这样作了决定并保持进军命令不变。
他们知道他们正踏在过去曾打过胜仗的土地上。他们在蒙斯南面十英里的地方走过了法比边界上的马尔普拉凯，在路旁看到一块标明莫尔伯勒在此打败路易十四的石碑，莫尔伯勒曾为此赢得了一首法国民歌对他永世不忘的传诵。滑铁卢也就在他们前面，在蒙斯和布鲁塞尔之间。如今他们在滑铁卢战役将近一百周年之际来到这个英国人曾高奏凯歌的战场，能不信心十足！
当先头部队于22日接近蒙斯的时候，在运河北面公路上侦察的一部分骑兵中队的人，看到一队四骑人马向他们驰来。这些人看上去很陌生。就在同时，这些陌生人也看见了英军，勒住了马，双方屏息相视片刻之后才意识到碰到了敌人。这些德国枪骑兵掉转马头与中队的其余人员汇合疾驰而去。英军急起直追，在苏瓦尼的大街上赶上了他们。在小规模的激战中，枪骑兵的“长旗杆矛碍手碍脚，很多人把它扔掉了”。英军杀死了三四名德军，从这个小战场胜利而归。骑兵中队长霍恩比（hornby）上尉，作为第一个用新式骑兵刺刀杀死德军的英国军官，被授予杰出战功勋章。战争以正确的方式开始，战果非常鼓舞人心。
首次接触，既然如所预期是在去苏瓦尼的路上发生的，也就没有理由使参谋长官们改变他们对敌人实力和位置的估计。威尔逊认为，和英军对阵的德军兵力只有一个或两个军加上一个骑兵师，同英国远征军的两个军和一个骑兵师相比处于劣势，至多也不相上下。威尔逊性格刚强，情绪高昂，对这里地形和对法国人的熟悉了解又是众所公认的，这一切都比情报官的报告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尤其是作战处的军官们向来认为情报处总是从最坏处着想，对情报处的估计历来不以为然，因而这种情况尤为突出。英国对德国军事理论和德国军事实践研究得最细致入微的詹姆斯·格里尔森爵士的逝世，又使得威尔逊的那些理论——它们是全盘抄袭法军总司令部的——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参谋和军长们，对第二天的战斗都满怀信心，虽然约翰·弗伦奇爵士未必如此。
弗伦奇的情绪仍然阴沉忧郁，其犹豫不决与朗勒扎克几不分轩轾。21日，刚到达法国前来代替格里尔森的史密斯―多林将军来请示时，得到的吩咐是“在孔代运河（condécanal）防线作战”。史密斯―多林将军问，这是说进攻还是防守？吩咐是“听从命令”。弗伦奇焦虑的一个因素，是他不了解朗勒扎克在他右翼的作战计划，担心他们两军之间会形成缺口。22日上午，他乘汽车出发去和这位令人不愉快的邻居商量，但在途中得悉朗勒扎克已前往设在梅泰（mettet）的军司令部，第十军正在梅泰激战。他没有会面朗勒扎克就这么回来了。在司令部里迎接他的是一条好消息。起初留在英国的第四师已经到达法国，现正在前来途中。德军在比利时向前推进以及比军的撤往安特卫普，促使基钦纳下决心把第四师派来。
冯·克卢克将军对苏瓦尼公路上的骑兵冲突比英军更为吃惊。直到此刻，他还不知道英军已在他面前，英法的保密措施何其得力！克卢克知道英军业已登陆，因为他从一份比利时报纸上看到有关消息，该报登有基钦纳宣布英国远征军已平安到达“法国国土”的官方公报。英国、全世界以及敌人知道英军登陆的第一个消息，就是8月20日发布的这项公报。不过，克卢克仍然认为英军是在奥斯坦德、敦刻尔克、加来登陆的。这主要是出于他的主观愿望，他打算在跟法军交锋之前将英国军队和比利时军队一并“击溃”。
现在，他从布鲁塞尔挥师南下，不得不担心比军会在他后方从安特卫普突然出击，不得不担心英军可能会对他的翼侧猛扑过来。他总认为英军神秘地部署在他右面的比利时境内的什么地方，因此他一直设法让部队朝西徐徐前进，好寻找英军进攻，然而比洛则是始终害怕产生缺口，不断令他靠拢。克卢克反对，比洛坚持。“不这样，第一集团军就会走得过远而不能支援第二集团军。”克卢克发现英军在苏瓦尼，正在他前面，又想往西转移，寻找敌人翼侧。可他再次为比洛所阻，他怒不可遏，向最高统帅部提出抗议。然而，统帅部对英军的行踪比协约国对德军右翼的了解更为模糊。“本部看来，并没有发生意义重大的登陆行动。”统帅部说，因此否定了他的意见。克卢克给夺去了包抄敌人的机会而被迫作正面攻击，只好怒气冲冲地向蒙斯前进。命令要求他在8月23日渡过运河，占领河南阵地，迫使敌军退往莫伯日，同时从西面切断其退路。
8月22日那天，比洛跟左侧的豪森之间和跟右侧的克卢克一样，矛盾很大。克卢克倾向于赶在前面，而豪森则倾向于拖后。鉴于先头部队已渡过桑布尔河在同朗勒扎克的第十军作战，比洛计划由他的部队和豪森的部队联合大举进攻，打一场歼灭战，可是豪森在22日还未准备就绪。比洛苦苦埋怨友邻军的“不够合作”，而豪森则不堪忍受比洛再三要求帮助，同样怨气冲天。比洛决定不再等待，对桑布尔河一线投入三个军，发动了猛烈进攻。
这一天以及第二天，比洛和朗勒扎克两军在这场沙勒鲁瓦战役中鏖战不舍，第一天日暮时，豪森部队加入战斗。而这两天，也正是法国第三、第四集团军在阿登山区大雾弥漫的森林中与覆灭之灾进行搏斗的两天。朗勒扎克坐镇在梅泰指挥作战，但主要是痛苦地等待师长和军长们送来他们那里的战况报告。而这些师长和军长要了解他们部队里的情况，也是相当难的。这些部队，不是处于密集炮火之下，就是在村子里巷战肉搏，即使有一个军官精疲力尽、负伤淌血、跌跌撞撞地回来了，也已支持不住不能向上司报告了。活生生的人证比报告先到梅泰，一辆汽车载着一名受伤的军官开进广场。朗勒扎克和参谋们由于烦躁不安在屋子里待不下去，这时正在广场上焦急地来回踱着。这个伤员经认出来是第十军的一位师长博埃（boë）将军。他脸色灰白，目光凄惨，其声微微，痛苦地、断断续续地向奔到汽车旁边来的埃利·杜瓦塞尔说道：“告诉他……告诉将军……我们在尽力……坚持。”
在沙勒鲁瓦北面，在第十军左方的第三军报告损失“惨重”。沙勒鲁瓦这座乱七八糟地延伸在河流两岸的工业城镇，已在白天被德军突破，法军还在猛烈战斗，想击退他们。当德军在未得到教训以前按老规矩以密集队形进攻的时候，就成了75毫米大炮的极好目标。可是这些每分钟原可打15发的75毫米大炮，所供应的炮弹却只够它每分钟打2.25发。在沙勒鲁瓦，志愿应募入伍的两个阿尔及利亚师的步兵们（turcos），像他们父辈当年在色当一样勇敢。一个营冲向德军一个炮兵阵地，用刺刀刺死了炮手，归来时全营1030人只有两名没有挂彩。法军到处遭到炮击，而敌人的炮兵阵地通常不是看不见就是打不着。他们在不同战区不同的情况下，有的人被打得怒火中烧，有的被打得意志消沉。他们对在头顶上空充当炮兵弹着观察员的德军隼式飞机，既火冒三丈而又无可奈何。这些飞机在他们阵地上空飞过之后必然跟来又一阵炮弹。
及至黄昏，朗勒扎克不得不报告：第十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却”；第三军在“苦战”；军官“伤亡巨大”；左面的第十八军虽完整无损，可是左端的索尔代将军的骑兵军已“精疲力尽”，也已被迫退却，使第五集团军和英军之间造成了缺口。这个缺口确有十英里之宽，足可容敌人一个军。朗勒扎克焦急得只好传言给约翰·弗伦奇爵士，请他进攻比洛的右翼，借以减轻法军的压力。约翰爵士的回答是不能照办，不过答应将坚守蒙斯运河防线二十四小时。
夜间，朗勒扎克的处境更岌岌可危。豪森带来四个生力军和340门大炮攻打默兹河防线。他在夜间发动了进攻，占领了河对岸的桥头堡。弗朗谢·德斯佩雷（franchetd’esperey）的第一军进行了反攻。第一军的任务是守卫沿朗勒扎克阵地右面的一段默兹河，它是第五集团军唯一掘壕坚守的军。
豪森的意图是，根据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挥戈西南，进攻日韦，希望由此直扑朗勒扎克军的后方，陷该军于他和比洛所部夹攻之中而歼灭之。而比洛——他在这战区虽已重创敌军而所部同样遭到重创——则决心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最终解决战斗的攻势。他命令豪森西指梅泰直接攻击第五集团军的主力，而不是进军西南，切断第五集团军退路。豪森照办了。这是一个错误。它使豪森在8月23日整天缠于正面进攻弗朗谢·德斯佩雷一军防守严密的阵地，对付这位将才横溢的军长，听任朗勒扎克的退路敞开无阻，打一场歼灭战的机会就此错过在这条敞开的通道上了。
8月23日，晴朗酷热，夏日的天空终日密布着炮弹的团团黑色烟雾。法军立即把它比作法国家家户户火炉上的铸铁锅，给这些炮弹起了个“煲汤锅”（marmites）的绰号。倦乏不堪的法国兵所能记起的那天情景就是“炮弹如雨”。有些地方，法军还在进攻，想把德军赶回桑布尔河另一侧；有些地方，法军还在固守；有些地方，法军已在踉跄溃退。公路上都是一长列一长列的比利时难民，途为之塞。他们满身尘土，给婴儿和大包小裹压得弯腰曲背，推着手推车，毫无生气，疲惫不堪，漫无止境、漫无目标地流浪着，无家可归，无藏身之所，只求躲开北面可怕的隆隆炮声。
难民队伍走过离沙勒鲁瓦20英里的菲利普维尔，朗勒扎克的司令部那天正设在那里。朗勒扎克穿着红裤子的两腿叉开，双手反剪，站在广场上看着他们，忧郁凄恻，默默无言，黝黑的面孔在黑色紧身军装上衣上头显得近乎苍白，丰满的双颊业已下陷。他“为极度忧虑所困”。敌人从四面八方向他压来。总司令部除询问对形势的看法以外一无指示。他很敏锐地意识到索尔代骑兵军撤退造成的缺口的后果。正午时分消息来了，比利时的第四师正从那慕尔撤出。这个消息是预料得到的，但仍然是难以置信的。这座控制着桑布尔河和默兹河汇合处的城市及市区外围高地上的堡垒群，即将落入比洛手中。那天早晨，他曾给第四集团军的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去信，要求他调兵加强两军衔接的那部分地区。然而，德朗格勒杳无回音。
朗勒扎克的参谋力劝他同意弗朗谢·德斯佩雷的反攻要求。据德斯佩雷报告，一支追击第十军的德军已将其翼侧暴露给他，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机会。也有一些热心为人说项的人则敦促他让第十八军从左端发起反攻，减轻英军的压力，英军这天正在蒙斯同冯·克卢克的整个集团军作战。朗勒扎克厌恶这种头脑发热的做法，拒不应声。他始终不置一词，不发一令，只是等着。后来他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就沙勒鲁瓦战役进行了纠缠多年的争论，对朗勒扎克这天下午的灵魂深处发生了什么各有各的看法。在有些人看来，他不是临阵怯战就是惊恐瘫痪。有些人则认为他是在情况不明、形势危殆的局面下冷静衡量各种可能。既然总司令部对他不置可否，不作指示，朗勒扎克只有自行决定。
傍晚时，一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豪森所部扩大了默兹河对岸迪南南面翁埃耶（onhaye）的桥头堡。这是个大威胁，有从第五集团军后方进行袭击的危险。弗朗谢·德斯佩雷立即派出一个旅，由芒让（mangin）将军率领去处理这个危局。也就在这时，朗勒扎克终于收到德朗格勒的消息。这是个不能再坏的消息。第四集团军在阿登山区不仅没有像总司令部先前在公报中所暗示的那样打了胜仗，而且正在被迫退却之中，这将使色当和朗勒扎克右翼之间的这段默兹河无人防守。豪森的萨克森部队在翁埃耶的出现顿时成了严重的威胁。朗勒扎克认为——他说，“我确实认为”——这是支先头部队，由于德朗格勒的撤退，它就可以恣意行动，如果不立即把它击退，它还会得到增援。这时候他当然不会知道——因为事情还没发生——芒让将军率领的那个旅会在一场漂亮的刺刀冲锋中把萨克森人赶出翁埃耶。
紧接着又传来消息，沙勒鲁瓦北面的第三军在遭受攻击之后未能守住阵地，正在退却。迪律伊少校又带来消息说德军已占领那慕尔北面的堡垒群，并且已经入城。朗勒扎克回到希迈（chimay），在军部里，“收到证实第四集团军受挫的消息，该集团军自早晨起一直在退却，使第五集团军的右翼完全失去掩护”。
在朗勒扎克看来，他右翼的危险“似乎很严重”。他一直惴惴不安，担心在德朗格勒将军撤出的地方会发生另一场灾难，“四十四年前，我军曾在这里遭到德军的包围而被迫投降——那场可恨的灾难使我国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多么不能忘怀的一页！”
要使法国不出现第二次色当战役，就必须使第五集团军免遭覆灭之灾。朗勒扎克此刻很清楚，法军从孚日山脉到桑布尔河在全线撤退。只要军队还在，就不会出现像色当战役那样不可挽回的失败，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假使第五集团军被歼灭，整个战线就会动摇，接着就是彻底失败。不论打得如何英勇，也不论如何迫切需要，反攻已不能挽救整个局势。
朗勒扎克最后开口了，下令全面撤退。他知道他会被作为“闯下大祸的人”撤职——他后来确实被撤掉了。据他自己说，他曾和一位军官讲过：“我们打败了，但这个不幸是可以补救的。只要第五集团军存在，法国就不会灭亡。”这些话尽管有着事后着笔的回忆录的味道，但他很可能是这样说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特别是在法国，往往会激起豪言壮语。
朗勒扎克自行作出了决定，他认为霞飞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未征求总司令部的意见。“敌军威胁我默兹河右翼，”他报告说，“翁埃耶已被占领，日韦受到威胁，那慕尔已被攻下。”由于这种形势以及“第四集团军行动阻滞”，他已令第五集团军撤退。随着这份电报的发出，法国想在一场短期战争中打败这个宿敌的最后希望全都化为乌有。法军最后一次进攻已告失败。霞飞果真不同意这个决定——不过不是当晚。8月23日（星期日）夜晚，是一个浓雾迷漫而难熬的夜晚，此刻，法国的整个计划正在土崩瓦解，谁也不能肯定各战区的目前情况如何，色当战役的幽灵徘徊不去，除朗勒扎克以外人人忧心忡忡，总司令部对第五集团军的撤退，既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撤销该令。霞飞默不作声，算是批准了这个决定；然而对此他是不会饶恕的。
关于沙勒鲁瓦战役，官方后来的说法竟然是，朗勒扎克将军“自认为他右翼受到威胁便命令撤退而没有反攻”。这是法军总司令部要为第十七号计划的失败找替罪羊而强加在这位第五集团军司令身上的不实之词。朗勒扎克作出决定的那个时刻，总司令部里谁也没有像战后通报所说的那样，向他提出过：他完全是“自认为”右翼受到威胁，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远在左翼，英军和冯·克卢克所部自清晨起就在18米宽的蒙斯运河展开了争夺战，打得难解难分。8月的朝阳冲破了清晨的迷雾细雨，预示着这天是个大热天。礼拜天的教堂同往常一样敲起了钟声，矿区的村民也同往常一样穿着礼拜天的黑色服装去做弥撒。运河两边是些铁路支线和工厂堆货场。煤泥以及工厂和炉子里的化学废渣、废水把运河污染成一股黑水，臭气四溢。菜地里、牧场和果园里的灰色煤渣堆，像是女巫戴的尖帽子似的，给原来的景色添上了一种古怪异常的样子。战争在这里看来没那么不协调。
英军在蒙斯两边都建立了阵地。史密斯―多林将军率领的第二军在蒙斯西面沿着蒙斯到孔代计15英里长的一段运河布下了防线，而且进驻了紧挨在蒙斯东面运河向北拐弯形成的一块大约两英里宽、一英里半长的突出地区；黑格将军的第一军守着第二军右翼从蒙斯到朗勒扎克左翼之间的一条斜形阵地；而未来的耶路撒冷征服者艾伦比（allenby）将军指挥的骑兵师则留作后备部队。黑格对面是克卢克和比洛两集团军的衔接地区。由于克卢克部在尽可能向西推进，黑格一军在后来被称为蒙斯战役的8月23日的著名战斗中没有遭到攻击。
约翰·弗伦奇爵士将司令部设在蒙斯以南30英里的勒卡托。他在一条25英里长的战线上指挥着5个师，同朗勒扎克在50英里长的战线上指挥13个师的情况相比，他是完全没有必要离开前线那么远的。他之作出这种抉择可能是犹豫不决所致。弗伦奇既给空军和骑兵的侦察报告弄得惴惴不安，又苦于对友邻军捉摸不透，而对和友邻军共同守卫的这段于敌人有机可乘的弯弯曲曲的防线也很不自在，所以，他对进攻并不比朗勒扎克感到高兴。
在战斗前夜，他将两个军和骑兵师的高级参谋召到勒卡托，对他们说，“由于法国第五集团军的撤退”，英军将不进攻了。其实这时候的第五集团军，除了第十军外都未撤退，而第十军又不和英军相邻，但约翰·弗伦奇爵士是必须归罪于人的。朗勒扎克前一天在这种同志式的精神的驱使下，也曾把自己的未能进攻归咎于英军的没有到场。那时朗勒扎克给各军的命令是固守桑布尔河防线而不是渡河进攻，如今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命令同样是固守运河防线。尽管威尔逊仍然在按向北大举进攻把德军撵出比利时的路子着想，但指挥官们得到的是采取全属另一套行动的可能。有鉴于此，史密斯―多林将军便于凌晨2时30分下令做好炸毁运河桥梁的准备。这是个切合实际的预防措施，但这类措施是法军所不取的。正由于此，1914年8月的法军伤亡率达到惊人的程度。战斗开始前五分钟，史密斯―多林进一步下令，指示“一旦必须撤退”，要按师部命令破坏一切桥梁。
清晨6时，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各军长发布最后一道指令时，他——或许是他的参谋们——对于将与之交锋的敌方兵力的估计仍然同前不变，仍是一个或至多两个军加上骑兵。事实上，那时在英国远征军攻击距离内的克卢克集团军拥有四个军和三个骑兵师，计16万人和600门大炮。而英国远征军的兵力则仅为7万人，300门大炮。至于克卢克的两个后备军，一个还差两天路程，尚未赶到，一个留在后方防范安特卫普的敌军。
上午9时，德军向英军阵地发射第一批炮弹，这次攻击首先是指向运河拐弯形成的那块突出地区，其北端的尼米桥（bridgeatnimy）是攻击的焦点。德军以密集队形冲将过来，给掘壕坚守有方、专门训练有素的英国步兵提供了“再好不过的目标”，他们打得又快又准，德军以为碰上了机枪。德军在一浪接一浪的冲杀遭到击退以后，调来更多兵力，并改用了疏开队形。英军在“顽强抵抗”的命令下，尽管伤亡逐渐增大，而在突出地区的火力仍然不衰。10时30分起，德军的炮队，起先是第三军的，接着是第四军的，相继投入战斗，战火便沿着运河的平直地段蔓延到西面。
及至下午3时，守卫突出地区的英军各团已饱受了六小时的炮击和步兵的进攻，鉴于人员越来越少，压力过大，便炸毁尼米桥，逐连逐连地撤到两三英里后面准备好的第二道防线。由于突出地区的放弃危及守卫运河河道平直地段的两支友邻部队，后者也当即奉令于傍晚5时开始撤退。地处运河弯道和平直河道交接点的热马普（jemappes）及其西面两英里的马里埃特（mariette），因缺少雷管无法炸毁桥梁，顿时陷入千钧一发。值此撤退之际，倘德军冲过运河，不仅会使有秩序的撤退变成一场溃退，甚至会就此突破整个防线。一个霍雷修斯是绝不能守住桥梁的。然而英国陆军工兵的赖特（wright）上尉则在马里埃特的桥下一只手转一只手地悬着身子荡过去，想给炸药接上引线。在热马普，一名下士和一名士兵在不停的炮火下，也为接上引线努力了一个半小时。他们两人事竟其成，并且荣膺了维多利亚勋章和杰出战功勋章；赖特上尉尽管不顾身负重伤，作了第二次努力，但终未能成功。他也得到维多利亚勋章，不过，三星期后即捐躯埃纳（aisne）河畔。
傍晚时分，在零星炮火下脱离战斗的微妙过程告成。一团一团依次掩护友邻部队撤退，直到全部到达第二道防线的村子和宿营地为止。看来德国人在白天战斗中也同样伤亡重大，他们既没有认真地强攻未遭破坏的桥梁，也没有追击敌人的任何兴趣。相反，撤退的英军在暮色苍茫中可以听到他们“停止射击”的军号和尔后免不了的歌声。最后，运河对岸一片寂静。
英军是何等幸运，冯·克卢克竟没有利用他两倍多的兵力优势。由于比洛命令的掣肘，他不能寻找敌人翼侧兜而围之。他只有用他中路第三、第四两个军和英军迎面交锋作正面攻击，结果损失惨重。第三军的一个后备役上尉发觉他是全连中唯一幸存的军官，也是全营中唯一幸存的连长。“你是我唯一的支持人了，”少校嚎啕大哭着说，“这个营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我那引以自豪的、美好的营啊……”这个团也“被击败了，打垮了，只剩下少数人”。这个团的上校，像战争中的任何人一样，只能根据自己队伍发生的情况来判断战斗的过程，他整夜焦虑不安，因为如他所说，“英国人要是对我们的情况稍有怀疑并发动反攻的话，那他们简直会把我们踏扁”。
冯·克卢克军的两翼，右面的第二军和左面的第九军都没有投入战斗。他们和第一集团军的其他部队一样，11天行军150英里，这时候长长的队伍正在沿着公路前进，距中路两个军的后方还有几小时的路程。各个军如果在8月23日都参加了进攻，历史也许会改观。冯·克卢克在下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命令中路两个军牵制英军，等待翼侧的军调集上来进行包抄，打一场歼灭战。可就在这之前，英军已被迫果断地改变了计划。
亨利·威尔逊对第十七号计划仍然怀着中世纪骑士般的热情，一心想冲锋陷阵，而不了解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执行这计划跟使用中世纪的长弓几无不同。威尔逊和霞飞不分轩轾。霞飞在接到德朗格勒关于阿登山区惨遭灾难的报告后六小时仍然坚持发动攻势，而威尔逊，甚至在运河战线已被迫放弃之后，仍然热衷于第二天发起进攻。他作了“仔细核计”，得出了“我们对面只有一个军和一个骑兵师（也可能两个军）”的结论。他要约翰·弗伦奇爵士和默里“相信”，情况就是这样，“结果我被允许草拟明天进攻的命令”。晚上8时，正当命令草拟完毕的时候，霞飞发来电报通知英军说，各方面汇集的证据表明英军现在面对的敌军为三个军和两个骑兵师，命令就此作废。霞飞的电报比威尔逊更具有说服力，从而一下子结束了任何进攻的念头。接着是更坏的消息接踵而来。
晚上11时，斯皮尔斯中尉慌忙乘车从第五集团军司令部赶来，带来了令人难受的消息：朗勒扎克将军已停止战斗，正在将第五集团军撤往设在英军后方的防线。斯皮尔斯对这种既不和英军商量，又不通知英军的做法，就像阿德尔贝上校听到国王阿尔贝将部队撤往安特卫普的决定时那样既忿懑又沮丧。十七年后，他写这件事时仍然耿耿于怀。
朗勒扎克的撤退使英国远征军失去掩护，顿时处境危殆。经过紧张讨论，决定一俟命令拟就并送达前线，就立即撤出部队。但由于史密斯―多林军部的地点选择得离奇，以致耽误了时间，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史密斯―多林的司令部设在萨尔拉布律耶尔（sarsla-bruyère）的一幢普通的私人乡村住宅里，不过名字倒很有气派，叫做“岩石堡”。这个住宅坐落在偏僻的村道旁边，既不通电报也没有电话，白天已经难找，深更半夜就更困难了。即使是莫尔伯勒和威灵顿，他们选择司令部的地点，也比较注重便利，要设在大道旁边，纵然房子不太体面也无妨，他们的司令部，一个设在修道院，一个设在小旅馆里。给史密斯―多林的命令只得用汽车送去，直到凌晨3时才送到，而还未投入战斗的黑格第一军早一小时就接到电报命令，从容做好了撤退准备，天不亮就开拔了。
但在这时，德军已将两个翼侧军调集前来，重新开始进攻。整天挨到炮击的第二军只得在炮火下开始撤退。混乱之中，有一个营始终没接到命令，一直打到四面被围，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只有两名军官和200名士兵逃了出来。
第一天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是英国士兵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首次和欧洲敌人作战，也是滑铁卢战役以来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仗。但多么令人失望！冒着酷暑，仆仆风尘兼程前来的第一军，几乎一枪未发，现在就不得不掉过头来往回走了；尤其是对那个以与有名的劲敌较量为荣的第二军来说，失望更甚。他们既对敌人的人多势众和对第五集团军的撤退一无所知，因而对撤退的命令也就无法理解了。
这在亨利·威尔逊是个“极大的”失望，他把一切都归咎于基钦纳和内阁没有派六个师而只派了四个师来法国。他使出了不承认错误的惊人本领，他说：如果六个师都在那里，“这就不会是撤退而是前进，不会是败绩而是胜利”。他这种本领使他后来成为陆军元帅。
威尔逊的自信和兴致勃勃的劲头开始消失，而那个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喜怒无常的约翰·弗伦奇爵士则是沉陷在沮丧之中。他到法国只一个多星期，可是紧张、焦虑、职责，加上朗勒扎克的不义行径，战幕初启时已使他心灰意懒，对指挥作战感到失望。第二天，他在给基钦纳的报告的结尾就提出了一个灰溜溜的建议，“我认为应立即将注意力转到勒阿弗尔的防御方面”，这说明他已开始从撤离法国来考虑问题了。勒阿弗尔位于塞纳河口，在英军原先登陆的基地布洛涅以南约100英里。
这就是蒙斯战役。英国的这首次出战，既是大战的序幕，在追溯的时候，也就变得意义重大，被推崇备至，它跟黑斯廷斯（hastings）战役和阿让库尔（agincourt）战役一样，在英国众神殿中也要同占一席。这场战役还被安上了蒙斯天使那样的传说。战士个个英勇，亡者都是英雄。凡经命名的每个团的事迹，都写到最后一分钟，写到最后一枪一弹，直写得蒙斯一战在这种英勇壮烈的烟雾中若隐若现地好似一场胜利。毫无疑问，英军在蒙斯一战中确实打得很勇敢，打得很出色，打得比法军某些部队要好，但是并不比很多其他部队更好；不比哈伦之战的比军，或沙勒鲁瓦之战的阿尔及利亚步兵，或翁埃耶之战中芒让将军的那个旅以及各个战场的敌军为好。这场战役，到开始撤退前历时九小时，投入作战的英军计两个师，35000人，总共伤亡1600人，把冯·克卢克集团军的前进拖住了一天。它是边境战役的一部分。而在整个边境战役中，法军有70个师，约125万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打了四天。法军这四天的伤亡达14万多人，也就是当时在法国的英国远征军总数的两倍。
紧接在沙勒鲁瓦战役和蒙斯战役之后，比利时尽是残垣断壁，遍地垩灰，满目战争疮痍，一片废墟。街头巷尾到处散落着士兵做垫褥用的满是污泥的干草、丢弃的背包和血迹斑斑的绷带。正如威尔·欧文所写的那样，“到处臭气冲天。我从未听说在描写战争的任何书本中提到过这种情况，这是50万没有洗澡的士兵散发出的汗酸臭……在德国人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里，这种臭气多日不散”。混杂一起的，还有血腥气、药品气、马粪和尸体的臭气。人的尸体理应由他们所属的部队在午夜前掩埋掉，但往往是尸体太多，时间太少，至于掩埋死马就更没有时间了。那些死马久未掩埋，都已腐烂膨胀。军队开拔之后，可以见到比利时农民拿着铁铲、弯着腰在田野里清理尸体，这种景象宛如一幅米勒的杰作。
在尸体中间，零落可见弃掷下来的第十七号计划片纸只字，以及印有“……法军今后应以进攻为唯一法则……只有进攻才能产生积极结果……”字样的耀眼的法军野战条例残篇。
边境已被突破，各部队不是在退却就是在作死守的困兽之斗，对这场灾难应负最终责任的霞飞，在法国的所有希望彻底破灭的这个时刻，竟不可思议地依然泰然自若，毫不内疚。他立即把过失推卸到计划执行人身上，为计划制订者开脱责任。这样，他就可以保持对自己、对法国的信心白玉无瑕。这样，也就为他提供了置身今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所必不可少的和唯一的条件。
24日上午，在像他所说“事实证据俱在，回避不了”的这个时候，他向梅西米作了汇报。他说，部队“已被迫不得不采取守势”，必须靠其筑垒的防线支持下去，一方面消耗敌军，一方面等候有利时机，重新展开攻势。他立即着手部署退守的防线，并着手变更部队部署，编成密集队形，在他所希望建立的索姆河防线上恢复攻势。帕莱奥洛格最近自圣彼得堡的来电使他深受鼓舞，德军为了对付俄国的威胁随时都会被迫从西线撤军东去，对此，他抱了很大希望。他在自身遭到灾难之后，便引领等待俄国这部压路机的响声。可是传来的只是一份晦涩不明的电报，说对东普鲁士的“一些重大战略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同时答应“进一步采取进攻性行动”。
查明战败原因是霞飞仅次于重组战线的当务之急。他毫不犹豫地认为原因在于“指挥官的严重缺陷”。有些指挥官确实为肩负的可怕责任压垮。炮兵部队的一名将军不得不上去替代沙勒鲁瓦北面第三军军长的职务，因为那位军长在战斗最关紧要的阶段竟然哪里也找不到他。第五军的一名师长在阿登战役中竟然自杀了。人，就像计划一样，在面对演习中所没有的危险、死亡和真枪实弹时，难免会出现问题。可是，霞飞这位不承认计划会有问题的人，是不允许任何人犯错误的。他查问那些表现得软弱无能的将领们的名字，无情地扩大了免职、降职的人员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