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战场上，调集军队和前哨战阶段在第十五日结束，进攻战阶段开始。法军右翼向德国占领的洛林地区发动进攻，他们抄袭一条古老的深沟壁垒的蹊径，这样的小道，在法国和比利时为数很多。世世代代以来，不论哪个兵家都率师蹈常袭故走这样的小道，夷平那些反复遭到夷平的村庄。在东去南锡的道路上，法军走过一块纪念碑，上面铭刻着“362年，约维努斯（jovinus）于此击败条顿游牧部落”。
正当波将军所部在法军右翼边缘，在阿尔萨斯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迪巴伊将军的第一集团军和德卡斯泰尔诺将军的第二集团军正在分别穿越洛林地区的两条天然通道。这是法军进攻的必经之路。这两条天然通道，一条通往迪巴伊部队出击的目标萨尔堡（sarrebourg）；一条从环绕南锡的大库罗讷（grandcouronné）山区迂回而下，经过萨兰堡（châteausalins）进入一个山谷，山谷尽头就是德卡斯泰尔诺部队出击的目标莫朗日（morhange）天然要塞。德国人已估计到法国的进攻，早就在这一带设置了铁丝网，挖掘了战壕，建筑了炮台，严阵以待。他们在萨尔堡和莫朗日都筑有坚固的工事，要击退他们，只有进行锐不可当的冲锋或用重炮轰击。法国人向来依靠前者，蔑视后者。
1909年，总参谋部的一个炮兵军官，在征求他有关105毫米重型野炮的意见时，他回答说：“感谢上帝，幸好我们一尊也没有！”“法军的威力全靠加农炮的轻便。”1911年，作战委员会建议为法国陆军配备105毫米重炮，但炮兵部门人员却矢忠于驰名的法国75毫米大炮，而始终执拗反对。他们鄙视重型野炮的作用，认为只会影响法军进攻的机动性，是个累赘，只能像机枪一样作为防御武器。陆军部长梅西米和当时供职总参谋部的迪巴伊将军，力排众议，争得拨款，拟创建若干105毫米重炮炮兵连，但因政府屡经更迭和炮兵部队的鄙视，及至1914年，编入法国陆军的重炮兵部队寥若晨星。
德方洛林阵地的守军，是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第六集团军，以及8月9日起归他指挥的冯·黑林根将军的第七集团军。鲁普雷希特的任务，是把尽量多的法军牵制在他的战线上，使他们去不了面对德军右翼的主力阵地。按照施利芬计划，他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先行退却，将法军引入“口袋”，拉长法军的交通线，然后把法军咬住，而这时候，决战就在别处开打了。这项计划的精髓所在，就是让这个战区的敌人在他们迹象毕露意欲进犯的当口，遂其意图，任其前来，诱之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使之遭受战略上的失败。
这一战略，与对东普鲁士的计划无异，有其心理方面的问题。军号响了，担任司令的那些袍泽在奋勇直前走向胜利，而这时候，鲁普雷希特却得服从往后退却的需要。这对一个向往荣誉、雄心勃勃的司令员，特别是对一个储贰身份的人来说，是个很不愉快的情景。
鲁普雷希特，不失军人严谨本色，挺直，英俊，目不斜视，有两撇得体的髭须。他毫无以前两位任性的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国王的那种气息。那两个国王生性放荡，一个迷恋洛拉·蒙特兹，一个沉溺于里夏德·瓦格纳，结果一个遭到废黜，一个被宣布为疯子。其实，鲁普雷希特出身的门第并不那么怪僻，这一房曾出过为疯子国王担任过摄政王之人。鲁普雷希特本人是英王查理一世的女儿亨丽埃塔（henrietta）的直系后裔，所以也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合法继承人。为纪念查理国王，每年逢到他被处决的这一天，巴伐利亚王宫总披上白玫瑰素装。鲁普雷希特与协约国方面还有一层新的私人关系——他妻子的胞妹伊丽莎白嫁给了比利时国王阿尔贝。尽管如此，巴伐利亚的部队却是地道的德国军队。开战几天以后，迪巴伊将军就曾报告说，他们尽是“野蛮人”。这些人在撤出城镇之前，总是将宿营的住房洗劫一空，桌椅家具、床垫、装饰品、一切器皿，砸的砸，踏的踏，窗帘给撕了下来，橱柜里的东西给撒了一地。然而这一切，尚且只是悻然撤退的军队习以为常的行为。洛林更惨的遭遇还在后头哩。
在迪巴伊和德卡斯泰尔诺进攻的头四天，德军按照计划往后徐徐退却，仅与法军作后卫战。蓝衣红裤的法国军队从梧桐夹道的宽阔笔直的公路上源源而来。在沿路每一高坡上，他们可以看到一望无际、阡陌纵横的田野，这一片是翠绿的苜蓿，那一片是金黄的谷物，另一片是耕耘待种的褐色的田地，再就是星罗棋布、成排整齐的草堆。在这田野上空发出了刺耳的尖啸声，75毫米大炮响了，法军开进了他们曾经的国土。最初的几次战斗，尽管德军一使用重炮就把法军战线打得七零八落，可是法军却未遇到德军的坚决抵抗就胜利了。8月15日，迪巴伊遇到运回伤兵的车辆，那些伤兵面色苍白，血肉模糊，有的四肢被炸得残缺不全。他还看到上一天的战场，仍然尸横遍野未及收埋。17日，德卡斯泰尔诺的第二十军在福煦将军的指挥下，占领了萨兰堡，且已迫近莫朗日，莫朗日已在其射程之内了。18日，迪巴伊部队攻占了萨尔堡，军心大振，“殊死进攻”看来已奏肤功。士兵们欣喜若狂，甚至看到了攻至莱茵河的那一天。殊不知就在此时此刻，第十七号计划已开始破产，事实上，这个计划早已破产好多天了。
在比利时境北的战线上，朗勒扎克将军一再强烈要求总司令部，让他北上狙击正在南下的德军右翼，而不是开往东北攻入阿登山区打击德军中路。他看到自己正在为来自默兹河西岸的德军所包围，并猜想这支德军具有相当的实力，因此执意要求让他把部分军队调往默兹河左岸，进入默兹河与桑布尔河汇合的三角地带，以便堵截德军去路。在这里，他可以固守沿桑布尔河的防线。桑布尔河发源于法国北部，朝东北流入比利时，经过博里纳日山麓矿区而下，在那慕尔与默兹河汇合。沿河两岸，矿渣堆积如山，矗然林立，从沙勒鲁瓦起航的运煤船只络绎不绝。沙勒鲁瓦这座以王名命名的城市，1914年以后将使法国人听来像色当一样地感到哀痛。
朗勒扎克的报告连珠炮似的发到总司令部，这些报告说，根据他自己侦察到的德国部队及其调动情况，德国大军在从列日两侧蜂拥而来，为数不下几十万，也许有70万，“甚至上200万人”。但法军总司令部坚决认为这些数字肯定错了。朗勒扎克力争说，倘他的第五集团军进入阿登山区，强大的德军会在这时兵分三路从那慕尔、迪南和日韦向其翼侧扑来。他那位素来意气消沉，而今更是日益忧心忡忡的参谋长埃利·杜瓦塞尔，前往总司令部为朗勒扎克申述情由，接待他的那位军官大发雷霆说：“怎么，又来了！你们的朗勒扎克还在担心左翼被围吗？那不会的！”他还用总司令部的基调说：“要是真的被围了，那就太好了！”
可是，尽管法军总司令部决心不许干扰它预定在8月15日发动的主力进攻，但它对德军右翼在策动包抄的越来越多的证据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8月12日，霞飞答应朗勒扎克把他左翼的军移到迪南。“该是时候了。”朗勒扎克带着讥讽的口吻轻声低语，但他坚决认为这样做已无济于事，而必须把他的整个部队西调才行。霞飞拒不答应，执意第五集团军必须继续东进，在阿登山区执行其指定的任务。霞飞一向唯恐有损自己的权威，这时，便对朗勒扎克说：“阻挡包围战的事儿，责不在你。”朗勒扎克就像所有敏于思考的人看到盲人骑瞎马那样愤慨，何况他又是一个惯于被人奉为战略家的人，因此，他继续对总司令部进行要挟。霞飞对他的不断批评和无休止的争论越来越恼火。霞飞认为，将领的整个职责就是战斗似雄狮，服从如忠犬；但是，素有自己的见解，而今又感到局势危急的朗勒扎克，则认为这种观念是无法顺从的。事后他写道：“我内心的焦虑，与时俱增。”8月14日，亦即发动进攻的前夕，他亲自赶到维特里。
在办公室里，他见到霞飞和他的两位左右手——参谋长贝兰（belin）和助理参谋长贝特洛。贝兰一度以富有生气著称，而今却因过度操劳显得心力交瘁。贝特洛敏捷、机智，像英军中他的对等人物亨利·威尔逊一样，是个根深蒂固的乐观派，要他感到会有什么麻烦事儿是生就的难事。他体重230磅，那是正值8月盛暑季节，他早就顾不得军人的尊严，穿着开领短上衣，拖着凉鞋上班了。而朗勒扎克黝黑的克里奥尔人（creole）的面孔，则已忧愁得两颊深陷。他坚决认为，一旦他深入阿登山区，德国人将会出现在他左面，而阿登山区艰难险阻的不利地形既使他未必能速决速胜，又使他无法掉头后撤，到那时将束手听任敌人完成其包抄了。
霞飞用普恩加莱称之为“奶油般的语调”对朗勒扎克说，他的担心“为时过早”。霞飞还说：“我们认为德国人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部署。”他说的“那里”指的是默兹河西侧。贝兰和贝特洛也都一再保证“那里并没有什么部署”，并努力一面安慰他，一面鼓励他。他们力促他将被围的想法置之脑后，只想进攻的事儿。朗勒扎克离开总司令部时，如他所说：“我的灵魂死了！”
他回到设在阿登山区边缘的勒泰勒（rethel）的第五集团军司令部，看到案桌上放着一份总司令部情报处的一份报告，又顿增了末日来临之感。该情报估计，敌军在默兹河彼岸约有八个军和四到六个骑兵师的兵力——事实上这还是低估的数字。朗勒扎克立即派副官带了一封信去见霞飞，请他注意“来自你自己司令部”的情报，而且坚持第五集团军调赴桑布尔河和默兹河战区的事宜，应“立即着手研究和从事准备”。
与此同时，又有一个来访的人忧心忡忡地来到维特里，试图说服总司令部相信左翼处境危殆。当年霞飞不让加利埃尼在总部任职时，梅西米把他安置在陆军部负责处理各类报告。纵然那里面没有霞飞存心不送给政府的那些来自总司令部情报处的报告，但加利埃尼从搜集的情报中已足以判定，大批德军将如滔滔洪水向法兰西奔腾而下。而这正是饶勒斯在谈到有朝一日前线将调用全部后备力量时所曾预言的“可怕的没顶之灾”。加利埃尼对梅西米说，他必须去维特里敦促霞飞改弦易辙。但是梅西米就其资历而论，与霞飞相差将近二十年，并且一向敬畏霞飞。他说，还是加利埃尼自己去好，作为霞飞在他事业上的一位感恩戴德的人物，霞飞不会不理他的。这是对霞飞的估计不足，霞飞此人是爱不理谁就不理谁的。加利埃尼来到之后，霞飞只会见他几分钟就把他交给了贝兰和贝特洛。这两位又把他们向朗勒扎克的保证对他重复了一遍。总司令部已决心“不理会证据”，并且拒不认为德军在默兹河西岸的挺进是个严重威胁。加利埃尼回去后立刻向梅西米作了汇报。
然而，当天傍晚，法军总司令部在情况越来越确凿的压力下开始动摇了。霞飞在答复朗勒扎克最后一份急电时表示同意“研究”调遣第五集团军的建议，并准许作调动的“初步部署”，尽管他对朗勒扎克翼侧的威胁仍然坚持“远非迫在眉睫，远非肯定无疑”的看法。及至第二天8月15日晨，威胁已越来越逼近。此时一心一意要大举进攻的法军总司令部忐忑不安地注意起左翼来了。上午9时许，给朗勒扎克挂了电话，授权他作部队调动的准备，但在总司令亲自下达命令之前，不得行动。整整这一天，总司令部收到了许多报告，都说一万名德国骑兵已在于伊渡过默兹河；接着又收到一份报告说，敌军正在进攻迪南，且已占领了右岸高冈上俯瞰城区的堡垒；其后又有报告前来说，敌军已强渡过河，但遭到从左岸猛冲而下的朗勒扎克第一军的回击，经过一场鏖战，敌军已被赶过桥退回对岸去了［在这次战斗的第一批伤员当中有一位二十四岁的中尉，此人就是夏尔·戴高乐（charlesdegaulle）］。第一军正就是8月12日批准过河的那支部队。
对左翼的威胁，不能再低估缩小了。下午7时，霞飞亲自下达了调遣第五集团军进入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三角地带的命令。他先用电话通知朗勒扎克，一小时后送去了手谕。法军总司令部就此屈服了吗？并不尽然。因为这道命令——第十号特别指令——对计划的更动，给人的印象只是应付敌人包抄的威胁，而远没有到达放弃第十七号计划的地步。命令承认，敌军“似乎在日韦北面用其右翼准备大干一场”——好像朗勒扎克还要他告诉似的——并命令第五集团军的主力开往西北，“会同英、比部队作战，狙击北方来犯之敌”。但第五集团军的一个军则仍然要面向东北，支援第四集团军，因为攻入阿登山区的主要任务而今已交由第四集团军执行。这道命令的结果是把第五集团军的战线向西展开得更为宽广，但没有为此给它增加一兵一卒。
第十号命令指示新任先头突击部队的第四集团军司令德朗格勒·德卡里（delangledecary）将军做好进攻准备，“总方向是讷沙托”，亦即攻入阿登山区腹地。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霞飞在德卡斯泰尔诺、朗勒扎克和德朗格勒三个集团军之间进行了错综复杂的调动。结果，朗勒扎克统率训练的两个军从他手下调开了，而调来的则是原不属他指挥的别的部队。尽管新来的部队中有两个师是从北非调来，德舰“格本”号曾企图中途截击的精锐部队，但这种节外生枝的调动和临阵时的突然改变，陡然增加了朗勒扎克的苦恼和失望。
法军的其他部队向东冲杀去了，朗勒扎克感到这是要让他来防守法国这条毫无掩护的翼侧，以对付他所认为是想置法国于死地的那一击。他还感到给他的是最艰巨的任务——尽管总司令部拒不承认这点——而拥有的却是最微薄的兵力。他想到与英、比两军协同作战的前景，鉴于它们既是独立的部队，而两军司令的军阶都比他高，又素不相识，因此心境并不感到舒畅些。在赤日炎炎的8月里，他的部队必须行军80英里，这得要五天时间，而且即使能在德国人之前赶到桑布尔河战线，他也担心可能为时已晚。那时，德军来势之大，恐阻挡不了。
理应在他左侧的英国人究在何处？时至今日，谁也没有见过他们。纵然朗勒扎克能从总司令部探悉到英军的确实下落，可是他对总司令部已不再信任。他忧心忡忡地怀疑法国已成了英国人背信弃义、耍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英国远征军要么是一句骗人的鬼话，要么还在作参战前最后一场板球赛。除非他部下有军官能亲眼看到远征军，否则他就不能相信有英国军队的存在。每天他派出侦察班，包括驻在第五集团军的英国联络员斯皮尔斯（spears）中尉在内，去野外侦察，但从未发现有穿黄卡其军装的部队。斯皮尔斯执行的诚是一项奇怪的联络任务，连他本人在他一本闻名的著作中也未作解释。找不到英国人的行踪，又使朗勒扎克增加了岌岌可危之感。重重焦虑煎熬着他，他写道：“我的苦恼，达到了五内俱焚的地步。”
在发布第十号命令的同时，霞飞要求梅西米从海岸防线调派三师本土军去充实海峡和莫伯日之间的空白地带。他宁愿挖尽老底来权宜应付德军右翼的进攻，而不愿他念念不忘的中路进攻减少一兵一卒。他还不愿承认他在给敌人牵着鼻子跑。不论普天下有多少个朗勒扎克和加利埃尼，以及多少件侦察来的情报，都丝毫不能动摇法军总司令部关于德军右翼的力量越大，法军从中路突破进而夺取主动权的前景越好这一坚定不移的主要信念。
德国人在比利时，犹如南美丛林中定期出现捕食其他动物的群蚁。群蚁所到之处都造成一条死亡线，德军则是夺路前进，直穿田野、公路、村庄和城镇，像群蚁那样，不为河川或其他障碍物所阻。冯·克卢克的部队从列日北面，冯·比洛的部队从列日南面，沿着默兹河流域向那慕尔蜂拥而来。“默兹河是一条宝贵的项链，”阿尔贝国王曾说道，“而那慕尔又是项链上的一颗明珠”。默兹河流经两边是高冈的一个宽阔的峡谷，河的两岸有着大块空地。这里是一处度假胜地，每年的8月，是传统的度假季节。家家户户在这里郊游野餐，孩子们在河边嬉水，男人们坐在河岸太阳伞下垂钓，母亲们坐在折椅上编织，白色扁舟扬帆轻飘而过，游览船艇往返于那慕尔和迪南之间。这时，冯·比洛的一部分部队正在列日和那慕尔之间的于伊渡河，沿着两岸向比利时著名的第二个要塞挺进。那慕尔四周的堡垒圈，造得与列日一样，它是进入法国前的最后一关。德国人完全相信他们的攻城大炮的铁拳威力。在进攻列日时，这些大炮打得很出色，发挥了威力，现在正由冯·比洛的辎重车拖来完成第二项任务，他们指望三天内就可拿下那慕尔。而冯·比洛左边的由冯·豪森将军统率的第三集团军，这时也正在向迪南挺进。这样，朗勒扎克部队在进入桑布尔河和默兹河三角地带时，这两支军队也将在那里会师。但是也就在施利芬的战略在战场上如期一一实现的时刻，孰料在后方他们的计划却出现了毛病。
8月16日，在军队集结时期结束之前一直待在柏林的德军统帅部，迁到莱茵河畔的科布伦茨（coblenz）来了，这里距德军前线的中心约80英里。施利芬曾设想此时此地的总司令绝不应该做拿破仑，在高地上骑着白色骏马观察战斗，而应做一个“现代的亚历山大”，“在一所有很多宽畅的办公室的房屋里”指挥战争，“在这里，手边备有电报、电话和众多无线电通讯设备，同时还有一支随时待命出发的汽车和摩托车队。在这里，这位现代的总司令坐在大桌旁的一只舒适的靠背椅上从地图上综观着战场全局。在这里，他用电话颁发激励士气的训示，他批阅集团军司令和军长的报告以及来自侦察敌人动向的气球和飞艇的情报”。
现实可破坏了这幅美景。这个现代的亚历山大轮到毛奇担当。毛奇自己也承认，他始终没有从战争开始第一夜经受德皇折磨的痛苦中恢复过来。他理应用电话发给各司令“激励士气的训示”，可他从没有接触过那些设备，即使接触了，也会打不通。德军在敌境作战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通讯方面的阻碍。比利时人切断了电话、电报线路；埃菲尔铁塔无线电台强烈电波的干扰，搅得德方电讯必须重复三四遍始能把电文意思弄清楚。德军统帅部唯一的一座收报台因电路拥塞，电报得要八至十二小时才能通达。这是德国总参谋部所没有预料到的“摩擦”之一，军事演习时畅通的通讯误导了他们。
比利时人毫不客气的抵抗，俄国“压路机”突破东普鲁士的幻景，更使德军统帅心烦意乱。参谋部内部产生摩擦了。深受普鲁士军官高傲自恃风尚影响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盟者。副参谋长冯·施泰因（vonstein）将军，是众所公认的一位足智多谋、心地善良、刻苦勤奋的人，不过德军统帅部的奥国联络官却说他粗鲁暴躁、不够圆通、好争不让，并且沾染了冷嘲热讽和盛气凌人的所谓“柏林卫士的风气”。作战处的鲍尔（bauer）上校就痛恨他的首长塔彭（tappen）上校对部下的那种“尖刻口吻”和“恶劣态度”。军官们也牢骚满腹，一则毛奇不许吃饭的时候喝香槟酒，再则德皇供给的伙食太差，饭后还得自己掏腰包买三明治充饥。
自法军在洛林发动进攻的那时起，毛奇执行施利芬完全依靠右翼这一计划的决心就开始动摇了。他和他的参谋人员指望法军会调集其左翼主力前来迎击德军右翼的威胁。朗勒扎克焦急不安地派了侦察班去寻找英国人的下落，德军统帅部也同样在焦急不安地寻找法军大部队在默兹河西侧活动的迹象，但到8月17日什么也没发现。战争中出现敌人不如所望、不按照对己方最有利的方式行事这种问题，是够恼人的，而今这个问题缠得德军统帅部忐忑不安。他们从法军在洛林地区活动频繁而在默兹河西却一无动静的情况断定，法军正在集结主力准备通过梅斯和孚日山脉之间的洛林地区大举进攻。他们考虑着有无重新调整整个战略的必要。如果那是法军主攻目标，那么德军能否在其右翼进行包抄打一场决战之前，把部队调往左翼，在洛林地区先打一场决战？能否真正打一场施利芬内心深处所向往的两面包抄的名副其实的坎尼战役？从8月14日到17日，德军统帅部紧张地讨论了这一诱人的前景，甚至还研究了将重心往左翼作某些初步转移的问题。只是到了17日那天，他们判定法军在洛林并不如所想象的那样在集结部队，遂又回到施利芬原来的计划。
可是，一种主义的神明一旦遭到怀疑，就无法返回对它的绝对信仰。从那时起，德军统帅部一见左翼有机可乘时，就为之心动。毛奇在思想上已不反对根据敌人动向改变作战计划。这样，施利芬执意倾注全力于一翼，不问敌人行动如何必须严格执行的孤心苦诣的计划被打破了。原来在纸面上显得那么天衣无缝的计划，现在在战争中，在情况变幻莫测的压力下，特别是在感情冲动的压力下破碎了。毛奇既然不让自己舒舒服服地躺在预先安排好的计划上，由此每当要他作出决定时，便苦于拿不定主意了。8月16日，鲁普雷希特王储又要求作出一项紧急决定。
鲁普雷希特要求允许反攻。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设在圣阿沃尔德（saint-avold），这是一座冷落的默默无闻的小镇，坐落在肮脏不堪的萨尔矿区旁边的一个深山幽谷里，那里没有王孙公子的豪华生活可言，也没有他可住的别墅，甚至连一家大旅馆都没有。他向西望去，广阔的长空下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一直延伸到摩泽尔河畔，没有什么大的障碍物，在天际闪闪发光的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洛林的明珠：南锡。
鲁普雷希特据理力争，认为要在他的战线上完成尽可能多地牵制法军这一任务，最好的办法是进攻，然而这一理论是和“口袋”战略背道而驰的。从8月16日到18日，鲁普雷希特司令部和总司令部用电话激烈讨论了整整三天，好在这段电话线路是在德国境内。当前法军的进攻是不是它的主要攻势？法军在阿尔萨斯和默兹河西岸似乎没有“认真其事地”干些什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如果法军不向前推进并陷入“口袋”，那将怎么办？如果鲁普雷希特继续后撤，那他与他的右邻第五集团军之间会不会敞开一个缺口，法军会不会乘虚而入？这是否会招致右翼的失败？鲁普雷希特和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krafftvondellmensingen）将军都坚决认为这是可能的。他们说，他们的军队等候进攻的命令已等得不耐烦了，已难以管束他们了，迫使“急于前进”的部队后撤也是可耻的；而且，开战伊始就放弃洛林国土，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绝非明智，除非事出万不得已。
德军统帅部对此既是神魂颠倒，又是胆战心惊，一时拿不定主意。于是派了少校参谋措尔纳（zollner）前往圣阿沃尔德第六集团军司令部作进一步面商。他说，统帅部对有计划后撤正在考虑作些变动，但是还不能完全弃口袋策略于不顾。他没有解决问题就回去了。他刚走，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就收到一份飞机侦察情报，说当地法军正在往后向大库罗讷移动；第六集团军参谋处“当即解释”这是敌军毕竟不在向前进入口袋的佐证，并且认为尽速向敌进攻乃是上策。
情况异常紧急。以鲁普雷希特和冯·克拉夫特为一方跟冯·施泰因和塔彭上校为另一方之间的电话不绝。统帅部又派了一个信使多梅斯（dommes）少校来到这里——这是8月17日——带来的消息表明，现在发动反攻看来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他说统帅部现在很有把握，法军正在往其西翼调动，而并不是“束缚”在洛林上。他还谈了攻城大炮在列日的威力，从这些威力看来，法国的堡垒阵线并不那么坚不可摧。他还说，统帅部相信英国人还没有在欧洲大陆登岸，如果此时此地在洛林迅速打一场决战，他们也许就永远不会前来了。多梅斯少校又说：当然，根据毛奇的指示，他不得不提请注意这场反攻战将冒种种危险，其中最主要的和压倒一切的危险，将是一场正面攻击——这在德国军事学中是最忌讳的——因为那里山峦起伏，加上法军堡垒林立，要进行包抄是不可能的。
鲁普雷希特反驳道，进攻的危险并不大，危险大的倒是继续后退。他说，他将出敌不意，把他们打得晕头转向；并说，他和参谋已考虑了种种风险，并能设法战而胜之。鲁普雷希特为他英勇的军队的进攻精神再一次大唱赞歌，而且越唱越响。他说这样的军队绝不应再叫它后撤，同时声称，他已决心进攻，除非统帅部给他明确的禁令。“要么让我进攻，”他声嘶力竭地说，“要么就下一道明确禁止进攻的命令吧！”
多梅斯为王储的“强硬口气”所窘，便匆匆回到统帅部作进一步的请示。而在鲁普雷希特的司令部里，则是“我们等着，担心会不会来一纸禁令”。18日，他们整整等了一个上午。到下午，仍然音讯杳然，冯·克拉夫特于是挂电话给冯·施泰因要求告诉他是否会下达命令。他们两人对一切有利的方面和疑虑不定之处又翻来覆去地争论起来了。最后，冯·克拉夫特按捺不住，要求冯·施泰因直截了当地答复究竟是“行”还是“不行”。“噢，不，我们不会束缚你们的手脚不准你们进攻的，”冯·施泰因用一种不像是一位现代亚历山大权威的口吻回答说，“你必须担当起责任，本着良知作出你的决定。”
“早就决定了，我们进攻！”
冯·施泰因回答时“呐”了一声，这是方言中一个说明无可奈何的表示，随着又说：“那么，打吧，愿上帝保佑你！”
就这样，口袋战略被放弃了，命令下达给第六、第七两集团军掉转身来准备反攻。
就在这期间，德国人认为尚未登陆的英国军队正在向法军左翼末端的指定阵地移动。法国老百姓相继报以欣喜若狂的欢迎，这与其说是对他们世代宿仇的英国人发自内心的热爱，不如说是对一个同盟者在法国进行存亡攸关的战斗时刻挺身而出的近乎歇斯底里的感激。他们吻着英国兵，送他们食物，给他们戴上鲜花。在英国兵看来，宛如一个盛大的庆功会，而他们是受之有愧的英雄。
他们的总司令——嗜斗好争的约翰·弗伦奇爵士是8月14日登岸的，同来的有默里、威尔逊和当时派到英国司令部任联络官的于盖。他们在亚眠过宿，第二天来巴黎会见总统、总理和陆军部长。簇拥在北火车站前面广场上和街道两旁欢迎的两万群众欣喜若狂地高呼着：“弗伦奇将军万岁！”“好！好！好啊！英吉利万岁！法兰西万岁！”通往英国大使馆的大道上人山人海，人们挥手欢呼，兴高采烈地欢迎他们。据说，这次欢迎群众之多甚于欢迎飞越海峡的布莱里奥。
普恩加莱见到这位客人不禁一惊，他原来是一个“举止文质彬彬……外表很少军人气派”的人。他嘴唇上留着一撮长长的胡须，看上去倒像个埋头苦干的工程师，而不像一位享有盛名的冲锋陷阵的骑兵司令。他看来慢条斯理而不怎么冲动。他有一个法国籍的女婿，在诺曼底（normandy）还有一所避暑别墅，但说不了几句过得去的法语。他从容不迫地向普恩加莱宣布，他的军队要十天时间，也就是要到8月24日才能作好作战准备，这可使普恩加莱吃惊不已，因为这时候朗勒扎克已经担心8月20日都可能为时过晚。“我们真是受骗上当了！”普恩加莱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以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而现今他们却不能如期会合！”
确实，此公起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变化。他之能够获得指挥权，除了资历深和有得力的朋友外，一向是由于他的军事热忱。可是从他踏上法兰西那时起，就开始表现出一种“等一等的态度”，表现了出奇的对把英国远征军投入战斗的不情愿和斗志的消沉。这是基钦纳强调保持实力，嘱咐不要冒“死亡和损耗”风险的指示所致？还是因为他顿然察觉到英国远征军没有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为继？还是因为登上大陆以后，强敌当前，近在咫尺，势在必战，因而感到责任重大？还是因为豪言壮语后面的那种胆识，已失其元气于无形？还是因为抱有作战异国，为人作嫁，责任有限的想法？凡此等等，不是身历其境、身当其职的人是不能判断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与盟友的会晤，从一开始就使他们感到不同程度的失望、惊愕和气愤。英国远征军开来法国的直接目的——防范法国为德国所灭——他似乎已置之度外，或者至少说，他对此反应似乎没有迫切之感。他仿佛认为，基钦纳一再强调要他独立指挥，意思是他可以“爱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爱什么时候休整就什么时候休整”，像普恩加莱所说那样，可以不顾这时候德军有无蹂躏法国的可能，叫人明日黄花话战机。洞察一切的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在作战中切忌盟军独立指挥，如不可避免，则起码要求其司令官“绝不应是个最谨小慎微的人，而该是个最有胆识气魄的人”。在此后三周战争的关键时刻，克劳塞维茨的至理名言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天，8月16日，约翰·弗伦奇爵士走访了维特里法军总司令部，霞飞发觉此人“固执己见”而且“急于维护他自己军队的利益”。而约翰·弗伦奇爵士，也许出于英国军官的过分讲究个人社会背景，对霞飞也没有好感。在英国人眼中，法军在民主化的斗争中产生了一种不幸的后果，大部分军官出身于非“绅士阶级”。“归根结蒂，他们是一批微贱的家伙，”几个月以后，约翰爵士在给基钦纳的信中写道，“人们要永远牢记大多数法军将领的阶级出身。”毫无疑问，法军的总司令是一个商人的儿子。
在这次会见中，霞飞很有礼貌但又很迫切地表示希望英国远征军能于8月21日在桑布尔河战线会同朗勒扎克出师作战。约翰·弗伦奇爵士一反他对普恩加莱的表示，说他将尽量如期赶上。他还要求霞飞调遣索尔代的骑兵队和两个后备师“直接由我指挥”，因为他将坚守法军战线末端无所掩护的阵地。这不用说，给霞飞一口拒绝了。约翰·弗伦奇爵士向基钦纳汇报了出访情况，他说贝特洛将军和法军参谋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谋远虑，从容不迫，充满信心”，而且“毫无忙乱”现象。他对霞飞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只说他看来似乎理解“等一等的态度”的好处，这可是一个不可思议、不言而喻的错误判断。
接着，他走访了朗勒扎克。第五集团军司令部当时的情绪非常紧张，这从于盖8月17日晨与久寻未获的英国军官同车到达时，埃利·杜瓦塞尔招呼他的第一句话中可窥见一斑。他说：“你们终于来了。但来得可一点儿都不算早，我们如果被打败了，可要你们负责的。”
朗勒扎克将军来到台阶上迎接客人。尽管这些客人亲自光临，仍未能消除他的疑心，他认为他为光杆儿司令们所骗。在随后半小时的会谈中，也没有谈出什么可使他放心的东西。这两位将军，一个不会说英语，一个几乎不会说法语，可是接着就不带译员避入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这种方式作用何在，实在令人费解，即使像斯皮尔斯中尉所说这是出于他们的保密狂，恐也难说明一二。不久，他们走出密室，来到作战室和他们的参谋在一起。参谋中有些人通谙两国语言。约翰·弗伦奇爵士戴上眼镜，靠近作战地图看着。他指着默兹河畔一个地方——于伊，这个地名确实是很难读的——想用法语问朗勒扎克是否认为德军会在那里渡河。于伊的桥梁是列日到那慕尔之间唯一的桥梁，约翰·弗伦奇爵士提这问题时，冯·比洛的军队正在越桥过河，所以说他的发问，纵然是多余的，却是正确的。他用法语先是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渡河”两字，而由亨利·威尔逊接口用法语解决了，但到了要说“于伊”的时候，可又支支吾吾的了。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朗勒扎克急切地问道。
“……于伊，”约翰·弗伦奇爵士终于勉强说出来了，发音好像在招呼一条船过来似的（编按：英语中招船用语ahoy，与于伊，àhuy，发音近似）。
有人向朗勒扎克作了解释，说英国总司令想知道他是否认为德国人会在于伊渡过默兹河。“告诉元帅，”朗勒扎克回答说，“我认为德国人是到默兹河钓鱼来的。”他的这种语气，用于回应在他的著名讲座中提出愚蠢问题的人本无不可，但绝不是通常对待一位友军陆军元帅所应有的。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约翰·弗伦奇爵士虽不明白他说的内容，但对语气则有所察觉，因此反问了两声。
“他说，德国人就要渡河了，先生。”威尔逊平心静气地回答说。
在这次交谈产生的对立情绪下，误解自然而生。在友军之间容易发生摩擦的宿营地和交通线的问题上，首先出现了这种情形；而在使用骑兵的问题上，误解又更为严重，两方的司令都想用对方的骑兵进行战略侦察。霞飞调给朗勒扎克的精疲力尽、鞋袜不全的索尔代军，又刚被拉往桑布尔河北部去和比利时人取得联系，以冀稳定他们不向安特卫普退却。朗勒扎克和英国人一样，迫切需要敌军及其行军路线的情报。他想使用英国骑兵师这支生力军，但遭到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拒绝。约翰·弗伦奇爵士带来法国的部队只有四个师，而不是原定的六个师，因此他想把骑兵留作后备力量，暂不动用。朗勒扎克听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口气是说，他想把骑兵在战场上用作骑马的步兵，这是一种不光彩的用兵之计，而这位援救金伯利城的英雄是会像一个使用假饵钓鱼的人乐于使用活饵一样采取这种用兵之计的。
最严重的争执是关于英国远征军何日能参战的问题。前一天约翰·弗伦奇爵士还曾对霞飞说，他可以在21日准备就绪，但如今不知是纯粹为了怄气，还是出于三心二意，他竟又出尔反尔回到他原来对普恩加莱的说法，不到24日准备不好。这对朗勒扎克是个致命的打击。难道这位英国将军以为敌人会等着他吗？他实在不能理解，不过没有说出口来。很明显，一开始他心中早就有底，英国人是靠不住的。会晤以“面红耳赤”而告终。此后，朗勒扎克向霞飞汇报说，英国人“最早要到24日”才会准备就绪，他们的骑兵将作为骑马的步兵使用，因此“休想派别的用场”，并且提出了“一旦退却”，很可能在途中和英国人发生混乱的问题。这话使总司令部大吃一惊，这位众所钦佩、敢作敢为的“真正雄狮”——朗勒扎克，竟然在考虑退兵了。
约翰·弗伦奇爵士回到临时驻扎在勒卡托的司令部时也吃了一惊，听说第二军军长、他的挚友格里尔森将军当天早上在距亚眠不远的火车上猝然逝世。弗伦奇点名提请基钦纳派某一位将军前来接替格里尔森——“此事务望如余所请”，他写道——结果被拒绝了。基钦纳派来了霍勒斯·史密斯―多林（horacesmith-dorrien）爵士将军。此人与弗伦奇从未融洽相处过，他们两个都是固执己见的人。像黑格一样，史密斯―多林不大尊重这位总司令，喜欢自作主张、自行其是。约翰·弗伦奇爵士对基钦纳的遴选表示不满，这使他对史密斯―多林更加憎恨，并在事过境迁之后在他《1914年》一书中发泄出来了。这是一本可悲的、歪曲事实真相的文献，一位著名的书评家曾说它是“历来最使人遗憾的著作之一”。
8月17日，正是约翰·弗伦奇爵士会见朗勒扎克的那天，也正是鲁普雷希特要求下令反攻的那天。也就在这天，德布罗克维尔首相来到卢万的比利时总司令部谒见阿尔贝国王商讨关于将政府从布鲁塞尔迁往安特卫普的问题。据报道，四五倍于比军且具有各个兵种的冯·克卢克的一些分遣队，正在进攻15英里外的热特河的比军防线；冯·比洛所部一支8000人的部队正在越过30英里外的于伊的桥梁，朝那慕尔挺进。列日一旦沦陷，那慕尔又将如何？德军的集结期已告结束，其主力部队正在进军，而比利时的那些中立保证国的军队还没有开到。“我们孤立了。”国王对德布罗克维尔说。他判定德军或许会窜犯比利时中部，进而占领布鲁塞尔，而“结局如何，尚难逆料”。他们确实指望法国骑兵会于是日来到那慕尔地区，霞飞在把骑兵的任务知照阿尔贝时也曾向他保证说，根据法国总司令部最可靠的判断，德军在默兹河西侧的部队只是一支“掩护部队”。他并且答应将很快加派若干师前来与比军协同对敌作战，但阿尔贝国王认为集结在热特河和于伊的德军并不是一支掩护部队，因此作出了将政府撤离首都的悲伤决定。8月18日，国王又下令将军队从热特河全面撤往安特卫普防御阵地，将总司令部从卢万向后迁到15英里外的梅赫伦（malines）。
这道命令在比利时总参谋部激进派中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沮丧情绪”，而在普恩加莱总统的特使阿德尔贝上校心中更是如此。法国驻比利时公使后来懊恼地承认，这位特使精力充沛，才气横溢，冲锋陷阵有余，执行外交使命“不足”。
“难道你们在仅仅一支骑兵掩护部队的面前就要退却吗？”阿德尔贝勃然大怒地说。他惊诧不置，怒气冲冲，责骂比利时人“恰恰在法国骑兵部队到达桑布尔河和默兹河北部的时刻”，竟不向法国人打声招呼就“抛弃”他们走了。他说，这在军事上将造成严重的后果，在精神上将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的胜利；这将使布鲁塞尔失却掩护，拱手“让德国骑兵袭击”。这些是他对敌人力量的估计，实际上两天以后敌人以25万以上的兵力占领了布鲁塞尔。不论他的判断多么错误，他的出言多么粗鲁，从法国人的观点说来，阿德尔贝上校的苦恼是可以理解的。比利时人向安特卫普的后撤，意味着在法军大举进攻的前夜，他们把军队从协约国防线的翼侧上撤走并割断了和法军的联系。
8月18日这一天，国王一方面想拯救比军，使之免遭覆灭之灾，一方面又不愿在法国援军可能到达的时刻放弃有利阵地，因此举棋不定，苦恼万分，几经改变决定。但在这一天即将过去的时候，霞飞当天发布的第十三号命令给他解决了进退维谷的困境。命令明确了法军主力将致力于另一方向，而将默兹河西部交由比军防守，由法军第五集团军和英国部队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国王遂此不再犹豫，他重申前令向安特卫普退却。当夜，比利时的五个师脱离了热特河阵地，向安特卫普撤退，8月20日抵达目的地。
霞飞的第十三号命令是大举进攻突破德军中路的“准备”信号，而一举突破德军中路则是法国人全部希望所系。此项命令是发给第三、第四和第五集团军的，同时知照了比、英两军。命令指示吕夫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和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的第四集团军准备进攻阿登山区，同时饬令第五集团军根据对默兹河西侧德军力量的最后估计，从下述两个作战方案中进行抉择。第一个方案是由朗勒扎克“与比、英两军通力配合”，向桑布尔河北面进攻；第二个方案是，倘敌人“仅将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用于默兹河西侧，即由朗勒扎克回渡默兹河，支援向阿登山区进攻的主力部队，“由比、英两军负起对付桑布尔河和默兹河北部的德军的任务”。
这是一道行不通的命令。当时朗勒扎克统率的部队，不是一支统一的部队，而是一支左右展开长达30英里宽、拥有三个军和七个独立师的庞大的混合部队，并正在向桑布尔河挺进。而命令却要他面对两个方向，并且在第二个方案中还要他折返他仅三天前好容易才把部队调离的阵地。这道命令本可以使朗勒扎克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而听由霞飞来抉择。但朗勒扎克却不然，那句倘敌人动用的仅是“其右翼的一部分力量”的话，使他决定不再相信总司令部了。他对第二个方案置之不理，继续向桑布尔河挺进。他向霞飞报告说，他将于8月20日进入阵地，反击企图在那慕尔和沙勒鲁瓦之间渡河的任何敌军，“把他们撵回去，叫他们葬身桑布尔河”。
朗勒扎克的部队向集结地迈步前进，高唱着法军心爱的《桑布尔河和默兹河进行曲》，此乃纪念1870年之战的一支进行曲：
自由在呼唤，为了自由
桑布尔、默兹大军踏上征途！
寻求通往人类永生的光辉道路。
自由在呼唤，为了自由
桑布尔、默兹大军战死沙场！
写下他们永垂不朽的光辉篇章。
第十三号命令之所以发布，是出于法军总司令部执行第十七号计划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把速战制胜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计划上。8月间，战争刚爆发时期，速战速决的思潮仍然居于上风。法军总司令部坚信，无论德军右翼多么强大，法军如果发动进攻，破其中路，就可使之陷于孤立，一举歼灭之。当天夜晚，梅西米对桑布尔河下游国境线的防御薄弱感到“忧心”，于是打电话给霞飞；可是对方回答说，总司令已就寝。梅西米对他的敬畏胜过对防线的“忧心”，便同意不要去惊醒他。贝特洛将军安慰梅西米说：“如果德国人胆敢轻举妄动从比利时北部策划包抄，那就太好了！他们在右翼的人马越多，我们从他们中路突破就越加容易。”
那天，德军右翼正通过比利时兜过来，冯·克卢克、冯·比洛和冯·豪森所部，正从外、中、内三路分别向布鲁塞尔、那慕尔和迪南挺进。由比利时第四师和卫戍部队守卫的那慕尔已陷于孤立，尽管列日已遭不幸，但人们仍普遍认为那慕尔是个坚不可摧的堡垒。那些曾留心列日战役的人，也认为那慕尔能坚守的时间，至少足以让朗勒扎克渡过桑布尔河前来与守军会师，把部队部署于那慕尔四周的堡垒圈。但是原任法国驻布鲁塞尔的陆军武官、现任驻那慕尔联络官迪律伊（duruy）少校于8月19日曾消极悲观地向朗勒扎克报告说，他认为这个要塞不能坚守多久，因为那里的守军与其他部队的联系已被切断，弹药匮乏，士气低落。尽管他的判断在很多人中是有异议的，但他仍然坚持他那悲观的看法。
8月18日，冯·克卢克的先头部队到达热特河，发现比军的行动使他们的计划不能得逞。冯·克卢克的任务就是消灭这支比军。他本想插入这支比军和安特卫普之间，赶在它撤往安全基地之前将它围歼，可是为时太晚了。阿尔贝国王的后撤命令挽救了军队，保存了实力，并使这支部队日后在冯·克卢克转向南下进攻巴黎时成了他的后方的一个威胁。“他们老是有办法逃脱我们的手掌，所以他们的军队既没遭到决定性的打击，也没有被迫退出安特卫普。”这就是冯·克卢克送向统帅部的无可奈何的汇报。
冯·克卢克必须立刻转而向南推进，因为他不但后有比军，而且前有英国部队这个新的敌人。德国人推测，英国人合理的登陆地点该是靠近比利时前线的几个口岸，而且冯·克卢克的骑兵侦察队具有人类非凡的才能，可以看到人们主观愿望想看到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该队报称英国人于8月13日分别在奥斯坦德（ostend）、加来和敦刻尔克（dunkirk）登岸。这样这些英国人几乎随时都会穿过冯·克卢克的战线。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在这些地方，而是在还要往西南一些的布洛涅、鲁昂和勒阿弗尔等港口登陆的。可是英国人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报告却使德军统帅部忧心忡忡，担心冯·克卢克挥戈南下时，其右翼会受到他们的袭击，如果冯·克卢克将左翼调过来迎战，则他和冯·比洛两军之间又可能造成缺口。为了防范这种危险，统帅部于8月17日命令冯·克卢克听从冯·比洛指挥。克卢克为之怒不可遏。但奇怪的是，德军统帅部竟在同一天一面根据英国人在奥斯坦德登陆的报告采取了行动，一面却又通知鲁普雷希特说，英军还没有登陆，也许永远不会来了。这真是一件战地奇闻，我们只能猜测个中原因：也许是德军统帅部内负责左翼的参谋官员和负责右翼的参谋官员不属一个部门而又互不通气的缘故。
第一集团军和第二集团军的两位司令都是再过两年即达七旬高龄的人了。冯·克卢克其貌不扬，黑色皮肤，一副可怕相，看上去不像年近七十的人。冯·比洛就不同了，须发霜白，面孔虚肿，显得苍老得多。冯·克卢克在1870年的战争中负过伤，五十岁时荣获象征贵族的“冯”的名号，在发动战争以前就被遴选为向巴黎进军的主要角色。他的部队被视为右翼的主力，是锤子的头部，制约着全线的步伐，且备有最雄厚的打击力量，每英里战线的兵士密度为18000人（约为每米10人）。相比之下，冯·比洛每英里仅为13000人，而鲁普雷希特就更少了，为3300人。统帅部提心吊胆，唯恐出现缺口，因此认为冯·比洛地处右翼中坚的有利地位，最宜于担当协调三军并驾齐驱之责。冯·克卢克对这种安排极其不满，于是对冯·比洛的每日行军进程的命令百般刁难，再加上通讯遭到破坏，因而造成极大的混乱，使得统帅部十天以后不得不撤销这道命令——于是，一个缺口果真无可挽救地出现了。
比利时人比冯·比洛更使冯·克卢克恼火。比利时军队迫使德军每前进一步得作战一步，从而推迟了德军前进的时间表；同时，他们炸毁铁路、桥梁，切断德军军火、粮食、药品、邮件以及其他补给品的运输供应，迫使德军不得不经常抽调力量来维持后方运输的畅通。老百姓堵塞了公路，更糟的是他们切断电话和电报线，使德军不但各集团军与统帅部之间难以沟通，而且集团军与集团军之间、军与军之间的电讯联系都遭到破坏。这种被冯·克卢克称为“极端挑衅性的游击战争”，特别是自由射手对德国兵的狙击，触怒了他和他的那些袍泽司令。从他的部队进入比利时之时起，他就认为要对付老百姓的这种“叛逆性”的袭击，必须采取他所说的如“射杀个人、焚毁房屋”等方式的“严厉而无情的报复”。因此，第一集团军所到之处，焚毁的村庄、打死的人质，比比皆是。8月19日，德军渡过热特河，发现比利时军队已于夜间撤离之后，便对热特河和布鲁塞尔之间的一个小镇阿尔斯霍特（aerschot）大肆泄愤，使该镇成为大屠杀的第一个受害者。在阿尔斯霍特，被枪决的平民有150人。此后，冯·比洛所部在阿登山区和塔明（tamines）的屠杀，其杀人之多，愈演愈烈，而冯·豪森所部在迪南更是杀人如麻，多达664人。他们把居民集中在大广场上，通常将男女各分站一边，任凭个别军官的心血来潮，从中挑选逢十或逢双的人，或是将所有的人押到附近的田野或火车站后面的空地上枪决。如今在比利时，许多城镇的公墓里，墓碑林立，上面刻着姓名、1914年的日期和一致的铭文——“为德军枪杀”。公墓中还有很多更新更长的墓碑行列，碑上是同样的铭文，但日期则是1944年。
第三集团军司令冯·豪森将军如同冯·克卢克一样，认为比利时人在其进军的道路上给他们的“重重障碍”是“叛逆性”的行为，应该“毫不犹豫地给以极为严厉的”报复。这些报复手段包括“逮捕庄园主、市长、神父等显要人物作为人质，烧毁房屋和农庄以及枪杀现行敌对分子”。豪森的军队尽是萨克森人；“萨克森”这个名字在比利时人心目中已成为“野蛮人”的同义词。豪森本人对“比利时人的这些敌视行为”始终不能理解，每当发现“我们是多么遭人怨恨”的时候，总是惊讶不已。他曾在德格雷蒙（d’eggremont）伯爵家里住过一夜。这个拥有40个房间，有许多温室和花园，还有能容纳50匹马的马房的豪华庄园的主人一家，对他的冷遇使他深为抱怨。这位年迈的伯爵，“手插在口袋里，捏紧着拳头”在那里徘徊；两个儿子则决计不到餐桌旁去，这位父亲就餐时也是姗姗来迟，缄口不言，甚至问他什么话都拒不作答。尽管豪森态度宽容，命令宪兵不要没收他在东方任外交职务期间收集的中国和日本武器，而此公态度仍然惹人讨厌。这是一个非常苦恼的经历。
然而，德军对比利时的报复行动，除个别情况外，并不是对比利时人的挑衅行为一时自发的反应，而是德国人事事未雨绸缪的一个预先谋划，他们企图以此尽快地吓倒比利时人，好节省时间、节省人力。速度是至要的。把每一支可动用的部队都开入法国同样是至要的；如果比利时抵抗，那就需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就会影响这个目标的实现。通告已预先印好，只要德军一进城，就像发生了《圣经》中所说的那种瘟疫一样，全城的墙壁骤然变成一片白色，挨家挨户顷刻之间都被贴上了通告，警告老百姓不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老百姓凡向德军士兵开枪的，一律处以死刑，其他种种微不足道的行为也同样处以极刑：“任何人走近飞机或气球场地200米以内的，当场格杀勿论。”凡屋内发现有隐藏武器的，其屋主一概枪决。凡户内发现有比利时士兵躲藏的，其户主一概解送德国服“终身”劳役。凡村里对德军犯有“敌对”行动的，全村一概“烧毁”。倘“敌对”行动发生在“两村之间的道路上，此类办法同时适用于两村居民”。
通告最后总括说：“对于一切敌对行动，均采用下列原则：严惩不贷，集体负责，大量扣押人质。”这种连带责任制，海牙公约早已明文列为非法，所以在1914年，对人类进步曾抱有信心的世界舆论大为震惊。
冯·克卢克抱怨说，不知怎的，方法用尽，而“去邪除恶，总迟迟不见成效”。比利时老百姓仍然视之为不共戴天之仇。“平民百姓的那些罪恶行径啮噬着我军的生机。”于是，德军的报复日益频繁，日趋残酷。大批协约国、美国以及中立国家的记者纷纷向全世界报道火烧农庄、硝烟弥漫的情景，难民成群、途为之塞的情况，市长、镇长作为人质被处决的惨状。这些记者由于霞飞和基钦纳的禁止不得去前线采访，因此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便蜂拥来到比利时。一批美国记者是笔下栩栩如生的写作大师，他们当中有报业辛迪加（syndicate）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hardingdavis）、《柯里尔》（collier’s）杂志的威尔·欧文（willirwin）、《星期六晚邮报》（saturdayeveningpost）的欧文·科布（irwincobb）、《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dailynews）的哈里·汉森（harryhansen）、《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tribune）的约翰·t.麦卡琴（johnutcheon），等等。他们获有德军颁发的证件，一直在随军采访。他们写了种种惨象：劫后的房屋狼藉遍地，火后的农村空无一人，只是在毁坏的台阶上有一只不声不响的猫儿蜷伏在那里；街道上尽是破瓶子和碎玻璃；母牛带着干瘪的乳房在痛苦地哞哞叫着；难民队伍络绎不绝，背着包袱，赶着马车，推着小车，带着雨夜在路边过夜用的雨伞；田野里，成熟了的谷穗儿低垂着头无人收割，等等。他们还报道了反复被问及的一连串问题：“你们看见法国人了吗？法国人在哪里？英国人在哪里？”路上躺着一个破旧的布娃娃，头已给炮车轮子压扁了，这在一个美国记者的心目中，似乎象征着比利时在这场战争中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