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窃以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猎人在还没有打死熊之前就已经在盘算如何分熊皮了。我个人还看不到战争结束的迹象，所以我认为目前讨论如何瓜分土耳其帝国主要是个学术问题。
——1916年1月7日，英国军事情报部门指挥官，乔治·麦克多纳将军
1915年11月16日，劳伦斯给一位老友——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管理员爱德华·利兹写了封短信。劳伦斯的兄弟威尔战死还不到三周，劳伦斯现在心情非常忧郁。他先是为自己很长时间没有写信表示歉意，然后告诉利兹，这部分是由于他的工作繁忙，“部分是由于我的两个弟弟连续阵亡。当然了，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所以噩耗传来时并不非常让我震惊，但我还是害怕回到牛津，害怕回去时看到的境况。而且他们年纪都比我小，我仍然平安地生活在开罗，他们却已经马革裹尸，这有点不对劲”。
如果说战争在本质上就令人困惑苦恼，劳伦斯在这个11月感到特别迷茫痛苦，也是情有可原。抵达开罗之后的11个月内，他大部分时间都困守萨沃伊饭店的办公室，离夺去了他两个弟弟生命的西线屠场有万里之遥。更让他迷惘的是，他的最大精力不是用来打击敌人，而是被浪费在与英国军队官僚及其最亲密盟友法国的狭隘利益做斗争的“公文战争”上。
在萨沃伊办公室墙壁上的奥斯曼帝国地图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这些斗争的徒劳无益。1915年11月，这个战区的战事已经持续一年，有数十万人命丧黄泉，但地图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加里波利，地中海远征军仍然苦苦困守浸透鲜血的滩头阵地，但就连这些在土耳其土地上的小小立足点也很快要消失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协约国军队从加里波利的撤退是整个战役唯一一个执行有力的阶段。在安纳托利亚，亚美尼亚人的苦难在继续，毫无缓和的迹象；叙利亚的阿拉伯分离主义者也惨遭杰马勒帕夏的秘密警察的屠戮。本可以帮助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分离主义者的亚历山大勒塔登陆计划似乎已经被彻底废弃，虽然开罗方面无人理解其原因（几周之后，伦敦的陆军部才终于告知埃及方面，法国政府公开地扼杀了这个计划）。土耳其军队已经在西奈半岛远方的巴勒斯坦掘壕据守下来，据说英军即将对其展开常规的正面攻势。即便这次攻势能够成功——加里波利的惨痛教训让人很难相信它能够成功——英军随后也将不得不缓慢而艰难地北上，向土耳其内陆前进。地图上唯一的亮点是伊拉克。在那里，一支英属印度军队在过去的七个月中沿着底格里斯河步步紧逼，到11月中旬已经兵临巴格达城下。就算能够攻克这座奥斯曼帝国的边陲城市，也很难对千里之外的君士坦丁堡产生实质性影响。
劳伦斯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阿拉伯半岛，他相信，只有非常规战争才能打败土耳其人，而非常规战争很有可能要在阿拉伯半岛展开。就在几天前，他的这份希望大大增强了。在穆罕默德·法鲁基带来情报之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匆匆给埃米尔侯赛因写了一封新的信，同意了对方提出的独立阿拉伯国家的几乎全部领土要求，条件是，阿拉伯人要与英国结盟，发动起义。11月5日，开罗收到了侯赛因的同样令人愉快的答复。还有几个小细节需要商榷，但双方就针对土耳其的阿拉伯起义达成了共识。
劳伦斯当然并没有天真到相信这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恰恰相反，在1915年秋季，厮杀中的欧洲列强产生了一个执拗反常的观念，这表明中东局势将会变得更加复杂，纷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要理解这种观念，我们必须看清战争的整体局势。在西线，英法军队和德军之间400英里长的无人地带在一年中几乎没有移动一寸。东线虽然不是这样静止不动，但产生了另一种僵局。俄国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在西北战线被德军打得遍体鳞伤，后来在西南战线对倒霉的奥匈帝国军队大打出手，才出了一口气。不料德军赶来援助奥匈帝国，于是俄军又遭遇了惨败。这就形成了一种致命的局面——俄国打败奥匈帝国取得的成功被德国打败俄国抵消——并一直持续到1917年。但要说愚蠢盲目、徒劳无功，排第一的还要数意大利东北部新开的南线战场。意大利在1915年11月才姗姗来迟地与协约国结盟，加入战争。意大利已经向居高临下地据守一座崎岖山谷的奥匈帝国军队发动了四次进攻，虽然意大利军队在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每一次都被杀得血流成河。在整个战争期间，为争夺伊松佐河谷就爆发了12场战役，导致意大利军队伤亡约60万人。
当然，僵局是一柄双刃剑，协约国没有进展，同盟国也没有什么好消息。
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却没有任何进展，各参战国或许应当考虑议和，或者想办法跳出这个烂摊子了。但是，它们却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
自古以来，战争中的所有民族和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往往得出的是可怕的答案：已经死了这么多人，挥霍了这么多财富，怎么可以承认这一切都白费了呢？承认自己错了是不可能的，现状又是维持不下去的，剩下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大投入、让冲突升级。于是，在1915年底，欧洲各参战国已经不满足于当初开战要达到的目的——这些目的往往是非常鸡毛蒜皮的——而是更进一步。可接受的和平条件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这场战争的目标不再是在帝国霸业中占竞争对手一点小便宜，而是将其彻底打残，让对手永远没有能力开展一场如此毁天灭地而又毫无意义的战争。
但打败了敌人还只是赢了一半；战争要真正说得过去，就必须有物质利益进账。根据现代欧洲的习惯，战争的赢家会向输家索取战争赔款，占领个把有争议的省份等。但相对于这场战争的惨重代价而言，这些利益都太不值一提了。如果要让这所有的血腥残杀都没有白费的话，就必须有一个帝国的新的黄金时代，赢家要比以往富裕得多、辉煌得多。于是，这种思想就将这个恶性循环推向了必然的、凶恶的结果。想一想最终的胜利者将得到哪些好处，失败者又将失去多少东西，现在还怎么可能罢手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投入——更多士兵、更多金钱、更多损失——等到最终胜利的时候，就将得到更多领土、更多财富和更多权力来补偿这一切。
同盟国也有自己的一份心愿单，写明了胜利之后要得到什么东西，而这份心愿单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宏大；而对英法俄这三个协约国而言，只有一个地方能够给它们规模足够大的补偿：奥斯曼帝国的四分五裂、五彩斑斓的土地。到了1915年秋季，伦敦白厅走廊里的人们已经将奥斯曼帝国简单地称为“大战利品”。
对三个协约国来说，中东战争的目的已经完全是为了满足它们长久以来的帝国主义野心——用文雅的说法叫作“愿景”。俄国历代沙皇垂涎君士坦丁堡已经至少两百年之久。法国自16世纪以来就享有奥斯曼帝国叙利亚境内天主教徒的保护者的特殊地位；如果奥斯曼帝国土崩瓦解，叙利亚地区理当归属法国。英国则一直醉心于保卫通往印度——大英帝国“王冠上的珠宝”——的陆路通道免受帝国主义竞争者的侵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和法国是它最忌惮和防范的对象。另外还有宗教的因素。1915年的时候，三个协约国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国家。时隔600年，很多人依然对基督教圣地在穆斯林手中而耿耿于怀。瓜分奥斯曼帝国之时，基督徒们终于能重演十字军东征并达到一个较好的结局了。
自相矛盾的是，将这些古老的欲求推入现实领域的恰恰是英国与埃米尔侯赛因的秘密会商。其他协约国渐渐知道了这些协商，阿拉伯起义的前景也更加触手可及，这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是胃口大开，更是垂涎三尺。
到11月末，法国已得知英国与侯赛因的交易。法国急于提出自己的权利主张，匆匆地编纂出自己对该地区的野心勃勃的心愿单。俄国很快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面对主要盟友的贪得无厌——它们今天或许是盟友，明天可能又变成对手，英国突然感到自己的胃口也好了起来，而不管前不久才向侯赛因许下的诺言。最终，意大利，甚至中立国希腊，也要来分一杯羹。这很快就让中东的军事谋略屈从于政治考虑，决策权从前线军官手中转移到了聚集在会客厅的外交官和政客手中。如果说外交官们的主要特点是笨拙无能，至少他们的意图是明确的；随着政客们的崛起，以及各个阵营争先恐后地争权夺利，一切都将被背信弃义和拜占庭宫廷式的钩心斗角所笼罩。
巧合的是，在这个阴谋的产生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那个人于1915年11月17日抵达了开罗，也就是劳伦斯向爱德华·利兹抱怨自己平静生活的第二天。这个人的名字是马克·赛克斯，更正式的全名是第六代斯莱德米尔从男爵塔顿·本韦努托·马克·赛克斯爵士。
历史上很少有比他更不像坏人的坏人了。赛克斯时年35岁，英俊潇洒，尽管略微有些松弛无力。他是帝国时代晚期英国贵族的那个非同一般的小阶层——“业余政治家”的杰出代表。“业余”这个词在现代带有贬义，但其实源自拉丁语，最初的意思是“为了对……的爱”，在这个语境下指的是那些富裕且往往拥有贵族头衔的青年，他们出身名门望族，受过良好教育，不需要为了晋身而拼命奋斗——这些人如果要正儿八经地工作的话，就太有失体统了——所以他们可以自由涉猎广泛的领域，在所有领域都如鱼得水。赛克斯是约克郡一位贵族的独子，自小在3万英亩的家族庄园长大，就像其他很多“业余政治家”一样，致力于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充实，要像10个“普通人”加起来那么丰富多彩。他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游历了奥斯曼帝国很多地方，著有四本书，参加过布尔战争，曾担任爱尔兰总督的议会秘书和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的荣誉领事——这还仅仅是他25岁之前的亮点。在随后的10年中，在他于1915年抵达开罗之前，他娶妻生子，已经有了五个孩子——第六个孩子尚在腹中——成了一位颇有名望的优秀的讽刺漫画家，发明了一种早期版的投影仪，而且自1912年以来一直担任赫尔中央区的保守党议员。
赛克斯出现在开罗是由于最近的职业变动。前一年春天，基钦纳勋爵任命他为德·邦森委员会的顾问。这个委员会是政府的一个跨部门的理事会，旨在向英国内阁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指导性意见。丝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赛克斯很快成为该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并于1915年7月对该地区进行了一次长期考察，打算回国后将自己的考察结果报告给内阁。
劳伦斯第一次见到赛克斯是在这年8月，当时赛克斯正在考察途中于开罗短暂停留。和大多数人一样，劳伦斯对这位魅力十足、风度翩翩的议员颇有好感。他和开罗情报部门的同僚们终于找到了一位似乎理解他们的非常规战争理念的英国政府高官，所以很满意。赛克斯于11月返回埃及后，劳伦斯和同僚们对他的好感更是极大增强。在前两个月中，赛克斯与英属印度的官员们进行了会谈，这些人坚决反对英属埃及当局的“代理人战争”计划（即鼓动阿拉伯人去反抗奥斯曼帝国）。赛克斯返回后毫不隐讳地表示，自己支持埃及当局的做法。
马克·赛克斯虽然成就非凡，却带有爱德华七世时代英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普遍的典型特征——狂妄自大，认为全世界的麻烦问题其实都有办法利索地解决，解决这许多问题的答案就掌握在英国手中；英国人有一项特别的负担——虽然是天赋的，但仍然很累人——开化和教育其他民族，让他们知道英国人的优越。赛克斯在这方面的特殊本领是果断大胆、简明扼要、令人耳目一新的写作文风。他能够把复杂的问题分解为甲乙丙丁的清清楚楚的条目，给人造成一种几乎是数学般简明的错觉。虽然powerpoint幻灯演示要到近100年后才被发明出来，他在当时已经是这种演示的大师。
举个例子——在随后几年内，这样的例子会有很多——他于8月在开罗短暂停留时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声称对中东的各种知识分子作了记录和研究。赛克斯先是把这些知识分子分为“守旧派”和“现代派”，然后又分别作了细分。例如，“守旧派”的第一类是正统派（“头脑僵硬顽固、难以驾驭、充满偏见和狂热”），而“现代派”的第一类（水平最高的级别）是“出身名门望族、完全吸收了西方教育的人”，但不可以将第一类“现代派”与第二类“现代派”混淆，因为后者是“贫穷、能力低下的人或罪犯，接受了程度较低的欧洲教育，由于境况或天性或者二者合一，比第一类更倾向于走阴险可怖的渠道”。赛克斯还不满足于分类，而是继续将他的公式应用于中东的各地区，为他的英国读者们提供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关于英国在每个地区地位的指南。坦率地说，埃及这样的地方可不妙：“守旧派”的第一、二、三类对英国人的态度分别是彻底敌视、善意冷漠和温和支持；而“现代派”的第一、二类对英国人的态度则分别是明文反对和毫不妥协的仇恨。
这固然不是第一次有愚蠢的种族主义言论被付诸笔端，但是这种语言组织得力、表达又自信大胆的胡言乱语居然被视为智慧，足以说明英国领导层的自鸣得意，当然也印证了他们在对抗一场遍及全球的冲突时几面受敌的境地。赛克斯回到伦敦后，在德·邦森委员会面前作了一番气势磅礴的表演，英国政府竟然就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棘手——从历史角度看，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使命全盘交给了这个35岁的业余政治家：将英国与其盟友在中东的互相矛盾的领土主张分门别类、一一理顺。
英国领导人到一切都太晚的时候才发现了赛克斯个性的另一个特点，如果他们早一点发现的话，或许就不会将这个重大使命交给他了。马克·赛克斯活动起来总是兴冲冲又十分狂热，而且兴趣和涉猎范围极广，所以记性极差，甚至连自己曾经坚信不疑的东西也记不住。他常常会被刚刚与之交谈过的人的话触动，或者他那多产的大脑里会蹦出一个新念头，因此总是与自己先前（往往仅仅是几天前）大力鼓吹过的观点或政策矛盾。
赛克斯于11月暂居埃及时，劳伦斯开始注意到他的这个缺陷。这位年轻的议员总会漫不经心地无视与他当前持有的观点矛盾的棘手证据，而在自己改弦易张之后却会抓住这个证据来支持自己。他这种做法让人颇感不安。劳伦斯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赛克斯“想象力丰富，鼓吹着不能令人信服的世界走向……满脑子是偏见、直觉和伪科学。他的观念都是外在的，他也没有耐心去测试自己的建筑材料，就急于选择自己的建筑风格。他会选取真相的一个方面，将其与具体情况割离，令其充气膨胀，对其扭曲和改造。”
但赛克斯的性格还有另一面，对他即将扮演的关键角色将会产生负面影响。他的行事似乎有些鬼鬼祟祟和阴险狡诈。不知是为了证明自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最聪明的人，还是为了取乐而故意骗人，这位年轻的业余外交家将扭曲事实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要求，以及保留或操纵关键信息来玩弄各方演化成了一种艺术形式。这给马克·赛克斯在历史上赢得了一个特殊地位：在这位温文尔雅、才华横溢的约克郡年轻贵族之外，很难找到一个既没有真正的恶意，手中也没有操控一个国家或军队的权力，却能给20世纪造成更严重损害的人。他留下的烂摊子，将会由一小群同胞，包括劳伦斯，非常努力地去补救。
这并不是说这样的贱人只有赛克斯一个。在口是心非、背信弃义方面，这位业余外交家此时在中东还有很多技艺娴熟的竞争对手。
在赛克斯在开罗耀武扬威的同时，一个身披长袍的神秘人物正在叙利亚西部一些城镇的集市和茶馆内东奔西走。他三十五六的年纪，说起话来特别轻声细气，从衣服的质地和他的古典阿拉伯语用词来看，一定是个家境富裕、很有文化的人。他面色苍白、眼睛碧蓝，大多数遇到他的人或许都以为这个旅行者是切尔卡西亚人，这个山地民族发源于黑海地区，很多人的面貌几乎像北欧人。库尔特·普吕弗或许没有去纠正别人的这个错觉。他是在杰马勒帕夏授意下执行这些秘密任务的。他的目标是弄清楚叙利亚人民真正忠于何方。
到这年秋天，总督和他的德国顾问们都越来越深刻地感到，有必要对叙利亚民意做一个公正无偏见的评估。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的灾难性攻势有了渐渐平息的迹象，于是协约国在叙利亚海岸某处登陆的威胁再次浮现了。如果协约国在黎巴嫩登陆，那里的基督徒和德鲁兹宗教少数派会作何种反应？聚居在黎巴嫩南面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又会如何？在安纳托利亚，针对亚美尼亚人的迫害活动烈度不减，叙利亚的很多犹太人都害怕自己是下一个目标。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是什么态度？杰马勒帕夏已经对法国领事馆文件中揭露的阿拉伯密谋者采取了措施，而且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一直令人惴惴不安，但是其他地区广大的阿拉伯群众的态度如何呢？
一连5周，普吕弗假借各种身份和装扮，在叙利亚各处漫游。途中他与形形色色的人——犹太殖民者、阿拉伯商店主、基督徒地主、西方化的贵族、贝都因人的谢赫和阿拉伯农民交谈。1915年12月初，这个德国间谍觉得自己已经为叙利亚地区把好了脉，可以将发现的结果向杰马勒和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汇报了。
简单地讲，他认为，对奥斯曼政府最为不满的是基督徒。他相信，几乎所有基督徒都私下里支持协约国。但普吕弗认为这些基督徒的威胁很小，既是由于叙利亚基督徒人数很少，也是因为他们虽有“叛逆的本领”，但“生性怯懦，无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据他判断，威胁更大的是犹太人，尤其是其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普吕弗写道，“虽然犹太复国主义官方声称自己的意愿仅仅是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语言和文化的中心，对政治不感兴趣”，但这显然是撒谎。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在巴勒斯坦建立自治的犹太国家，协约国的胜利显然比同盟国胜利更有利于他们实现这个目标。但普吕弗认为也不值得为犹太人紧张，原因和基督徒是一样的：“犹太人天性胆小和消极被动，除非敌军已经入境，绝不敢发动颠覆行动。”
这位德国间谍在阿拉伯人身上看到的东西非常令人振奋，阿拉伯人也是这三个族群中人口最多的。普吕弗认为，部分是由于杰马勒对有分离主义嫌疑的阿拉伯领袖采取的“公正而严厉”的措施，阿拉伯独立运动已经大大削弱了。“在中产阶级，几乎找不到改革运动的支持者，”他写道，“构成人口主要部分的小地主、商人和工人似乎是支持政府及其事业的。”普吕弗以他一贯的尖刻口吻分析说，即便某处爆发了阿拉伯起义，也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因为“群众是轻佻无聊的”。
但在给出这种乐观评估的同时，普吕弗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告：如果英国人真的在叙利亚登陆，群众隐藏于胸的对协约国的支持就会浮出水面。在那种局面下，入侵者一定可以找到愿意与他们合作的当地人。普吕弗为杰马勒提供了一份“不可靠分子”的长名单，主要是有名望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商人，以及“犹太复国主义党的全部领导人”。一旦协约国军队登陆，就要立即将这些人流放。
这最后一条建议让德国大使馆大惊失色。就在这年8月，杰马勒利用从贝鲁特的法国领事馆查获的文件，在贝鲁特的一个主要广场上处决了11位著名的阿拉伯领袖。这种事情在阿拉伯世界激起了愤怒的浪涛，德国政府当然不希望自己的一名情报军官向叙利亚总督的死亡名单提供更多的名字。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在将普吕弗的报告发送给柏林的外交部的同时表示，自己向普吕弗发出了如下的警告：“稍不慎重，群众就会指控是我们造成了诸如流放的严刑峻法。将来向杰马勒提出类似建议时，请务必谨慎、克制。”
这番告诫可能来得太晚了。拿到了普吕弗报告的叙利亚总督似乎得出了结论，他解决问题的灵活手段——没有明显规律地以胡萝卜和大棒轮番出击——是智胜越来越多的敌人的最佳策略。12月18日，他命令对法国领事馆文件涉及的人进行一番更大规模的搜捕，这张大网最终抓住了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大约60名阿拉伯知识分子。
这些逮捕或许让杰马勒的心情好了许多，因为另一个越来越可疑的人——亚伦·亚伦森在1月拜访他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时，杰马勒显得非常宽宏大量。
间谍船始终没有来。
1915年11月8日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一线月光，押沙龙·法因贝格终于搭乘一艘英国间谍船返回了阿特利特的海岸。他立刻将好消息告诉了欣喜若狂的亚伦·亚伦森：他已经和英国人取得了联系，英国人正在急切地等待他们能够传递的任何情报，并且已经做了相应的安排。
间谍船计划于两周后返回，于是两人立即开始进行长距离的侦察，来更新自己的信息。亚伦森北上，法因贝格南下。他们打着为农业研究站做科学调查的旗号，偷偷地记录土耳其军队的新营地、补给站和战壕工事的位置，跟踪火车和部队的运动，在笔记本上以蝇头小字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任何有可能对英国人有用的信息。
但当他们返回阿特利特，在预定接头的当晚等待时，间谍船却没有露面，第二天、第三天的夜晚依然无影无踪。亚伦森和法因贝格一直等到12月初，越来越困惑不解和心急火燎。显然出了什么差错，但他们等得越久，他们的夜间活动就越容易被土耳其民兵的夜间巡逻队发现。但如果他们放松每晚的守夜，就有可能与英国间谍船失之交臂，英国人或许就会认为这些密谋者变了卦，或者已经被捕，或者干脆就是放弃了。
性格急躁的法因贝格对间谍船已经绝望，于是到12月8日的时候想出了一个新计划：他要混过云集在巴勒斯坦南部的土耳其大军阵线，穿越西奈半岛的无人地带，抵达另一端的英军战线，与其重新建立联系。如果遭到土耳其巡逻队拦截，他就自称是在为抗蝗灾做实地考察工作。这种借口还是比较可信的。就在几天前，又有一大群蝗虫出现在朱迪亚地区，这是自春天以来的第一群蝗虫；亚伦森判断，这个蝗群是从埃及通过西奈半岛陆桥来的。这个计划还是非常冒险，但亚伦森自己也急于同英国人取得联系，于是同意了；法因贝格于当晚出发南下。
不久之后，又有了一件新的让人着急上火的事情。在君士坦丁堡，亚伦森的妹妹萨拉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想办法摆脱不幸福的婚姻，回到巴勒斯坦的家人身边。11月中旬，她的丈夫长期出差，她又得知一名犹太救济官员很快将离开君士坦丁堡、对犹太人定居点进行视察，于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她恳求这名官员带她一起去，于是在11月26日，25岁的萨拉在海德尔帕夏车站登上火车，开始了漫长的返乡之旅。
关于安纳托利亚乡间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的恐怖传闻已经广为流传了好几个月，但糟糕的通信和严格的审查使得奥斯曼政权得以很好地遮掩了暴行的严重程度。但旅行经过屠杀场的人就可以目睹这些惨景了。12月16日，萨拉·亚伦森在巴勒斯坦与哥哥团聚，此时她已经被沿途的所见所闻深深震撼。农学家后来记述道：“她看到铁路两侧堆着成百上千亚美尼亚男女老少的尸体。有时能看见土耳其妇女翻检死尸，寻找值钱的东西；有时能看到野狗在吞食死人。那里有数百具惨白的骨骸。”萨拉说，她经历的最恐怖的一个插曲是，她的火车开到一个偏僻火车站的时候，数千名饥肠辘辘的亚美尼亚人包围着火车。在疯狂踩踏中，十几人倒在车轮下，火车售票员看了哈哈大笑。萨拉看了这可怕场面当场晕倒，苏醒后却有两名土耳其军官训斥她不爱国。
亚伦·亚伦森在旅行时也早就听说过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恐怖传闻，但一直都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叙利亚永久转动的造谣机器的成果。自己的妹妹亲口证实，并且得知屠杀仍在进行中，这让一切都显得极其丑恶和真实。这也让农学家不可避免地想到了一个可怖的问题：下面轮到谁了？如果青年土耳其党能够对境内的200万亚美尼亚人大开杀戒，要消灭区区8万犹太人岂不是易如反掌？
然后传来了更多的坏消息。在西奈半岛，押沙龙·法因贝格被土耳其军队的巡逻队拦住。他的抗蝗灾考察的幌子没有奏效。他们怀疑他是奸细，于是将他押回了贝尔谢巴。1月初，他被转移到耶路撒冷的监狱候审；如果法庭判处他犯有叛国罪——这是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指控——法因贝格无疑很快就会上绞刑架。
为了营救同志，亚伦·亚伦森于1月12日下午来到了杰马勒帕夏在大马士革的办公室。农学家觉得，哀求开恩或者自称无罪或许无济于事，于是仍然动用辜负了法因贝格的那个托词：蝗虫。他告诉杰马勒，为了治理新的灾害，他要重新担任抗蝗灾项目总监（八个月前，出于对政府干预的愤怒，他辞去了这个职务）。但亚伦森有一个条件：他必须要他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助手，一个叫作押沙龙·法因贝格的年轻人为他服务，而此人前不久在西奈由于误会被捕了。
按照杰马勒的命令，法因贝格很快从耶路撒冷的监狱被释放了。这两个一心要当间谍的人肯定不会欣喜若狂，因为他们与英国人建立联系的漫长而徒劳的努力仍然毫无进展。
没人能掌握全局。由于战争造成的混乱和通信的困难，英国政府的不同部门都与不同的战时盟友——或者是他们希望能够转变为盟友的人——谈判，直到一切都太晚的时候才意识到，如此达成的协议可能是互相矛盾的。这倒不是由于刻意欺骗，而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内部沟通不畅的例子。
对于1915年和1916年间英国就中东问题与多方达成的秘密协议造成的混乱，历史学家大多是上面这样的看法。还有少数历史学家认为，其实当初根本不存在什么混乱。这些五花八门的协议中遍布精心选择的修饰语和条件语，都是为了让炮制协议的人洗脱背信弃义的罪名。已经有很多著作（足以摆满一个大书橱，压得它咯吱呻吟）致力于消除这些狡诈的辞令，揭露现象背后的本质。
事实上，第一种观点完全是凭空捏造，而第二种观点则过于强调人性恶，就好像为了减轻撒谎的罪过，诺言就不是诺言了似的。英国内部沟通不畅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地步，是由于政府高层的一小群人做了很大努力去确保沟通不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设置了迷宫般错综复杂的信息防火墙——说得直白些，就是故意欺骗——来确保英国的战时盟友，甚至英国自己的很多高级外交官和军事指挥官都对关键信息毫不知情。
颇为讽刺的是，大英帝国的“王冠宝石”——英属印度就是最早受到这种待遇的实体之一。
到20世纪初，大英帝国已经演化为一个独特的殖民主义恒星系，各个主要的行星相对于“恒星”——英国——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印度尤其是这样，在西姆拉的英国当局（通常就被称为西姆拉，尽管西姆拉只是英属印度当局的夏季首府）有着自己的内政方针，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自己的外交政策。
如果说英属印度和伦敦的关系有些疏远，它和英属埃及的关系就是彻底的冷若冰霜，尤其是它得知开罗与埃米尔侯赛因在1915的谈判之后。自1858年建立英属印度政权以来，阿拉伯半岛就被视为印度的势力范围，印度的管理者们不愿意接受埃及这个姗姗来迟者的干预或是意见。更重要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人群，多达约8000万人，就在印度，这个数字是奥斯曼帝国境内穆斯林人口的四倍。西姆拉的官员们向伦敦指出，鼓励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地区发动起义，并许诺给当地人自治或独立，同时却在穆斯林世界的另一个地区冷酷无情地镇压为了同样目的而发动的起义——英属印度几十年来一直是这么做的——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1915年秋季，开罗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谈判到了一个关键阶段，西姆拉在伦敦发动了一场激烈反击，对秘密谈判极尽攻击之能事，攻击得如此激烈，以至于到了10月底，也就是伦敦和开罗的官员努力起草对侯赛因的极高要求的回应时，基钦纳勋爵决定不准印度参加讨论。直到答应了侯赛因大部分要求的回复已经发送出去之后，开罗当局才将这个令人震惊的新进展通知印度总督，并给出了一个苍白无力的借口：时间太仓促，没有来得及请教他。
印度被排除在了谈判之外，埃米尔侯赛因就做了一笔非常有利的买卖，或者说他是这么认为的。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在10月24日的关键信函中宣称，除部分调整之外，“英国准备接受和支持麦加的谢里夫要求的边界之内所有地区的阿拉伯人的独立”。两人在随后的信件中就这些提议的调整讨价还价——其中最有争议的是，英国要求在伊拉克的产油区巴格达和巴士拉保有“特别行政安排”，并将叙利亚的西北角从协议中排除出去。但埃米尔侯赛因有理由相信，英国人许诺的是一个幅员辽阔的独立阿拉伯国家，几乎囊括整个阿拉伯半岛，东至波斯边境，北到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腹地，西至地中海和埃及边境。
但侯赛因可能没有注意到，麦克马洪在信中插入了一个不显眼的条件从句：这些诺言仅在“英国可以自由决断，而不危害其盟友法国的利益时”生效。换句话说，如果法国人对协议的某些方面有意见，他们就有可能否决英国人对协议的认可。
英国人当然知道，法国人极有可能对协议有意见。1915年夏天，法国驻英国大使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一清二楚地阐明了法国对近东的领土要求，其中就包括整个大叙利亚，也就是英国人向侯赛因许诺的土地。
如何绕过这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呢？英国人决定，根本不要告诉法国人，自己和侯赛因签下这个协议再说。11月底，法国外交官被邀请到伦敦来商讨法国对近东的愿景。法国人重申了自己的领土主张，他们希望得到几乎整个近东：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内地、美索不达米亚。英国官员虚伪地对法国人的要求表示惊诧。于是，史上最诡异——时隔几十年看来也是最具破坏性的外交协议之一——《赛克斯—皮科协定》的舞台就搭好了。
1916年1月初的几天会议上，两名中层外交官——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皮科——巧合的是，他就是曾经的法国驻贝鲁特领事，就是他和阿拉伯异见分子秘密通信，而这些文件后来被杰马勒帕夏的秘密警察破获——炮制出一份未来中东的地图，这地图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设想大相径庭。法国的帝国主义野心刺激了英国的胃口，于是真正的独立阿拉伯国家将大体上仅限于阿拉伯半岛的荒漠，而法国直接控制大叙利亚，英国占领整个伊拉克。另外，内陆的两大块区域，即侯赛因的汉志王国以北和内陆的全部地区，将受到英法两国的间接控制，有半独立性，但英法两国享有“优先贸易权”。在这两个所谓的a区和b区飞地，谈判者的玩世不恭最为暴露；赛克斯和皮科都不相信阿拉伯人真有自治的本事，于是他们大可以空口白舌地许诺这两个飞地的独立，而深知它们肯定会成为英法两国的附庸国。两位外交官在闲暇之余甚至为巴勒斯坦安排了一个新的未来。巴勒斯坦不会成为未来的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由于麦克马洪在他向侯赛因提议的修订中不曾提及巴勒斯坦，所以它理应属于阿拉伯国家——而将由法国、英国和俄国共同管理。
当时，皮科不可能知道他的领土要求与埃米尔侯赛因的要求抵触程度有多大，因为他的英国同僚根本没有告诉他。这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在1916年1月初的关键日子里，也就是中东的未来版图被决定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既知道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的全部细节，也知道即将成形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他应当能理解，阿拉伯人、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该地区的目标已经水火不容。这个人就是马克·赛克斯。
如果赛克斯真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却没有说出来。现在他和皮科的协定意味着必须建造起新的防火墙，不仅要瞒住埃米尔侯赛因，还要欺骗在埃及的那些知晓与侯赛因的协定且作风老派、恪守信誉的英国官员。正如英属印度在1915年秋季被排挤出去一样，在1916年春季，协约国在讨论《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细节之时，英属埃及也被剥夺了发言权。开罗当局不断询问英法协定的进展情况，赛克斯和伦敦的其他官员只告诉他们，谈判正在进行，在作出最终决定前一定会征询埃及的意见。结果，直到1916年5月，开罗方面才有人看到《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复本，此时它已经是生米煮成了熟饭，英法俄三国内阁均已核准此项秘密协定。劳伦斯回忆说，开罗军事情报部门的军官们最终读到协定文本时，无不大惊失色、深恶痛绝，有作呕之感。
但对1916年冬天的劳伦斯来说，这一切都还是未来。在萨沃伊饭店的办公桌后，他继续“刷洗瓶子”、绘制地图和进行“文牍战争”。
在文书来往方面，他的工作颇有些荒诞色彩。至少在过去，他在文牍战争中的敌人是阴险奸诈的法国人；现在的对手却是英属印度的同胞们，这些人持续不断地耍出阴谋诡计。西姆拉方面显然认为，在埃米尔侯赛因正儿八经发动起义之前还有希望将英国与他的协议撕毁，于是在伦敦为了这个目标而不懈努力，警告说侯赛因不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以及一旦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受鼓励建立起来，将会造成怎样的灾难（如果西姆拉方面知道《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内容，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忧虑了，但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在劳伦斯看来，这场持续不断的扯皮的奇怪之处是，在1916年冬季，印度在自己的疆界之内的烦恼已经够多了。
至少在秋季，西姆拉还有资格说是自己，而不是英属埃及，在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印度远征军在战争初期轻松地占领了伊拉克南部的油田，在此基础上，远征军的司令官在1915年4月派遣了一支2万人的部队，沿着底格里斯河挺进。查尔斯·汤森将军不屑与当地的阿拉伯部落结盟，更不要说侈谈什么自治或者独立了。他率军遵循着英国军队的光荣传统——奋力拼杀、一往直前——连战连胜，到10月已经兵临巴格达城下。这样看来，西姆拉主张的正面猛攻的战略比开罗鼓吹的奇异而具有煽动性的争取阿拉伯民心的策略要更有吸引力。
但局势后来发生了很大变化。汤森的部队没能胜利攻入巴格达，而是在11月底在市郊遭到顽强抵抗，陷入僵局，损失惨重。汤森的补给线拉得太长，短期内又无法得到援兵，于是沿着底格里斯河后撤了100英里，来到河畔小镇库特。到1916年2月，驻扎在库特的英属印度军队据说遭到了越来越强有力的围攻——英属印度不肯说得更具体些——而一支援军正在沿底格里斯河前进，去援救汤森。
尽管如此，西姆拉仍然继续窃窃私语地反对开罗及其对侯赛因的支持。侯赛因领导下的统一阿拉伯国家对英国在该地区的长期利益会有怎样的影响？伦敦方面对此产生了忧虑，而印度方面更是对这种忧虑煽风点火。1月末，劳伦斯写了一份长篇报告《麦加的政治》，试图缓和伦敦的担忧。劳伦斯或许是量体裁衣，专拣英国领导人想听的说。他指出，独立而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概念太荒谬了，因为“如果处置得当，阿拉伯人仍然会处于一种政治的马赛克当中，各个小国之间互相嫉妒，不可能团结一致”。
2月，印度似乎要尝试一下相反的策略：贬低侯赛因。他们在《中东情报公报》——一份仅供高级将领和民政高官阅读的高度机密的情报摘要——中插入了一篇与一个叫作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的人的访谈。此人是阿拉伯半岛东北角的一位贝都因酋长，他说侯赛因“从根本上是个无足轻重和反复无常的人”，并明确表示，他自己和其他大多数阿拉伯部落酋长都绝不会听从侯赛因的领导。伊本·沙特说，即便侯赛因冒险自封为哈里发（伊斯兰世界最高的政教合一领袖），“他在众位酋长间的地位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他们绝对不会比现在更顺从他的控制”。
对劳伦斯来说，这篇访谈标志着开罗与西姆拉之间竞争的新的，而且很可能是非常危险的升级。因为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不是一个希望保住自治权的普通的贝都因不满分子，而是侯赛因在整个阿拉伯半岛最强悍的竞争对手。伊本·沙特在过去的15年中笃信一种叫作瓦哈比派的极其严格的伊斯兰激进主义教派，率领他的沙漠战士们凭借一种宗教狂热攻打了一个又一个不服管教的阿拉伯部落。瓦哈比派的纪律是非常传奇的；这时，伊本·沙特的势力范围已经从利雅德的一连串沙漠村庄扩展到了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广大区域。他也是英属印度在阿拉伯半岛的代理人，双方的盟友关系一直可以追溯到战前。
在劳伦斯看来，西姆拉利用《中东情报公报》来支持一个与英国价值观南辕北辙的人，已经非常糟糕；但西姆拉的这个花招还突出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局面，如果它不是这么险象环生的话，几乎是荒唐可笑的：在争夺阿拉伯政策上风的斗争中，英国政府的两个分支居然分别支持两个不共戴天的对手。这不像是成功的阿拉伯起义的催化剂，倒像是内战的导火索——当然，或许西姆拉的真正目标一直都是挑动阿拉伯人内讧。
劳伦斯写了篇文章，反驳伊本·沙特的访谈（劳伦斯的这篇文章同样也被分发给英国政府高层），指出伊本·沙特和他的瓦哈比派尽管摆出伊斯兰改革者的姿态，但“带有清教徒的所有狭隘偏见”，远远不能算是伊斯兰教的代表。正如他在《麦加的政治》中已经警告的那样，瓦哈比教派是些思想还留在中世纪的边缘分子，“如果该教派取得优势，麦加和大马士革的宽容温和的伊斯兰教就会被内志的狂热所取代……而且这狂热将因成功而愈发强烈和膨胀”。
正如劳伦斯的其他许多预测一样，他关于伊本·沙特和瓦哈比派的警告最终也被证明是正确的。1923年，伊本·沙特将征服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为了纪念他的氏族，还将它命名为沙特阿拉伯。在随后的90年中，枝繁叶茂且奢侈放荡的沙特王室将会用金钱收买那些帮助他们夺得王权的瓦哈比派，资助他们的活动，条件是他们的圣战活动必须在国外开展。这种局面的最著名产物就是一个叫作奥萨马·本·拉登的人。
但在当时，由于更为紧迫的局势发展，劳伦斯反对英属印度的口水战被暂时搁置了。这年3月，他被选中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它与英国人的荣誉观念格格不入，因此历史书里大多对其真实性质缄口不提。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英属印度制造的一个灾难——一系列事件在1916年3月8日清晨达到了丑陋的结局——这项任务才非执行不可。
这天早上约6时30分，芬顿·艾尔默中将（未来的第13代多纳迪亚从男爵）得知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他的部队向伊拉克中部城镇杜杰拉前进的夜行军过程中，第36印度步兵旅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该旅部分单位没有停在事先指定的位置等待敌人黎明的炮击结束，而是继续穿过荒芜的杜杰拉平原，径直闯入了土耳其人的前线。更具体地说，他们径直闯入了通往“要塞”的道路。要塞是一座40英尺高的土制堡垒，居高临下地俯瞰周边的平地，是土耳其军队防御工事的一个据点。
看上去迷途的英印军队要惨遭屠杀了，但事情没有往那个方向发展。那天早上出现在艾尔默司令部的传令兵报告称，要塞或是被遗弃了，或是只有极少数士兵把守；第36印度步兵旅已经来到了要塞门前，唾手可得。
在艾尔默驰援被围困在库特的汤森将军的漫长而血腥的战役中，这是一个关键时刻。此时他离库特已经只有8英里。要塞传来这令人震惊的消息之后，现在他不仅有机会在杜杰拉战役尚未打响之前就赢得胜利，而且可以救赎此前两个月的一连串严重失误。
到1916年3月，欧洲各国军队已经发展出了攻打掘壕据守敌人的一种机械的做法：对敌军前沿阵地进行持续炮击，按照预定攻势的规模不同，炮击可能持续几个小时或几天，然后步兵冲过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这种战术在每一步都问题重重。这种炮击大多只能造成很轻的伤亡，因为守军可以简单地撤到靠后的战壕内，或者，在西线的更为复杂的战壕体系中，守军可以撤入固若金汤的地堡，来等待炮击结束。而且，这种炮火准备等于是向守军发出了警告，告诉他们攻势即将开始，以及将会从何处开始。
炮击停止后，进攻方的步兵就爬出前沿的集结战壕，开始跨越无人地带。但不幸的是，炮击结束等于是通知守军，地面攻势即将开始，于是守军就可以快速返回自己的前沿战壕，在进攻方接近的时候将其扫倒在地。到1916年初，已经有几十万人这样死在欧洲各地的战壕工事中。
虽然这种战术在欧洲各种地形条件下都不成功，艾尔默中将显然找不到任何办法在伊拉克中部平坦开阔的地形上改进战术。艾尔默似乎也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汤森将军在攻打巴格达的战事中使用这种灾难性的战术，才陷入败局，需要他来救援。自艾尔默两个月前率领约两万名英国和印度官兵驰援库特以来，他已经三次在开阔地上向掘壕据守的土耳其人发动正面进攻。每一次，英印军队都最终获得了胜利，尽管是依仗兵力优势——他们的兵力是土耳其人的至少两倍——而且损失极大；在最初两周里，援军已经伤亡约1万人，差不多是全军的一半。
但底格里斯河下游的高级将领们显然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们很快又给艾尔默增兵约1.5万人，让他发动第二次攻势。到3月初，这支已经得到补充的军队推进到了杜杰拉的土耳其防线前，这是援军和库特之间的最后一道障碍。艾尔默从之前的战斗中至少是学到了一点教训，决定在夜间逼近杜杰拉的土耳其军队的炮火射程的边缘，拂晓时进行一次快速的炮击，然后向控制一马平川的平原的要塞猛冲。就在破晓前不久，他的火炮正在被静悄悄地装上前车、拖运到指定阵地准备炮击的时候，他得知，第36印度步兵旅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但芬顿·艾尔默显然不喜欢意料之外的事情，哪怕是惊喜他也不喜欢。他与麾下的高级指挥官们匆匆会商一番后决定，现在就占领土耳其要塞离已经设定的作战计划偏差太远，无法对其提供足够的支持。他命令第36印度步兵旅撤离要塞，返回英军主战线；等到炮火准备结束之后，部队再重新穿越平原，再一次占领要塞。
英军炮击终于开始的时候——不是预定的黎明时分，而是早上8点——出其不意的良机已经丧失，土耳其军队匆匆从河对岸派兵进入了杜杰拉要塞。又过了一个小时，英军的正面攻击才展开。很快，又有4000名大英帝国将士倒毙在无人地带，没有一个人能够抵达要塞。
杜杰拉战役是英军援救被围困在库特的同袍的最后机会。在此前两个月内，为了援救1.2万人的部队，援军已经损失了1.4万人，而且这还不算完。芬顿·艾尔默在杜杰拉战役三天之后被解职，送到后方基地工作。可能政府高层也发现了，艾尔默在伊拉克的表现时好时坏，他还企图遮掩杜杰拉要塞惨败的不端行为——他的官方作战报告中不曾提及第36印度步兵旅的报告——他的骑士爵位授予一直被推迟到1922年。
在杜杰拉惨败之后，在库特的汤森部队的局势愈发恶化——报告显示，守军的口粮到4月中旬就会告罄，于是基钦纳勋爵开始筹划一个绝望的计划。1916年3月22日，“皇家乔治”号客轮溜出了苏伊士港的锚位，南下进入红海，开始了绕过阿拉伯半岛、前往伊拉克南部的14天旅程。劳伦斯就在这艘船上。他携带着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给英属印度在伊拉克的政治主官珀西·考克斯爵士的介绍信。
“亲爱的考克斯，”信中写道，“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劳伦斯上尉。他今天奉陆军部的命令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在阿拉伯事务上提供服务。他是我们这里情报部门最精明强干的成员之一，对阿拉伯问题的方方面面都了如指掌。我坚信，你一定会感到，此人可堪大用。我们这里失去了这样一个有价值的人，都感到非常遗憾。”
我希望你那边一切顺利。我们心急火燎地等待汤森得到救援的捷报，但是很久都没有得到任何音讯。
劳伦斯的任务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公开的，另一个则是高度机密。有鉴于库特的危机，基钦纳和他在埃及情报部门的朋友们希望，在伊拉克的英属印度指挥官们能够最终认清形势，尝试与当地的阿拉伯部落合作，毕竟这些人一开始就应当是他们的天然盟友。基钦纳的计划是派遣一群从土耳其军队变节、转而为英军效力的伊拉克籍阿拉伯军官，让他们与伊拉克当地的部族领袖结盟，并策反奥斯曼军队里心怀不满的阿拉伯单位。
但要用这种策略挽救汤森肯定是来不及了，所以劳伦斯才有第二个秘密的使命。按照基钦纳本人的命令，劳伦斯要努力向围攻库特的土耳其指挥官行贿，要他放汤森的部队一条生路，价码是价值100万英镑的黄金。
这种可耻的做法在英国军事史上几乎是前无古人，如果劳伦斯对这个可耻的任务不满，也并没有吐露于言表。而且他在前不久又两次领略了军方的浮夸和虚伪。
一年半以前，他神奇般地从平民一下子变成了少尉，仅仅是因为到访总参谋部的将军要求找一个军官来向他做报告。现在，劳伦斯的上级又火速将他晋升为上尉，从他出海的第一天生效，或许是为了避免伊拉克的高级将领被迫与区区一个少尉商谈的尴尬局面。
就在他登上“皇家乔治”号的四天之前，发生了一件更令人困惑的事情。3月18日，法国驻开罗的小型军事代表团暂时应召回国，于是遵照欧洲列强悠久的军事传统，双方借这个机会慷慨地大肆互赠勋章、互相吹捧。即将启程的法国代表团不可思议地选择了一直努力挫败法国在该地区野心的劳伦斯，授予他荣誉团勋章，这是法国最高级的军事荣誉之一。他们一错再错，在次年又授予他战功十字勋章（加挂棕榈叶）。
劳伦斯在战争生涯中获得过一些勋章和勋带，但他生性鄙视这些东西，要么随手一扔，要么根本懒得去领取。但他对战功十字勋章破了例；据他的兄弟说，他在战后曾将这枚勋章系在一位朋友的狗的脖子上，牵着它在牛津招摇过市，以此为乐。
4月5日，“皇家乔治”号悄悄驶入沉闷、低矮的港口城市巴士拉。皇家海军的一艘快艇前去迎接船上最重要的客人——新晋的劳伦斯上尉。
劳伦斯在巴士拉很快发现，他到伊拉克的公开使命——劝说英属印度指挥官们与当地部落联手——已经不战自败。在他还在海上的时候，在伊拉克的印度远征军新任总司令珀西·莱克将军在发往伦敦的一系列电报中称这个计划“不可行、不方便”。
但劳伦斯在巴士拉的最初几天与领导层会商时发现，让他的政治使命注定完蛋的是另一个更为阴险的因素：种族主义和英国人在军事上的优越感的危险融合。尽管前不久在加里波利遭遇了惨败（或者恰恰是由于这次惨败），很多英国高级指挥官就是不肯接受他们可能会又一次输给奥斯曼军队的“乌合之众”。这种狂妄自大的态度并非仅限于英属印度那些目光狭隘的将军们，而是普遍现象，甚至在伦敦的英军最高统帅威廉·罗伯逊将军那里也不能免俗。艾尔默的援军被击败之后，围攻库特的土耳其军队的指挥官哈利勒帕夏向汤森提出了慷慨大方的劝降条件，罗伯逊得知此事后说：“据我所知，土耳其人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困难。我认为，哈利勒贝伊的提议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军只要坚决努力，必然取得胜利。”
英军高层认为自己的对手是军事和文化上的劣等民族，在他们的这种扭曲的世界观里，条件体面的劝降只能说明敌人的虚弱，而两次援救的惨败表明第三次一定能成功。
4月15日，劳伦斯被送往底格里斯河上游的前线指挥部，此时第三次援救行动已经展开。在杜杰拉的大败之后，指挥部来了一次大洗牌。乔治·戈林奇少将接替了艾尔默。但不幸的是，军事策略依然照旧。戈林奇和他的前任一样，热衷于正面进攻掘壕据守的敌人，几乎是完全复制了艾尔默第一次救援的记录——伤亡1万人，没有取得突破——而且花的时间也几乎和艾尔默一样，都是两周左右。
这最后一次失败让劳伦斯在“蛇蛉”号（英军指挥部所在的船，停在库特下游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尴尬停留宣告结束。船上的军官们得知了他的秘密使命——尝试花钱赎回库特守军，于是几乎所有人都躲着这个来自埃及的年轻上尉。此时，援军在九场战斗中一共损失了约2.3万人，始终未能接近库特，而被围困在库特的守军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负责此役的将军们终于承认，基钦纳的计划几乎是剩下的唯一选择。
虽然已经到了十万火急的最后关头，还有时间耍一场闹剧。汤森将军和希望援救他的将军们都不愿意跟这个可耻的事情扯上关系，在4月的最后日子里，汤森和莱克将军通过电报来回拉锯，拼命争吵，都敦促对方去与敌人谈判。最后，做最后努力去挽救库特的濒临死亡的官兵们的是三位下级军官——爱德华·比奇上校、奥布里·赫伯特上尉和劳伦斯上尉。
这场景酷似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节剧：风流倜傥、帅得过分的年轻贵族，必不可少的一群卖弄风骚却秉性贞洁的女士，冷血的大恶人，甚至还有纯真无邪、稀里糊涂的异乡客，在历经周折坎坷之后，他们将为故事提供带有道德教诲的结局。战时耶路撒冷的小型外国侨民团体与剧中人不同的是，如果站错了队伍，就将付出监禁、流放，甚至处决的代价。当然，另外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客厅窗外不是风光宜人的英国乡村，也不是时髦的伦敦大街，而是一座死神肆虐的城市，大街小巷躺满了饿死或者患伤寒而死的人，广场上常常立有挂着死尸的绞刑架。
对威廉·耶鲁来说，这种生活非常诡异，观察别人就好像在看金鱼缸里的鱼一样。他没有多少正经工作可做，于是几乎每天下午都同一群身份五花八门的牌友——一位希腊医生、一位亚美尼亚医生、一位退役了的土耳其上校，还有耶路撒冷城的希腊主教——打桥牌，晚上则在多位中年外国侨民女士的沙龙里与更多人聚会，消磨时光。在这些晚会上，大家主要是跳舞和玩室内游戏，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性的活力。留在耶路撒冷的外国人当中很少有单身女性——对任何一位单身女子的注意力很快会被理解为结婚的兴趣——于是单身汉们公然与参加晚会的太太们调情逗乐，争风吃醋，往往是在这些女士的丈夫们的视线之内，甚至是在他们的默许之下。这种行为是相当纯洁无邪的。
耶鲁成了亚历克西·弗雷夫人——一位美艳的中年法国妇人，在耶路撒冷城的沙龙社交界地位极高——的宠儿，这时才发现战时的耶路撒冷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纯洁无邪的。耶鲁的受宠让他的一个竞争者——一位中年阿拉伯基督徒，是叙利亚的土耳其烟草专卖局的老板——非常恼火，于是他有一天把耶鲁拉到一边，提了一个建议。“要不然这样，我们两个分一下耶路撒冷的女士们，”这位商人说道，“我就要弗雷夫人，其他的全归你。”
耶鲁起初以为这是个玩笑，但后来去烟草专卖局购买每月配额的香烟时，那里的职员却告诉他，他们得到了命令，不准卖烟给他。他这才感到，对方是认真的。这很成问题，因为在战时的耶路撒冷的确只有在专卖局才买得到烟草制品。不久之后，耶路撒冷警察局局长告诉耶鲁，他的情场对手正在搞阴谋，要整他。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敌手是个爱吃醋、无所顾忌的人，为了除掉竞争对手，会无所不用其极。”耶鲁回忆道，“我的工作要求我必须与土耳其官员和当局保持良好关系，所以我感到自己在玩一个危险游戏。我决定让弗雷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我告诉她，让这位先生滚蛋，否则就和她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