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夫人解释说，专卖局的这个人地位很高，得罪不起，于是我们的美国石油勘探家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弗雷家的沙龙。耶鲁的男仆，一个叫作穆斯塔法·哈尔普特里的头发灰白的库尔德老人，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老爷，”他给耶鲁出谋划策，“我知道这个猪猡每天晚上去哪里，你只消一句话，我就把他解决掉。”哈尔普特里解释说，专卖局的这个人每天午夜都会从某个女人的家里走出来。“那条街很偏僻。你只要下命令，我今晚就把他做了。”
耶鲁拒绝了这个建议。不久之后，他的朋友们就安排他与亚历克西·弗雷和好。这是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城里施行了军法管制，条令非常多，仇人很容易找到几乎无穷无尽的机会来报仇。弗雷家的晚会违反了宵禁，于是在下一次晚会的时候，警察查抄了她家，逮捕了一半客人，据说警方得到了吃醋的烟草专卖局老板的线报。
这个插曲让耶鲁感受到，他现在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游戏。这场游戏的最高仲裁者当然是杰马勒帕夏。他只要一句话就能把几乎任何人投入监狱，或者不经审讯就放逐到叙利亚荒原的某个鸟不拉屎的小村子。不过他反复无常，很可能很快又把犯人释放或者召回。
耶路撒冷的外国侨民要与杰马勒保持良好关系，或者在关系不好时减轻受到的处罚，往往要仰仗两个人。第一个是英俊时髦的中立国西班牙领事安东尼奥·德·拉·谢尔瓦·德·巴约巴尔伯爵。他接管了几乎所有欧洲参战国的领事工作，消息灵通、神通广大。威廉·耶鲁和德·巴约巴尔伯爵的关系比较棘手：如果局势恶化的话，伯爵是个很好的盟友；但是在游猎耶路撒冷所剩无几的单身美女的竞争中，他又是最可怕的对手。
为了日常的安全保卫，耶鲁更有可能去找耶路撒冷社会的另一栋梁：一个叫作伊斯梅尔·哈克·贝伊·侯塞尼的风度翩翩的中年贵族，他是在1914年春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出售克恩纳布开采特许权的三名耶路撒冷商人之一。耶鲁于战前在巴勒斯坦长期居留时与伊斯梅尔·贝伊结下了交情。1915年，耶鲁回到巴勒斯坦后，两人又友善起来，到1916年春季，伊斯梅尔·贝伊已经是耶鲁在中东最亲密的挚友。而且，侯塞尼家族是整个南叙利亚最有钱有势和受人尊敬的家族之一，而伊斯梅尔·贝伊是家族里特别重要的一位成员。
外国侨民群体虽然有保护者，却也有危险的敌人。其中最令人生畏的是一个定期悄无声息地出入城市的年轻德国军官，叫作库尔特·普吕弗。巴约巴尔伯爵对普吕弗描述道，“尽管他外表无害，其实是德国政府的一名秘密特工，”而且“天赋异禀”。普吕弗的轻声细语已经很诡异，但真正让他显得非常危险的是，他是唯一一个得到杰马勒帕夏不假思索的信任的德国人。如果得罪了库尔特·普吕弗，那么即便有巴约巴尔伯爵或伊斯梅尔·哈克·贝伊的力挺也无济于事。甚至杰马勒帕夏本人求情也没用。一天下午，耶鲁正在一对和他关系不错的外国侨民夫妇家中做客，这时普吕弗和两名警察破门而入。这对夫妇自称是瑞士人，但她们其实是法国人，这在侨民圈子里是公开的秘密，杰马勒帕夏也知道。而普吕弗显然是刚刚知道这个情况。他要求将这对夫妇流放，杰马勒虽然不情愿，也只能签署放逐令。
1916年冬天，威廉·耶鲁对普吕弗的权威非常忌惮，因为他发现，他自己、这个德国间谍，以及无处不在的巴约巴尔，在争夺同一个女人——一个居住在耶路撒冷的姿色动人的美国犹太姑娘的芳心。这个姑娘担心自己的美国追求者会被逮捕，于是向耶鲁吐露，普吕弗经常向她盘问关于他和他的活动的情况。“显然，我受到了怀疑。”
在战时的叙利亚生存下去不仅需要一种精妙的自私精神，还需要铁石心肠。耶鲁是个生存能力极强的人，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一连几个月，每天他在耶路撒冷城里活动时都要踏过死尸和濒死的人。每周他都听说有失宠的人“被消失”，其中有的被放逐，有的被绞死。为了在这样的地方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利益，他也越来越冷酷无情，最终甚至会攻击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让他后来感到非常尴尬的是，这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威廉·耶鲁背叛友情，是为了石油。
在1915年春季第一次觐见杰马勒帕夏之前，耶鲁决定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巴勒斯坦的特许权申购分两批呈交，因为他担心，一口气就狮子大张口地索要50万英亩会造成不好的后果。但问题是，他早就得到了第一批25万英亩的开发特许权，而没有开工，到1916年春季就没有勇气索要第二批25万英亩了。
他需要一个突破口来改变局面，但突破口在哪里却是个大问题，尤其是杰马勒显然已经开始领悟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在玩什么把戏了。1916年初，标准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要购买大马士革周边几大块土地的特许权，甚至请美国驻大马士革领事塞缪尔·埃德尔曼当他们的排头兵。但到3月，埃德尔曼与“该地区的最高层”——显然是指杰马勒——商谈之后，却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发回了坏消息。“杰马勒说，他前不久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矿业部长告诉他，标准石油公司不是为了土耳其的利益工作，而是为了排除竞争。只要他们还对你们抱有此种怀疑，就无法获得新的特许权。”
但在碰壁之后没多久，耶鲁应招前往杰马勒在德国招待所的司令部。有一个好机会自己送上门来。总督解释说，最近有前线军官向他报告，南部沙漠里一座山脚下有大片石油聚集成池塘状。杰马勒指出，既然这些石油已经漂浮在地表，立刻对其进行开采和精炼应当易如反掌。他请求耶鲁帮他一个忙，亲自去现场——贝尔谢巴以南的一座小山脉，叫作克恩纳布——勘察一番。
耶鲁当即意识到，这个所谓的“发现”其实就是希尔两年前从朱迪亚地区一座山坡上看到的地方，他和鲁道夫·麦戈文已经确定，那里只有铁尾矿而已。但现在不需要把这一点告诉杰马勒帕夏。标准公司的这位代理人说，他很愿意去勘察克恩纳布现场，但请总督帮忙再给他批一些土地。他要离开德国招待所的时候，帕夏同意再给他巴勒斯坦的25万英亩。
但耶鲁在为下一次购买特许权的远行做准备的时候，突然和他最好的朋友伊斯梅尔·哈克·贝伊发生了冲突。在前一年夏季，耶鲁第一次大规模购买特许权的时候曾恳求伊斯梅尔·贝伊一同前往，并向他含糊地许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会报偿他的服务；虽然伊斯梅尔·哈克·贝伊在这些特许区没有利益，但还是同意了。当然，这次合作对两个人来说都远远不只是为了友谊。耶鲁的其他随行人员都是些腐化堕落的军人和政府官员，有了伊斯梅尔·贝伊这样有文化的人做伴，会愉快很多；而且耶鲁也仰仗他结交甚广的朋友解决顽固地主或趁机敲诈的地方官可能造成的困难。从伊斯梅尔·贝伊的角度看，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显然要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在巴勒斯坦大搞开发，当然要尽可能地参与其中，分一杯羹。
但在1916年晚春，耶鲁来找伊斯梅尔·贝伊帮忙去买地时，他却退缩了。在阿拉伯人的经商之道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伊斯梅尔·贝伊已经看够了美国人做生意的方式，知道耶鲁给他报偿的发誓赌咒一钱不值；他需要的是书面合同。面对这样的要求，耶鲁解释说，他仅仅是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一名收购代理人，没有权力签署这样的保证书，但伊斯梅尔·贝伊“如果想知道我的个人意见的话，他最好信任公司”。
这对伊斯梅尔·贝伊来说还远远不够；他告诉自己的朋友，如果没有书面保证，他不能帮助他。
这让耶鲁陷入了一个困境。他和伊斯梅尔·贝伊相识已经两年半，认识了他的全部七个孩子，而且经常在他的耶路撒冷宅邸用餐。像所有的真心朋友一样，两人也互相吐露了一些秘密：耶鲁告诉对方，他战前在耶路撒冷遇见了一个英国护士，希望有一天能娶她为妻；伊斯梅尔·贝伊则说出了自己对奥斯曼政府的鄙夷，尤其是对杰马勒帕夏的怨恨。让耶鲁的困难愈发棘手的是，侯塞尼家族在巴勒斯坦如日中天。伊斯梅尔·贝伊的亲戚遍布政府高层，所以如果得罪了他，就不仅仅是两个朋友分道扬镳那么简单了；如果伊斯梅尔·贝伊要和耶鲁作对，那么先前为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敞开的所有大门就会被砰的一声紧闭了。
耶鲁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看着他，说道：‘好吧，伊斯梅尔·贝伊，虽然我非常不愿意这么做，但如果你不同意和我合作的话，我就马上去找杰马勒帕夏，告诉他，你在跟我对着干，你是亲英分子，是站在英国人利益那一边的。’”
这是威廉·耶鲁个性的一个戏剧性转变。1911年时，他为一位富裕的波士顿实业家工作。耶鲁的父亲已经破产，正处于绝望中，于是恳求儿子为自己引见这位实业家。耶鲁感到利用自己的职位去安排这样的会见是不道德的，于是拒绝了父亲。仅仅5年之后，耶鲁就为了一桩生意用死亡来威胁自己最好的朋友，而且不是死个痛快，而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痛苦折磨，并且妻子儿女都会被流放、陷入赤贫。
但他的招数奏效了。“我一边等待他的回应，一边焦急地观察着他的面部表情。”耶鲁回忆道，“他非常突然地答道：‘我会帮助你。我会信任公司。’后来，只要我还是公司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他就一直非常忠实地与我合作。”
哈利勒帕夏的司令部是一座圆形帐篷，离库特的前线有约4英里。三名英国军官被蒙上眼睛，心急如焚地通过无人地带，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终于被带进了这座帐篷。
哈利勒大约三十五六岁，清瘦强健，褐色眼睛目光炯炯，蓄着土耳其军官——其实是所有土耳其男人——都喜爱的八字胡。虽然周围的环境非常荒凉，他却仍然保持着在君士坦丁堡的沙龙里培养出来的风流倜傥的气概。奥布里·赫伯特在战前曾担任驻奥斯曼首都的荣誉领事，和哈利勒相当熟识，于是以几句风趣话打破沉默。“我上一次见到阁下是在哪里？”赫伯特用法语问道。
哈利勒的记忆力显然很好。“是在英国大使馆的舞会上。”他也用法语答道。从这开始，对话严肃了起来。
这一天是4月29日，三名英国军官清晨就出发，爬过英军战壕前沿的壁垒，打着白旗走进无人地带。他们前方是600码的草地，野草有齐腰高，远处就是土耳其军队战壕的泥土护堤。他们走到大约两军战线之间的中点，停下来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待土耳其方面发出回应。天气越来越热，他们周围满地都是腐烂的死尸，吞食腐尸的成群绿头苍蝇不断骚扰着他们。最后，三人被带到土耳其战线，蒙上眼睛，扶到马背上，被带去哈利勒的司令部。劳伦斯几天前坠马负伤，膝盖伤得很重，没办法骑马；他被扶下马，仍然蒙着眼，由一名土耳其士兵牵着，跌跌撞撞地走了4英里，来到哈利勒的帐篷。
三人在早上踏入无人地带的时候，都深知自己的任务是非常可耻的。这次贿赂尝试丢人现眼，爱德华·比奇始终没有公开揭露任务的真实目的，劳伦斯只是极其隐晦地一笔带过，而奥布里·赫伯特甚至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也无法下笔。在前一晚的日记中，他写道，他们仅有的筹码是“汤森的火炮、交换土耳其战俘，还有另外一件东西”。这样说已经非常含糊了，但最终仍然被认为太暴露；赫伯特的日记在战后出版时，这句话被删掉了。
但三位军官在哈利勒帕夏的帐篷里很快了解到，他们讨价还价的筹码其实还没有这么多。他们早上出发的时候还不知道，汤森越来越精神错乱，突然同意无条件投降。然后他遵循军事常规，摧毁了自己剩余的火炮。这让一心想拿到这些火炮的哈利勒帕夏火冒三丈，所以比奇、赫伯特和劳伦斯的本钱就只剩下了黄金。
为了挽回一点颜面，英国军官们声称这些黄金是为库特的平民百姓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他们说，在五个月的围城战中，无辜的百姓蒙受的苦难和被困的英国士兵一样严重，给他们一些经济补偿也是理所当然的。哈利勒帕夏一眼看穿了这套说辞，当即拒绝了这个提议。
英国谈判者在要求交出伤员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库特守军已经投降，于是土耳其指挥官提议让英军轮船载着粮食过来，将伤情最重的伤员接走。土耳其人的让步令军衔最高的谈判者比奇上校有了些勇气，决定试一试他的最后一张牌：用英军自进入伊拉克以来俘虏的奥斯曼军人交换库特幸存的身体状况良好的英国战俘。
哈利勒带着狡黠的表情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用英国士兵一对一地交换土耳其士兵，印度士兵和阿拉伯士兵则单独交换。英国军官们不太明白这个建议的用意如何，赫伯特指出，土耳其军队里的很多阿拉伯士兵打得非常英勇，哈利勒应该很高兴把他们换回去，这位土耳其指挥官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哈利勒拿起被英军俘虏的战俘名单，指出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名字。“或许我们10个土耳其人中有1个是孬种或者胆小鬼，”他说，“但100个阿拉伯人中只有1个勇士……你们如果愿意，可以把他们送过来，但我已经判了他们死刑。我打算把他们绞死。”
英国军官们认识到自己被耍了，于是抛下了这个话题。过了一会儿，哈利勒帕夏装腔作势地打了个哈欠，宣布自己累了，还有其他很多事务要处理。于是救回库特守军的最后希望也付诸东流了。劳伦斯、赫伯特和比奇被带离哈利勒的司令部，送到前线，但这时天已经黑了，于是土耳其人邀请他们在一座营地过夜。劳伦斯在日记中尖刻地说：“他们以土耳其方式给了我们一顿极其丰盛的晚餐。”
次日早上，三人被带到河边。在阳光下，他们看到一具又一具死尸被底格里斯河湍急的水流卷走。这些死人都是奥斯曼士兵，因霍乱、伤寒或战伤而死，他们的指挥官非常冷漠无情，将尸体丢入河中，而不是埋葬。
就在这一天，汤森率全军投降。他的部队和企图为他解围而惨遭屠戮的援军大多是印度人。英国指挥官们对他们抱有种族主义的歧视，将他们视为不值得怜惜的消耗品；而他们在土耳其人手中将遭受更严酷的待遇。大部分印度战俘被送到巴格达铁路上当奴隶劳工，在库特被俘的1万名印度士兵和随军人员中只有三分之一活到了战争结束。
汤森将军的命运比较好。他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一个小岛的美丽别墅中度过了战争的剩余岁月。他可以使用一艘土耳其海军游艇，还经常到奥斯曼宫廷参加外交招待会。他的三只心爱的约克郡蠸狗也和他一起去了君士坦丁堡。尽管库特守军濒临饿死，这三只宠物狗却过得相当好。1916年10月，英国国王授予汤森骑士勋位，一些土耳其政府官员向他发去了祝贺信。这说明，即便是在战时，帝国主义统治阶级间仍然存在着同僚般的关系。
4月初的一个早上，一名骑马的信使来到大马士革郊外的贝克尔农庄，传唤费萨尔·侯赛因去杰马勒帕夏在城里的官邸。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费萨尔在三个月前应杰马勒的要求返回了叙利亚首府，与总督有很多交道要打。但在这天上午，费萨尔抵达杰马勒官邸时，却发现这里的气氛非常诡异地冷淡和拘谨。
上了咖啡、宾主寒暄一番之后，杰马勒将一张纸推过桌面。这是恩维尔帕夏从君士坦丁堡发来的电报，讲到了统帅恩维尔刚刚从费萨尔的父亲（在麦加）那里收到的信。这封信比最后通牒更强硬：侯赛因发出警告，如果青年土耳其党希望继续与他为友，就必须承认他是汉志的世袭君主，并立即终止在黎巴嫩对60名阿拉伯民族主义领袖的审判。
这让费萨尔陷入了一个非常微妙和危险的境地。1月份他返回大马士革之后很快发现，自他上次到访以来，在叙利亚发动阿拉伯起义的成功概率已经大大缩减。由于杰马勒的清洗，起义的很多政治领袖已经被放逐或藏匿起来，而意图起事的军人在加里波利十死九伤。费萨尔已经向父亲报告了局势的变化，但从这份狂暴的电文来看，侯赛因还没有理解局势严重到了什么地步。
根据杰马勒的记述，费萨尔对他说：“大人，您不知道我是多么难过。这份电文肯定是什么极大的误解造成的。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父亲没有任何恶意。”
费萨尔把“误解”解释为他父亲对土耳其语的不精通。显然是某个书记员把他父亲的阿拉伯文书信翻译错了，搞成了与他父亲本意大相径庭的东西。这天早上，在杰马勒官邸，费萨尔提议向他父亲发电报，解释他的意思被误解了，无疑能让他父亲立刻收回这封令人气愤的信。
杰马勒帕夏虽然对侯赛因及其儿子们的阴谋诡计已经腻烦透顶，但很喜欢看费萨尔局促不安的样子。他向年轻的谢赫下了逐客令，自己给埃米尔侯赛因写了封信。他先解释为什么不能释放大马士革的被告——“政府如果宽恕叛国者，会被指控为软弱无力”——然后指出，现在是战时，国家的生死存亡悬而未决，实在不是侯赛因争取世袭头衔的好时机。这番好言相劝之后，他露出了獠牙：“我还想请您注意，假如政府仅仅是为了让您在我们当前的困难时期归顺，就答应您的要求，当战争胜利结束之时，谁能阻止政府对您施以严厉惩罚呢？”
埃米尔侯赛因的土耳其语再差，也能理解这些言辞中的威胁。杰马勒为了把自己的态度表达得斩钉截铁，很快把注意力转向黎巴嫩的作秀审判的被告们。尽管费萨尔不断求他开恩，他还是在5月5日签署了21名被判有罪的犯人的死刑令。次日清晨，死囚被押到大马士革和贝鲁特的广场，当众绞死。
这些处决和另外一个事件一起，终于让青年土耳其党和阿拉伯半岛的哈希姆统治者之间漫长而艰难的合作宣告结束。几周之前，杰马勒帕夏派遣了约3500名精兵到麦地那。他向侯赛因保证，这些部队是去也门（在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但侯赛因并没有相信，而是怀疑这些部队是冲着他来的。在5月6日的处决之后，侯赛因认定，徘徊逡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于是命令费萨尔离开大马士革。
在费萨尔准备动身的同一时间，杰马勒帕夏接待了另一个有事相求的人——亚伦·亚伦森。在这位农学家再次担任灭蝗项目领导人的四个月中，他在出差经过大马士革的时候，经常到总督府来。他很高兴地报告杰马勒，第二批蝗虫没有产卵，所以在未来不会构成威胁；到3月底，蝗虫数量已经开始减少。当然他没有告诉叙利亚总督，他利用科学实地考察的掩护，在巴勒斯坦全境建立了一个犹太间谍网。
组建这个间谍网对亚伦森来说是件非常微妙和危险的工作。犹太人中有一派积极支持同盟国，另一派秘密地支持协约国，而绝大多数人只想置身事外。但几乎所有人都坚决反对任何可能招致更多奥斯曼敌意的行为。甚至那些私下里祈祷英国人早些来的人也只愿意在英军登陆之后帮忙，现在要做任何事情对大家都太危险了。亚伦森和法因贝格非常小心翼翼地试探朋友和熟人，才招募了10几名志同道合、愿意现在就为英国刺探情报的人士。
但这还只是理论。在冬天，他们在阿特利特海岸多次看到英国间谍船，而且英国人甚至向岸上发送了信号，但由于一连串的噩运，双方始终未能建立联系。对亚伦·亚伦森来说，这个困境让他发疯。他们三次试图与英国人取得联系，三次都失败了，最后一次法因贝格险些丧命。1916年初春，他想出了一个新主意。
他在旅行途中得知，土耳其军队急缺润滑油。其实，他很难不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没有润滑的车轴发出的刺耳尖叫已经成了巴勒斯坦持续不断的背景音乐。有一天，农学家在阅读一本科学期刊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说一些欧洲科学家已经设计出了将芝麻籽油转化为润滑油的方法。奥斯曼帝国的芝麻籽是极为丰富的，于是亚伦森在5月的一天来到杰马勒的大马士革官邸，提议让自己去德国学习这种提炼方法，以支持土耳其的战争努力。
此时，在奥斯曼帝国作任何旅行都需要许可证，而杰马勒帕夏正是少数有权批准亚伦森提议的这种旅行的人之一。总督当然是满腹狐疑。他并不真正信任亚伦森——其实他不信任所有的犹太人——而且前不久还出了亚伦森的助手在西奈半岛游荡被抓获的奇怪事情。让这样一个人脱离自己的掌心，哪怕是去盟国，也是风险很大的事情。
但是，杰马勒的军队奇缺润滑油，而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似乎并不急着满足他的需求，尽管他已经在叙利亚给了他们面积惊人的特许开发区。总督以他一贯的唐突态度很快批准了亚伦森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许可证；到了那里之后，科学家需要扫清更多的官僚障碍，才能前往柏林。但是亚伦森当然不打算留在柏林。他希望溜过德国边境，进入某个中立国，在那里与英国情报部门取得联系；至于具体如何找到英国情报部门，他还没想好。
5月11日，劳伦斯登上一艘英国运兵船，从伊拉克返回开罗。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有两个兄弟在这场似乎无穷无尽的战争中丢掉了性命。到1916年中，英国战争努力的山穷水尽已经在各条战线暴露无遗，而在东翼的表现特别明显。仅仅13个月内，英国就在“欧洲病夫”手下连吃败仗，损失了约35万人。三年前，巴尔干民兵和武装农民的乌合之众就能连续打败奥斯曼军队，而英国却被奥斯曼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这还不算完，他最近的经历在个人和历史的层面都在极大程度上揭露了英国的没落：挽救1.2万名濒临饿死、丢盔卸甲的士兵的徒劳努力，被迫参加向敌人卑躬屈膝、低声下气的行动，因为把士兵们投入绝境的将军们不愿去做这么有损尊严的事情。
劳伦斯从伊拉克回来之后，有了两个长期萦绕心头的想法。第一是英印军队狂妄自大、稀里糊涂地闯入伊拉克，不吃败仗才怪：“他们完全靠蛮力冲进巴士拉。在伊拉克的敌人几乎全是阿拉伯人，他们处于难堪的困境，即必须站在土耳其世俗主义压迫者的阵营，去对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解放者的英国人，而英国人却不肯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英印军队的指挥官们本来就有极强的优越感，轻松拿下巴士拉之后更是自我膨胀，不屑与当地人合作，甚至根本不愿意去建立一条防守得住的补给线，而是鲁莽地指挥部队沿底格里斯河而上，走向灭亡。劳伦斯后来说：“英国将军常常愚蠢地将自己在无知中得到的东西丢弃。”或许就是因为想到了英军在伊拉克的惨败。
在更为哲学的层面上，劳伦斯从库特得到了对帝国主义事业的越来越深的憎恶。他后来在《智慧的七柱》中写道：“我们为了这些东西付出了太多的荣誉和无辜的生命。我和100名德文郡义勇兵一起沿底格里斯河而上。他们年轻、整洁而欢快，充满了快乐和逗女人儿童开心的本领。从他们身上，我深深感到，作为他们的亲人，作为英国人，是多么幸福的事情。我们就把成千上万这样的人投入烈火，投入最惨烈的死亡，不是为了打赢战争，而是为了强占美索不达米亚的谷物、大米和石油……在我看来，我们所有的臣属省份的价值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死了的英国人。”
但劳伦斯决心不让一切都白费。在返回埃及的14天旅程中，他不知疲倦地撰写一份长篇报告，描述了自己在伊拉克耳闻目睹的一切，对英印军队的码头停靠和仓储系统、高级将领的庸碌无能、战略的愚钝不堪，统统毫不客气地狠批了一番。但他的这番努力仍然是徒劳。开罗军事情报机构的高级军官们读了劳伦斯怒火冲天的报告，并得知这份报告将要呈送给驻埃及英军的总司令阿奇博尔德·默里将军，认定这份报告太直言不讳，不能拿去刺激将军的神经；在报告被送给默里前不久，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劳伦斯的最直白的段落剪掉了，于是让库特的惨痛教训也付诸东流。这些审查者做得非常彻底，据信劳伦斯的伊拉克报告原本只有一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1916年春季，英国在中东已经与多方缔结了多个互相矛盾和抵触的协约。谁要是想为这种可耻行为辩护，倒是能方便地找到几个有力论据。
或许最显而易见的论据就是，古人云，在情场与战场大可以不择手段。到1916年5月，全欧洲范围内已经有数百万青年死亡，未来还将有更多人丧命；如果两面三刀和无法信守的虚假诺言能够推动战争早日结束，谁能反对呢？
还有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就是究竟如何定义“独立”。这个词在今天的含义一目了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1916年却并非如此。对于帝国主义时代晚期的很多屈尊俯就的欧洲人来说，独立并不是说让土著民族自己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是一种家长制：一轮新的“白人的负担”，即对土著民族进行教化，当然还有剥削，一直到他们在未来某个无法确定的时间对现代文明有了足够的理解，能够自立为止。对于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英国的大部分高级政治家这么想，欧洲所有国家的政治家恐怕都是这么想的——来说，“独立”与“委任统治”、“控制区”或“宗主权”之间的距离并不像其他人眼中那样是一道鸿沟。
还有一个简单而玩世不恭的论点：这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互相矛盾的诺言没什么要紧，因为这一切说不定只是学术讨论。即使是最乐观的帝国主义者也必须承认，英法两国目前虽然还没有输掉战争，但肯定不像是要赢的样子，现在就坐地分赃，实在有些荒唐。至于埃米尔侯赛因，他早在战前就叫嚷着要起义反对君士坦丁堡，但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如果阿拉伯起义果真发生，协约国果真赢得战争（这两件事同时发生的概率太小了），对付侯赛因的问题就只是小菜一碟了。走一步算一步再说。
按照一般流传的说法，在1916年6月5日早上，埃米尔侯赛因爬上了他在麦加的宫殿的一座塔楼，用一支旧火枪向城内土耳其要塞的方向开了一枪。这是起义的信号。到这一天落日时，汉志全境的侯赛因支持者已经向一些土耳其据点发动了袭击。
命中注定的是，比任何人都更加努力地促成起义的那个人却永远不会得知起义爆发了。当天下午5点前不久，英国皇家海军的一艘战列巡洋舰“汉普郡”号驶出了苏格兰北部的港口，运送陆军大臣霍拉肖·基钦纳前往俄国。不到3个小时之后，“汉普郡”号在公海触了德国水雷，很快沉没。船员和乘客几乎全部遇难，基钦纳也葬身大海。
就在两周前，劳伦斯在伊拉克的任务失败，回到萨沃伊饭店继续伏案工作。他的未来似乎和过去不会有什么不同：文书大战，绘制地图，撰写永远不会受到重视、永远不会付诸实施的战略和报告。但是，麦加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很快就将得到他梦想中的那种战争，他本人也将一举成名，进而演化为一个传奇。
macdonoghtonicolson，january7，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6.
lawrencetoleeds，november16，1915，inbrown，ithelettersoflawrence/i，pp.78-79.
埃米尔·侯赛因和英国政府在所谓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中究竟达成了什么协定，一直是中东历史中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形形色色的历史学家们撰写了汗牛充栋的书籍，都从这些简短的信函中挤捏出适合自己的观点或政治偏见的阐释来。在很多人看来，主要的出发点在于，这些信函在语法结构上非常笨拙——埃米尔·侯赛因的措辞古旧而华丽，亨利·麦克马洪的信则非常小心地营造出晦涩难懂的文风——因此从中可以得出天差地别的阐释，而英国人并没有故意要欺骗对方。事实上，一些历史学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赛亚·弗里德曼、伊利·柯杜里和大卫·弗洛姆金，专注于麦克马洪小心插入的修饰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英国人实际上没有向侯赛因做出任何承诺。按照这种说法，既然没有向阿拉伯人做出承诺，英国随后当然可以自由地与欧洲盟友签订关于中东的条约，即所谓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但无论是从常识，还是根据当时的证据，这种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任何没有偏见的观察者，只要看看该地区的地图，再花上几分钟时间去读麦克马洪和侯赛因的全部来往信函，就会很清楚地认识到，埃米尔·侯赛因相信自己得到了怎样的承诺。另外，当时英国政府的行为也很清楚地表明，它相信自己已经对侯赛因许下了诺言，并且这些诺言遭到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破坏。证据就是，在将近两年时间里，英国政府花了很大力气向侯赛因隐瞒《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存在，如果不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公开了协定，无疑还会继续隐瞒下去。
以委员会主席莫里斯·德·邦森爵士得名。有趣的是，邦森的父亲曾是普鲁士驻英国大使。
sykestocox，undatedbutlatenovember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2.
sykestogenerale.c.callwell，directorofmilitaryoperations，waroffice，august2，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13，f.367-71.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8.
切尔卡西亚人是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在19世纪俄国对高加索的征服战争期间被驱逐到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各地。西方文学艺术中有不少以貌美的切尔卡西亚人为主题的作品。
德鲁兹派是近东的一个伊斯兰教独立教派，属于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教义受到诺斯替主义等的影响，被伊斯兰正统教派视为异端。
prüfertodjemalpasha，december5，1915；politicalarchivesofthegermanforeign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archivdesauswärtigen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21138，derweltkriegno.11g，band16.
metternichtobethmann-hollweg，december23，1915；politicalarchivesofthegermanforeignministry，berlin（politischesarchivdesauswärtigenamtes）（德国外交部政治档案馆，柏林），roll21138，derweltkriegno.11g，band16.
aaronsohn，“addendumto‘reportofaninhabitantofathlit，mountcarmel，syria，’”undatedbutnovember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83.
engle，ithenilispies/i，pp.62-64；florence，ilawrenceandaaronsohn/i，p.205。engle、florence和亚伦森的其他传记作者将情况描写得更严重，说法因贝格在贝尔谢巴遭到刑讯，在耶路撒冷面临被即刻处决的危险。但亚伦森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似乎与上述观点矛盾，因为亚伦森是收到了法因贝格于12月29日从贝尔谢巴发出的电报，才得知他被捕了。而且，亚伦森随后几天的日记中完全没有解救法因贝格的紧迫感，而且他得知消息后过了两周才去找杰马勒帕夏求情。
chamberlaintohardinge，october22，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486，f.254.
从麦克马洪与外交部的通信（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486，f.204-8）看来，麦克马洪10月24日给侯赛因的信中这个关于法国的条件从句是由英国政府高层精心炮制出来的。
tanenbaum，ifranceandthearabmiddleeast/i，p.8.
“resultsofsecondmeetingofcommitteetodiscussarabquestionandsyria，”november23，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2，f.156-60.
sykesandpicotjointmemorandum，“arabquestion，”january5，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67。在围绕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所有争议当中，或许最貌似有理而其实不然的观点就是，英国人已经明确说明，独立阿拉伯国家将不会包括巴勒斯坦，而侯赛因清楚地知道这一点。这种观点的主要鼓吹者是以赛亚·弗里德曼，他的著作ithequestionofpalestine/i和ipalestine：atwice-promisedland？/i经常被人引用；弗洛姆金在iapeacetoendallpeace/i中也响应了他的观点。这种观点的基础是麦克马洪于1915年10月24日给侯赛因的信中的一个“修饰条件”。他写道：“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区域以西的叙利亚地区，不能说完全是阿拉伯人地区，因此应当从独立阿拉伯国家的范围中排除出去。”弗里德曼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指出，10月24日之后侯赛因有许多机会可以对排除巴勒斯坦的做法提出异议，但一直没有提出。他在ithequestionofpalestine/i（p.90）中写道：“收到麦克马洪的10月24日来信之后，侯赛因指出，美索不达米亚和贝鲁特与阿勒颇两省‘是阿拉伯人地区，因此应当由穆斯林政府来治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将巴勒斯坦放在这个范畴之内。1916年1月1日，他提醒高级专员说，在战后，他将向‘贝鲁特及其沿海地区’提出主张，但没有提及耶路撒冷地区。”弗里德曼从侯赛因的这些省略得出结论，侯赛因在与麦克马洪对话时显然是默认放弃了巴勒斯坦。这种观点的首要破绽是，巴勒斯坦的任何部分都不在“大马士革、霍姆斯、哈马和阿勒颇区域以西”。这个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和今天叙利亚的海岸地区。我说“大致”，是因为麦克马洪的“地区”究竟指的是什么，并不清楚。巴勒斯坦/以色列在遥远的南方。更大的问题是，在与侯赛因通信的全过程中，麦克马洪非常仔细地列出了他将会寻求“修正”的地区，而从来没有提到过巴勒斯坦。至于侯赛因自己为什么始终没有向麦克马洪提出巴勒斯坦的问题，弗里德曼和与他观点相同的人似乎坚决要忽略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既然巴勒斯坦不在麦克马洪描述的排除范围之内，而且麦克马洪在他要“修正”的地区中从未提及巴勒斯坦，那么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
lawrencetoliddellhart，notesfrominterview，undated；lawrencecollection，universityoftexas（劳伦斯收藏品，德克萨斯大学），folder1，file1.
lawrence，“thepoliticsofmecca，”forwardedbymcmahontogrey，february7，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71，f.151-56.
asquotedin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249.
asquotedin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249.
lawrence，“thepoliticsofmecca，”p.1；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71，f.152.
millar，ideathofanarmy/i，pp.204-5.
关于库特驻军的兵力，不同的历史资料的说法差别相当大，从9000到12000不等。这个差别的原因是，有的统计算入了所谓随军人员的数量，真正的军人的数量接近较低的估计。但这些随军人员和军人一样命运悲惨，所以应当将他们计算在内。
关于杜杰拉战役的细节和艾尔默的行动，见warofficerecords（陆军部档案）158/668，f.75-127。
mcmahontocox，march20，1916，asquotedbywilson，ilawrenceofarabia/i，p.259.
rence，ilawrencebyhisfriends/i（1937edition），p.301.
laketosecretaryofstate（india），march30，1916；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768，f.36.
robertsontolake，march16，1916；warofficerecords（陆军部档案）158/669，no.197.
威廉·耶鲁关于他在战时耶路撒冷的生活的记述主要来自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s4and5.
ballobar，ijerusaleminworldwari/i，p.75.
edelmantosocony，constantinople，march29，1916；nationalarchives（u.s.）（美国国家档案馆）rg84，entry350，volume30，decimal300—general.
yale，iittakessolong/i，chapter5，pp.7-8.
herbert，imons，kutandanzac/i，p.232.
herbertdiary，asquotedbywilson，ilawrence/i，p.272。日记出版时（herbert：imons，kutandanzac/i，p.228），这句话被改为：“我们和土耳其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交换的筹码，几乎只有交换俘虏。”
herbert，imons，kutandanzac/i，p.234.
lawrence，ithehomeletters/i，p.324.
战后的英国政府非常一丝不苟地计算了在库特被俘的英军士兵的死亡人数——据crowley的说法（ikut/i1916，p.253），2592名战俘中有1755人死亡，但对印度士兵就没有这么认真了，甚至在将幸存的战俘送回国时也稀里糊涂。据millar（ideathofanarmy/i，p.284）的说法，迟至1924年，还有先前在库特被俘的印度士兵陆续回到自己的家乡，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回到家的。
nash，ichitralcharlie/i，pp.274-79.
djemalpasha，imemoriesofaturkishstatesman/i，p.216.
djemalpasha，imemoriesofaturkishstatesman/i，pp.216-17.
lawrence，isevenpillars/i，p.59.
lawrence，isevenpillars/i，p.386.
lawrence，isevenpillars/i，p.25.
这份报告的原件保存在德伦大学的温盖特文件中。
baker，ikinghusainandthekingdomofhejaz/i，pp.98-99.baker的说法，起义的发起日是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