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人几乎全都是大笑着死去，因为他们知道死亡非常恐怖，在它到来之前最好把它忘掉。
——1916年，劳伦斯写给母亲的信
1915年4月，地中海远征军出征之后，劳伦斯在萨沃伊饭店地图室的工作轻松了一些，他接受了一个新任务：编辑一份情报概要，即来自整个地区各处的报告的概略，将在英国军方高层流通。他以自己特有的冷嘲热讽向一位在英国的朋友描述了这项工作：
我们编辑一份绝对没有经过任何审查的日报，宗旨是为了教诲28位将军。他们发明新的将军的时候，报纸的发行量就会自动增加。这份报纸是我唯一的乐趣。写稿的人可以假想自己和战俘交谈，捏造土耳其人视角的说法，我作为主编就把这些假信息掺和进去。每周还要给“母亲”（伦敦的陆军部）写封信，在信里可以更大范围地逗弄打趣。
就是这种轻浮无礼的态度——劳伦斯在通信和个人表现上都肆无忌惮地炫耀这种态度——让他的上级非常恼火。但他对军人规章制度的蔑视突出了这样一个深层次的事实：劳伦斯在根本上不是个军人，而且越来越没有军人气质。
在战区的区区四个月时间里，他亲眼看到英国迅速战胜土耳其的最佳希望因为政治和体制的惰性而被束之高阁；军方的“大思想家”们想出的却是加里波利这个昏着。在这位牛津学者看来，在军事文化的世界里，守旧褊狭、追名逐利的野心家们追寻的是骑士爵位和勋章，下级不愿意质疑权威，于是无数人就将因此丧命。
而且，由于他是开罗军事情报单位的成员，他能够得知持续不断的谎言和宣传背后的真相。每天他都看到第一手的战地报告从各个战区飞进萨沃伊饭店，这些报告讲述的是一个庸碌无能和麻木不仁的故事：士兵们被命令以整齐队形穿过开阔地，向敌人的机枪巢开进；在反复争夺一个村庄或一个小山头的战斗中有数百人死亡。当然除了劳伦斯之外还有一小群下级军官也能接触到这些信息——将军的副官和各战区类似的军事情报单位的军官——但这些人大多希冀在体制内飞黄腾达，是这台庞大、愚钝的绞肉机里心甘情愿的齿轮，尽管没人敢承认，这是台绞肉机。
德国军事代表团在耶路撒冷的驻地是俄国朝圣者招待所，就在被称为“俄国区”的老城区的北面，枝繁叶茂，风光旖旎。1915年冬末，库尔特·普吕弗就常在那里，钻研着情报电文，筹划着下一步行动。
苏伊士运河攻势失败之后，他对圣战大失所望。现在与前线拉开了一点距离之后，他的沮丧情绪缓和了一些。他认识到，土耳其军队最远只打到运河边，所以圣战的思想还没有得到检验。他还很清楚，虽然有了这第一次挫折，但决不能对英属埃及不管不问，因为它只要存在，就始终是德国-土耳其联盟在中东的首要威胁。所以必须要展开一次新的攻势，这一次要有更强大的火力，要动用德国大炮和飞机，还要有更好的军事情报。情报可以告诉他们，运河另一侧的英军在筹划些什么，他们的部队又部署在哪里。
问题是，普吕弗自己的在埃及的庞大情报网也成了苏伊士运河攻势的牺牲品。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他还能够利用埃及的联络人编纂一份关于敌军战备的全面报告；在1914年11月的一份令人难以忘怀的报告中，他提及英军防御工事时用的是将来时，也就是说敌人的工事还处在建设或筹备阶段。但在苏伊士运河战役前夕，他的情报网失灵了。普吕弗在2月末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称，他在运河的“令人悲愤的实践经验”表明，他匆匆招募来填充间谍队伍的大部分贝都因人和埃及人都是废物，“面对出手阔绰大方的英国特工的诱惑，倾向于抛弃荣誉和爱国主义”。德国人当然也可以效仿英国人，在埃及用金钱收买新的细作，但是普吕弗指出，那样的话，德国就会完全依赖于这些完全为金钱工作的间谍传递来的无法证实的情报，因而无法真正控制这些人。在考虑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时，这位情报机构想到了一个非常狡黠的主意：犹太间谍。
这个主意的来源或许是普吕弗当时的伴侣。她叫明娜·魏茨曼，芳龄二十五六，是个来自白俄罗斯莫托利镇的活力四射、美艳动人的犹太移民。魏茨曼出身于一个有名望的书香门第，早年就接受了社会主义，在柏林学医时抓住机会逃脱了令她憎恶的沙皇政权。1913年，她移民到巴勒斯坦，成了叙利亚少数几个女医生之一。1914年初，在耶路撒冷，她结识了刚刚从德国大使馆辞职的库尔特·普吕弗。
尽管他们的关系的细节不为人所知，但零星的证据表明，这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一段不一般的情缘。德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中记录了一个传言，据说在1月份普吕弗启程参加苏伊士运河攻势的前夜，明娜·魏茨曼是在普吕弗在耶路撒冷的酒店房间内过夜的，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伤风败俗的，一定能毁掉任何一位良家女性的清誉。有迹象表明，对永远在寻芳猎艳的普吕弗来说，魏茨曼也远远不只是又一个征服猎物。他在战时的日记中几次提到“我亲爱的范妮”（这是魏茨曼的绰号），显露出了爱意，而在少数几次提到自己的美国妻子弗朗西丝·平卡姆时，却丝毫没有这样的温存，而是干瘪地称她为“弗”。
但如果说，他和明娜·魏茨曼的关系是真爱，库尔特·普吕弗更愿意利用这份真爱去达到更高尚的目标。
土耳其参战时，叙利亚的巴勒斯坦地区有数万名俄国犹太人，他们像明娜·魏茨曼一样仍然保有俄国公民身份。君士坦丁堡很快就给了这些“敌国侨民”两个选择：要么加入奥斯曼国籍，要么被驱逐出境或在国内放逐。于是数千名移民放弃了自己的俄国护照，加入奥斯曼国籍，还有很多人挤上了雅法港的拥挤船只，寻找新的家园。1915年3月，犹太人从巴勒斯坦的逃亡还在继续，中立国美国的战舰也和商船一道运送这些难民，大多数难民最终流落到了英属埃及。普吕弗在发给杰马勒帕夏和马克斯·冯·奥本海默的建议中写道，在埃及建立成功的间谍网需要“能够进入埃及而不引起怀疑并且机智灵敏和沉着冷静的人。在这个国家的犹太人中能找到一些符合条件的人”。
普吕弗认为，犹太人组成的间谍网会很可靠，因为俄国犹太人长期以来对反犹的沙皇政权恨之入骨。他估计，按照“敌人的朋友也是敌人”的逻辑，巴勒斯坦或许有很多犹太人非常愿意打击沙皇俄国在该地区的盟友——英属埃及。最妙的是，这些间谍持有俄国护照，因此可以轻松地混上前往埃及的难民船，而不会引起任何怀疑。
在战时能把情报人员送入敌国境内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了，把他们或者他们的情报弄出来还是个问题。普吕弗的计划在这方面特别聪明。1915年3月，意大利还是中立国（它在这年5月加入了协约国），意大利各港口和埃及之间有着定期的海运交通。普吕弗的间谍们不会与土耳其联络或者返回土耳其，而是前往意大利，将情报交给德国驻罗马大使馆。然后，他们可以从陆路前往土耳其；或者，如果身份还没有暴露的话，返回埃及，再来一轮情报搜集工作。
普吕弗对这个话题颇为得意，继续做出规定，间谍应当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小组全是男人，另一个全是女人。两个小组“应当努力窃取或伪造相关的（英国）文件。他们还应当努力结交有可能提供这些信息的人”。为了避免理解错误，普吕弗把这个“结交”解释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女特工应当年轻且有姿色，应努力与有影响力的人发生关系。这些人在亲密的软弱时刻可能会吐露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他的建议得到了奥本海默和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旺根海姆的大力支持，于是普吕弗在4月初开始招兵买马。没过多久，他就招募到了两个正要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埃及的犹太移民，伊萨克·科恩和摩西·罗思柴尔德。罗思柴尔德与牧羊人饭店——开罗的英国高层人士最钟爱的住宿地和饮酒作乐场所——的一个德国间谍巢穴建立了联系，而科恩则“游览”了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运河沿岸的英国岸防设施。
普吕弗这个特务头子显然是对自己的新事业非常投入，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对皇帝的忠诚压倒了对明娜·魏茨曼的感情。1915年5月初，魏茨曼渡海抵达埃及，成为普吕弗间谍网的最新成员。她或许是自愿的，不需要多少劝说；她既是犹太人，也是社会主义者，因此对沙俄抱着刻骨铭心的仇恨，现在冒险和复仇的机会来了。
魏茨曼在她的新行当里起初干得不错，她在医院的工作和女医生的新奇感帮助她顺利打入开罗英国人社交圈的上层。但她的好运气没能维持多久。她打着陪伴一名身负重伤的法国士兵回国的幌子，来到了意大利，但在罗马与德国大使接头时被人盯上了。她的面具被揭穿，随后被抓回埃及，去面对残酷的命运：至少会被关进英国战俘营，很可能会被处决。但是魏茨曼的楚楚动人和英国人老派的骑士风度给了她一个好得多的结局。据一个那年8月曾与明娜打过交道并且听过她的故事的瑞士女人说，“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人们对她非常喜爱和尊重，所以相信了她坚定不移的自我辩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甚至沙俄驻开罗领事也为明娜的清白无辜担保，并安排她安全返回俄国。在返回两年前逃走的祖国的途中，在罗马尼亚的一家饭店里，魏茨曼绝望地向这个瑞士女人求助。
“她向我吐露了全部真情，”希拉·施泰因巴赫—舒向一位德国官员解释道，“并心急火燎地恳求我通知德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她已经被驱逐，尤其是一定要告诉普吕弗先生。”
明娜·魏茨曼得到了特别宽大的处理，她不仅在战争中活了下来，最终还重返巴勒斯坦，成为耶路撒冷的哈大沙医院的第一位女医生。她的好运气的一个原因是她的家庭背景。她的哥哥是哈伊姆·魏茨曼，一位著名的化学家，于1904年移民到英国，在1915年的时候已经在与英国军火工业紧密合作，以提高英国的军工生产能力；哈伊姆后来成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任总统，而明娜的侄子埃泽尔后来成为第七任总统。这种家庭背景也说明了历史书里为什么都删去了明娜的踪迹，甚至魏茨曼家族的记忆中也剔除了她（哈伊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从来没有提及过自己的妹妹）；“以色列的第一家庭”居然有一位成员不仅当过德国间谍，而且她的特务头子情人后来还成为一位纳粹高级外交官，这是个尴尬的故事，最好不要公之于众。
但在库尔特·普吕弗得知明娜·魏茨曼的命运之前，他的羽翼初生的埃及间谍网就已经大部分失灵了，因为意大利于5月加入了协约国，于是德国大使馆的情报传递渠道被切断了。但是普吕弗大胆的积极主动精神受到了德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高度好评。驻巴勒斯坦德军的指挥官克莱斯·冯·克莱森施泰因中校在发给柏林的报告中说：“库尔特·普吕弗作为情报部门的领导人，是不可或缺的。”1915年5月9日，劳伦斯的弟弟——22岁的弗兰克正在西线的阿拉斯地段的一处前进战壕内做修理工作，为一次进攻做准备，这时德军炮弹的三枚弹片击中了他。弗兰克的指挥官在给劳伦斯的父母的吊唁信中说，他们的儿子当场死亡，没有蒙受痛苦。军人常常会在这个问题上说谎，所以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这个噩耗让萨拉·劳伦斯痛不欲生。根据大多数说法，弗兰克是她最宠爱的一个孩子，他自2月份前往法国参战以来给她写了许多封东拉西扯的长信，满是对军旅生活缺憾和前线日常生活的描述。
劳伦斯于5月中旬从父母的电报中得知了弗兰克的死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等到收到父亲的信，了解到更多情况之后才回信。直到6月4日，他才终于在一张电报纸上草草写了一封短信给父母：
我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没有回信，是因为在等待更多细节。今天我收到了父亲的两封信，读之颇感慰藉，我希望我死时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事情。我唯一有所感触的是，肯定没有必要为他哀悼吧？我看不到任何如此行事的理由。无论如何，能为国捐躯已是无上光荣。您和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比他死亡的痛苦还要大，但我认为，在此时，我们有义务隐藏任何会让他人难过的感情，如果做出悲痛欲绝的姿态肯定会影响他人。
所以请你们勇敢地直面世界。我们不能全都上战场，但我们都能勇敢坚强，这和上战场是一样的。内德。
这封信除了惊人的不近人情之外，最有趣的地方或许是，劳伦斯援引了他长久以来一直嘲讽的幼稚的爱国主义。不管怎么说，萨拉·劳伦斯都没有心情去遵从儿子的这个冷冰冰的建议。不久之后，她又写了一封信给内德，显然是严厉地责备他在母亲伤心难过的时候没有安慰她（之所以说“显然”，是因为这封信已经佚失）。如果萨拉·劳伦斯希望这能让自己的次子心软，就要大失所望了：
可怜的亲爱的母亲，
我今天早上收到了你的信，让我非常难过。我们兄弟几个长大了一些之后，你就永远没办法理解我们了。你难道没有感到，我们无须用语言表达，也一直爱着你？我不得不这样写信，感到自己是个可鄙的虫豸。如果你知道，人若是对事情深刻地思考，就宁愿死也不愿说出来。你知道，人几乎全都是大笑着死去，因为他们知道死亡非常恐怖，在它到来之前最好把它忘掉。
把哀恸搁在一边，在世人勉强勇敢些，不要再为弗兰克痛哭流涕了吧。在我国处于如此恐怖的压力之下的时节，我们的责任就是小心谨慎，以免感情脆弱的人受到影响；你知道，我们一家向来是很坚强的，如果他们看到你因伤心而垮掉，就都会为自己在前线的亲人担惊受怕。
劳伦斯给父母的下一封信是在大约一周之后。他没有提到弗兰克——事实上，在后来的通信中，他很少直接提到弗兰克的名字——而是在这封短信的大部分篇幅里描述了开罗当时的天气。
1915年6月初，杰马勒帕夏的心情大为好转。他有充分的理由去高兴。4月25日，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登陆之后，他们就不大可能在叙利亚某地再来一次登陆了。更妙的是，双方都向加里波利的狭窄地带投入更多兵力和物资，让叙利亚总督有了一个借口，可以将他的辖区内比较棘手的部队调走。君士坦丁堡发出要求增援的紧急命令后，杰马勒立刻把他在叙利亚北部的以阿拉伯人为主的部队送往加里波利，而以新近在安纳托利亚内陆征募的土耳其部队代替，这些土耳其部队里虽然都是毫无经验的新兵蛋子，但至少是值得信赖的。而且，可能发生兵变的阿拉伯部队被调走之后，法国领事馆的密谋者和其他隐藏起来的有分离主义倾向的阿拉伯叛徒们的计划就不是那么危险了。
关于汉志的惹是生非的侯赛因家族，也有好消息传来。杰马勒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极尽奢华地盛宴款待费萨尔之后，向君士坦丁堡发送了消息，让首都方面在这个年轻人抵达之后继续进行魅力攻势。君士坦丁堡遵从了他的这个指令。5月初，冒犯了侯赛因家族的麦地那民政总督被调离，费萨尔和恩维尔帕夏得以缔结协约，表示青年土耳其党和讨厌的侯赛因之间已经尽弃前嫌。马克斯·冯·奥本海默肯定是这么想的，他在君士坦丁堡与费萨尔长谈了两次；费萨尔于5月底返回叙利亚时，杰马勒也相信双方的关系已经改善。在德国招待所，面对杰马勒的高级军事幕僚，侯赛因的儿子发表了感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他对帝国和泛伊斯兰圣战事业的矢志不渝的忠诚。
甚至蝗灾的灾情也有所改善。蝗灾肯定会严重影响秋季的收成，但是通过犹太科学家亚伦·亚伦森精力充沛的努力和他的现代化掘壕防治技术，似乎已经避免了全面灾难。
但就在前景一片大好的时候，一个新的危机吞没了帝国，或者说，一个旧危机再次爆发了。
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一直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们视为基督教侵略者——尤其是奥斯曼帝国的不共戴天之敌俄国——潜在的第五纵队，所以亚美尼亚人长期以来经常遭到他们的土耳其和库尔德穆斯林邻居的屠杀。最近的一次大屠杀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导致至少5万名亚美尼亚人在几天之内丧命。
奥斯曼政权在1914年11月发出的反对“基督教敌人”的圣战号召更是对这种历史遗留的敌意进一步煽风点火。亚美尼亚人除了种族和语言与土耳其人不同，光是人口众多这一点就足以被视为威胁，面对有可能星火燎原的新一轮反亚美尼亚怒潮，他们显得特别脆弱。这星星之火就是俄军向安纳托利亚东部的攻势，亚美尼亚人成了解释土耳其军队战场失利的绝佳替罪羊。于是，舞台搭好了：在君士坦丁堡政权的言辞中，在它的很多土耳其和库尔德臣民的想象中，安纳托利亚的约200万亚美尼亚人就是国境内的敌人。
4月24日，也就是协约国军队在加里波利登陆的前夜，内政部长塔拉特下令逮捕君士坦丁堡的数百名亚美尼亚公民领袖，同时命令有较多亚美尼亚人口的各省总督立即镇压所有的亚美尼亚“革命和政治组织”，并逮捕其领导人。这道命令暗示亚美尼亚分离主义运动的存在，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在内地很多政府官员眼中，所有的亚美尼亚人都是敌人。在塔拉特的命令发布几天之内，数万名普通亚美尼亚百姓被从家中拖走，赶往具体地点不明的“安置地带”，或者当场惨遭屠杀。
土耳其的边界并非铁板一块，而且整个帝国境内有很多西方的教会学校，所以关于安纳托利亚全境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以及被强制迁往农村的亚美尼亚人在路边尸骨枕藉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君士坦丁堡。这些恐怖故事越来越多，于是协约国的外交部长们于5月24日发表联合声明，发誓要迫使青年土耳其党领导层对“土耳其犯下的针对人类和文明的新罪行”负责。
君士坦丁堡的反应桀骜不驯。在协约国的声明发表三天之后，土耳其内阁通过了《转移安置临时法》。这部法律没有具体讲到亚美尼亚人，而是规定，军队现在“为形势所逼，有权以最严厉的手段粉碎”群众中的任何抵抗或者侵犯迹象。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军队有权“根据军事需求，或对任何叛变行为做出反应，将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或是单个，或是集体，进行转移和再安置”。至于这些潮水般的大量流放犯要被送往何处，塔拉特和恩维尔已经选好了地点：从安纳托利亚全境将大多数犯人集合起来，送往叙利亚北部的不毛之地。这个疯狂计划等同于将大量人口连根拔起，抛弃到原本已经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地方，最后导致了丑恶的结果：根据最准确的估算，约80万名亚美尼亚流放犯在途中饿死、被枪杀或者遭殴打致死。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杰马勒帕夏对驱逐亚美尼亚人的态度与其他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人迥然不同。6月，死亡行军的第一批幸存者开始慢慢进入叙利亚北部城市阿勒颇，这是一个中转站，他们将从此地前往最终的目的地——东面约100英里处的代尔祖尔“安置地带”。视察阿勒颇的杰马勒帕夏被自己看到的景象震惊了。他重申了3月发布的让他的军队保护亚美尼亚人的命令，并向君士坦丁堡游说，希望在关键地区——安纳托利亚——勒令军队服从这道命令。君士坦丁堡对他的恳求置若罔闻。
杰马勒从君士坦丁堡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允许数千名亚美尼亚人留在阿勒颇，而不是继续他们的死亡行军。尽管叙利亚的饥荒和粮食短缺越来越严重，他还是命令增加政府向难民援助口粮的幅度。他的一连串新命令足以证明他对秩序和法规的热爱：他命令军队对供应难民的粮食进行管理和维持，征用汽车和马匹来运送难民，甚至向每位难民发放金钱。但叙利亚总督每天签署的一大摞文件含蓄地说明，他的政权的确拥有执行这些计划的财力和手段，尽管所有的证据——从杰马勒办公室城外一直延伸到他的辖区的最边远角落都能看到这些证据——都表明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似乎他想象自己统辖的是和平时期的瑞士的一个州，而不是一个遭受战争、饥饿和疾病蹂躏的面积相当于意大利的贫困而四分五裂的地区。面对亚美尼亚危机，就像面对他遇到的很多其他问题一样，杰马勒的回应是恐吓、威胁、恳求，这些手段都不奏效的时候，他就选择视而不见。9月，他发布了一道新命令，禁止拍摄亚美尼亚人的照片。在巴勒斯坦的卡特拉村，亚伦·亚伦森遇到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位阿拉伯老人走到他面前说：“我们很感激你。”这位农学家当晚在日记里写道：“阿拉伯人在20年前还不会这样和犹太人说话。我干的工作的确很艰苦，但是能迫使当地人向犹太人表示感激——哪怕他们口是心非——能让他们认识到，在这样的大灾害里，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他们就没有任何希望，再辛苦也值得了。”
1915年春季，作为杰马勒抗蝗灾项目的领导人，亚伦森在巴勒斯坦灾区各地旅行，举行公开讲座，在田间开展研讨会，来探讨抗灾的最佳手段。在他的敦促下，杰马勒帕夏下令，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必须搜集到6罗特尔（约40磅）的蝗虫卵，否则就要课以高额罚金。
即便是亚伦森这样不知疲倦的人，面对如此浩大的任务有时也会感到绝望。虽然做了百般努力，但蝗群仍然在扩张——至少有一个蝗群的规模得到了可靠的测量，宽1英里、长7英里——造成的破坏规模也越来越大。朱迪亚低地地区在这个季节本应是一片葱翠，现在却变成了褐色：一连好多英里的果园的果实和树叶全被啃食殆尽，田地没有一点绿色，看上去像是在作冬季休耕。
不论在何处，危机往往能揭露出社会的不平等和缺陷，巴勒斯坦的蝗灾也起到了这个作用。尽管杰马勒赋予亚伦森极大的权力，但他在努力推动各地官员和军官抗灾时，遇到的反应一般在冷漠和公然对抗之间。在雅法，他不得不以羞辱的手段强迫当地总督来听他的公开讲座，但总督却故意在他讲了一半的时候离开礼堂。卡特拉的老人虽然心存感激，但阿拉伯村庄更普遍的反应是听天由命。在他们看来，蝗虫是“真主的大军”，要抵抗蝗虫是徒劳无功的，甚至是亵渎神明的。官僚们对犹太殖民者的怨恨总是昭然若揭，现在更是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奥斯曼税官们一丝不苟地对没有缴纳足额蝗虫卵的犹太村庄进行罚款，而对阿拉伯村庄的同样的缺额甚至是无动于衷，却不管不顾。亚伦森记述了一个特别令人愤慨的案例：佩塔提克瓦的犹太人居民点的所有耕地用的马匹都被军队征用了，政府却因为马匹的主人不耕地、违反了抗蝗灾法律而对他们罚款。他一次又一次威胁要辞去抗灾总监的职务，但杰马勒不断向他做出保证，问题和不平等会得到处置，和谐和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亚伦森的不满情绪至少有一部分植根于很深的私人层面，这种变化发生在他在巴勒斯坦各地旅行期间。他第一次开始质疑，奥斯曼帝国究竟能不能生存下去，或者更准确地说，犹太社区在奥斯曼帝国奴役下能不能生存下去。这不仅仅是他目睹的小小的骚扰和腐败的问题。在他访问的几乎每一个犹太定居点，都有战战兢兢的居民告诉他，他们与阿拉伯邻居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当地官员挥舞着武器公然发出威胁。
这些警告的迹象不仅仅是针对犹太人。4月，亚伦森派他的弟弟亚历克斯去黎巴嫩，既是为了查看蝗灾有没有蔓延到那里，也是为了看看他们最小的妹妹莉芙卡境况如何。在土耳其军队搜查济赫龙村私藏武器的紧张日子里，莉芙卡被送到了贝鲁特避难。根据不平等条约，人口以基督徒为主的黎巴嫩一直享有很大程度的自由，受君士坦丁堡的干预较小，已经成了叙利亚境内一块自豪、繁荣而亲法国的飞地。亚历克斯报告说，黎巴嫩虽然躲过了蝗灾，但是仍然一派凄凉，土耳其士兵无处不在，甚至平素很高傲的贝鲁特人也心惊胆寒，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6月初，传来了最让人惊恐的可怕传闻，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遭到了屠杀。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亚伦森的沉思得出了两个互相紧密联系的结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必须与奥斯曼帝国一刀两断；要和它决裂，犹太人就必须积极活动，促进它的灭亡。
农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无疑是受到了他在阿特利特的助手押沙龙·法因贝格的鼓动。26岁的法因贝格是个能量强大的煽动家，是亚伦森的妹妹莉芙卡的未婚夫。在他的家乡哈代拉村（济赫龙以南仅10英里处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法因贝格组建了“基甸人”（保护犹太人定居点，并向他们的阿拉伯敌人发动报复性袭击的准军事组织）的一个当地分支。这种活动很符合法因贝格的政治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斗争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角逐，阿拉伯人当然是野蛮人。“我一辈子都在他们当中生活，”他写道，“很难让我改变自己的观点——再也没有比阿拉伯人更怯懦、虚伪和背信弃义的种族了。”
如果说还有一个“种族”让法因贝格更憎恨，那就是土耳其人。自打来到阿特利特，他就一直向亚伦·亚伦森宣传武装起义的福音，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需要揭竿而起、摆脱土耳其的桎梏。
比法因贝格年长14岁的亚伦森对助手的慷慨陈词付之一笑，认为这是青年人的血气方刚，但在前一年的1月份，法因贝格和哈代拉的另外12位居民被政府以替英国人刺探情报的子虚乌有的罪名逮捕，这对亚伦森来说是个转折点。法因贝格成功出逃，径直来找亚伦森。
为了争取释放哈代拉的村民们，农学家考虑使用他之前用过多次的手段——利用他在奥斯曼政府的关系网，在必要的时候用金钱打通关节——但这一次法因贝格不肯这么做。“我们最凶残的敌人是土耳其人，”他对亚伦森说道，“现在土耳其人的末日已经快到了，我们难道可以作壁上观、无动于衷吗？土耳其人怀疑我们是有道理的。他们在为我们准备末日的浩劫。只要不是兔子那样的胆小鬼，任何人都会很自豪地替英国人刺探情报，帮助他们到来，打倒土耳其人。”
显然，法因贝格虽然一连好多周和亚伦森一起抗蝗灾，但他的观点并没有软化。到6月，农学家反而被他说服了。
至于如何打击土耳其人——这就意味着帮助英国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抗蝗灾的工作中，亚伦森和他的多名助手走遍了巴勒斯坦各地，他的桌子上现在摆着一大摞关于该地区大部分地方的条件和资源的报告。现有资源的清单自然也包括军营、补给站和储油设施的规模和地点，这些信息对大规模的民事救灾工作都是关键信息，但对敌人来说也是极有价值的。更具体的是，这些报告和亚伦森自己的旅行都证实，驻巴勒斯坦的土耳其军队聚集在少数几个城镇，整个海岸线除了一些当地宪兵和乡村民兵的乌合之众外，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英国人显然不知道这个情况，否则肯定早就冲上岸来了。亚伦森能够为他们提供的最关键情报就是巴勒斯坦海岸的具体情况，可以精确到英军在每一英里会遇到怎样的抵抗，或者更准确地说，不会遇到怎样的抵抗。
至于将一个间谍网正在巴勒斯坦摩拳擦掌地等待为英国人效劳的消息告诉他们，更是容易。在贝鲁特和海法，美国军舰正在持续地将希望离开奥斯曼帝国的“中立国公民”撤走，而这两座港口城市都有着兴旺发达的伪造证件黑市。虽然在巴勒斯坦要办任何事情都不容易，但要把一名信使塞上一艘开往埃及的难民船，只需要一点金钱和运气。
在亚伦森看来，信使的人选也是很显然的。他的弟弟亚历克斯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两次得罪了奥斯曼当局，现在又和当地一名官员横眉冷对，因此处境非常危险。另外，亚历克斯在纽约待过三年，英语讲得非常地道。于是，1915年7月中旬，亚历克斯·亚伦森在贝鲁特港登上了“得梅因”号。莉芙卡·亚伦森也扮作他的“妻子”，一同前往。经过这艘美国军舰的第一个中途停靠港——希腊的罗得岛之后，两人继续奔赴埃及，亚历克斯将直奔英军在开罗的情报办公室。
南下的旅途非常愉快：乘坐一等火车行驶两周，窗外尽是旖旎风光，不时在秀美的安纳托利亚城镇稍事停留。最妙的是，威廉·耶鲁在旅途中结识了阿卜杜勒·拉赫曼·帕夏·优素福，他是土耳其议会的议员，也是大马士革最富裕的贵族之一。帕夏将耶鲁视作临时“养子”，对他盛情款待。事实上，整个旅途中仅有的不愉快就是埃斯基谢希尔饭店内的臭虫和塔尔索的铁路侧线旁濒临饿死的亚美尼亚难民的景象。“看到这些可怜人，真是悲惨，”耶鲁淡淡地回忆道，“他们被逐出家园，被迫奔赴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大悲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如果这位美国石油勘探家对自己和自己的公司扮演的角色——与制造这个悲剧的政权合作——感到良心不安，他也埋藏在心底。威廉·耶鲁有一个微妙的任务要执行。
在叙利亚首府停留几天之后，他满心不情愿地与帕夏辞别，继续前往耶路撒冷。他在那里的头等要务是安排与杰马勒帕夏的会晤。他很快就收到了前往橄榄山上的德国招待所的传唤，这种匆忙对奥斯曼政府来说很稀罕。
耶鲁在指定的日子乘马车沿着陡峭的石子路上山，感到越来越紧张。“我练习着从君士坦丁堡到此的途中学到的额手礼和致敬语，”他写道，“却不知道对杰马勒这样的大人物用这些礼节是否合适。”
耶鲁的焦虑不仅是因为拜会高官权贵的紧张。他来耶路撒冷是为了替标准石油公司争取巴勒斯坦50万英亩土地的特许开发权。他很清楚，任务的成败取决于同叙利亚总督的会面。他完全不知道，会谈会不会顺利。
耶鲁的马车穿过德国招待所的铸铁大门，在这座宏伟建筑的入口前停下。身穿号衣的哨兵们走上前来扶他下车。这位美国石油勘探家带着他的文件和地图，被带进装饰豪华的大厅，然后沿着一条长长的石制走廊，来到杰马勒内室外面的候见室。
耶鲁在那里等候召见的时候，与总督的一位年轻副官攀谈了起来。他是一位海军副官，会说英语。耶鲁很欢迎这个排解焦虑情绪的机会，和他谈得非常投入，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进出房间的那些人，包括那个最终从一扇侧门走出的身材矮小、身着军服、蓄着短短的黑胡须的人。直到此人轻快地走到接待前台的桌前，跳到桌子一角上坐下，并目光炯炯地盯着耶鲁，他才意识到，这就是杰马勒帕夏。
“耶鲁先生，”他用优雅的法语说道，“把你的地图和文件都拿出来，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
杰马勒的平易近人让耶鲁的紧张情绪迅速烟消云散，但也让他突然感到后悔。在动身之前，他觉得第一次与总督会面就把标准公司的全部要求——巴勒斯坦的50万英亩土地——一股脑儿提出来，似乎有些过于鲁莽了，所以他这次来德国招待所只带了一半地图。他快速地将这些地图铺在接待前台上，指出了朱迪亚中部的一个广阔地区。杰马勒看了看地图，但不耐烦地不停点头，显然是对大量细节不感兴趣。过了一小会儿，他站直身子，生硬地点点头。“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可以马上就发布命令。”
耶鲁后来说，就是在这个瞬间，他才认识到，他和叙利亚总督之间在交流上有着多么大的鸿沟。如果巴勒斯坦有石油，杰马勒帕夏自然是希望尽快找到油田，尽快开采，好让他的运输卡车能够开动，他的军队能够作战。但标准公司完全没有这样的打算。耶鲁到巴勒斯坦的任务仅仅是抢购开发特许权，为标准公司在战后抢占这个地区。
“现在我回想当年，”耶鲁在大约20年后说，“很后悔没有告诉他真相。”
但他没有吐露真情。在杰马勒帕夏的支持下，耶鲁很快办妥了需要的官方文件，组织了一场实地考察。他有土耳其士兵和地方官员的撑腰，确保部落谢赫们的服服帖帖，很快就搞定了巴勒斯坦中部大约25万英亩土地。他在君士坦丁堡的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上级们为此欣喜若狂，土耳其领导层显然也很开心。首先，标准公司从保加利亚偷运石油，帮助他们绕过英国的海上封锁，现在又更进一步——或者说土耳其人是这么想的——帮助他们开发自己的石油资源。7月底，奥斯曼政权决定向他们在纽约标准石油公司驻君士坦丁堡办事处的朋友们表示感激，感激的方式就是全世界各个帝国长期以来惯用的手段：授予勋章。
那些胆小怕事的人或许不敢在这个时节接受奥斯曼政权的勋章。君士坦丁堡的外国侨民社区听到了数不胜数的关于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消息，几乎每天都会传来新闻说又有一个村庄的居民惨遭屠戮、数百人或数千人在被驱逐的途中饿死或者被打死。但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这些人能做到今天的位置，靠的可不是以德服人，或者迎合时髦的人道主义事业。7月28日，公司驻君士坦丁堡的三名高管——威廉·比米斯、奥斯卡·贡克尔和卢西恩·i.托马斯被带进多尔玛巴赫切宫，觐见苏丹。在授勋仪式上，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官员们凭借“许多人道主义服务”被授予奥斯曼勋章，这是奥斯曼帝国授予民间人士的最高荣誉之一。
1915年7月中旬，劳伦斯坐下来回复他最亲密的兄弟威尔前不久发来的一封信。这时，威尔正在朴次茅斯的剑桥兵营受训，为担任皇家飞行军团的航空观察员做准备。
劳伦斯不喜欢表达亲密感情，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所以要他回应威尔信中的主旨内容——他们的弟弟弗兰克在5月阵亡——一定是特别困难。“弗兰克的死，正如你所说，令人震惊，因为它完全出乎意料，”他写道，“但我认为，不必为此过于哀恸，因为这毕竟是很好的一条路途。我想，这场战争的宏大让人改换了视角，我自己已经很难看到细节。”
在信的末尾，劳伦斯的口吻变得柔和了一些，甚至是哀伤。“我想知道，这一切究竟何时能结束，和平何时能到来？我只能在《希腊诗集》、埃雷迪亚、莫里斯中寻求慰藉。你呢？”
1915年7月，战争还没有走完四分之一；前面还有三年多的屠杀和毁灭。但劳伦斯在这场冲突中的戏剧性角色的种子已经播下。这些种子源自两个貌似并无联系的事件：一封奇怪的信被偷偷带出麦加，送到开罗；一个神秘的24岁男子穿越了满目疮痍、弹坑遍地的加里波利无人地带。
到1915年仲夏时节，加里波利的狭小空间已经尸骨如山。在有些地方，双方的战壕线间隔只有不到30码，为了收回尸体，双方开始进行非正式的停火。一般是由一线指挥官作安排，在某个特定时间，双方的墓葬人员就进入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开展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工作。
8月20日，一名奥斯曼中尉爬出他所在的前进战壕，举着白旗开始穿过无人地带，他显然是要来安排临时停火。但这名年轻军官抵达英军战线之后，向惊愕的英国人宣布，自己是来投降的。
按照标准操作流程，此人被五花大绑，蒙上眼睛，押过地中海远征军的战壕，送到团部。如果仍然遵循标准操作流程，他会在那里接受一名情报军官的审讯，然后送到中央临时战俘羁押地，最后被送到塞浦路斯的某个战俘营。但对这个战俘却没有遵循标准流程。他的名字叫穆罕默德·法鲁基。虽然他其貌不扬——年仅24岁，而且非常瘦削——但他讲出的故事却不同寻常，连续多名英国军官感到有必要报告上级。
他说自己是一个叫作觉醒社的秘密军事社团的成员。该社团的成员大多是像他一样的阿拉伯军官，几个月来一直在徒劳无功地等待合适的时机发动起义，来对抗土耳其人。到这年夏天，关于奥斯曼帝国内部存在神秘的第五纵队网络的传闻已经满天飞，但是法鲁基的特别之处是，他提供了觉醒社其他密谋者的名单，大部分人都是高级军官，还完整地说出了他们指挥哪些单位、目前部署在何处等细节。
兹事体大，加里波利战役的总司令伊安·汉密尔顿将军在8月25日亲自向陆军大臣基钦纳发送了报告。伦敦方面感到最好让开罗的情报单位来判定法鲁基中尉的故事是真是假，于是命令把法鲁基送上一艘开往埃及的战舰。
这位年轻军官于9月10日被送到萨沃伊饭店。至少在最初，英国驻开罗军事情报单位的指挥官吉尔伯特·克莱顿和他的下属们都不知道如何处置他。法鲁基说，英军在1915年春季没有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浪费了一个天赐良机。听到这话，英国军官们一下子被勾起了兴趣。
据法鲁基说，当时驻防亚历山大勒塔的主要是阿拉伯部队，很多指挥官是觉醒社的忠实成员，而且这些部队为了迎接英军的登陆，还仔细地破坏了城市的防御工事。但是事与愿违，英军没有攻打亚历山大勒塔，而是发动了灾难性的加里波利战役，于是他们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但这还不算最糟糕的。加里波利战役开始之后，杰马勒帕夏迅速把亚历山大勒塔的阿拉伯部队调往前线；法鲁基解释说，就这样，很多觉醒社密谋者战死在加里波利的山坡上，杀死他们的正是他们希望投靠的“敌人”。
到目前为止，法鲁基的故事的大部分都很容易证实。觉醒社的创始人阿卜杜勒·阿齐兹·马斯里当时正在开罗流亡，他担保了法鲁基的诚实。至于亚历山大勒塔曾由急于起义的阿拉伯部队驻防的说法，劳伦斯从奥斯曼战俘口供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在主张从亚历山大勒塔登陆时一直都是这么强调的。但法鲁基的故事还不止这么多。还有很多。
他说，自己一段时间以来一直担任觉醒社与大马士革的秘密社团——青年阿拉伯党——之间的联络人。通过这个关系，觉醒社了解到，青年阿拉伯党和麦加的埃米尔侯赛因在秘密协商，要联合发动反对土耳其人的起义。在这过程中，觉醒社还了解到，埃米尔侯赛因和开罗的英国人也在秘密通信。因此，阿拉伯的两个秘密社团——民间人士组成的青年阿拉伯党和军人组成的觉醒社——如果得到英国人的武装和支持，就可以同埃米尔侯赛因联手，发动起义抵抗土耳其人。
但这样的合作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他们要求英国承认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这个国家将囊括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东至伊拉克，西至叙利亚，南到阿拉伯半岛最南端。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具体疆界可以再作有限的商谈，这些志在起义的人士认可英国对亚丁的殖民主张以及在伊拉克南部的商业利益，但是有一个必须遵守的先决条件是，无论如何不允许法国在任何地方插足。法鲁基解释说，如果英国人同意这些条件，奥斯曼世界的心脏就会爆发一场革命。
说到这里，年轻的中尉的故事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法鲁基显然是通过某种渠道得知了埃米尔侯赛因和罗纳德·斯托尔斯之间的通信，但开罗军事情报单位没有一个人听说过青年阿拉伯党。至于法鲁基说他的小组能够代表叙利亚境内庞大的反奥斯曼密谋集团，谙熟叙利亚政治环境的劳伦斯或许是判断这个故事真伪的最佳人选，但他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时获取的情报都不能证明的确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网络。就算真的存在这样的网络，任何对阿拉伯社会略知一二的人都会感到，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军事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与麦加的极端保守的埃米尔侯赛因联手的说法有些太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