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在法鲁基在加里波利变节的几周之前，侯赛因终于打破了8个月的沉默，向罗纳德·斯托尔斯发出了新的信息。这封信中，侯赛因先前的模棱两可和温和节制都无影无踪了。现在他是以“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名义发言，对英国人的要求也从不干涉汉志内政扩大到了承认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独立。
斯托尔斯感到侯赛因的要求太异想天开了——他尖刻地评论说，侯赛因“没有权力，没有希望，也没有力量去希冀这么多”。他和新任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决定，最好的回应就是置之不理。在法鲁基被送到埃及前不久，麦克马洪给侯赛因写了一封回信，其中只字不提侯赛因的要求。
但在9月份法鲁基登场之后，英国人发现，他的说法和侯赛因在7月份的信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双方提的条件和领土要求几乎完全吻合。这样看来，侯赛因的“整个阿拉伯民族”的模糊说法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这位贝都因部落的埃米尔并非口出狂言，而是暗指他与青年阿拉伯党和觉醒社密谋者的秘密合作关系。在开罗的英国官员突然感到，他们可能严重低估了侯赛因，他不只是有能耐在奥斯曼帝国的偏僻边陲发动一场起义。麦加的这个神秘莫测的老人或许是整个中东战区的关键所在。
但还不止这些。侯赛因在上一封信中还以他一贯的隐晦设置了一个期限，他说英国人从接到信起有30天时间考虑，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他的条件。如果30天没有回复，阿拉伯人“完全保留自由决断的权力”。斯托尔斯和麦克马洪在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隐蔽的威胁，但穆罕默德·法鲁基告诉他们，这个最后通牒是由于杰马勒帕夏向侯赛因提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建议：如果阿拉伯人全心全意地支持土耳其—德国的战争努力，战后将赋予阿拉伯人完全的独立。
英国人此刻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抉择：要么与侯赛因及其伙伴达成协议，从奥斯曼帝国内部发力，使其瘫痪；要么眼睁睁地看着侯赛因和阿拉伯人与君士坦丁堡修好，这无疑会令针对协约国的圣战号召威力猛增，很有可能会星火燎原地激起英国殖民地内的穆斯林人民起义。在伦敦和开罗的英国外交官们将情况全部报告给阿斯奎思首相及其内阁，同时匆匆向麦加的埃米尔发去了一封比以往恭敬得多的信。史上最具争议的秘密通信之一，即所谓“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就这样开始了，它造成的结果会将英国政府及其未来在阿拉伯半岛的代理人劳伦斯陷入一张充满误解、互相矛盾的诺言与背信弃义的复杂罗网。
在短期内，穆罕默德·法鲁基的情报使得劳伦斯得以重返他自九个月前抵达开罗以来就一直追寻的目标：筹划英军在亚历山大勒塔的登陆作战。
在晴朗的日子，从阿特利特海岬，亚伦·亚伦森和押沙龙·法因贝格可以清楚地看到游弋在巴勒斯坦海岸线上实施封锁的英国和法国战舰。他们估计，最终从这样一艘战舰上，他们将收到亚历克斯从开罗发来的信，或许亚历克斯本人会一并前来。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的信心渐渐开始动摇。
近一个月毫无亚历克斯的音信，于是亚伦森和法因贝格决定调用一个风险很大的备用方案。如果再等一阵子还没有消息，法因贝格就会搭乘海岸的一艘小型渔船，径直去找一艘英法的军舰，努力说服对方让自己登舰。但到8月中旬，却传来了消息，封锁加紧了，协约国战舰现在有权摧毁任何可疑船只，试图接近战舰的陌生船只当然也很可疑，所以这个备用方案现在已经不是风险很大，而是自杀。然后传来了更多的坏消息。8月底，他们得知（后来知道这个消息有误），运送难民的航运即将终止，“得梅因”号会在8月30日最后一次停靠海法港。密谋者们相信，美国战舰出现在海平线上的时候，就是他们与英国人取得联系的最后机会。
法因贝格心急火燎地要尽快登船，亚伦森坚决不同意。但法因贝格乔装打扮并携带伪造的俄国护照，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登上了“得梅因”号。一周后，他来到了埃及亚历山大港的码头。
法因贝格在埃及只认识一个人，但事实证明这是个很好的关系。他的朋友是一个老家在海法的信基督教的阿拉伯青年，目前在塞得港的英国海军情报指挥部当信差。法因贝格在塞得港找到了这位老友，他很快就安排法因贝格与该单位的一名情报军官会面。这位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劳伦斯在卡尔基米什和寻漠探险的老搭档——伦纳德·伍莱。
法因贝格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亚历克斯·亚伦森确实已经与埃及的英国情报部门取得了联系。在多次碰壁之后，亚历克斯终于在8月18日获准面见开罗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名高级军官——劳伦斯在寻漠探险中的另一位搭档，斯图尔特·纽科姆上尉。但这次会谈也不顺利。纽科姆从一开始就对亚历克斯·亚伦森持谨慎态度，当这个一本正经的26岁青年开始详细介绍在巴勒斯坦随时准备为英国人效劳的犹太间谍网时，他更加警惕了。就在两个月前，库尔特·普吕弗的女弟子明娜·魏茨曼的间谍身份被拆穿，在埃及的英国情报人员都提高了警惕，因为他们知道，德国人在招募从巴勒斯坦来的犹太难民作为情报渠道。或许最让纽科姆怀疑的是，亚历克斯·亚伦森似乎一心只想为英国人效力，不求任何实质性的回报。作为一名资深情报军官，纽科姆常常遇到很多自称是间谍的人，这些人向他提供“珍贵情报”，要他给钱给枪，或者帮助解决法律问题。要说亚历克斯·亚伦森完全是心地善良、慷慨无私地要提供这个所谓的情报宝库，实在匪夷所思。于是纽科姆犯下了他情报生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他不仅拒绝了亚伦森的建议，还命令他出境。当然，亚历克斯没有办法把这情况告诉正在巴勒斯坦焦急等待的兄长。9月3日，也就是押沙龙·法因贝格抵达亚历山大港的三天之前，亚历克斯和他的妹妹莉芙卡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船，离开了这同一个港口。
但法因贝格在伦纳德·伍莱那里的运气要好得多。伍莱对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完全信任，设计了一个方案：安排一艘英国间谍船定期经过阿特利特的研究站。密谋者如果有情报，就向间谍船发出事先约定的暗号，然后间谍船借助夜色掩护派出小船或者游泳者上岸接收情报。
要建立这个暗号系统并测试方案的可行性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法因贝格搭乘这样一艘间谍船偷偷返回巴勒斯坦。与伍莱安排妥当之后，法因贝格就等待合适的时机——风平浪静的无月黑夜，踏上归途。
在这个夏末，有一个人对纽科姆和伍莱与巴勒斯坦来的志愿间谍的交往一无所知，那就是他们先前在寻漠探险中的搭档劳伦斯。这部分是由于英国驻埃及的情报机构各部门相对独立，部分是因为劳伦斯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英军在亚历山大勒塔的登陆。到10月中旬，这个计划的最后细节似乎已经安排妥当，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兴奋，尽量说得隐晦些，以便通过军方的审查：
“今年冬天在黎凡特会很忙，”他写道，“总的来讲，我对事情还是很满意的。他们反对我们那么长时间，现在我们的政府变得更通情达理了，我想，这里的最后方案虽然会花很长时间，但应当会非常顺利。这要感谢过去的失败。”
对劳伦斯来说，法鲁基的故事里最让他痛苦的是对1915年初亚历山大勒塔局势的描述，法鲁基指出，英军如果在当时攻打亚历山大勒塔，几乎可以长驱直入。当然，觉醒社成员控制的部队早已被调走，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在1915年秋季，劳伦斯和其他主张在亚历山大勒塔登陆的人还有几个强有力的论点来支持这个计划。
保加利亚在战争的第一年坐山观虎斗，但在1915年9月底终于加入德奥阵营。这意味着，德国和土耳其之间现在有了一条不间断的公路和铁路线，部队和武器可以迅速而轻松地调动。同时，英军高层终于接受了加里波利战役的惨败，开始悄悄地制定撤退计划。这两个事件的后果是，英属埃及有可能遭到装备精良的敌人的新一轮打击。为了阻挠这样的攻势，占领亚历山大勒塔盆地不仅能扰乱敌人的主要补给线，甚至可以将其完全切断，如果还能引发阿拉伯人在当地起义，土耳其人就将不得不面对一连串新问题。
还有一个理由能够支持亚历山大勒塔计划，这要感谢杰马勒帕夏反复无常的个性。杰马勒私下里反对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帕夏们的政策，允许安纳托利亚大屠杀的至少8万名亚美尼亚幸存者在叙利亚避难，并将很多亚美尼亚男子编入劳动营。这些难民和劳动营集中在亚历山大勒塔地区，其中大约8000人在穿过阿玛努斯山和托罗斯山脉的铁路隧道工地上干活。就算这些亚美尼亚人对至少暂时救了他们性命的帕夏心存感激，在英军到来时也一定会把他们视为解放者，奔向他们的阵营。况且这还有助于公共关系——劳伦斯对战争的这个方面一直非常敏感。英国将不计其数的基督徒亚美尼亚人从奴役或死亡魔爪下解放出来，将会是很好的宣传材料。
在劳伦斯和开罗军事情报部门的其他成员的努力争取下，到10月底，埃及的两位最重要的大员——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和埃及远征军总司令约翰·麦克斯韦少将都对卷土重来的亚历山大勒塔计划产生了兴趣。更妙的是，他们两位将与到访的基钦纳勋爵举行一场峰会，来确定地中海东部战局的未来走向。一切进展得顺风顺水，劳伦斯相信，军界愚蠢的壁垒貌似坚不可摧，但也要土崩瓦解了。
“这个周末，事情要更进一步了，”劳伦斯在11月4日，也就是基钦纳峰会的前夕，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忙过！这是个好兆头，大家很满意。”
基钦纳、麦克马洪和麦克斯韦的峰会于11月10日和11日在爱琴海穆兹罗斯岛外海的一艘船上召开。陆军大臣起初有些不情愿，但后来也同意了亚历山大勒塔计划，并迅速向首相发了电报，敦促他尽快批准此方案。
但伦敦方面对这个计划并非全盘支持。西线已经血流成河，英军高层要找到新的兵员投入这台绞肉机已经很艰难，要抽调物资和兵力——修订版的亚历山大勒塔计划需要多达10万人——实在很难。而且，在加里波利折戟沉沙之后，在奥斯曼战线发动新的登陆作战的想法就不受欢迎了。基钦纳所在的舰船和伦敦各部之间通过电报展开了一番辩论。
基钦纳船上的一名法国联络官决定了局势的走向，他向巴黎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英国人的筹划情况。
法国政府原以为自己在1915年冬天就彻底粉碎了亚历山大勒塔计划，现在感到必须直言不讳了。11月13日，法国驻伦敦武官向大英帝国总参谋部长官和英国陆军总司令威廉·罗伯逊将军递交了一封信。这封信先是重申了法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然后声明：“对于已经确认将会成为未来法属叙利亚一部分的地区发生的任何事情，法国公众都不会置若罔闻。他们还要求法国政府，在此地区开展的任何军事行动都需要事先在各协约国间协调妥当，而且，即便采取了这样的军事行动，大部分任务也应当交给法国军队和指挥这些军队的将领。”
抛却隐晦的外交辞令不谈，这封信实质上是重复了法国先前的对亚历山大勒塔登陆计划的反对意见：法国计划在战后主宰叙利亚，所以在该地区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应当由法国军队担当前锋，而现在法国腾不出兵力来执行这样的行动，所以干脆根本就不要在叙利亚搞任何军事行动。但这一次最让人震惊的是，法国人居然会把如此卑劣的论点付诸笔端。英国历史学家巴塞尔·利德尔·哈特对法国的这封信评论道：“在生死斗争之际，这肯定是向盟友递交的最令人惊愕的文件之一。因为它断然否决了切断共同敌人的生命线、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线的最佳机会。”利德尔·哈特认为，英军总参谋部同意了法国人的无理要求，就成了“犯罪的同谋”，他说的“犯罪”是指，在埃及的英军现在别无办法，只能等待敌人再一次进攻苏伊士运河，随后向土耳其战线最固若金汤的点——巴勒斯坦南部的狭窄战线——发动自己的攻势，这种方法最终将给英军带来伤亡5万人的惨重代价。
令劳伦斯和他在开罗的情报机构的同袍们无比震惊的是，亚历山大勒塔计划再次被粉碎，后来再也没有被认真提起过。
1915年2月，这个计划第一次被撤销时，劳伦斯曾悲愤地向家人说，法国才是英国在叙利亚的真正敌人。1915年11月，计划第二次瓦解之后，他心中产生了对法国的憎恶，他将会对法国在该地区的所有行动都抱有深刻的不信任。
萨拉·劳伦斯在儿子弗兰克阵亡之后，曾责备次子“内德”的一个让她非常难过的错误：内德在1914年底动身前往埃及之前没有去弗兰克的新兵训练营看望他。劳伦斯对母亲批评的回应的逻辑非常实事求是，几乎到了变态的地步。“我没有去向弗兰克道别，”他解释道，“因为他不愿意让我去看他，我知道我再见到他的机会很少了，那样的话，我们最好还是不道别。”
1915年3月，劳伦斯得知，他的弟弟威尔乘坐的船从印度返回英国，要途经苏伊士运河。他的反应与对弗兰克阵亡的反应大不相同。自威尔在1913年拜访卡尔基米什以来，劳伦斯还没有见过他，于是暂且搁置了在萨沃伊饭店的工作，骑上他的胜利牌摩托车，狂奔80英里前往弟弟的船停靠的苏伊士港。
但就在他抵达那里之前，运河沿线发生了一场小规模战斗，威尔的船延误了。兄弟俩没能见面，只能在岸上和船上之间短暂地通了一次电话。当晚，劳伦斯再次跨上摩托车，返回开罗工作。
威尔志愿担任皇家飞行军团的航空观察员，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危险、死亡率最高的兵种之一。1915年10月23日，威尔乘坐的飞机在法国上空被击落，他殒命长空，遗体踪迹全无。他享年只有26岁，在前线待了还不到一星期。
仅仅五个月内就有两个弟弟阵亡，这让劳伦斯在感情上愈加内敛。在随后几个月内，他的家信越来越少，写的也越来越简短。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很快就不再提及弗兰克，而当时除了一个隐晦的暗指，甚至根本没有承认威尔的死亡。在12月的一封家信中，他写道：
我今天早上写了这么寥寥几笔，因为我很吃惊地发现，今天已经是圣诞节了。恐怕你们在今天不会开心了。但你们还有鲍勃和阿尼，很多人还不如你们幸运。振作精神，希冀未来。这里一切照常，只是昨天下了场瓢泼大雨，最近比较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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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土耳其西北部城市。
今土耳其南部城市，是罗马帝国时期基利家省的首府、使徒保罗的出生地。和合本圣经译作“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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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纪开始流传的一部诗集，包括古典时期和拜占庭时期的希腊文诗歌，历史上被不同时期的多位学者增补和修改，对西方文学影响极大。
应该是指若泽—玛利亚·德·埃雷迪亚（1842～1905），法国诗人、法兰西学院成员。
威廉·莫里斯（1834～1896），英国艺术与工艺美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世界知名的家具、壁纸花样和布料花纹的设计者兼画家。他同时是一位小说家和诗人，也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发起者之一。
lawrencetowilllawrence，july7，1915；bodleianmsengc6740.
穆罕默德·法鲁基在1915～1916年英国近东政策的塑造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他是这一时期的一位非常神秘的人物。据信，他于1922年在伊拉克的一次部落战争中被杀，因此围绕他的许多问题或许永远不会得到解答了。大卫·弗洛姆金在1989年的著作iapeacetoendallpeace/i中对法鲁基又作了一番集中的研究。弗洛姆金多次提到法鲁基的“骗局”，以及他的行动对世界局势造成的非同寻常的影响。也就是说，“不仅麦克马洪信件，还有更重要的，与法国、俄国和后来的意大利的谈判——最终产生了《赛克斯—皮科—萨佐诺夫协定》，以及后来的协约国的秘密协定，都是穆罕默德·法鲁基的骗局造成的结果”。这种说法或许夸大了法鲁基的影响，而且弗洛姆金从未具体说清，他所谓的骗局究竟指的是什么。他的指控似乎围绕着两点：法鲁基向英国人和埃米尔·侯赛因夸大了自己在觉醒社中的地位，以便为自己挣得中间人的角色；关于觉醒社和青年阿拉伯党在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起义的能力，他也撒了谎。弗洛姆金认为，实质上，法鲁基向英国人许下了他不可能兑现的诺言。但如果我们考虑到，法鲁基是一个热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殖民势力非常疑忌，上述行为完全就算不上是“骗局”。法鲁基几乎肯定夸大了叙利亚起义密谋者的实力，以便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更多让步，但在战争年代，这恰恰说明他是个优秀的谈判者，而不能说他是骗子。但这远远不只是标签或语义的问题。在弗洛姆金看来，由于法鲁基的骗局，侯赛因通过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与英国人达成的协议，是用谎言买来的（p.186）。他说（p.219）：“英国的阿拉伯局相信，阿拉伯起义会在整个穆斯林和阿拉伯语世界得到广泛支持。最重要的是，它相信，起义会得到（英国人认为的）主要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奥斯曼军队的支持……事实上，侯赛因所希冀的那种阿拉伯起义从未发生。奥斯曼军队中的阿拉伯单位没有一个投诚到侯赛因这边来。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人物没有一个投靠到他和协约国那边。法鲁基许诺，会有一个强大的秘密军事组织投靠到侯赛因那边，但这个组织始终没有露面。”弗洛姆金观点的问题在于，到1916年6月阿拉伯起义爆发的时候，英国人或侯赛因都已经不相信这种事情。在此4个月之前，侯赛因通知麦克马洪，由于“当地土耳其政府的暴政”，“密谋者能够仰仗的人所剩无几”，叙利亚方面发动起义的希望大大缩减了。弗洛姆金不仅没有提到侯赛因的这个著名的警告，而且也没有注意到，英国人也已经完全考虑了这个情况。埃及军事情报机关的领导人吉尔伯特·克莱顿在1916年4月22日的备忘录中（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882/4，f.92-3）写道：“谢里夫（侯赛因）承认，革命事业不能指望叙利亚。”有鉴于这个情况，克莱顿在同一份备忘录中写道：“高级专员（麦克马洪）坚信，目前必须建议谢里夫，保障铁路和将土耳其人扫荡出汉志的任务必须由他独立完成。”简而言之，英国当局绝没有被蒙在鼓里，而是早就认清了阿拉伯起义的有限规模，知道自己如果支持阿拉伯起义，将会得到什么东西，以及得不到什么东西。事实上，英国人还敦促对起义的规模加以控制。
hamiltontokitchener，august25，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490.
除了伊安·汉密尔顿在8月25日的报告，克莱顿还在1915年10月11日给麦克马洪的报告这个详细记述了法鲁基的证词。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486，f.223-28；faroki’sownstatement，entitled“‘a’statementofsherifelferugi”；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486，f.229-38；andin“notesoncaptainx，”and“statementofcaptainx，”september12，1915，intelligencede#w41">[41]storrs，“memorandum，”august19，1915；foreignofficerecords（外交部档案）371/2486，f.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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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凡特（levant）是历史上的地理名称，其指代并不明确。它一般指的是中东、地中海东岸、阿拉伯沙漠以北的一大片地区。“黎凡特”一词原指“意大利以东的地中海土地”，在中古法语中，黎凡特即“东方”的意思。历史上，黎凡特在西欧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贸易中担当重要的经济角色。黎凡特是中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传统路线。阿拉伯商人通过陆路将印度洋的香料等货物运到地中海黎凡特地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从黎凡特将货物运往欧洲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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