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去过那么多次，dc的治疗室到底位于医院建筑群的哪一个位置，我依然无法指认出来。印象里，它从大厅往内里走，与受病折磨的人潮一波波擦身而过，出了后门，再连接另一栋楼，愈到深处，人愈发少，直到山壁底钻入瘦长建物，寻得电梯上四楼，门开是另一种风景，空中走廊，反复几次转弯，我不知道自己又闯进哪一栋建筑，或是回到哪一栋建筑，空间标示上，四楼又变成了一楼，再搭一次电梯，直到看见那扇熟识的玻璃门，推开它，一条长廊指引我走到dc的研究室。

敲门，开门，里头不过一般寻常研究室光景，角落处摆了一几二椅，我只消固定三四个脚步，走到那里，选择背对门的椅子，坐下来，然后，离开时重复同样的路径。可以说，在那间研究室（或者，在那种时刻，我们必须改称它为治疗室），我相熟的只是那张背对门、望着窗的椅子：一张来来去去、承载许许多多无以为继之人生的椅子，给那段时期留下了最好的象征与命名。

全然不同于文献所描述，这个空间既不尊贵，也未必舒适，没有躺椅，也没有沙发，不过是一张简单茶几，两把（破旧的）面对面的椅子，绝大多数时间，dc不发一语，雕像一般坐在那里，那过程经常叫人感到无望，可那雕像总让人相信他仍倾听着，在，他在，也在对岸的那张椅子里。

我一直想为治疗室里的那张椅子写点什么，甚至是一本书，但那显然超出了我的能力。离开那张椅子愈久，愈觉得要定坐在（对面）那张椅子里而没有受不了痛苦抱头逃跑，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当然，有些情况，我们不能预设坐在（对面）那张椅子里一定是个对称凝听的心灵，（对面）那张椅子里的角色不一定总是能够理解并给予祝福的人。dc坐在那张椅子里，雕像般的姿势，有时让我错觉他已经被来来去去的痛苦风化成石。sars那些年间，接连出现了好几则精神医师自杀的新闻，使我联想到dc提过的诅咒或祝福。两张椅子里，谁是被诅咒的人、谁又是被祝福的人呢？如果未曾体验/理解过诅咒的滋味，何能给人祝福？破碎的人来到这里，想把秘密倾埋在这里，这样说，是电影《花样年华》里周慕云的树洞了，然而，坐在对面那张椅子里的，毕竟是个人而不是棵树啊。

人与人的感情，何尝不是寻找树洞之悲欢离合的故事；如果我们还能找到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棵树。五月在最终时刻找到了我，把无数伤害的秘密倾吐出来，以见证名之，如果她之后继续活着，我或许明白是一个人，但她说完之后就转身离开，我是一个人还是一棵树呢？电影里周慕云（导演王家卫说：这个人完全是一颗破碎的心）转身离开之后，下一个镜头绕回来，树洞已被泥土封上了。我要做的就是那样的事吗？

dc长年坐在那张椅子里，吸纳种种掺着眼泪、谎言、愤怒、怨恨之失魂又落魄的故事，替破碎的人收存记忆于这世上的一个角落，且他不能只是封填，还要以理解与倾听给予祝福，这是多么需要能力的事？我在那张椅子坐下来，某个角度来说，见证使我破碎，我来到这里是要一个倾吐吗？把dc当成一个树洞，那样的倾吐会让人释怀，得以解脱与祝福吗？

不。很快，这个答案便发出了声音。我也很快觉悟到自己根本无法把dc当成一棵树。更有一段时期，这张椅子之旅如同一趟苦行。你来到那里，一点都不意味孤寂会凭空消失，更不表示会有人出来替你裁判：错的是世界，而不是你。dc固然不反对，但也会提醒你：某些情势实在是生命的必然，或是，念头来去，固着于一个见解，以那个见解来诠释全部，是否恰当。这些提醒是温柔的，但对于陷在水里的人，也可能是冰寒的波浪。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衍义。dc在吐出这些提示的时候，字词往往极端简短，象征性的几个字，他说得那么幽微，简单，仿佛不能轻易惊扰两张椅子之间那一大片冰冻、汹涌，或是潜伏无数河怪的心灵之湖，他寡言，他斟酌，甚至他拒绝，把问号退还回去。

我离开那张椅子，不是因为失望，也不是因为对医疗不耐，而是，怎么说呢？该简单地说：是因为工作繁重使我没有空再去；还是抽象地说：我渐渐从dc这份关系上长出了一丝信任，而这个信任拯救了我。那个治疗室里没有录音机，也没有病历，甚至连一本手册都没有，他不过是执着地想在他的专业里留住人文精神的根，这是他的骄傲，但这可能也是他的谦卑，他的良心，他如此耗费，承受治疗室的苦楚（一个灵敏之心作为一个树洞的苦楚啊），然后露出那友善而思索的微笑，祝福坐在他对面那张椅子里的人，能够走出生命的苦境——这是一个人，初始，我总不相信这是真的，世界太粗暴，心太青脆，人人不过固守位置为己运转而已，素昧平生，何必理解与祝福？再者，我不相信活着，能跳过削减与钝化，而持续地打磨精细下去，倘若有人坚持如此，那时我看见的，若非导向死亡，即是疯狂。然而，dc雕像般地坐在那里，粗砺之中磨而再磨，保有温度的手心去凿塑粗胚；dc未必在药物或是所谓心理治疗这个步骤上治愈了我，而是以他的存在，渐次说服了我。

这份信任，其后并没有使治疗室变成一个简单的地方，甚至连再多一点的倾诉也没有达成，更明白地说，正是因为信任可能开启倾诉的门扉，所以，我离开了。可是，dc雕像般坐在那张椅子里的神态，仿佛定格成为一个象征，以至于即便我离开了治疗室，只要想及那个象征，一场仪式，一个走迷宫的自我收拾就可以开始。带着dc这样一个陌生人的信任与慈悲，我与现实世界之间存了一个系点，接下来的问题成为：该如何怀着那些伤害的故事继续生长下去？不能忘却，又不能时时记得；伤害的故事往往既美丽又丑陋，那其中，无论如何，曾将一个人最好的可能、最坏的黑影展演到极限，如果我不足以理解那其中的内容，也没有什么资格去保存这些——

《忧郁的热带》，中译本登陆台湾是九。年代初，大学刚毕业，我把这本书当成学术书，放进了初旅的行囊里。从琉球那霸航向九州福冈的客船上，时光减速，打开它，一字一字慢读，学术摇身一变成了私语录，每个用字都带着丰饶的个性，隐藏那么多细节，个人的反思，抒情的语调，一个人类学大师忽而还原成了一个无时无刻不在啃咬自己的年轻人，那些所谓的旅行、探险，原来不是以猎奇混淆他的视野，不是以野蛮歼灭他的情思，而是相反地，把他带入更多的自省、更多的情思。

第六十七页，李维提到“生手的天真”。容我把它抄录在这里：

带着生手的天真，每天我都站在空荡荡的甲板上，兴奋地望着那片我从来没有看过的那么宽广的地平线，用好几分钟的时间注视着四分之一的地平线，观看整个日出日落的过程，代表着超自然的巨变之起始、发展与结束。如果我能找到一种语言来重现那些现象，那些如此不稳定又如此难以描述的现象的话，如果我有能力向别人说明一个永远不会以同样方式再出现的独特事件发生的各个阶段和次序的话，然后——那时候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能够一气发现到我本行的最深刻的秘密：不论我从事人类学研究的时候会遇到如何奇怪特异的经验，其中的意义和重要性我还是可以向每一个人说个明明白白。

要回头说明这段叙述如何安慰我内心饱受伤害的文学认知，那是另外的故事了。写在这里，只能说，当时我是连一本文学书都不愿放进行囊的年轻人，把尚未打通的知识所导致的生活混乱，代罪羔羊似的归因于文学对心灵的诱惑。那趟旅行，我的念头简单而强烈，想远远离开文学，不再恋栈这两个字，比任何一个不了解文学的人还重重踩踏文学，宛若信徒踩踏基督的脸以证明我对文学再也没有幻想。

偏偏李维这本书，在那趟旅行里，以一双已经洞悉魔术的眼睛，心平气和、轻描淡写的口吻，提示我：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事情没有那么复杂，要不，过了复杂这一山，你会再被带回来的。

“生手的天真”节录于《日落》，二十六岁的李维前往新世界，在甲板上，兴奋地，手拿笔记本，一秒一秒记下日落景观的瞬息光影。长达三四千字的记录，无人能与之相比的精细，在时隔二十年写作自传之际，只字不改地被录了下来。

那是用尽了凝视，一秒也不舍得错过的文字，企图心强烈而朴素，想将亲眼所见加以凝住，工笔描绘事物具体面貌的同时，也诗意地交杂了理论与历史的玄想。这份出于原点，李维称之为“生手的天真”的记录，不尽完美，但不可替代，其中热情满怀，如蒙神助的感觉，让人终老仍然着迷，仍愿颤抖着手去试。

我多么巧合地在（彼时已经显得零落，现时更是完全不存在的船之旅）甲板上，为他这样珍重生手的可贵而被安慰了。看起来如此伟大、深沉的灵魂竟曾有过一个阶段，以那种生手的天真，然而也是充满无可替代之兴奋热情，凝望世界，固执相信:如果我能找到一种语言——如果我有能力向别人说明——

是的，这两个简单的句型，就是一切的动力。我想的，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吗？如果我能找到一种语言——如果我有能力向别人说明——这个语言与能力不就是文学？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在我心中变得那么复杂呢？这个老人像在营地里赶蚊子那样挥了挥手，把我整片写满密语浓言的大黑板，瞬间擦个干净。我自省，或许，是我错看了写作的问题，那些幻觉、错觉、怨念、提戒之心，是凝望着黑板（白稿）的我的问题，而不是写作的问题。写作问题没那么大，大且难的是那些“如此不稳定又如此难以描述的现象”，那些“永远不会以同样方式再出现的独特事件”，一个心灵与新世界之遭逢：天空、海洋上下倒错的视野也好，终年无雪、草木不生的气候也好，所谓纯洁的野蛮人也好，景观新得令人惊叹，也让探险家大惑不解。

李维的航行，在登陆新世界之前，进入了郁闷的赤道无风带。“在这片海域内，两个半球特有的风都吹不到，所有的帆下垂好几个星期之久，没有一丝风吹动它们。”那是新旧世界之间的过渡，毫不快乐的海洋，平静无比的天气，几乎看不到生命迹象。李维在这里回顾了古代航海者（他们心中并不是要发现新世界，而只是要证实旧世界的历史），也描述了早期探险家那些因为视野有限所酿出来的怪异想象：长得像鳄鱼的蛇、牛头四脚的鱼、一棵不长水果而长绵羊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