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转向南，海洋气息不再自由流动，新世界的轮廓巨大地浮出地平线，青年李维第一次到了赤道的另一边，全新的世界与人类，旧世界的上帝、道德、法律在这里或将发生问题。他展开教学、旅行与探险，看原始人如何被强加了文明，和野蛮人一起吃了蜥蜴、蛇和蝗虫，这个终生将心灵操练到更细微、更时时刻刻濒临疯狂的人，到头来活过了二十世纪，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还要久。
这本书里所讲述的故事，无论就语言或经验来讲，都是属于“生手”的。
那并非是些完美成熟的故事，而是一些“如此不稳定又如此难以描述的”时间里的过去。我曾经因为无法理解存放它，而冻结了生命的前进，及至此刻也不确定是否具备了合适的语言与能力去描述它们。然而，这些故事再不会重复，重复也不会有同质的凝望，尽管不完美甚至错误而耗费，但因不可替代，不可重返，除非彻底失忆，要不，我只能面对并试着理解；以dc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浪漫但危险的想法”；以李维的说法则是，除非有一天我们发现另外一个星球上居住着会思考的生物，否则，这种（发现新世界的）经验也不会再有第二次。
李维的书如此破题：“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然而，现在我预备要讲述我自己的探险经验。”可以容我（也许是肤浅地）套用吗？我讨厌煽情，我恨伤痕文学，但我却在这本书里写到了伤痕。我不相信书写治疗。袒露五月以求自己的书写治疗，一直是我不能同意的，事实上，也没法这样做。书写不是治疗，治疗的路程已在之前走过，我耗费了多少光阴，治疗也未必痊愈，痊愈也未必是原来那个人。某位写作同业说得比较准确：书写不能治疗，那是本身快要好才能书写，那是痊愈之前的一个大口呼吸。
一开始，我以几篇短文的形式来写，以为焦点难免在五月，出于一种交代，我以为完成这个替代叙述，自己可以得到解脱。结果，愈写愈多，短文形式没办法负载。拉开继续写下去，积累到一定的量，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困难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叙述五月不是重点，就算我叙述她，我也不能得到解脱；另一种说法，我没有得到解脱，恐怕是没法叙述她的。
——我感觉触到了要点，我没法看清这一片视野，恐怕也是没法看清她的。叙述五月原来不是重点，这是我跳出心魔的主要声音，整个故事也因此扭转了调性。不再因为写到五月而难受于道德上的洁癖，不再焦虑我所理解的五月未必是真正的五月。回到自身，却也不见得轻易。处理故事的时时刻刻，宛若以自己的方式走着dc椅子里的路程。路上，许多次，落石，关卡，我与我自己的dc，一个说故事与听故事的人，彼此责问：这是绕道走开，还是笼统套上结论？这是赝品还是花边？如果总是模糊不清，到底是什么被遮蔽呢？故事面临选择：继续删减，或把范围再拉大，所谓加法与减法的抉择，过去我惯用减法，但这次若继续使用减法，答案很简单就是归零，我试着跟自己协商，我得试试加法。
打开，让可关联的进来；这是有关的，那是有关的，然后，构成了整个图景——怎么以前从未如此看过？在哪里中断、哪里遇到困难？是真的忘记、还是冻结？打开，是一种解冻的过程吗？有些时候，忽然想起一两个细节，像找到一两枚遗失的螺丝钉，把它们卡上去，放进位置，整部记忆的机器忽然动起来了……
就这样，过去十来年间许多写了一半，开了头搁笔，甚至一些反复修改却始终没定稿的文字，找到了位置，栽植进去，然后长出更多的枝叶，原来在这里，原来那些无法建立的脉络在这里，那些难以析滤的意义之根原来在这里，那些不得不语焉不详的叙述原来是在路经此地之际被落石阻断了。
所以，这并不是一本关于五月的书，而是关于我自己，其后与幸存之书。
曾经我以为这本书不会出现，如果倘以幸存，还足以写，应该直接跳入下一阶段。我开始动笔写其他几篇悬在心头的小说，然而，过程多所踬碍，不禁使我怀疑自己的书写能力是否真因一场疾病肆虐而难以回复，某日与朋友碰面，聊了几句，话题转到这个怀疑。
在听完我的描述之后，我感觉得出来，他对我口中说的新作没有生出很大兴趣，我们继续漫天胡扯，感时伤怀，我自言自语：“有些东西没写，还真到不了下一步。”
本来不太神采的他这时忽然亮起来，朝桌上拍了一记：“你会这样说，就代表碰到问题了。”
接着，我们不知从哪里开始提到五月，事实上，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触及五月。我谈到延宕，对时间耗费之大感到惊吓，动不动就是十年，倘若生命重要经验都得费上如此时间去反刍，诸事澄明之日生命也差不多已到尽头，还有多少时间可写？
他简单应了一句：“你就是在逃避嘛。”
那口气是漫不经心的，逃避也是陈腔滥调的词汇，但我听进去了。
当整件事变成“陈腔滥调”就可以形容的时候，再不正视它，恐怕它就真将隐匿成一个发烂的伤口，使人面目可憎；要不，就是意义真正平庸化，对生命起过怎样冲击的重大事件、经历，其意义都将日渐风化，变得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这些篇章积蕴多年，成稿时间却极短暂。利用每天好不容易协调出来，黄金珍贵的两三个小时，座位不敢稍离地埋头苦写，好几次，脑袋与眼睛烧耗到难以运转而必须停下来的时刻，我站起来，随便眺望任何一个可得的风景，感到某些沉重、黏滞，经常被医生形容为“拉警报的身体”，似乎变得轻松多了，我不得不觉悟，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确行尸走肉般地活着，若非停滞，就是极端劳碌，仿佛想借尘务劳作来挫折自己身上残存不死的文学之虫，我心存骄傲，却又一直蔑视自己，这样的不和谐毕竟没办法安顿下来成就什么，而只能在彷徨中度日。
如今，我航过那个郁闷的赤道无风带了吗？我即将出发去哪里？抑或，我从何处归来？写作的船帆下垂搁置了非常久，水天一色，雾气茫茫，记忆的魔山，五月，想来不只是我陪她走过一段性别认同之路，她也伴我熬过一段非常漫长的写作认同之旅，即便是她已经不存在的岁月里，她的形象及其书写，对我是一种抚慰，也是一种刺痛，我们曾经彼此反对，却又同时扮演倾听者的角色，无论是不断攀高追寻，或是不断挖深内化，我们争执，终致谅解，了悟彼此并没有太大的冲突。李维的旅途也不全是兴致勃勃的，他总自问：为什么我跑到这里来？我到底是希望些什么？他怀疑，诚实得令人惊心：探险是一种聪明的旁门左道，好让自己在归队之后具有额外优势？还是探险根本源于自己和原生社会情境的不适应？那个自以为要放弃文明世界、前往所谓未受污染之纯洁、野蛮新世界去寻找新价值的探险者，却在误解、等待、空虚、烦死人的过程里，面临崩解，“甚至连那些最人性的对我都变成不具人性”，旧世界的浮光掠影，音乐或诗的片段，在荒野之中萦绕耳畔，啊，如今，两个不同的世界之于我都不再具有完整的面貌，新世界于掌握之中消失于无形，一个迂回复杂的路程，仿佛要把人带回旧世界去，可那来时我所信的选择、意义与价值似乎已被摧毁了……
摧毁是好的。其后或许生长出新的文明。我多愿意讲述那些倾斜而破碎的景观，如果我写得出来。我的探险经验？我真不希望我只是把它写成了青春的伤痕。我年轻的苦恼：写作值得什么？什么值得写作？李维开玩笑说：旅行的本质应该是对自己脑袋中的沙漠进行探索，而不是对周遭沙漠的探察吧。面对新世界，面对野蛮人（如果我们自己就是那些完全一无所有的野蛮人），如果我们没有粉碎，没有陷入成见，没有轻率说出可笑的结论，那就写吧。李维的年轻笔记，除了《日落》，还有一段营火笔记我亦非常喜爱：一群被其他人类学家描绘为身体肮脏无比、肚里胀满寄生虫、不停放屁，而且还脾气大、心里充满恨意、不信和绝望的南比克瓦拉人，在李维眼中，却是在承受了大自然仿佛充满恶意的剥夺之后，还能相互拥抱、呢喃细语、轻声欢笑的族群，在一无所恃的凄惨景象中，这些完全赤裸的人，“每个人都具有一种庞大的善意，一种深沉的无忧无虑的态度，一种天真的、感人的动物性的满足，”李维以生手的天真，如此小结，“把所有这些情感结合起来的，还有一种可以称为是最真实的、人类爱情的最感动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