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五月。她站在影印机前，一页一页翻着五月的笔记本。五月姊姊刚才打过电话来说，在路上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约，她此刻应该还在医院陪伴父亲，默默翻着报纸，不知道该说什么。父亲的话愈来愈少了。窗外天阴，梅雨季节。父亲神情不断浮现，每出现一次，她就安抚自己别再去想。她得回神，处理五月的事情。
她想在五月姊姊到达之前，把笔记本印完。这些铅笔书写的字迹，也许再过几年就要消逝。几次梦中打开笔记本，一片刷白，使她错愕惊醒，无法判清到底发生过什么。五月活着？抑或已被取消了？那些笔记本在哪里？她浑身冷汗，慢慢拼凑意识，冷静下来，自己跟自己说：答案很清楚，一切就是那样发生过了，笔记本跟着她流转各地，一年一年过去，她愈是埋葬了青春，愈是感到青春灵魂哀悲未了，人生长夜，很想有个人商量。
月前电话，她为报上刊出有关五月新闻和姊姊道歉。这则完全没有事先知会的报道，使她尚未准备就绪的心情大乱，同时亦无预警丢了一颗石头，使五月一家想起了五月去世竟然已经十年。
啊，姊姊说：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
曾经以为十年这个数字够遥远，够客观，够漫长到使她们足以恢复，孰知倏乎十年，她们不过刚刚喘平了一口气，钟声就响了。
她们谈到五月的笔记本，慎重其事、密密麻麻的笔记。何等丰盈而沉重的逝者记忆。她显得焦虑而犹豫，不知道自己可以决定什么。关于一个早夭的作家，这些笔记本作何意义？她该为谁想得多一些？死去的人？活着的人？未来的人？五月又是怎么想？这些严格工整的铅笔字迹，或将成为她们这一代人最后的手稿。仅仅只是十年，科技与人之关系竟能变化如此之大。如果五月活到今天，她想必继续写着这些笔记，然后，撕下来其中几张，寄给心系的人，也可能将之编织为小说，继续给文学界丢震撼弹。当然，她亦可能已经转成电脑写作，不再需要誉稿，不再需要苦苦等候一封信的抵达，可恨的时差。她想必非常喜爱email，即时沟通的msn，以及永远不换号码的手机，啊，十年之前，这些怎么可能是她们所能料想，然而这些又多么可能给她们带来转机……
十年前，和五月讲完最后一通电话，几箱东西辗转交到她手上，她不过是个和五月同样年纪的年轻人，恍恍惚惚放弃学业，恍恍惚惚重拾写作，恍恍惚惚进入就业市场。独自一人。她想起最后一刻挽留五月：这是不行的，她说：我一个人办不到，办不到。
不会，你办得到的。五月心思已在幽冥之境，她重复说了好几次：你办得到的。你办得到的。
电话断了。
五月遗物与笔记本，某一程度成了她所谓“爱的礼物”。十年，她有时细细阅读这份礼物，有时又完全将之尘封。这是一份绝对的礼物，可也是一个难解的密码，在记忆缝隙间载浮载沉，五月礼物陪伴着她，有时温柔撑持她走过情绪幽谷，有时却也百般严厉检验着她的余生。
她无法确认这是一份个人礼物，抑或一个责任。她太熟悉五月写作这些笔记的背影，走向一个作家，五月的志向是明确的，这些笔记，是掏心挖肺的自我反省，是五月孤独的记录，冰山底层，那庞大的寒冷。然而她不能断定五月自身，以及五月家人，对这些文字发表的想法。她独自反复思量，几近猜疑不安，加以余生种种，不见得容易。她跟姊姊说：我迷失方向了。
不忆故无情，如今她非常容易掉泪，却固执努力要做一个无情的人。
职场责任，亲人家事，教学写作，一桩一桩，五花大绑无法动弹。这种状况固然方便做个无情的人，但毕竟有些时刻因为一点点阳光、一点点音乐，照妖镜般现出千疮百孔的原形，以至于必须把车停在路边，等待心内痛楚的过去。此刻，她在空气停滞的车内，因为报上一则关于小说家前辈走出丧子之痛的报道，按下现实生活的暂停键。
报道内容其实很简单，年近七十的小说家热诚不减要开办新杂志，同时提及小说家重新布置家居，将儿子房间打通成接待室之事。报道的语气是明亮的，将小说家的谈话引述（如果确实是引述）得十分明亮，将小说家的过度忙碌解释成对伤痛的逃避。
由于自己的经验，她不确定这则报道是否事前获得小说家了解，或许他只是和记者闲聊整修之事不料成了一则报道，或许他在看报当下也是无奈的。报道描述小说家活泼地讲话，让她想起不久前某个早晨，她摆了个三明治在小说家面前，希望他填点肚子再吃药的琐碎记忆。那应该也是小说家所谓过度忙碌的阶段吧，明明前一晚才挂了急诊，隔早醒来就又风尘仆仆赶来再谈戏剧演出之事。小说家一手抓着药袋，一手从提包抽出另一篇新的手稿，兴致勃勃跟她说故事的空档，囫囵把药给吞了下去。
去年秋天，她到火车站去接小说家及其夫人，南方阳光照在他的黄外套上，气色看来不错。对小说家而言，那应该是他们第一次会面，但事实上，她之前见过小说家，是在另一位年轻作家的告别式上。白发父亲来为逝去爱子的挚友送行，这画面，实在叫人不忍。这些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呐，小说家的神情是严肃而看不出情绪的。后来相处，她既不提起也没多问逝子之事，唯某天饭后在街边纳凉，小说家与夫人问起她的年纪与工作，说来也算与逝子相同的世代，夫人亲切拉着她的手，关心如何走出文学青春、处理世俗责任的过程。
这样很好，师母说：如果可以这样想，很好。
师母说到这里转头望向小说家，好似要寻求什么赞同或了解。小说家若无其事点了点头，也许不很完全听见了方才的谈话，但那注视着车水马龙的眼神又浮起了一丝似曾相识的严肃。
她把话题打住。物伤其类。她不想别人多问，便也知道不打扰别人。与小说家几次谈话，如果她有某些片刻曾经想要说出什么，不过是想诚实以告，事实上是她，是她从小说家身上偷偷汲取着力量，特别是感受到小说家以那种宛若他们已接近时间尾端而年轻人却前景无限的眼光鼓励她多写作的时候，甚者，因为注意到与自己爱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神气而泄露一丝叹息的时候，她很想对这父亲说：不，真正不完全的是我，真正得到启示的是我。她隔着一个距离，看小说家总也不停地写稿，带戏，推活动，对任何朴素善良的人维持着热情的招呼，围坐一起潦草扒便当也无所谓，那样坚毅高热度地活着，使她自惭形秽了。
一行人顺着展示方向走。这个介绍台湾文学发展的空间，某个橱窗摆着一本五月的书，横亘百年的文学队伍，五月小小的脸，站上了最后一个位置。
姊姊带着老父跑这一趟，说来只为了看自己女儿一面。过了这么些年，五月父亲神情舒缓了些，迎过来满是客气微笑。母亲脚痛，不能多走，坐在长椅上休息，看着孙子跑来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