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后，我在网路上搜寻s先生的踪迹，事实上，我几乎已经无法记起他的全名，但他坐在长沙发里，不怎么严肃也不亲切，不像个师长而仿佛另有所思的人的形象，一直还留在我的脑海里。

“你确定有必要这样做吗？”s先生说，“你认为研究与创作会相互冲突吗？"

“对我而言，有一点。”

“很多事情其实是共通的。”

“我知道。我一点都不反对。”我大胆反问，“但这其中总有顺序之分，不是吗？”

“正是如此。”s先生抓到话题的重点，速度变得明快，“我的建议正是，顺序上，你可以先成为一名学者，再去成为一个创作者。”

“我之所以谈到顺序；如果有顺序——”我显得语无伦次，仿佛抓到了重点，但又找不到词汇将之说得简洁有力。我停住，s先生看着我，等待我的回答。

“若以顺序来说，我的想法却是，先成为一名创作者，再去成为一位学者；这正是此刻我的问题。”

s先生沉默了。研究室内的空气变得有点凝重。我自知说了十分率性的话。恐怕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么率性的话，就连对自己也不曾说得如此明白。

但这些话是正确的吗？我不知道。s先生嘴角浮上一抹不明的笑意。我猜不准他是赞成还是反对？是嘲笑还是有所鼓励？这个疑惑，即便十几年后我依旧没有解开，也没有机会向他求证。记忆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陷在一片沉默里。

s先生是个研究鲁迅的学者，但我们从来没有谈到过鲁迅。可以说，我们很少谈什么，我不过是一个寄放在他名下的学生，一年之后就还回去，没什么太大瓜葛。同样地，如果不是指导教授w先生把我托孤给他，我恐怕也不会注意到同校园里有这样一位先生。他走路的脚步不很快，很少出席校园活动，很少领带西服正式打扮，有时衬衫上甚至是有皱褶的，他不怎么梳整的头发，不怎么活气地说话，让人感觉他甚至不怎么情愿来上课，他并不期待课堂表演，不期待教学给他带来什么相长，当然他也不会期待知音。

我们的课，每周一早上十点钟，来自不同院所的四五个人，s先生舍弃大教室，干脆围着研究室的谈话桌上课。一个来自本乡文学院的学生，两位研究表象艺术、比较文学的日本人，我，以及一个经常翘课不到的韩国人，全是话少的个性，课堂气氛不可能活络，沉吟叹息，翻纸张的窸窣声，窗外小鸟啼叫。

s先生的论文和他的同龄学者一样：严格，细节，抓准进度，更甚他埋伏大量的线索，考据引述之后丢出来几句尖锐的观点，但在课堂上他全无那样的性情，细节依旧，更多的是漫步，我们经常望着一页文字发呆，等待一句夹着叹息，长长的“そうか（这样啊）”，要不就是带着领悟或不以为然的“なるほど（原来如此）”。

秋天的驹场，满树满地都是银杏，s先生的研究室位于长廊的最末端，不是很常有学生来探访，甚至他自己也不常来。全然不同于其他院所以研究室为家，日以继夜相处的工作团队，我们学生之间没有频繁的联系，先生也不知去向。

那天我早到了，从外头望着微微泛黄的名牌。论文写作期间，除了上课前后一些例行关照，我几乎没有来打扰过他。若非这一次必须跟他报告决定，征求他在同意书上签名，我应该是不会站在这里的吧。

他显然对我的要求感到意外，作为一个托养单位，他想必担心这该如何跟我的指导教授交代，因而，难得慎重和我多聊了几句。

我自然不可能跟他谈到五月的事，在这个国家里，私事是不宜多说的，我光开口说出创作这个理由就已经无比艰难。

我猜想，他沉默不是因为他同意我，而是因为他知道当下不适宜说服我。

很多年后，我记起他，模拟猜想他当时的心情。我对他的善意毫无怀疑。若说正确与安全，他给的建议当然值得，然而，他后来没再坚持，那片沉默，似乎有不短的时间，我想，不仅我迷惘，恐怕他也迷惘着。

在离开s先生的研究室之后，顺序上，我既没有成为一名创作者，也没有成为一位学者，只是掉进了截然不同的职场生活，和他一样，心不在焉的模样。工作上有几次机会去东京，然而就像再普通不过的商务出差，不观光，不购物，时间空当随便找家咖啡馆打发，看商品目录，看报纸杂志，就是没想过重返驹场，从来没有想要去拜访s先生。

唯在离职前最后一次出差，最后一天光阴，我动了念头，像个观光客搭上久违的井之头线，一样暗色的月台，一样阳春的东大驹场车站。s先生的研究室在九号馆，我原本估计自己不会记得那是哪一栋楼，但一踏进校园，那些尘封的记忆便自然苏醒了，仿佛一切不过昨日，脚步自动走向九号馆方位，爬上楼梯，没有变，油漆依旧死白，光线不够亮，二楼左转，走廊到底，就是了。

s先生依旧在这个角落，门上名片更黄了。不用敲门，从没开灯来看，他应该一如多年以前，不在里面。

我那时的念头是，啊，先生不知道变得多老了。

我拿什么面目来见他呢？他恐怕连我这样一位学生也不记得吧？回台湾后，我曾想过把出版新书寄给他，对自己中途告退表示歉意，并承诺我多少守到了我们讨论过的先后顺序，可我总是延宕而后便打消了念头，在他的教学生涯里，这想必是件小事，更何况一个不是日本人也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生。我再三提戒自己，这些回忆的种下与解释，都只是我的想象，关于s先生在现实生活，在他人眼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能全然不同于我的想象。有一些人适合于被想象，容易被编织进其他种种未必与他相关的故事，s先生就是那样的人。

直到论文口试那天，挂名我指导教授的依旧是s先生。我不记得他那天是否乖乖穿上了西装，只记得他坐在长椅的最旁边，显露了孩子气的微笑。

原来的指导教授w先生还在外地，回程飞机，我们可能在高空云层错身而过。和w先生的缘分浅薄，注定了我的东京行只是蜻蜓点水，再多的文化冲击、知识提点，都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我以为我和w先生的交集就到此为止：狼狈，稀薄，太多的来不及。我第一次走进他研究室的时候，是个日文能力有限的年轻人，后来在课堂上我也常因为紧张而结结巴巴没法流利说出自己的观点，那种时候，s先生的眼神总是严厉的，虽然更多时候他其实是个怕生、体恤他人立场的人，但在先生这个角色上他无论如何是严肃的，那些年，他又忙，忙得没时间顾全学生，他想大抵是先放出去野牧，时候到了，再圈进栅栏里来训练。没料到，就在他回来的前刻，小兽跑走了。

想来是连基本礼数都放弃了，我没给s先生写任何一点关于辍学经纬、就职报告，或仅仅只是问候的只字片语都没有。自觉是一个唐突的外来客，打扰了，然后，又没打招呼地走了。

直到两年后，书店工作的阶段，某日近午，总机拨内线进来，说是有个日本人找我。我估计是个体户书商，或是对台湾书有兴趣的日本人，随手抽了张名片，挟了笔记本，带点职业倦怠从地下室的办公室钻出来，结果却看到了w先生。

不像在驹场校园那样总是西装笔挺、不苟言笑，眼前的w先生穿着休闲，微笑，点了个头。

我脸上表情想必是极为吃惊的，为自己在职场的狼狈面露羞惭。w先生体恤说他就住在附近饭店，来逛书店，想起我在这里工作，便试着来找看看。

“突然打扰了，不好意思。”他说了客套话。

更该感到不好意思的是我，毫无音讯回报的门生，w先生会知道我在这里工作，想必是从同门学长那里听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