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如此畏惧情感语言？人与人之间所能达成的沟通与心里所想表达的，仍然差距如此之大。当时我多想跟父亲说：爸爸，我跌倒了，很痛，爸爸，我知道写作使你不放心，可是，可不可以让我去试试？要到很多年之后，我才理解，父亲的心，我应该告诉他实情，就像他也应该明白告诉我，他曾希望我能撑下去，不要回来的。
行李漂洋过海送回来，堆在角落，母亲催着我收拾。生活得重新开始，我对自己立志。哪些收在身边带走，哪些暂放老家，哪些归学术，哪些留给文艺，哪些日常可用，哪些就此封箱，不过，一切总得先上台北去租个房子才行……一趟迁徙搞得人浑身酸痛，我把自己丢进浴缸，脑袋疲乏，昏沉沉至想闭眼地步，委屈与创伤从缝隙流渗出来，对自己对别人都说不出口的灵魂与垃圾，够了，能否不要这些，撑不下去，偏偏我没法跟人坦白撑不下去，坦白与真相大多数人捂住耳朵不要听，挥挥手说你这是想不开、钻牛角尖、个性古怪，这些说法，我听腻了。
我第一次想象，你说过的割腕，伤口淌在暖水里。
你知道我从来不是把自杀当成方法的人，我那么反对你的自杀，而那念头此刻毫无预警，如蛇静静钻进心内，张爱玲有个句子后来使我感到恐怖：静静的杀机。
我显然错估了自己，勇气也好，赌气也好，若非只是气球猛吹，就是河豚垂死挣扎，我若非假装没看到伤口，要不就把事情平常化，哪个人不受伤，我又有什么好特别夸大。我以为自己可以疗伤，直到伤口溃烂，蛇信如花，静静的杀机，死亡之蛇沿着路径向我靠近，我几乎要被恐惧吞噬，啊，挺住，不要慌，不要轻举妄动，静静让它过去，一点点心惊胆战的软弱都不要显露，让它过去，过去就没事了。
没事了。站起来。我对自己说：爬出这个浴缸就是了。
很多年后，这个家已经旧了，很少使用的这间浴室却始终留着新态，每次回到这里，刷牙洗脸，我依旧清楚记得那夜细蛇爬行的模样，那是年轻时代的一个卡点，在那里，我们得奋力游过一片黑海，如你所说：越过一座山峰；掉转过身，我.和父亲一样，感觉时候到了，该出门了。
台北。温州街。和平东路。敦南复兴。木栅。新店。盆地之南。高架捷运与快速道路。车窗外回复熟悉山景，但使我们兴致勃勃的火苗都已经熄灭。
上班面试日，老板开口第一个考题：“好，说说你能为我们做些什么？”
学着用另一套语言重新解释自己，把自己当一部机械重新发动，每天开启固定功能，制造一定产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有效的人，一个组织的一员，有名片有聚餐的人，我从来没有对人提起你，他人谈论我也当作没有听见，也许我还在赌气，也许我不知如何对应，身上仿佛装了一组自动安全装置，警报响起便封闭所有对外管道。
我不知道其他走过自杀的幸存者，如何挣脱死亡阴影，那时候看的许多精神医学书上反复提到，不要抗拒与人谈自杀，要把伤痛宣泄出来，这是一种workingthrough，修通。“每一次你将痛苦的经验说开，情况就有所转变。经验仿佛像个万花筒：每次转动，里面的花样都会重新组合。”
如果我真能与人谈起你，如果我面对的是一个无名的、年轻的死，那个经验的万花筒会组合出什么样的花样呢？回到台湾不久，很快迎接解严十年，很多当年还在苗芽的观念，现在都已茁壮，往外散播影响力。你以为始终不来的，一下子就来了，你以为要用尽力气才能踢翻的，一下子就生成了不同的面貌。《手记》出版之际仍作为一个伏流词的同性恋，忽然之间，就成了普遍用语，台湾翻身一转成为对同志议题友善而有兴趣的地区，你没料到吧，你竟会成为一个象征，你的自杀成了一个事件，你的书死后追封给了奖，许多作家也给你写了赞美文，再过几年，关于你的学术评论一篇篇出炉，同志论述里你成了指标人物……
时代翻天覆地在变，我常想如果你活到这个时代，是否难关都已过去，新颖发烧的舞台等着你，你那灵锐的棱角应该会逐渐磨合，我们对坐会来到新的体悟、新的话题……
我不知道这几年你在哪里？找到生命永恒栖息之地吗？前几年，你的宝贝姊姊找了通灵人转述你过得很平静，说你是个与众不同的灵魂，不受前生未了的情欲所苦，亦不为轮回求生欲望所苦，而且，你和其他灵魂不同，你没有什么话急着想要透过他转达给我们，你很安静，静静地练字修行。
“听起来很像，不是吗？”姊姊有欣慰的眼神，你走后，许多现实重担落到她的肩上，尽管每天还是东奔西跑忙得像陀螺，可她心底似乎不曾遗忘你一时一刻，任何关于你的细节、探触生前死后的可能她都会去试试，而我是愈来愈少去看你了，不去，关于你的死，就只是抽象的，我们分离不见是常态，一两年不见没有什么，四年、五年也没有关系，但让我站在那小小的塔位前给你捻香，实在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我根本不习惯于你的死。你在这里？你会在这里？不在这里又去了哪里？练字，确实很像你，我想到你很用力的握笔姿势。可是，那是什么地方？你以什么模样存在？你还存在吗？这些问号一抛出来就烧坏了我的脑袋，思维走入死巷，宕机。
每次离开小镇，内心总是空荡荡的，不知自己为何要来。就当作来看你的姊姊，她烦恼一年一年又多了一些，看看你的父母，他们一年一年老去，房子愈来愈旧，小镇愈来愈繁荣。我从不抱着念你的情绪而来，只是替你还乡，你的家人总对我亲切多礼，我也总觉得在他们面前，我该有所活力，最好还如你一样爱说笑话；逝者已矣，生者我们尽量如你祝福：幸福健康地活着。
办公室里解严十年的活动办得热热闹闹，我很忙，忙着把文化包装成商品，忙着让知识与时尚、宝石、美酒并列，同部门主管是个对很多事物都兴致勃勃的人，她或许设定曾经写作的我必然对艺术话题感兴趣，经常跟我谈论她看过的哪部电影、哪本书、哪个怪胎作者，哪个很棒、不得了，或是相反很无趣、老套、假道学等等，她是个笑声爽朗的人，在喜欢的事情上从不吝于使用夸张的形容词，相对我则鲜少表态，我不是反对她，通常只是没有提起兴趣，因为我在文学上的看法和她不尽相同，在哲学艺术上的知识则远不如她，因此通常没有回报以热烈的讨论。
有一次，她讲到一半，停下来：“你知道吗？不管问你东西好不好吃，书好不好看，这个人那个人怎么样，你的口头禅就是：还好。”她挑着眉毛说：“请问，这是不好的意思吗？”
“不是啊。”我愣了，“我没有那样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不说：好，很好呢？”
我沉默着，她讲的是事实，我确实常顺口说还好，但我以为那会表达“我同意”的意思。
“还好听起来很勉强。”她说，“好像你只是不好意思批评而已。”
那天自然不是愉快的，不，我应该是造成她相当久的不愉快，所以她才会憋不住说了出来。
那之后也很难愉快了。我感觉得出来，她曾经想跟我做朋友，那种不受职场阶级所限制的朋友，她并非平庸无趣之人，相对，是我的冷漠甚或骄傲（在他人眼中看起来是如此吧）造成了阻隔，她也很快看出我对工作缺乏野心，渐渐收回了她的期待与安排，不再主动拉把椅子跟我说话，我们变成平常的主管与下属，有一次，我坐在她面前，听她条列待办事项，也许是我脸上什么神情又激怒了她，她忽然拉下脸：“你就不能拿个笔记本把我刚才讲的事记下来吗？”
我道歉，我的确需要道歉。若非我的漫不经心激怒了她，就是她认为自己错看了我，原来我是这么平庸无感的人。
有一天，她做东请几个同事聚餐，那个阶段，我也许做什么事都是魂不守舍的，没有对人对话题真正投以兴趣。在步出餐厅，四面八方前后道别的路上，渐次剩下了我和她以及零落两三人，谈到西门町的人气吃食：上次我老公带来那个很棒吧？嗯，对啊，每次都是一堆人排队呢，它那个馅吃起来果然就是不一样呀。问到我，我不留神又回应了还好之类的词语。
“又只是还好喔。”她酸溜溜地说。
“对不起，我的意思是很好。”
“算了，现在才讲有什么用。”
另两位同事没听出异样，话题继续蔓延到附近某家电影院，现在不准带外食云云，我没再解释，默默跟着这回家的路途。
“唉，我说呀，你这个人真是——”我的主管用较平日更低沉的口吻，自言自语似的，“我真怀疑还有什么东西会引起你的热情。”
我抬头迎见她的眼神，她的眼神是严厉的，不知道因为还当我是朋友所以有着苛责，还是已经彻底对我这个人失望。那个眼神交会之间，她知道我听见这句话了。
日常生活，举重若轻，大家继续闲聊，话很快就散了。再见。晚安。我走过马路，站在台电大楼前等公车，看着她们背影渐渐走远，那句话如巨石自山顶滑落，将我辗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