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五月，那个夏天，你那些遗物送到我面前来的时候，恋爱的浓情蜜语，巧笑倩兮的合照、笔记、电影票根、海报、卡片种种，尚存着肉身温度的触觉，谁帮你收拾了这些，其他没能收拾的呢？或者，这些东西，这个大盒子，根本就是你自己亲手收拾的？你的打算是什么？这些你到底是在乎还是不在乎？有时候你表现得好像这些全是心血，有人伤了它们，你必然要像纪德那样因为妻子烧了书信而悲恸不已，但有时候又好像这些对你已全无意义，如果那个致死的核心不再对这些投以一丝爱意，留着何用？无论如何，这全是你的故事，甚至是你与他人的故事，我要如何拿捏？你到底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呢？
巴黎的友人跟我约了台大侧门对面的二楼咖啡馆碰面（那些地方如今全消失了），他把纸箱摆在桌上，说起我所不了解的你。接着，我见了你的情人（我们为什么会约在百货公司呢），她把你留在她那儿的东西也送回来。我可以拒绝吗？为什么这些东西要四面八方汇集到我手上？如果这是所谓爱的礼物，受礼者原本并不是我，不是吗？你到底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呢？你在最后时刻找到了我，这是要测试我？还是测试你自己？测试我挽留你的力气够不够？测试你自己要活的决心够不够？
捧着那个纸箱，站在大学时代走过非常非常多次的新生南路等红灯，想到你的家人捧着你的骨灰搭飞机回来——这些情景对我们不会太过残忍吗？对你自己也太凄凉了吧？
那个夏天，另一件让人无言以对的事情是，我的小说得了奖。
春日重逢之际，我已经很久不写作了。你知道写作使我戒备，我老怀疑写作到底将救助我们的人生或将我们推入更深黑之处，你也知道，这是由于噩梦主的缘故，我内心总有两股相反的力量在拉扯，既信慕，又怀疑，内心紧紧握住，言辞上又不断否定它。对于这样的我，你总是不同意的：噩梦主是你自己的心魔，他给的跟文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压抑自己对文学的直觉，你总把写作摆得很高，一副艺术无敌的志气，我没办法那样，也不至于反对你，我总表现出一副你就去写吧，我写不写都无所谓的样子。尽管如此，在那个残忍而美好的4月，我电脑里事实上存着几篇已经写就的作品，其中一篇校稿清样甚至就躺在抽屉里。我为什么没有拿给你看呢？写作的洁癖？拍板定稿前与谁也无法分享作品？还是因为这篇久违的作品真正写到了我对性别的意见与看法，才拿捏不定要不要给你看？
我想，下次吧，下次还有机会。过一阵子该看到你自然就会看到，就像我当初在书店被你的《手记》砸到一样。
然而，不一定总有下次的。我得到教训了，你也真够狠的。
你回巴黎之后，我埋头开始写另一篇小说，你打电话来说也在写，我以为这样很好，我们会共渡难关。可是，写作的围城状态，让我在电话里显得冷淡，你以为我又把自己关进铜墙铁壁，以为临别那次争执再度伤了我们的关系。事实不是如此，那些争执根本伤不了我们，只是没想是最后一面。我那时经常在心里跟你说，等等我，五月，再撑一下，我快写成了，你也会走过去的，真的，真的，我们再撑一下下。
作品定稿。你的状况却愈来愈不好，偏偏兔子又死了。月底，你没撑过去。
把自己掏空，把体力用尽，把抽象思维操演到最极致，整个人如发烫的机器再也不能运转。把那些长久共生于心里的亲密之物，如小鸟放掌心，让它们飞走，不再回来，如掷花落水，不再回来，就算它们再现眼前，也已是他人之物，不再相认；这种写作之后的孤独感本来就不好受，这一次，分外难耐。
独自驼着写作之后的空虚过日子，现实生活里没有人与这件事有关系，没有人能介入这个过程。
是的，过程，只是过程。
我们却把生命的柴火，心的最灵敏，至深的悲欢与幸福，全都押注于这个过程。
炽热的夏天，我接到电话，通知小说得了奖。
我该说什么？我该高兴吗？在我为你丧礼归来的这个当口，谁给我一个荣耀？
你不是比我更相信艺术的力量？你不是说使我回到写作是你的责任？现在，你不来收成绩单吗？
诗人西川说：失去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梦，失去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失去一个回声。
回声，这个譬喻多好。
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我直接回了东京，在小房间里摊开你的手稿。
芥川龙之介自杀前把最后作品《某傻子的一生》留给同门久米正雄：“之所以把稿子托给你，是因为你应该是比谁都了解我的吧。”唉，总有人可以抢先这样做呢。说什么原稿要不要发表、时间、刊物，全任久米决定。收下这样的托付，谁能不发表呀。芥川饮药自尽是7月的事，10月，久米发表了《某傻子的一生》。
整个秋天到冬天，一页一页排你撕得零乱的笔记，那些文字对我而言是难以习惯的，但我得挺直腰杆走过去，一字一字帮你校正，一字一字帮你存档；每个字仿佛还留着气味，字迹里的情绪与力气也都还分明，如果我疑神疑鬼，我该想象你就在身边盯着我做这些事，嫌我不够慎重，又嫌我锥铢必较，大喊这个符号不能动，那个字不能删……
一边写论文，一边编遗稿，两个高度压缩脑袋的工作，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办到的，但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紧紧撑持着，才得以走过那段时间吧……
唉，亲爱的五月，我是没法骗你的，还是实话实说吧。那个秋天，我的确是一边写论文，一边帮你誉稿，但同时，噩梦主或许听说了你的事，打过几次电话来，我几乎每次都以大喊大叫收场，我想我是把那一年的无望与伤害全给发泄在那些尖叫里了，我有恨，文学里咬牙切齿那样一字一字地恨，一边写一边抹眼泪地恨，够了，够了，这些虚伪的句子。
噩梦主不发怒，噩梦主是高贵的，他不会理解这些凡人小兽的痛苦，他的诊断还是像以前一样，总归就是我的心灵太脆弱了。
那些尖叫后的平静，好恐怖。回过神来看到现实世界的失序，好恐怖。几次失控时刻，管理员从柜台频频按我房内对讲机，或是听到哪间窗子也传来野兽般的大喊：stop！stop！是的，我吵到人了，我的行径若非像个疯子起码也是适应不良的人，他们听不懂我叫什么，我也没来得及清醒听到他们阻止我的声音。
有一天房门缝下塞进一张纸条，远远看出来是中文字，我虽然有点慌张，但以为是陌生人的垂问或安慰，内心极端羞愧。
然而那上头写的字完全不是那样的：个人的事请自行管束，不要造成别人的困扰，同为台湾来的，劝你一句，请自爱，不要让我们跟着你一起丢脸。
好恐怖，好恐怖。厉鬼符似的，吓得我把那张字条丢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再也不接电话，住在那宿舍里也完全是如履薄冰，红字般的人了。
交出论文，通过口试，直升博士班。我却送了一份到此为止的申请书。
到此为止。一切取走，交回，退席吧，就连噩梦主也请出我的生命。你说：你回去，不要再待在这里了。我也跟你说过类似的话：你先离开法国吧，回去，总有办法可想，我们得先摆脱死亡。
尽管如此，我内心知道你不会肯的，你那么好强要对生命既定的谱式进行抗争，像一个挨揍的选手，反复被击倒再反复站起来，可是，总有一次，总有一次，在数到十之后，没有动静，没有人站起来——目睹这样一个过程在眼前发生，虽然对你的死不是毫无准备，但真正发生，坦白说，还是把我给劈傻了，人，是真的会死的，死，是不可重来的。
你失败了，我知道你绝不是在搞表演，你多么努力要远离死亡，结果还是输给了死神。地下社会的苦炼，衔石填海的信念，原来不是一定有所回报；奉献，可能耗竭，也可能中途爆破身亡。重看那时的日记，发现事情刚发生之后，与其说沉溺在悲伤里，毋宁表现着一种连我看起来都陌生的姿态，急切地想与过去人生作切割，以大声口气训诫自己，来不及了，没有以后了。那时的我可能没有办法正面凝视悲伤，转而替代生出了愤恨，不甘心如你这样的人就此蒸发，不甘心我们共同经历、赋予价值的意义就此退阵，而发愿要赶快去做点什么——这当然都是后见之明了——看起来，我靠着一股赌气过活，放下原来转进学院安身立命的想法，仗着一股虚无的力气，把模糊的交谈当作承诺，我回台湾了，朝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抛掷进去。
回家。父母不明就里而小心翼翼，我并没有告诉他们，那只活泼爱讲话的厝角鸟儿已经不在世上，他们以为原因出在树人的结婚。有一天，父亲走进我的房间，平静口吻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尽量说得很乐观，无所谓，好像这原来就是我的打算：过一阵子会上台北去找工作，有机会兼课教书也可以。只字不提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