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在洗手间的两个先生试图扶起他来：可是他无法动弹。他蜷伏在他摔倒的楼梯脚下。他们终于把他翻了过来。他的帽子滚到了几码远的地方，衣服上沾满了地板上的污秽，脸朝下，双目紧闭，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缕鲜血从他的嘴角流淌下来。
这两位先生和一位服务员把他抬到楼上，又把他放到酒吧的地板上面。不到两分钟，他身边就围了一圈人。酒吧的经理问大家他是谁，谁跟他一起来的。谁都不知道他是谁，但一个服务员说他曾为这位先生拿过一小杯朗姆酒。
“他自己一个人吗？”经理问。
“不，先生。有两个先生和他一起。”
“他们在什么地方？”
没人知道；只听一个声音说：“给他透透气。他晕过去了。”
于是那圈围观者散开，但随即又像有弹性似的围了起来。在镶嵌成棋盘似的地板上，那人的脑袋附近凝固着一摊黑血。经理被他苍白的面孔吓得够呛，赶紧派人去叫警察。
有人解开了他的领扣，松开了他的领带。他睁了睁眼，叹了口气，又闭上了眼睛。抬他上楼的先生有一位手里拿着一顶脏旧的丝帽。经理反复问是否谁都不知道这个受伤的人是谁，是否谁都不知道他的朋友到什么地方去了。酒吧的门打开，一个魁梧的警察走了进来。沿小巷一路跟着他的一群人挤在门外，争着透过门上的玻璃朝里面张望。
经理立刻开始讲述他所知道情况。警察仔细听着，他是个年轻人，显得敦厚而稳定。他的脑袋慢慢地左右移动，从经理身上一直看到躺在地上的人，仿佛怕会搞错什么。然后他脱下手套，从腰间拿出一个小本，舔舔铅笔尖，准备记录。他以一种怀疑的乡下口音问道：
“这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家住什么地方？”
一个身穿骑车服的青年从旁观者的圈子外面挤了进来。他立刻跪在伤者身边，叫人拿水来。警察也跪下来帮忙。青年把伤者嘴角上的血擦去，然后又叫人取些白兰地来。警察以命令的口吻重复这一要求，直到一个服务员跑步端过来一杯。白兰地被硬灌进那男人的喉咙。很快，他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周围。他看到周围一圈人的面孔，明白了怎么回事，便极力想站起身来。
“你现在好些了吧？”穿骑车服的青年问。
“哈，没什么，”伤者回答，试图站起身来。
他被扶着站了起来。经理说应去医院，一些旁观者也提出建议。那警察问道：
“你住在什么地方？”
那人没有回答，反而开始捻他的胡子。他对自己出的事无所谓。这算不了什么，他说，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事故罢了。但他说话的声音混浊不清。
“你住在什么地方？”警察重复问道。
他说他们得给他叫辆出租车。正当他们为答非所问争论时，一位身穿黄色长外套的先生从酒吧的另一头走了过来，他身材颀长，行动利索，气质不俗。他一看到这景象便喊道：
“哈喽，汤姆老朋友！出什么事啦？”
“哈，没什么，”那人说。
新来的人看了看面前可怜的朋友，然后转身对警察说：
“没事了，警官。我负责送他回家。”
警察碰一下他的头盔，行个礼答道：
“好吧，鲍尔先生。”
“来，汤姆，”鲍尔说，一边拉住他朋友的胳膊。“没折了骨头。什么？能走吗？”
穿骑车服的青年搀着他的另一条胳膊，人群向两边分开。
“你怎么搞成了这副狼狈样子？”鲍尔先生问。
“这位先生从楼梯上摔了下来，”青年说。
“先生，我……对你……非常……感激，”伤者对青年说。
“不用客气。”
“咱们不能来一点……？”
“现在不行。现在不行。”
三个人一起离开酒吧，围观的人也走出门外隐没在小巷之中。经理把警察带到楼梯口，察看事故的现场。他们一致认为，那位先生一定是不小心踩空了摔下来的。顾客们又回到酒台旁边，一个服务员开始清除地上的血迹。
三人来到格拉夫顿街时，鲍尔先生吹口哨喊一个待在车外的人。受伤的这位尽可能清楚地再次说：
“先生，我对你……非常……感激。我希望……我们会……再见……面的。我……名字……是……柯南。”
受惊和开始感觉疼痛使他清醒了一些。
“别说了，不用客气，”青年说。
他们握手道别。柯南先生被扶上汽车，当鲍尔先生告诉司机怎么走时，他再次向青年人表示感激，对他们未能一起喝一杯深表遗憾。
“下一次吧，”青年说。
汽车向威斯特摩兰大街驶去。经过鲍拉斯特办公大楼时，楼上的大钟指向九点半了。一阵凛冽的东风从河口吹来，扑打着他们。柯南先生冷得缩成一团。他的朋友让他说说事故是如何发生的。
“我不……能……说，”他回答说，“我……的……舌……疼。”
“让我看看。”
鲍尔先生在车里探过身来，向柯南先生的嘴里张望，但什么也看不见。他划着一根火柴，用手遮住挡着风，柯南先生顺从地张着嘴，他再次往里面细看。车子颠来晃去，火柴在张开的嘴上来回摇动。下牙和牙上盖着凝结的血块，好像有一小块舌头被咬掉了。风吹灭了火柴。
“真难看，”鲍尔先生说。
“哈，没什么，”柯南先生说，他闭上嘴，拉起脏兮兮外套的领子，围住脖子。
柯南先生是个老派的旅行推销员，深以自己的职业为荣。在这个城市里，每当人们看见他，他总是戴一顶相当体面的丝织礼帽，穿一双有绑腿的高统靴。他说，只要这两样东西穿戴得体，一个人就永远合乎体面的标准。他继承了他的拿破仑——伟大的布莱克怀特——的传统，并时时通过传说和模仿唤起对他的回忆。但现代的商业方式使他很难有所作为，唯一使他保留下来的是克柔街的一小间办公室，窗帘上写着他的商号的名称和地址——伦敦，中东区。在这间小办公室的炉台上，摆着一排铅灰色的小茶叶罐，窗前的桌子上放着四五个瓷碗，里面通常都盛着半碗某种黑色的液体。柯南先生用这些瓷碗品尝茶叶。他喝一口，含在嘴里，渗透他的味觉，然后吐进壁炉里。接下来细细进行判断。
鲍尔先生比他年轻得多，在都柏林城堡中的皇家爱尔兰警察局工作。他的社会地位提高的线路，与他朋友社会地位衰落的线路正好交叉。不过，一些在柯南先生的事业登峰造极时认识他的朋友，仍然尊重他，把他当作一个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的衰落感。鲍尔先生就是这些朋友中的一个。他那些莫名其妙的人情债成了他那个圈子里的笑料；他是个殷勤的年轻人。
汽车停在格拉斯尼汶路上的一座小房子前面，柯南先生被搀扶着进了屋子。他的妻子安排他上床休息，而鲍尔先生则坐在楼下的厨房里，问孩子们在什么地方上学，正在念什么书。这些孩子们——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知道父亲动弹不得，母亲又不在场，便开始跟他胡闹。他对他们的举止和口音感到惊讶，若有所思地皱起了眉头。过了一会儿，柯南太太走进厨房，大声嚷道：
“弄成这副样子！唉，总有一天他会把命送掉的，那也就一了百了了。自从星期五以来，他一直在喝。”
鲍尔先生小心地向她解释此事与他无关，他完全是碰巧到了那个现场。柯南太太想起他们家争吵时鲍尔先生总是善意地调解，并且多次给他们一些数目不大但很及时的借款，所以她说：
“哦，你不用向我解释，鲍尔先生。我知道你是他的朋友，不像其他一些跟他鬼混的人那样。只要他口袋里有钱，能使他撇下老婆孩子跟他们到外面，他们就跟他好。什么好朋友！我真想知道，今晚谁跟他待在一起的？”
鲍尔先生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真对不起，”她继续说，“家里没什么东西可招待你。不过若是你等一会儿，我可以让人到拐角的佛加第店里去买些。”
鲍尔先生站了起来。
“我们在等他带钱回家。他似乎从不想他是个有家室的人。”
“啊，听我说，柯南太太，”鲍尔先生说，“我们会使他改过自新的。我去跟马丁谈谈。他准有办法。最近我们找个晚上到这里来，好好谈谈这事。”
她把他送到门口。司机正在人行道上来回跺脚，挥舞着胳膊取暖。
“真是非常感谢你送他回家，”她说。
“不必客气，”鲍尔先生说。
他上了汽车。车子开动时，他愉快地举起帽子向她致意。
“我们要使他重新做人，”他说。“再见，柯南太太。”
*****
柯南太太困惑的双眼注视着汽车，直到它完全消失。然后她收回目光，走进屋里，掏空她丈夫的口袋。
她是个精明而实际的中年妇女。不久以前，她刚刚庆祝过她的银婚纪念，在鲍尔先生的伴奏下，她和丈夫跳起华尔兹，加深与丈夫的亲情。柯南先生追求她的时候，她觉得他是个潇洒风流的人：至今每当听说有人举行婚礼，她仍然赶到教堂门口，看着一对新人的俪影，生动愉快地回忆她如何挽着一个快乐健康的男人从桑地蒙特的海星教堂走出。那男人衣着潇洒漂亮，穿着礼服大衣，配以淡紫色的裤子，手持一顶丝质礼帽，端放在另一只胳膊上，显得优雅而平衡。三星期以后，她发现做妻子的生活令人厌烦，后来当她开始觉得无法忍受时，她已经做了母亲。做母亲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难以克服的困难，二十五年来她一直为丈夫精明地理财持家。两个大儿子独立了。一个在格拉斯哥的一家布店里工作，另一个在贝尔法斯特给一个茶商当秘书。他们都是好儿子，经常写信，有时还给家里寄钱。其他几个孩子仍在上学。
第二天，柯南先生给他的办公室发了封信，他仍然卧床休息。她做了牛肉茶给他喝，并狠狠地数落了他一顿。对丈夫的酗酒，她已经习以为常，就像气候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当他醉了呕吐，她总是恪尽妻子的职责，为他调理，尽量让他吃些早饭。还有更糟的丈夫呢！自从孩子们长大以后，他从未发过大火；而且她知道，甚至为了一个很小的订单，他都会走遍整个托马斯大街。
两个晚上以后，他的朋友们来看他。她把他们带到他的卧室，让他们坐在炉子旁边，整个屋里弥散着一种个人特有的气味。柯南先生的舌头时不时地刺疼，白天显得有些烦躁，但晚上却礼貌多了。他靠着枕头坐在床上，肥胖的双颊几乎没有什么颜色，好像是尚有余温的灰烬。他向客人们道歉，说屋里太乱了；但同时又骄傲地看着他们，带着一种有经验者的自豪。
他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陷进了一个密谋的圈套——他的朋友卡宁汉先生、麦考伊先生和鲍尔先生已经在客厅里把这个秘密计划透露给柯南太太。主意是鲍尔先生出的，具体实施却要靠卡宁汉先生。柯南先生原本是新教徒，虽然结婚时改信了天主教，但二十年来从不受天主教教会的约束。而且，他还喜欢对天主教教义旁敲侧击。
卡宁汉先生做这件事非常合适。他是鲍尔先生的同事，但资格比他老。他自己的家庭生活也不太幸福。人们非常同情他，因为都知道他娶了一个见不得人的女人，一个不可救药的醉鬼。他曾因她将屋子重新布置过六次，可每次她都以他的名义把家具当掉。
大家都尊敬可怜的马丁·卡宁汉。他非常通情达理，人很聪明，颇有影响力。他在长期接触治安法庭的案件中形成的自然而然的独特的敏锐性，由于涉猎各种哲学著作而得到锤炼。他知识面很广。他的朋友们都听从他的意见，而且还认为他的面貌长得像莎士比亚。
柯南太太获悉他们的秘密计划后曾说：
“一切都拜托您了，卡宁汉先生。”
在过了二十五年的婚姻生活之后，她已经再没有什么幻想。宗教对她成了一种习惯，而且她觉得像她丈夫这样年龄的人，至死都不会有多大改变。她很想看见他这次事件带来一种奇特的有适当报应的结果，要不是不想让人觉得她太狠心的话，她会告诉那些先生柯南先生即使舌头短了一截也不会难受。不过，卡宁汉先生是个能干的人；而且宗教毕竟是宗教。这个计划也许有效，至少没什么害处。她并不抱多大希望。她坚信在所有天主教的虔诚信念中，最普遍有效的就是圣心，因此她也赞成圣礼和圣事。她的信仰囿于她的厨房，但若别无办法时，她也可以相信班希和圣灵。
几位先生开始谈论这次事故。卡宁汉先生说他曾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一个七十岁的老头，在羊癫疯发作时咬掉了一小块舌头，后来又长好了，竟然谁也看不出咬过的痕迹。
“啊，我还不到七十岁，”伤者说。
“但愿没咬掉舌头，”卡宁汉先生说。
“现在不疼了吧？”麦考伊先生问。
麦考伊先生曾是个名噪一时的男高音。他的妻子也曾是个女高音歌手，仍在教孩子们学弹钢琴，但待遇很低。他的生活道路曲折坎坷，有些时候被迫靠耍小聪明度日。他当过米德兰铁路公司的职员，《爱尔兰时报》和《自由人日报》的广告兜销员，以佣金支付的一家煤炭公司的推销员，一家私人咨询机构的代理和副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的秘书。最近，他又变成了市验尸官的秘书。他的新职使他对柯南先生的事件产生了职业上的兴趣。
“疼？不太疼，”柯南先生回答。“但非常令人厌恶。我觉得好像要呕吐似的。”
“那是你喝醉了的缘故，”卡宁汉先生肯定地说。
“不，”柯南先生说。“我想我是在车上着了凉。有个东西老是往嗓子里顶，是痰或者……”
“黏液，”麦考伊先生说。
“它总像在嗓子里从下往上顶；某种令人恶心的东西。”
“对，没错，”麦考伊先生说，“那是胸部的问题。”
与此同时，他看看卡宁汉先生和鲍尔先生，带着一副挑战的样子。卡宁汉先生很快地点了点头，而鲍尔先生则说：
“啊，好啦，结果好就一切都好。”
“我对你非常感激，老弟，”伤者说。
鲍尔先生摆了摆手。
“跟我在一起的另外那两个家伙……”
“谁跟你在一起啦？”卡宁汉先生问。
“一个小伙子。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妈的，他叫什么来着？那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小小子……”
“还有谁？”
“哈福德。”
“哼，”卡宁汉先生说。
卡宁汉哼了一声之后，大家都静了下来。显而易见，此人知道内部消息。在这种情况下，单音节的“哼”字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向。哈福德先生有时纠集一小伙人，星期天中午刚过便离市区，尽快赶到市郊的某个酒馆，在那里他们自称是“真正的”旅行家。可是他的旅行伙伴从未答应不考虑他的出身。他开始是个卑微的小钱商，以放高利贷的方式借小钱给工人。后来他成了一个极其肥胖而矮小的绅士戈德堡先生的合伙人，共同经营利菲信贷银行。虽然他只是接受犹太人的伦理准则，但他的天主教教友们每当本人或其代理因他的勒索而吃了苦头时，他们都恶狠狠地说他是个爱尔兰犹太佬，是个无知的文盲，并认为通过他那个白痴儿子表明，上天对高利贷也进行惩罚。然而在其他时候，他们也记得他的一些好处。
“我不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柯南先生说。
他希望这次事件的细节仍然模糊不清。他希望朋友们认为曾出过差错，哈福德先生和他彼此没有碰上。他的朋友们深知哈福德先生喝酒时的样子，但都没有讲话。于是鲍尔先生又说：
“结果好就一切都好。”
柯南先生立刻转换了话题。
“那是个正派的年轻人，那个医生，”他说。“要不是他……”
“嘿，要不是他，”鲍尔先生说，“这很可能是个要拘留七天的案子，而且还不能以罚款代替。”
“对，对，”柯南先生说，尽量回忆。“我现在想起来了，当时有个警察。他看上去像个正派的年轻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你被起诉了，汤姆，”卡宁汉先生严肃地说。
“大陪审团还签署了起诉书，”柯南先生同样严肃地说。
“我想你贿赂了那个警察，杰克，”麦考伊先生说。
鲍尔先生不喜欢别人用他的教名。他并不古板，但他忘不了麦考伊先生最近大肆收集旅行包和旅行箱，假称帮他太太去乡下演出的事情。他不仅怨恨自己被骗，而且更怨恨这种低劣的花招。因此，他回答问题时就像是柯南先生问的似的。
他的话使柯南先生大为震怒。他对自己的公民身份有着强烈的意识，希望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彼此能以诚相待，因此对那些他称之为土老帽儿的人的任何冒犯他都愤恨不已。
“难道这就是我们纳税目的？”他问道。“供这些无知的家伙们又吃又穿……他们别的东西什么都不是。”
卡宁汉先生笑了。他只在上班时才是政府官员。
“他们怎么还能是别的东西呢，汤姆？”他问。
他装着用一种浓重的乡下口音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六十五号，接住你的洋白菜！”
大家都哈哈大笑。麦考伊先生总想找机会插进谈话，便佯称他从未听说过这个故事。卡宁汉先生说：
“据说——他们说的，你知道——这事发生在新兵站，在那里，他们对这些非常高大的乡下人——这些笨蛋，你知道——进行训练。警官让他们靠墙站成一排，举着自己的盘子。”
他用怪里怪气的手势描绘这事。
“开饭了，你知道。那时警官把盛满洋白菜的一个大得可怕的大盆放到桌上，上面还有一把可怕的像铁锹似的大勺子。他用勺子舀起一些洋白菜，隔着老远就扔了过去，那些可怜的家伙必须设法用盘子把菜接住：‘六十五号，接住你的洋白菜’。”
大家又大笑一番。但柯南先生仍有些愤怒。他说要给报社写封信。
“这些乡巴佬来到这里，”他说，“自以为能指挥人了。我用不着告诉你，马丁，你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
卡宁汉先生表示有保留地赞同。
“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所有的事情那样，”他说。“有坏的也有好的。”
“啊，不错，是有好的，我承认，”柯南先生满意地说。
“最好不理他们，”麦考伊先生说。“这就是我的意见！”
柯南太太走进屋里，把一个盘子放在桌上，说道：
“先生们，随便吃点，别客气。”
鲍尔先生站起身准备服务，将自己的椅子让给她。她没有坐，说是正在楼下熨衣服，然后她跟鲍尔先生背后的卡宁汉先生互相点了点头，准备离开房间。这时她丈夫冲她叫道：
“亲爱的，我什么都没有吗？”
“哼，你呀！把我的手背给你！”柯南太太刻薄地说。
她丈夫在她背后喊道：
“可怜的小丈夫一点都没有！”
他假装的那副滑稽面孔和声调，使分配啤酒时的整个气氛都非常愉快。
诸位先生喝过啤酒，把杯子又放到桌上，停了下来。这时卡宁汉先生转向鲍尔先生，漫不经心地说：
“你是说在星期四晚上吗，杰克？”
“星期四，没错，”鲍尔先生说。
“好啊！”卡宁汉先生立刻嚷道。
“我们可以在马奥莱店里碰头，”麦考伊先生说。“那是最合适的地方。”
“但我们一定不能迟到，”鲍尔先生认真地说，“因为那地方肯定会挤得满满的。”
“我们可以在七点半到那里，”麦考伊先生说。
“好吧！”卡宁汉先生说。
“七点半在马奥莱店里，就这么定了。”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柯南先生等着看朋友们是否把他当作知交。然后他问：
“有什么秘密的事？”
“啊，没什么，”卡宁汉先生说。“只是一件小事，我们准备在星期四办。”
“听歌剧，是不是？”柯南先生问。
“不，不是，”卡宁汉先生闪烁其词地说，“只是一件小的……心灵上的事。”
“哦，”柯南先生说。
大家又沉默下来。接着，鲍尔先生直截了当地说：
“实话告诉你吧，汤姆，我们准备做一次宗教的静修。”
“对，就这么回事，”卡宁汉先生说，“杰克和我还有麦考伊——我们都准备把壶好好洗洗。”
他用一种亲切随和的口气说出这个隐喻，然后好像受了自己声音的鼓励，继续说道：
“你明白，我们很可能都会承认，我们是一群关系极好的恶棍，全包括在内。我说，全包括在内，”他以一种有点生硬的友爱口气补充说，然后转向了鲍尔先生。“现在老老实实地承认吧！”
“我承认，”鲍尔先生说。
“我也承认，”麦考伊先生说。
“所以我们一起去把壶好好洗洗，”卡宁汉先生说。
好像猛地想起了什么，他又突然转向病人说：
“汤姆，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了什么？你可以参加进来，我们来个四人共舞。”
“好主意，”鲍尔先生说。“我们四个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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