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一个月了，“爱尔·阿布”协会的助理秘书郝勒汉先生一直在都柏林上下奔走，手里和口袋里塞满了一张张脏兮兮的纸，忙着安排一系列的音乐会。他瘸了一条腿，因此他的朋友叫他瘸子郝勒汉。他不断地东奔西跑，常常在街角站上个把钟头争辩理由，还作了笔记；但最后真正把一切安排好的却是基尔尼太太。
德芙琳小姐因为赌气才变成了基尔尼太太。她曾在一家高等教会学校接受教育，学了法语和音乐。她天性冷漠，举止矜持，因此在学校里没交上什么朋友。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她常被送到其他人家里做客；在别人家里，她的演奏和高雅的仪态很受人仰慕。她的才艺筑成了一道寒冷的围墙，她端坐当中，等待某个求婚者勇敢地冲破它，使她得到灿烂光辉的生活。但她遇到的年轻人尽是些平凡之辈，因此她也不鼓励他们，而是私下里大吃土耳其软糖，试图以此来平复自己的浪漫欲望。然而在她青春即将逝去、朋友们开始对她说三道四的时候，为了堵人们的嘴，她嫁给了奥蒙德码头上的制靴商基尔尼先生。
他比她年龄大得多。他说话一本正经，断断续续从他那褐色的大胡子后面传出。结婚一年之后，基尔尼太太发觉这样的男人比浪漫的人靠得住，但她从未放弃自己的浪漫想法。他严肃、节俭、虔诚；每月第一个星期五他都去圣坛做礼拜，有时带着她，但更多的是他一个人单独去。不过她从未减弱对宗教的信仰，对他来说是个很好的妻子。在生人家里举行的聚会上，只要她稍微抬一下眉毛，他就会起身告辞；而当他咳嗽难受时，她会用鸭绒被盖住他的脚，为他调一杯浓郁的朗姆酒混合饮料。就他这方面来说，他是个模范丈夫。每星期他都向一个协会交一小笔钱，保证在他两个女儿二十四岁的时候，每人会得到一百英镑的嫁妆。他把大女儿凯瑟琳送到一所好的教会学校学习法语和音乐，后来又付费让她到学院学习。每年七月，基尔尼太太总是找机会对一些朋友说：
“我那好男人准备带我们全家到斯格里斯去几个星期。”
如果不是斯格里斯，那就是豪思或格雷斯通斯。
当爱尔兰复兴运动开始受人注意时，基尔尼太太利用女儿的名义给家里请了一个爱尔兰教师。凯瑟琳和她妹妹把爱尔兰风景明信片寄给她们的朋友，这些朋友也回寄另外的爱尔兰风景明信片。在特定的星期天，当基尔尼先生和全家一起去主教教堂时，弥撒之后总会有一小群人聚集在教堂街的街口。他们都是基尔尼家的朋友——音乐方面的朋友或者民族党方面的朋友；他们说三道四，议论完之后，一起互相握手，望着这么多手交来插去大笑，然后用爱尔兰语互道再见。不久，凯瑟琳小姐的名字开始经常挂在人们嘴上。人们说她极富音乐天才，是个绝好的姑娘，而且对语言运动充满了信念。基尔尼太太对此非常满意。所以，当郝勒汉先生一天来找她，告诉她他的协会准备在安提恩特音乐厅举办四场系列大型音乐会，建议她女儿为音乐会伴奏时，她丝毫都不感到惊奇。她把郝勒汉先生带进客厅，让他坐下，接着拿出带玻璃塞的酒瓶和银质的饼干盒子。她全神贯注地了解这件事的细节，又是忠告又是劝阻，最后签了一个合同，写明凯瑟琳为四场大型音乐会伴奏，伴奏费是八个几尼。
对于一些微妙的问题，如节目单的措词和节目的安排，郝勒汉先生都是生手，所以基尔尼太太便帮着他做。她显得很老练。她知道什么样的“艺人”该用大号字写出，什么样的“艺人”用小号字写出。她知道第一男低音不喜欢紧接着米德先生的滑稽表演出场。为了不断地吸引听众，她将没把握的节目穿插在他们最喜欢的传统节目之间。郝勒汉先生每天都来看她，就某些问题征求她的意见。她无一例外地对他非常友好，提出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像家里人一样无拘无束。她把酒瓶推到他面前说：
“喂，自己动手，郝勒汉先生！”
在他自己斟酒时她又说：
“别担心！喝就是了！”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基尔尼太太从布朗·托马斯的店里买了一些漂亮的粉红色软缎，镶在凯瑟琳衣服的前襟。这要花相当多的钱；但有时候花些钱是值得的。她买了一打最后一场音乐会的两先令的门票，寄给那些自己不一定买票来的朋友。她什么都没有忘记，由于她，该办的一切全都办了。
音乐会定于星期三、四、五、六举行。星期三晚上，当基尔尼太太和她女儿来到安希恩音乐厅时，她觉得那里的一切都不顺眼。几个年轻人上衣胸前佩戴着鲜蓝色的徽章，懒洋洋地站在前厅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穿着晚礼服。她带着女儿从他们身边走过，透过开着的门向大厅里迅速瞥了一眼，她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些服务员懒懒散散。起初她以为自己搞错了时间。不，没错，已经七点四十分了。
在舞台后面的化妆室里，她被介绍给协会秘书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她微微一笑，和他握了握手。他是个小个子，脸色苍白，缺乏表情。她注意到他的褐色软帽随随便便地歪戴在头上，说话的声音平平淡淡。他手里拿着一张节目单，一边和她谈话，一边把节目单的一端嚼得稀烂。他似乎对失望的事并不觉得沉重。郝勒汉先生每隔几分钟就到化妆室来一次，报告票房的情况。“艺人”们不安地互相交头接耳，不时地看看镜子，把手里的乐谱卷来卷去。将近八点半的时候，大厅里稀稀落落的听众开始要求演出。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走进来，茫然地对室内微笑一下，说道：
“喂，女士们和先生们，我想我们最好现在开始演出。”
基尔尼太太对他极其平板的音调报以轻蔑的一瞥，然后以鼓励的语气对她女儿说：
“准备好了吗，亲爱的？”
她找到个机会，把郝勒汉先生叫到一边，请他说明究竟是怎么回事。郝勒汉先生也不知道。他说委员会安排四场音乐会是犯了个错误：四场太多了。
“还有这些‘艺人’！”基尔尼太太说。“当然他们都在尽最大努力，可实际上他们太差。”
郝勒汉先生承认这些“艺人”不怎么样，但他说委员会决定让前三场任其自然，把精华留在星期六晚上最后一场。基尔尼太太没说什么，但随着平庸的节目一个接一个在舞台上出现，台下原本不多的听众越来越少，她开始后悔自己真不该为这样的音乐会破费。周围的东西使她生厌，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茫然的微笑也使她大为恼火。不过，她并没说话，而是静静地等着看音乐会如何收场。将近十点时音乐会结束，人们匆匆地赶回家去。
星期四晚上的音乐会听众较多，但基尔尼太太很快发现大厅里到处是持免费券的人。这些听众举止不雅，仿佛音乐会成了一场非正式的彩排。菲茨帕特里克先生似乎洋洋自得；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基尔尼太太正在愤怒地注意他的行为。他站在幕布边上，不时露出脑袋，与楼厅角上的两个朋友交换笑脸。那天晚上在音乐会进行当中，基尔尼太太听说星期五的音乐会要被取消，委员会准备竭尽全力确保星期六晚上座无虚席。她一听到这个消息，便到处找郝勒汉先生。正当他拿着一杯柠檬汁一瘸一拐地快步走出来送给一位年轻女士时，她一把抓住他问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的，这事是真的。
“不过，当然，那不会改变合同，”她说。“合同上写的是四场音乐会。”
郝勒汉先生显得很匆忙，建议她找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去谈。这时基尔尼太太开始警觉起来。她把菲茨帕特里克先生从幕布旁叫开，告诉他她女儿签了四场音乐会的合同，因此，按照合同的条款，不论协会是否举办四场音乐会，她女儿都应该得到原定的报酬。菲茨帕特里克先生没有很快抓住问题的关键，看上去好像无法解决这个难题，便说他会把这事提交到委员会讨论。基尔尼太太怒火中烧，气得面颊直颤抖，她极力忍着不使自己发问：
“请问到底谁是‘委员会’？”
她知道那样做不像是有教养的妇人所为，因此她保持了沉默。
星期五一大早，一群群小男孩被派往都柏林主要街道，散发一捆捆传单。各家晚报也都刊登专门的短文或广告，提醒爱好音乐的人别忘了第二天晚上的精彩演出。基尔尼太太宽心了一些，但她觉得还是把自己的疑虑向丈夫讲讲为好。他仔细听她讲完之后说，或许星期六晚上他最好和她一起去。她同意了。她尊重她丈夫，觉得他就像邮政总局那样，是某种伟大、安全、稳定的东西；虽然她知道他的才智有限，但她赞赏他那作为男性的抽象价值。她很高兴他提出陪她同去。她又把自己的计划考虑了一遍。
盛大的音乐会之夜到了。离开演还有三刻钟，基尔尼太太和她丈夫及女儿便来到了安希恩音乐厅。不巧的是这天晚上下雨。基尔尼太太让丈夫照看女儿的衣服和乐谱，自己在音乐厅里到处寻找郝勒汉先生和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她谁都找不到。她问服务员音乐厅里是否有委员会的成员，结果费了半天周折，一个服务员才带来个矮小的名叫贝尔娜小姐的女人。基尔尼太太向她说明她想见一位协会的秘书。贝尔娜小姐说他们随时会来，并问是否她可以帮助做点什么。基尔尼太太审视地看看这张拼命表现出诚实和热情的老气的面孔，然后答道：
“不了，谢谢你！”
小女人希望今晚他们的音乐会满座。她望着外面的雨，直到湿漉漉街道的阴郁感从她扭曲的脸上抹去了诚实和热情。然后她小声叹了口气说：
“唉，真是的！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天晓得。”
基尔尼太太不得不回到化妆室里。
“艺人们”开始进来。男低音和第二男高音已经到了。男低音杜根先生是个瘦高的年轻人，留着稀稀疏疏的黑胡子。他是城里一家公司办公楼清洁工的儿子，小时候，他就在回声响亮的那座办公楼的门厅练唱拖长的低音。虽然家境低贱，但他奋进向上，终于使自己变成了一个第一流的“艺人”。他演出过大型歌剧。一天晚上，一个歌剧“艺人”病了，他曾代替那位“艺人”在皇后剧院演出的《玛丽塔娜》中扮演国王。他的歌声音域宽阔，富于感情，受到顶层楼座听众们的热烈欢迎；然而不幸的是，他缺心少肺地用戴手套的手抹了一两次鼻子，结果破坏了他给听众们的良好印象。他为人谦逊，寡言少语。他说“您”总是说得很轻，轻得几乎让人听不见；而为了保护嗓子，他从不喝比牛奶更烈的东西。次高音贝尔先生是个满头金发的小个子，每年都参加民间艺术节的竞奖比赛。他第四次参加时获得了铜牌。他对其他男高音极端担心而又极端嫉妒，于是便以热情友好的态度来掩饰自己不安的嫉妒心理。他的幽默就是让人知道参加音乐会演出对他是个多么严峻的考验。因此他看见杜根时便走上前去，问道：
“你也来接受考验？”
“是的，”杜根先生说。
贝尔先生冲着他的难兄弟笑笑，伸出手来说：
“握握手吧！”
基尔尼太太从这两个年轻人身边走过，到幕布旁边去看看大厅里的情形。座位正被迅速地坐满，大厅里回荡着欢快的声音。她回到丈夫身边，悄悄地跟他说话。显然他们在谈凯瑟琳，因为两人都不时地看她一眼。凯瑟琳这时正站着与一位民族主义者朋友、女低音希利小姐交谈。一个脸色苍白谁也不认识的女人单独穿过房间。女人们投以敏锐的目光，盯着那裹在一个羸弱躯体上面的褪了色的蓝色衣服。有人说她是女高音格林夫人。
“不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把她挖出来的，”凯瑟琳对希利小姐说。“我肯定从没听说过她。”
希利小姐只好微微一笑。恰在这时，郝勒汉先生一瘸一拐地来到化妆室里，于是两位小姐便向他打听那位陌生的女人是谁。郝勒汉先生说她是从伦敦来的格林夫人。格林夫人站在房间的一角，胸前不自然地捧着一卷乐谱，惊讶的目光不时转换方向。灯影遮住了她褪色的衣服，但也像报复似的陷进了她锁骨后面的骨臼。大厅里的声音越来越响。第一男高音和男中音一起来到。他俩都穿得整整齐齐，坚定而自信，在同伴中显出富有的神态。
基尔尼太太把女儿带给他们，亲切地和他们交谈。她想与他们处好关系，但尽管她极力保持礼貌，眼睛却跟着郝勒汉先生的瘸腿来回移动。她刚一看到机会，便借故告辞，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
“郝勒汉先生，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她说。
他们走到走廊上一个便于说话的地方。基尔尼太太问他她女儿什么时候能得到酬金。郝勒汉先生说这事由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负责。基尔尼太太说她根本不晓得什么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她女儿签的合同是八个几尼，她应该如数得到。郝勒汉先生说他不管这事。
“为什么你不管这事？”基尔尼太太问道。“难道不是你亲自把合同拿给她的？无论怎样，如果你不管这事，我可要管这事，而且决心管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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