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深秋季节一个小阳春的午后，四点刚过。女佣桑德拉从厨房临湖的窗子边走开，嘴巴抿得紧紧的，自中午以来，她已经这样来回地走了不下十五二十次了。这一次，她一边走着，一边心不在焉地把围裙的带子解开又系上，在她那肥大腰身允许的范围内把围裙系带收到了最紧。接着她走回到珐琅桌边上，把自己那穿着一身新制服的身子塞进了斯内尔太太对面的椅子里。斯内尔太太已经做完清洁和熨烫，正照例在走去公共汽车站之前喝一杯茶。斯内尔太太戴着帽子，就是她一直戴的那顶挺有意思的黑色毡帽，不光戴了这一整夏，而且戴了过去整整三个夏天——经历过创历史纪录的高温天，经历过生活的变迁，俯瞰过无数的熨衣板，还有一个又一个的吸尘器。“卡内基”的标签还贴在帽子里，已经旧了（也许可以这么说），但依然坚守阵地。

“我不会再去犯愁了，”桑德拉宣布道，她这样说已经是第五还是第六次了，半是对斯内尔太太说，半是自言自语，“我下了决心，我不会再去犯愁了。有什么用呢？”

“这就对了，”斯内尔太太说，“换了我也不会。我真的不会。把我的包递给我，亲爱的。”

餐具架上放着一只真皮手提包，已经很旧了，但是包里的标签就跟斯内尔太太帽子里的标签一样大名鼎鼎。桑德拉不用起身就拿到了包。她把包递给桌对面的斯内尔太太。斯内尔太太打开包，拿出一盒薄荷烟和一盒斯托克俱乐部的火柴。

斯内尔太太点了一支烟，把茶杯递到唇边，但立即又放回到杯碟里。“这茶要是再不赶紧给我凉了，我就要错过那班公车了。”她望向桑德拉，那一位正愁眉苦脸地瞪着墙上挂着的一排平底铜锅发呆。“别再犯愁了，”斯内尔太太命令道，“犯愁又有啥用呢？要么他会跟他妈讲，要么他不会。就这么回事。犯愁有啥用呢？”

“我不是为这个犯愁，”桑德拉回应道，“我犯什么我也不犯这愁。可话又说回来了，那孩子就这么满屋子悄没声息地跑，真是能把人活活逼疯了。你根本啥也听不见，明白不？我是说没人能听见他的动静，明白不？就那天吧，我正剥着豆子呢——就在这张桌子这儿——我差点儿一脚踩在他手上。他就能那么在桌子底下坐着。”

“嗯。我是不会去犯愁的。”

“我是说在他跟前，你随便说个什么字都得掂量好了，”桑德拉说，“真是把人逼疯了。”

“这茶我还是没法喝，”斯内尔太太说，“……这倒是挺吓人的。随便说个字都得掂量掂量。”

“真是把人逼疯了！我是说真的。我也差不多已经半疯了。”桑德拉习惯性地掸了掸膝盖，仿佛上面落了面包屑似的，一面哼着鼻子说，“才四岁大的孩子！”

“这孩子长得不错，”斯内尔太太说，“那两只咖啡色的大眼睛，还有那什么的。”

桑德拉又哼了一声。“他那鼻子也一准会跟他爸的一个模样。”她拿起杯子，没事儿似的喝了一口。“我真不明白他们整个十月份待在这儿为点啥，”她一百个不乐意地说，一面放下茶杯，“我是说这会儿他们全都半步不往水边去了。女的不下水，男的不下水，小的也不下水。这会儿没人下水。他们甚至连那条倒霉船都不拉出去了。我不明白他们花那么多钱在这上头是为点啥。”

“我就不懂了，你怎么能喝得上那茶。我连一口都没法喝。”

桑德拉苦大仇深地盯着对面的墙。“要是能回城里该多好。我没开玩笑。我真恨这个倒霉地方。”她满是敌意地看了斯内尔太太一眼，“你倒是挺好的，你是全年住在这里。你的熟人也都在这附近。你不在乎。”

“就算烫死我也得喝了。”斯内尔太太说道，眼睛看着电子炉上面的钟。

“如果你遇到这事，你会怎么做？”桑德拉突然问道，“我是说你会怎么办？你说实话。”

这恰恰是斯内尔太太会一把接上的问题，就跟套上一件白鼬皮大衣一样顺溜。她立即放下茶杯。“这个嘛，首先，”她说道，“我是不会去犯愁的。要是我的话，我会另找一份——”

“我没有犯愁。”桑德拉打断她。

“我知道，不过要是我的话，我就会给自己——”

餐厅的转门被推开了，房子的女主人波波·坦纳鲍姆走进厨房。她矮矮的个头，几乎看不见臀部的曲线，二十五岁，硬硬的头发说不上是什么式样或颜色，夹在两只耳朵后面，耳朵倒是极大的。她穿一条齐膝长的牛仔裤，一件黑色高领套头毛衣，脚上穿着袜子和一双平跟船形鞋。波波这个名字有些滑稽，她的人从头到尾也只能说相貌平平，可是——有一些面孔让人恒久难忘，透着超乎寻常的感受力，一小块一小块分开很耐看——在此意义上，她是个绝色女子，独一无二。她径直走到冰箱边上，打开冰箱门。她双腿叉开，两手撑在膝盖上朝里张望，一面透过牙缝不成调地吹着口哨，臀部则配合着有些放肆地左右摆动。桑德拉和斯内尔太太都不作声了。斯内尔太太掐灭香烟，不慌不忙地。

“桑德拉……”

“什么事，太太？”桑德拉警觉地看过去，目光越过斯内尔太太的帽子。

“泡菜都没了吗？我想带一块给他。”

“都给他吃了，”桑德拉精明地回答道，“他昨晚上床前吃掉的。那时就剩两块了。”

“哦。好吧，我去车站的时候再买点。我是想也许能把他从那条船里哄出来。”波波关上冰箱门，走到临湖的窗口向外望去。“我们还要什么东西吗？”她在窗子边问道。

“就是面包。”

“我把你的工钱放在门厅桌上了，斯内尔太太。谢谢你。”

“好的，”斯内尔太太说，“我听说莱昂内尔这算是出走了。”她短促讨好地笑了一声。

“看起来还真是这样。”波波说，双手滑进后裤兜里。

“至少他不是跑到太远的地方。”斯内尔太太说，又发出一声短促的笑声。

波波在窗边稍稍侧过身，这样她就不是完全背对着桌边的两个女人了。“是的。”她说，把几根头发捋到耳朵后面。她纯粹提供信息似的又接着说道：“他从两岁起就经常往外跑，但从来没有太离谱。他跑得最远的一次——至少在城里是这样——是中央公园里的林荫道。离家也就几个街区。他走得最不远的——最近的——是我们家楼房的前门。他在那儿转悠着不走，是要跟他爸爸说声再见。”

桌子边的两个女人都笑了。

“那条林荫道是纽约人去溜冰的地方，”桑德拉周全地告诉斯内尔太太，“小孩大人都去。”

“哦！”斯内尔太太说。

“他只有三岁。就是去年。”波波说道，从牛仔裤的侧兜里拿出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她点了根烟，两个女人都兴致勃勃地看着她，“别提多热闹了。所有的警力都出动去找他。”

“他们找到他啦？”斯内尔太太问道。

“当然找到他了！”桑德拉不屑地说，“你以为呢？”

“那天晚上十一点一刻找到他的，是——我的天，二月中旬吧，我想。公园里一个孩子都没有。只有抢劫犯吧，我猜，还有各色各样的流浪汉。他正坐在乐队演出台的地板上，沿着一道裂缝来回滚一颗弹珠。人冻得半死，看起来——”

“真要命了！”斯内尔太太说，“他干吗要那样呢？我是说他干吗要跑啊？”

波波对着一块窗玻璃吐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烟圈。“那天下午公园里有个孩子不知从哪儿听说了假情报，跑到他跟前说：‘你这个家伙真臭。’至少我们觉得他是因为这个才跑的。我不知道，斯内尔太太。我也是有点儿稀里糊涂的。”

“他这样干有多久了？”斯内尔太太问道，“我是说他这样干有多久了？”

“嗯，两岁半的时候，”波波像在报履历，“他躲在我们公寓地下室的水池底下。在洗衣房里。一个叫内奥米还是什么的——他的一个好朋友——跟他说她的热水瓶里有一条虫子。反正我们能从他那里问出来的就是这些。”波波叹了口气，从窗边走开，香烟上的灰积得长长的。她朝纱门走去。“我要再试一次。”她说，算是跟两个女人道别。

她俩都笑了。

“米尔德里德，”桑德拉对斯内尔太太说，一面仍在笑着，“你要是再不走可就赶不上你的车了。”

波波随手关上了纱门。

她站在房前草坪的小坡上，背上披着傍晚晃眼的斜阳。在她前面大约两百码处，她的儿子莱昂内尔正坐在他父亲那条小船的船尾座上。船是拴着的，主帆和艏三角帆都卸掉了，此刻漂在水上，与码头延伸入水的尽头刚好成一个直角。大约五十英里开外，一块谁丢了或者不要了的滑水板底朝天地浮在水面上，但是湖上看不到一艘游乐船，只有那艘正往利奇码头驶去的县里汽艇的尾部隐约可见。波波发现自己没法把视线固定在莱昂内尔身上，简直难得有些离奇。太阳尽管不是特别热，却格外耀眼，以至于任何稍远些的图像——一个男孩，一条船——看起来几乎都像一根插在水里的木棍，摇曳飘忽，折影的效果。几分钟后，波波放弃了。她以大兵的架势把香烟往地上一扔，然后就朝码头走去。

此时是十月，她的脸已经不会被码头木板反射的热气击中。她一边走一边透过牙缝吹着《肯塔基宝贝》的调子。走到码头尽头，她在右边蹲了下来，膝关节咯咯作响。她低头看着莱昂内尔。他离她不到一支木桨的距离。他没有抬头。

“啊嗬，”波波说，“朋友。海盗。臭狗狗。我回来啦。”

莱昂内尔还是没有抬头，但他看起来像是突然受到召唤，要显示一下他的航海本领。他把那个不起作用的舵柄一把推到右面，然后又立即猛地拉回到自己身边，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船的甲板。

“是我，”波波说，“舰队副司令坦纳鲍姆。娘家本姓格拉斯。我来视察后舵手啦。”

这次有反应了。

“你不是一个舰队副司令。你是个太太。”莱昂内尔说。他说出的句子通常至少有一处不恰当的呼吸停顿，因此他想强调的词的发音常常不是上升，而是下降。对他的声音，波波不仅是倾听着，她似乎也是在观察着。

“谁告诉你的？谁告诉你我不是舰队司令的？”

莱昂内尔答了一声，但是轻得听不见。

“谁？”波波说。

“爸爸。”

波波仍然保持蹲着的姿势，这时伸出左手穿过两腿间的v形空当，撑在码头地板上以保持平衡。“你爸爸是个好人，”她说，“但他可能是我认识的最大的旱鸭子了。进港以后我是位太太，这一点儿也没错——是这样的，但是我真正的天职最初、最终，也永远都是——”

“你不是一个舰队司令。”莱昂内尔说。